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翼飞youngwifi:美国逼近对中欧战略摊牌时刻 张庭宾

中国经济探大底已难避免

世界经济两大难题：美国与中国（下篇）

       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扩大至1%后，人民币会贬值还是升值？

    接下来一个市场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人民币会升值还是贬值？这首先要排除一个技术性问题，即如果市场抛出人民币兑美元，央行不能强行调高次日中间价，否则央行仍额外付出更大代价给热钱。

    对于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长期升值或贬值，主要看三个因素：1，人民币内在价值，中国经济的内在竞争力；2，美元内在价值，美国经济内在竞争力；3，重大突发事件导致中国或美国一方无法承受，产生“断电”式的币值大跌。

    在上周本专栏《世界经济两大难题：美国与中国》一文中，笔者着重分析了美元难题，即高达7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其中利率衍生品接近一半，如果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长期超过4%，则很可能导致利率衍生品泡沫的破灭，甚至引发美元体系的崩溃。为压制国债收益率上涨，美联储直接印钞购买美国国债，但其副作用——通货膨胀会推高利率会威胁衍生品，美元贬值又威胁上百万亿美元规模的外汇衍生品泡沫。而通过发动对伊朗战争又会威胁执政的民主党奥巴马政权的总统大选，因此格外纠结。

    在美国纠结决策彷徨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或贬值，主要取决于中国。自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31%。然而在国内，从货币发行层面上，人民币因上万亿美元热钱流入增发基础货币，因18万亿人民币救市的信贷透支而贬值；其内在价值，因国际原材料增加、土地房价涨价、劳动力涨价、食品涨价等原因，相同单位的人民币购买力大大下降，尤其是因为房价大涨，人民币的房价购买力贬值约达三分之二。

    中国经济的动力机制——“三驾马车”同期也盛极而衰。外需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上涨、劳动力及房价上涨、欧美贸易保护升级，加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已经由高峰时的10.1%下降到今年一季度接近0；就投资而言，2008年4季度以来的中央4万亿元，带动全国18万亿的投资规模空前绝后，中央到地方负债水平达到极限，加上楼市调控土地财政锐减，必定不断萎缩；而过去30年来，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外贸依赖型经济，均是以牺牲居民消费为代价的，故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由1977年的63%一路下降到现在的35%。

    更麻烦的是不断恶化的财富再分配。在中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之间，财富再分配以购买巨量美国债券（仅美国国债最高峰达1.3万亿美元）、廉价商品出口、变相税收转移等方式对外倾斜；在政府和民间之间，以高政府税收，高投资，高消费等形式向政府倾斜；在金融和制造业中，以金融垄断高收费高利差向金融倾斜；在上游国企资源垄断和下游民营经济间向上游倾斜……这些财富再分配的失衡迄今仍未得到有力扭转。

    特别严重的是，因2008年的股灾和此后股市的持续低迷，国际热钱和内部人通过A股超级过山车，完成了对百姓现金储蓄的一次大转移；人民币升值以来，特别是2008年底以来的楼市暴涨，不仅将百姓的最大宗财富积累套牢在楼市泡沫顶峰，更将未来一二十年的劳动收入预期也透支了。这均对国内消费釜底抽薪。

    本质而言，过去30年来的发展，走了一条先易后难，先甜后苦，有水快流，由既得利益者推动的道路。一个最典型现象是，中国诸多的法律法规由政府部委所起草，与成熟国家法规由议会专门委员会起草大不相同。试想，政府部委怎可能限制自己权益扩张呢？这必然形成政府既得利益不断扩张，不断推卸社会公共责任，政府官员权钱交易的空间不断扩张的弊病。

    这一现实逻辑的演进难免不断透支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劳动者体力健康，透支环境资源，透支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透支政府信用，透支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它们都折射为透支人民币的内在价值。这使得中国经济这两年探大底已经悬念不大。

    探底并不可怕，死地也不可怕。探底孕育反转，死地倒逼后生，最可怕的是置之死地仍然得过且过，置之死地而终于后死。现在的中国缺的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出路，更缺乏改革攻坚，自我革命、社会进步、文明升级的非凡决心，最缺乏的是决策者拔擢智者，群策群力的坚定意志。

    就思路和出路而言，这虽然是一个庞大艰巨的系统工程，然究其根本，就是两个基本原则，它均存在于宪法和党章中，关键是怎样理解和落实：

    一是在经济层面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是官，市场经济是民，社会主义是官僚利益，市场经济是官员的创收工具。而应该是，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都应该交给市场，市场所不能解决的社会责任由政府承担。

