10米网线会影响网速吗:郑永年：忽视地方和社会力量 任何顶层设计都会是空中楼阁

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执行，正是今天的中国所最需要的。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巡”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形势则更为严峻。方方面面的或止步不前，要不没有突破口，有些领域甚至出 现倒退现象。社会层面，各种具有意识形态化的多半进口而来的思潮泛起，不仅没有为人们厘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我来说两句】
再谈小平“南巡”
这些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您怎么评价“小平南巡”的正面意义？
郑永年：再过几天就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南巡”无疑是当代中国改革智慧的体现，是我们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再次需要“南巡”那样的改革大 智慧。
未来的历史会告诉人们，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或者“南方讲话”是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里程碑。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关。“南巡 ”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即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
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八十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在意识形态层面，内部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摇摆。在路线不甚明确的情况下，执行必然出 现问题。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很为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进而，意在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推进经济改革。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成为当年的主导思想 ，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基本路线，而且表示一百年不变。
确定了改革路线，那么改革目标如何达到呢？
郑永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中期之 后的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所看到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没有这一过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通过九十年代的改制 ，我们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结构，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在对外经济方面，领导层也在强大的民间的民族主义压 力下，在“狼来了”的惊呼声中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制度上和世界接轨。
中国仍然需要经济改革，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就是要实现这些目标。要确保这一路线的实施，政治是关键。近年来，人们为中国的改革提出了“顶层设计”这个新概念。但实际上 ，这个概念早就存在，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来。邓小平推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中央层面进行，他当时强调“谁不改革谁就下去”。
而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执行，正是今天的中国所最需要的。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巡”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形势则更为严峻。方方面面的或止步不前，要不没有突破口，有些领域 甚至出现倒退现象。社会层面，各种具有意识形态化的多半进口而来的思潮泛起，不仅没有为人们厘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有人说经济改革伴随着社会改革，那社会改革是不是没有同步呢？
郑永年：社会改革在政策层面已经进行了多年，不能说没有做，能做的也做了，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需要重大的突破。尽管我们提出了包括 “小康社 会”、“全面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目标，但需要把这些整合成一揽子政策，就象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政治路线一样。没有改革的共 识，哪会有改革的执行力。
经济改革方面，也类似于“南巡”前出现的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 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严重失衡。这一切的核心问题就是很多年来的国有企业大扩张。九十年代中期，在“抓大放小”策略的引导 下，中小型国有企业被民营化或者说中国式的私有化，而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得到整合而成为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也收缩战线，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而集中在那些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同时， 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成功，主要是企业化和法人化。但是，此后，国有企业在改制方面没有进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企业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而垄断市场 。再者，企业发展已经走偏了方向。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造成“国进民退”的现象。在亚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和香港都是通过政府对私 营企业的大力支持而壮大产业，而新加坡尽管也有庞大的国有企业，但是国企是高度企业化和市场化的。中国在这方面和这些经济体区别开来，因为支持的是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成 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在美国，如果市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失去对市场的规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 危机必然出在国有企业。
经济改革中难免会出现利益群体，那么，是不是可以缩小他们的利益？
郑永年：“南巡”之后的经济空间扩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市场经济的被合法化给中国社会创造了无限的经济空间。这样，整个中国社会就面临一种选择：政治空间小并且风 险极高，经济空间大并且利益极大。在这样一种选择面前，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即进入经济领域。选择退出政治的不仅仅是原先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社会群体，更包括很大一部分原来生活在体 制内的党政官员，他们以“下海”的方式进入了经济领域。政治理想主义的激情很快被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取代。中国很快从一个意识形态型的社会转型成为利益导向型社会。
此后的二十多年间里，整个中国社会便步入了一个人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时代。随着经济空间的大扩张，各个社会群体纷纷在物质世界领域里追求和满足自身的需求。各个社会群体不可能在经济扩 张过程中取得同样多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不过，人们忙于追求物质利益，并且也的确多少能够追求到物质利益，很多社会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被忽略过去。
那么，现在的情形又如何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二十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原来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生活得不舒适甚至不安全的时候，就自 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今天，对每一社会群体来说，理想主义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形态，使得其能够符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说，现在的理想主义已经不是八十年代 的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不同社会阶层的理想主义所体现出来的变革观又是什么样的？
