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网络安全密钥不匹配:维稳成本为何这么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1:48:43
近日,《财经》杂志刊登《公共安全账单》一文,披露了中国式维稳的一些经费现状:据财政预算,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略高于国防支出预算的6011.56亿元。有媒体指出,这是中国的公共安全预算首次超过国防预算。
虽然报道告诉我们,属于公共安全范畴的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政权职责所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熟悉“中国国情”的人们都知道,中国式维稳有它自己的特色:
一是在很多问题上,由于发展经济至上,无论是在环境保护还是征地、拆迁等问题上,一些地方政府本身即为利益相关方,难以“超然物外”,导致维稳成本越来越高,不“稳定”局面却日趋恶化和复杂。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0.87万起群体性事件,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2008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及激烈程度都超过以往。
二是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地方公安、检察院、法院都受制于地方党政,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使社会矛盾缺乏就地、及时解决的机制,导致问题越积越多,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自然也越来越高。
三是维稳经费支出数目巨大,而且维稳支出还是窄口径的,并不能完全涵盖直接或间接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费用。比如公共安全所涉部门支出的其他内容——以公安部为例,包括外交、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等；各级政法委、国家和地方信访部门亦承担部分维稳重任,但其预算目前列入一般公共服务大类下,无明细账目；地方专项经费和专项基金,可能列入公检法司等部门预算,亦有可能列入政法委、宣传部、信访局等党政部门项,还可能涵盖进一些民生工程之中。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五花八门,国家有关部门连统计都不可能统计清楚,更别说心中有底。
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地掌握维稳经费的真实数据,但是我们可以见微知著地从一些小细节中看到,当前这么一种缺乏独立权威的仲裁机制的、地方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百姓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中国式维稳方式,似乎已经走到了某个临界点上,这就是:一些地方的维稳经费已经出现紧张局面,以往维稳机构很“大方”地解决上访人员吃住交通旅行费用,如今开始倒过来向上索取维稳费用。有例可证,长沙人沈佑斌不仅要承受因上访而遭受的牢狱之灾,还要分担地方政府因截访产生的花费。显然,这样的维稳只不过是用强大的强制性力量把人死死摁住,一旦时机成熟,必然引发更多更大规模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这个临界点意味着: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对现有的而且仍在不断增长的维稳经费无力承受；而老百姓也已经对所有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的维稳方式忍耐到了极限!
一些研究者认为,当下一些维稳经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额外支出。比如为了拦截一个上访群众需要花费上万元,这笔支出如果用于解决上访群众的问题,不仅可节约纳税人的费用,也可使上访者免受其他损失和灾祸。执着上访者往往是以“钉子户”面目出现,地方政府想的是“有样学样”,但解决了“钉子户”的问题,其他问题是否也应该一视同仁?
因此,问题并不仅仅是地方政府不会算账,也不仅仅是公安、法院能否不受干扰地独立、公正执法和审判,而是当前的土地制度、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方式和政府职能,使一些地方政府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根据宪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现有的征地制度,被征地农民得到的是补偿费,而不是按市场价格的正常交易,无论是地方政府为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征地,还是地方政府为开发房地产、招商引资征地,给农民的补偿都不是价格。这个“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出在上面”的根本性问题不解决,维稳压力依然巨大。
虽然报道告诉我们,属于公共安全范畴的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政权职责所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熟悉“中国国情”的人们都知道,中国式维稳有它自己的特色:
一是在很多问题上,由于发展经济至上,无论是在环境保护还是征地、拆迁等问题上,一些地方政府本身即为利益相关方,难以“超然物外”,导致维稳成本越来越高,不“稳定”局面却日趋恶化和复杂。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0.87万起群体性事件,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2008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及激烈程度都超过以往。
二是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地方公安、检察院、法院都受制于地方党政,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使社会矛盾缺乏就地、及时解决的机制,导致问题越积越多,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自然也越来越高。
三是维稳经费支出数目巨大,而且维稳支出还是窄口径的,并不能完全涵盖直接或间接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费用。比如公共安全所涉部门支出的其他内容——以公安部为例,包括外交、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等；各级政法委、国家和地方信访部门亦承担部分维稳重任,但其预算目前列入一般公共服务大类下,无明细账目；地方专项经费和专项基金,可能列入公检法司等部门预算,亦有可能列入政法委、宣传部、信访局等党政部门项,还可能涵盖进一些民生工程之中。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五花八门,国家有关部门连统计都不可能统计清楚,更别说心中有底。
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地掌握维稳经费的真实数据,但是我们可以见微知著地从一些小细节中看到,当前这么一种缺乏独立权威的仲裁机制的、地方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百姓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中国式维稳方式,似乎已经走到了某个临界点上,这就是:一些地方的维稳经费已经出现紧张局面,以往维稳机构很“大方”地解决上访人员吃住交通旅行费用,如今开始倒过来向上索取维稳费用。有例可证,长沙人沈佑斌不仅要承受因上访而遭受的牢狱之灾,还要分担地方政府因截访产生的花费。显然,这样的维稳只不过是用强大的强制性力量把人死死摁住,一旦时机成熟,必然引发更多更大规模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这个临界点意味着: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对现有的而且仍在不断增长的维稳经费无力承受；而老百姓也已经对所有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的维稳方式忍耐到了极限!
一些研究者认为,当下一些维稳经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额外支出。比如为了拦截一个上访群众需要花费上万元,这笔支出如果用于解决上访群众的问题,不仅可节约纳税人的费用,也可使上访者免受其他损失和灾祸。执着上访者往往是以“钉子户”面目出现,地方政府想的是“有样学样”,但解决了“钉子户”的问题,其他问题是否也应该一视同仁?
因此,问题并不仅仅是地方政府不会算账,也不仅仅是公安、法院能否不受干扰地独立、公正执法和审判,而是当前的土地制度、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方式和政府职能,使一些地方政府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根据宪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现有的征地制度,被征地农民得到的是补偿费,而不是按市场价格的正常交易,无论是地方政府为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征地,还是地方政府为开发房地产、招商引资征地,给农民的补偿都不是价格。这个“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出在上面”的根本性问题不解决,维稳压力依然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