    二是在政治层面上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基本前提是人大代表由人民直接选举，人代会有权选举和罢免政府官员（虽然这需要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从村长直选到镇长乃至县长直选，人代会有权对县及以下政府定编定职能定费用，官员的乌纱握在人民手中，政府真正对人代会负责是人民民主的必由之路。以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的中央集权是必须的，这不仅是在当前国际大国博弈空前激烈下捍卫国家民族人民利益所必不可少，更是避免政权被极少数金融寡头和大资本家掌控的根本保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民主的关系上，后者是前者的政治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公”“私”界限分明，层次清晰，各归其位，各司其责和良性互动，以社会公众幸福最大化为目标，鼓励真实财富创造和合理分配财富，进而从经济上巩固和支撑后者的政治合法性。如果没有人民民主的保障，市场经济难免变异为权贵资本主义，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保障，市场经济难免变异为金融寡头资本主义。

    对此认识不易做到更难，需要倒逼机制，也需要试错探索，近几年的一些变故，使我们愈发认识到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等四项基本原则100年不动摇，“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民主得到真正落实之前，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不可能得到再造，人民币贬值难以避免，除非美元突发全面崩溃危机。对此，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作者为资深财经评论员，联系邮箱ztb6006@sina.com） 

 中日钓鱼岛战争恐难避免

       中国利率市场化决心颇大 

    博主按：此文原首发于2012年7月8日的内部会员制《中华元战略报告：全球战争风险分析》之“环球政经透视”专栏，此是首次对公众发表。

                        张庭宾

    7月5日，央行再次非对称降息彰显当局对利率市场化改革闯关的决心。

    此次非对称降息在本人意料之中，在7月5日的《中华元钢铁周报》的一周焦点中，笔者写到：“6月份CPI同比向下跌破3%，几成定局，创下28个月来的新低。这为货币政策留出了降息空间，即近期央行再次降息当在情理之中。加上有可能继续实施非对称降息——进一步实施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对于储户和工商业是重大利好，然而对银行业是一个巨大挑战，因为原来有保障的存贷利差取消后，银行业也就失去了最安全稳定的一块收入，银行竞争吸储抬高存款利率，银行对优质企业争相贷款压低贷款利率，这将迫使银行转向私人银行、自营投资等较高收益和较高风险项目。

    从其它国家和地区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总会带来一次银行业的洗牌。香港1995年利率市场化后，至2011年，银行总数由185家减少到145家；美国自1980年开始存款利率市场化，6年中导致了1000多家，资产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存贷机构倒闭，政府和国民损失1500亿美元。商业银行总数由1980年的约1.44万家减少到1998年的8697家，可以说是一场不太成功的市场化。

    一次成功的利率市场化需要三个条件：1，经济减速，工商业难以生存，银行业利差暴利引发众怒；2，居民存款负利率严重；3，利率市场化期间，CPI呈下降趋势，在非对称降息中市场化较为理想，否则贷款企业因利率上升而归罪于利率市场化。其核心关键是，利率市场化在扩大工商业盈利空间的同时，不能导致银行利润收缩太快而大规模倒逼。

    本质而言，利率市场化是储户与银行业的财富再分配；也是贷款企业与银行间的财富再分配；原来银行业在两端的财富再分配中均占优势，市场化后则是两端都是自由博弈。总体上有利于储户和贷款企业；在储户中有利于大资金储户；在贷款中有利于优质企业。它会促使资源得到更高效的配置。

    中国经济探大底和居民存款负利率是此次利率市场化的倒逼而来的动力所在，这是中国自身可以把握的。幸运的是，此次利率市场化启动的时候，恰逢国际原油价格大跌，粮食价格下跌，CPI一路走低，央行连续两次非对称降息，让储户很快尝到正利率的甜头，而工商业也明显感到贷款成本下降较大。

    国际原油和粮食价格下跌，却非是中国调控当局所能决定的，它本来操控在美元势力手中，然美国在对外多重两难目标的艰难抉择中，选择了对中国有利的目标。

    当今美国的对外战略竞争中正呈现多重两难：1，击溃欧元还是解决伊朗难题优先？由于欧元区对中东的石油依赖度低于美国，如果对伊朗开战，美国不仅要承担战争成本，还要承担高油价成本，而欧盟会躲在美国身后喘息，这将有利于欧元绝处逢生；2，对中俄战略联盟，是打压俄罗斯优先，还是遏制中国优先，如果打压中国，则推高石油和粮食价格，导致中国CPI大涨，但这将有利于俄罗斯。