郑永年：权势阶层构成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他们极其保守，其理想是要把自身的利益永恒化。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想变革。有人说，他们想用“中国模式”的概念 把目前的利益格局固化，并被没有道理。不过，这个群体并没有牢靠的安全感，心里很不踏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在中国社会拥有显赫的地位和巨额的财富，但在全世界到处寻找他们认为是安全的地 方，随时准备“退出”中国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需要通过变革来巩固已有的利益。要变革，这个阶层当然需要“思想”。他们的不安全感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是缺乏“思想”来论证其 所拥有的权势的合法性。合法性的缺失使得他们经常成为社会的“弃儿”。
中国社会近年来越来越盛行的“仇官”、“仇富”心态使得他们深切感受到自己随时会被社会所抛弃。要追求其合法性，但自己又缺失思考能力，这个阶层经常毫不犹豫地从其它任何地方、从其 他任何社会群体中借用一切对他们有用的思想意识。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他们不相信任何主义，但可以包容一切对他们有用的主义。就是说，权势阶层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主义”是百花齐放的 ，各种“主义”之间没有任何整合性。
现在，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中产阶级一方面人数还少，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并没有坚实的制度基础。对这个阶层来说，理想就是稳定、发展、不折腾。法治和法制无论是保持财产还是保 护他们的人身安全来说都非常重要。今天，他们对这些年的法制倒退忧心忡忡，不少有条件的人已经选择“退出”，即移民海外。从意识形态的光谱来说，这个阶层也处于中间地带，既不喜欢左，也不 喜欢右。从长远来说，他们应当也必须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避免中国社会受来自左右的激进思想的影响和冲击。但在目前来说，中国并没有发展出代表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未来有 些自己的思考，但成不了主流意识。同时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发展中的中坚力量，思想界能形成集中力量吗？
郑永年：知识分子群体非常复杂，很难成为一个阶层。在思想意识层面，这个复杂群体是今天中国最分化的。他们的大部分已经为权势阶层所吸纳，成为了典型的利益知识分 子。也就是说，他们的物质利益的来源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意识，也决定了他们的理想。
中国的草根阶层人数众多，仍然没有自己的主体思想。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处于对社会的愤怒状态。他们的愤怒经常被其它各种激进的思想所利用。他们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不断发出愤怒的声 音，但方向极其不明确。尽管如此，草根阶层思想意识的崛起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发展。草根群体中已经出现一些不乏理性和切合实际的思维。他们接近中国社会，或者处于社会的最底端，因此了 解中国社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无论左右，都很难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他们开始远离传统理想主义争取，而转向了争取和自己切身相关的社会权力。于是乎，他们开始关心身边所发生的一 切事情，空气、交通、医疗、教育、住房、社区等等都包括在内。一句话，他们放弃了传统的理想主义所追求的抽象的正义和公平，抽象的民主和自由，而转而追求可以触摸得到得事物。当然，这并不 是说，他们并不想得到政治权利，而是意识到权利的获取是一个长期的和渐进的过程。
与八十年代一样，一边是社会政治理想主义的兴起，另一边则是每况愈下的党政官员的腐败。所不同的是，现在的腐败规模不是八十年代所能相比的。八十年代的腐败集中在价格双轨制下的“官 倒”，规模并不大。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仍然很低，腐败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政府合法性的流失。不过，现在的一些官员一腐败就是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腐败造成的危害谁都很清 楚。
看到中国今天的发展，很多人争议要不要再一次南巡，您怎么看？
郑永年：中国社会又一个回归，回归到需要改革，但前途又渺茫的时期。因此，中国需要再一次“南巡”。今天中国社会的民怨大多是因为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从计划经济 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已经解体，同时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而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建立。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对中 国社会制度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非常之少，并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这些服务也不是公平分配的 。现在一些人把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其所提供的服务描述得非常公平，非常好，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这种怀旧感主要是基于一种道德判断而非历史事实。
经济改革如何再找到出发点？
郑永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明 ，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很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西方的压力，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西方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 义。中国尽管不喜欢，但这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控制范围。每当面临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感到力不从心。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的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成问题的。
走出这一困局的唯一途径在于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依靠内部的动力来达到可持续发展。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 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 钱、上学需要钱。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的可持续，地方和社会的动力非常重要。一旦忽视地方和社会力量，任何形式的顶层设计会是空中楼阁。
这一轮的改革动力从何而来？
郑永年：首先就要从中央地方关系中寻找。这几乎是中国改革的定律。中国的改革往往首先从地方开始的，在各个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 为国家政策，推广到全国的。这些年来，地方各方面的改革试验也一直在进行，包括浙江的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模式；广东的外向型企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模式；重庆的国家动员模式；江苏的 公推直选等等。这些地方的领导层面对现实各自寻找着适合自己情况的改革和发展模式。
在很多年里，中国曾经流行“红色旅游”，从源头来寻找灵魂，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面向过去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必须是面向现实，面向社会，面向未来。如果不想被革命，那么惟有改 革。邓小平的“南巡”就是这样做的，就是要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寻找改革目标，寻找改革动力。在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的今天，人们期待着再次寻找到改革灵魂，再次杀出一条血路，把中国的 改革事业推到下一个阶段，以实现我们伟大的目标。（整理/孟先亮）
（郑永年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