    今年年初，美国决策层或许一度倾向于解决伊朗和遏制中国优先，但最近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将欧元和俄罗斯作为优先博弈目标，在欧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美元势力试图再接再厉，最后迫使欧元解体，这可以解决了美联储背后金融寡头的心腹大患；同时，或许在美国人看来，中俄战略联盟的核心是普京，要让普京服软，就要打压原油价格，如果油价跌倒60美元/桶以下，普京就没有筹码来抗衡美国，俄罗斯内乱就比较容易；同时，如果石油价格跌破80美元/桶，中国仍不出手大量购买石油，为俄罗斯托底，则中俄战略盟友关系难免破裂。

    这可以给美国为何屡屡避免推出QE3以合理解释——保持美元流动性相对紧缩，打压欧元、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当然避免过高的通胀率，保持美元相对强势，也是美国维持巨量利率衍生品和外汇衍生品泡沫不破灭的前提。

    这就给了中国一个难得的机遇期：1，廉价大规模购买石油、粮食和黄金等大宗商品；2，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出现了一个难得的闯关窗口；3，鉴于美元势力将欧元作为主攻目标，人民币国际化也出现了一个机遇期。虽然仍难以评估人民币国际化闯关风险有多大，但这是一个风险相对较小的时期。

    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机遇窗口期不会太长。现在全球大国战略博弈的动态性很强，如果出现了下述三种情况，美国的战略优先目标仍可能转向中国：1，在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揭晓后，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或者新总统上任后，对中国更加强硬；2，德国同意欧洲央行实施量化宽松QE，直接印刷欧元买危机国债券；3，中国大量购买石油力保国际原油价格在80美元之上。那样，美国又会将战略的主要矛头对准中国。

    以上三种情况都有出现的可能：1，中国须力保油价不跌破80美元（6月28日，美原油价格跌破80美元后，一天大涨9.1%颇耐人寻味），否则俄罗斯会认为中国缺乏相互支持的诚意，中俄战略盟友关系如解体，则中国或俄罗斯都无法单独对抗美国；2，在欧元分崩离析前的最后关头，德国不排除同意欧洲央行实施QE，这样欧元有获得2-3年时间，而美联储将被迫QE3，全球石油粮价暴涨；3，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或新总统上任，美国将度过政治摇摆期，重拾对华鹰派路线。

    如果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中国，进而转嫁危机，可能有如下几个方法：1，与中国展开大规模贸易战，不过鉴于大量美国在华企业可能受到报复，不会轻易出手；2，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抬高国际石油和粮食价格，这就要看中美谁承受通胀的能力更强。不过肯定美国也会难过，这会让其难以决断；3，美国与中国发生直接或代理人战争。直接战争很容易演化为世界大战，这个代价更大；如果能够怂恿代理人战争，美国更愿意隔岸观火，坐收渔人之利。越南和菲律宾军事实力太弱，唯有日本具备堪与中国抗衡的海空军实力，是美国理想的代理人。可以想象美国一开始会誓言与日本共进退，但一旦开战就难说了。

    遗憾的是，一些日本右翼政治家却很容易被请君入瓮（这也与日本“武士道”传统的偏执性有关，由于日本年轻人现在精神普遍萎靡，日本最后一代拥有“武士道”血性的老人们，有可能决心为日本的大国梦做最后一搏）甘冒巨大风险而主动升级钓鱼岛争端，甚至在上天的严厉警告——日本大地震核危机之后，仍缺乏冷静理性的态度，这使未来围绕钓鱼岛而升级的冲突将成为东亚的主要风险。

    对于投资者而言，接下来的2012和2013，仍然是变化莫测动荡不堪的时期，对于国家决策者而言，做最坏的打算，向最好的方向努力，是一种理性成熟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还是稳健点好。（作者为中华元智库创办人，联系邮箱ztb6006@sina.com，联系电话：010-88556989 王助理）

相关昔日文章：2010年5月30日

          不能小觑“朝韩热战”影响中国

　           在韩国“天安舰”事件上，中国人存在战略“盲点”吗？

                                      张庭宾

　　在判断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趋势时，人们常出现战略性盲点，盲点是因为想当然的漠视——比如“如此强大的华尔街是不可能雪崩的”——它让人们忽视了20年金融衍生品泡沫的盛极而衰，40年来美元纸币泡沫的物极必反。

　　人们一般不承认事前的盲点，总会事后找台阶下——这是“黑天鹅”。但损失已无可挽回。现在的中国决策者，包括金融投资领袖会不会出现一个盲点——和平是自然延续的，战争是遥不可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中国人普遍沉浸在这种和煦和平中。台海两岸中国人的和解，使得1996年以来的危机阴霾日益消散；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与中国、俄罗斯达成了妥协，美国人得了制裁的“面子”，而中俄得到了在伊朗既得利益的“里子”，波斯湾的导火索似乎都熄灭了，何况其他地方。

　　中国人似乎有理由相信和平。中美第二轮战略对话刚在北京盛大召开，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几乎将整个内阁都带来了，100多人的代表团令世界惊讶，双方的融洽氛围似乎让前几个月的强硬碰撞瞬间消失；奥巴马积极推动大国的核透明和核裁军，真想让诺贝尔和平奖名至实归的样子；在5月27日公布的奥巴马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小布什的“先发制人”被删去，明确提出了以外交手段作为优先解决国际争端的方针……

　　在这种大背景下，朝韩“天安舰事件”似乎只是朝鲜族内部的一个小摩擦，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现在几乎没有人认为，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的变化，可能会引发东北亚的一场危机，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乃至重大冲击。

　　中国的经济战略环境真的安全和平吗？这是一个应该质疑的问题。在奥巴马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奥巴马向中东伸出橄榄枝，在奥巴马倡导核裁军这些和平姿态之下，是美国正将其主要军事战略力量不断向中国周边集中。

　　在2009年12月10日奥巴马领取和平奖之前，他刚刚宣布向阿富汗增兵，他不可能不知道，要在阿富汗的崇山峻岭中彻底消灭恐怖分子，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增兵另有目的，这从英美要求中国对其军队开放新疆至阿富汗的瓦罕走廊中可窥一斑，增兵阿富汗，本意是在中国的西部建立美军战略基地，威慑中国，并在中俄战略结合部楔入坚硬的钉子。

　　与此同时，美国海空军的主力正不断从世界各地迁徙向西太平洋，向中国的沿海集中，美国最先进的F22战机源源不断进驻西太平洋的基地，这里已成为这种第四代战机最集中的地区，超过半数的最先进核潜艇也游弋在西太平洋海底。也就是说，从奥巴马上任后的短短一年半时间，美国已经把它海空军约一半的精锐力量布局在了中国的周边。这还不包括其盟友日本的军事力量。

　　奥巴马政府的战略目的已经昭然——战略遏制重心已经由小布什时代的波斯湾转移向了中国，用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包围中国，而通过核武器透明化，遏制中国战略核威慑力量的扩张，消除中国的核反击能力。进而通过军事上的威慑逼迫中国按照美国的利益进行金融、经济乃至政治的演变。

　　当“天安舰”事件恰巧发生在这个逻辑清晰的战略脉络上，它还一定是个偶发事件吗？还一定是朝鲜某个莽撞潜艇长的一时冲动吗？至少，客观上这是一个在美国需要的合适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对美国最有利，对中国最不利。

　　对于“天安舰事件”的真相来说，证据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中美两个大国在东亚的战略博弈来说，证据却没多大意义。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美国绝不允许另一个能够取代它在东亚决定地位的大国出现。为此，它会不惜武力威胁。

　　当中国经济金融界人士讨论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会将其与1997年前后的台海政治军事危机分开讨论。其实，这两者间何尝不是互动影响的呢？因为金融游资对战争是最敏感的，它们在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总是逃得最快。另外，楼市也最怕战争，它可以瞬间使亿万豪宅变成废墟瓦砾。

　　这是杞人忧天吗？未必，在试图利用内部民族矛盾分裂中国失败后，从外部直接施加军事威胁，先内而后外，先间接而后直接，先经济金融后社会军事，这符合不容挑战的霸主逻辑。需要提醒的是，民主党政府并非善男信女。在前一任克林顿时期，美军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也曾发生南海撞机事件。中国在美国的强大军事压力下不得不屈服，基本按照美国的标准加入了WTO。

　　十年之后，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突飞猛进，已经具备了常规武器一战的实力，并已经具备了用核武器玉石俱焚的资格。中国还会选择屈服吗？1999年的一幕会不会重现？会有另一次9?11事件转移中国压力吗？

　　没有肯定答案，中华元战略能做的，是助您消除一个战略盲点，剖析一个潜在的财富黑洞，如能引起您的警惕，我们就足以欣慰了。

　　但愿我们是杞人忧天。然而，做最坏打算，向最好努力，何尝不是真正决策领袖的成熟思维呢？(此文原发于2010年5月30日《中华元战略报告》)

中俄应结陆权同盟抗衡海洋霸权
       2013-03-21 07:23

                           张庭宾  余云辉

博主按：此文为本人在2012年12月28日北京举行的“首届国际能源政治论坛——暨中国—俄罗斯—中亚—里海国家油气合作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值此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国家主席首次出访，首站出访俄罗斯之际，在本博客公开发表。

自2012年初美国宣布“重返亚太”的新军事战略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压力骤然上升，面对美国联合诸多海权国家形成的遏制包围圈，中国该采取怎样的针对性的战略呢？

我们认为，面对海洋霸权的挤压，亚欧陆权大国应当更紧密团结，中国和俄罗斯应当承担历史责任，领导欧亚陆权国家联盟崛起，以捍卫自身的正当合理的区域和国家利益。

众所周知，地球是由陆地和海洋组成的，因此相应地产生了两种基本的控制权——海洋控制权和陆地控制权。在陆地控制权中，亚欧大陆的控制权至关重要，亚欧大陆约占到地球全部陆地总面积的40%，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额的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75%左右也在欧亚大陆。

在16世纪以前，世界贸易主要依靠亚欧大陆“丝绸之路”等的陆路交通，由于商品贸易的互通有无，利益共享，中亚、西亚因此曾十分繁荣富庶，阿拉伯半岛乃至长期成为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

然而，自麦哲伦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环球海洋航行后，海权开始崛起。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海权霸主国家，赢得了对陆权国家的压倒性优势，并曾在亚洲、美洲和非洲建立了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类文明进入了由海权国家主导，海权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时代。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400多年中，陆权全面衰落，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海权霸权国家的不断挤压，陆权国家不得不被动接受由海权国家利益主导的全球政治、军事、经济、金融、货币和文化秩
序。某些海洋霸权国家甚至有意对陆权国家进行分化瓦解，故意制造遗留性领土争端，破坏陆权国家的团结，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进入21世纪后，这种局面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即“陆权”重新崛起的条件正在成熟。原因如下：1，进入21世纪，欧亚大陆的意识形态壁垒基本消解，各个国家的边境已基本界定清晰，加之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的不断沟通交流，亚欧大陆地缘政治壁垒大幅降低；2，随着陆路交通技术的显著进步，特别是中国高铁技术的成熟，可以使亚欧大陆陆路运输效率大幅提高，成本大幅降低；3，随着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及海盗猖獗，海运成本大幅上升，安全性下降。4，世界海洋运输要道上的政治军事隐形风险增加，海洋运输安全的隐患大增。

当前，阻碍陆权国家集团崛起的有两大因素：一是欧亚各国对于陆权的巨大共同利益认识仍不够清晰，缺乏足够的战略远见和魄力来推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海权国家对其势力范围非常清晰，绝不允许陆权国家来分享。2011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解体，其客观结果是海权国家彻底清除了陆权大国在利比亚的影响力，俄罗斯和中国都蒙受了重大损失。这对陆权国家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当前叙利亚争端的本质，也是海权国家在挤压俄罗斯的海洋生存空间。

二是海洋霸权国家——美国在客观上制造和放任阿富汗的战乱。2001年10月，美国和北约以反恐维护和平为借口入侵阿富汗，迄今11年过去了，世人不禁要问：美国和北约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组织，为什么竟然11年不能还阿富汗以和平和安全？美军进不能平乱，退不愿撤军，是不是有意在阿富汗维持战乱状态？这不仅实际妨碍了阿富汗人民自觉、民主地追求和平、安全、繁荣、幸福的权力；也严重阻碍了亚欧陆路交通体系的打通，遏制了欧亚大陆，特别是中亚地区各国的经济贸易繁荣。它已成为了亚欧陆权国家扩张共同生存发展空间的巨大障碍。

为了保障欧亚大陆陆路交通的自由和畅通，为了欧亚大陆各国人民共同的权力和福祉，中国和俄罗斯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承担起应尽的大国责任，结成全面战略盟友关系，团结欧亚大陆各陆权国家，形成一种能够制衡海洋霸权的强大力量，进而给世界人民带来更加公平、正义、民主和均衡的世界新秩序。

我们认为，在此目标和方向下，中俄两国应团结欧亚大陆各陆权国家做好以下工作：

1，         俄罗斯和中国两国应结为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盟国关系，成为对方的首要外交关系。两国同盟应成为陆权国家集团的主要领导力量。中俄应当向美国学习，美国如此强大，还需要与英国、日本等国家结成长期战略盟友关系，中国和俄罗斯各自的综合实力远不如美国，单个力量很容易被海洋霸权势力所击溃或压服，前苏联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结盟呢？

2，        把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成维护欧亚大陆安全、稳定、和平与繁荣的国家联盟，将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国家吸收到上海合作组织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