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东山linux第一期:工资的历史

               民国时期中国工人的工资比今天高得多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8年5月8日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 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60年代对于“高薪阶层”的调查报告

    作者：陈明远

　多年来我从事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近10年出版了4部著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才材财》、《何以为生》；去年着手进行修订、补充、重写。

　　这期间，发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份参考文件《对于“高薪阶层”的调查报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可看出当时有关方面认为我国出现了一个收入过高的富裕阶层。引起上级领导重视。

　　时过40年以后，我将这些史料作为学术研究的第一手原始文献，回顾、反思，这真是一份难得的历史真相概述啊！由此具体生动地描绘了40多年前我国社会生活中“高薪阶层”的收入和生活状况；用来跟今天相比，更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引发人们深入认真思考。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的青少年一代，对于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已经非常隔膜，甚至觉得不可理解；而当时的青少年如今大多数步入老年退休生活，回首往事也许恍若隔世。然而，历史乃是可供借鉴的最好的明镜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事实胜于雄辩。所以博主特将此文以原有的形式转录，供参考。暂不做评论。只是对于40多年来人民币的币值变化做说明，这就有了客观评价的基准——

　　根据基本生活费用的物价加权平均数值，当时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约相当于如今10—15元人民币；最保守的估计为1：10，具体根据和详细计算请参阅拙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一书。

　　例如：当时京剧演员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约合现在的1万7千 — 2万6千元。而当时国家文艺一级的月工资为 360元左右，约合现在的3600 — 5400元；等等。读者们可以按照这个比率做计算对比……

　资本家：

　　1964年底，我们对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济南五个城市的资本家进行了调查，拿高工资的约两万四千多人（其中三百元以上的一千二百四十多人）。他们有当中央各部部长、付部长、付省长、付市长的，有当收发、营业员的，绝大部分是在企业担任经理、厂长、科长、工程师和一般职员，他们的工资绝大多数远远高过所任同等职务的职工的工资。请看：

　　江苏省付省长刘国钧（原是常州市私营大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月工资1,000元，省人委还给车马费200元。

　　上海建华毛纺织厂厂长王介元，月工资1,676元，这个厂的一个财务科长月工资825元。

　　上海万里造漆厂作一般职员工作的张志坚，月工资538元。

　　上海九华袜厂当收发的邱显章，月工资374元。

　　常州市大成工厂当看门的朱尔杰，月工资320元。

　　不合理的保留工资：1964年我们对上海、浙江、江苏常州市一部分企业160多万职工的调查，有保留工资的约十四万人。这十四万人中，一般职工保留10－20元的工资，而旧技术人员、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亲信，他们的工资保留的很多，有些人实领工资超过了他应得工资标准的几倍。一个办事员，工资竟达500元－300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0元以上。请看：

　　上海静安区房产公司24级的办事员杨格（原在外商商单位工作）标准工资49元，可是他却拿400元，保留工资351元，等于他应得标准工资的七倍多。

　　上海电业局一个会计，标准工资94元，实领工资655元，保留工资561元，等于他标准工资的六倍。

　　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

　　在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中，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他们的工资超过国家规定同类人员的最高工资，有的达一倍以上。如医务人员，就以北京地区为例，规定是高标准工资333.5元，但有些医师月工资实领600多元。

　　文艺人员：

　　在文艺人员中，工资高得令人难以想像。一些大演“名”、“洋”、“古” ，“封”、“修”、“资”的资产阶级“名演员”，他们极力宣扬帝主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吹鼓手。他们的月工资高得相当惊人，一般是500－600元，甚至高达 1,000元以上。请看：

　　周信芳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2,000元，混入党内以后减为1,760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

　　北京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其中保留工资1,366元。

　　资产阶级的老演员拿高工资，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也拿高工资。请看：

　　天津市京、评、越、豫四个剧团的十六名主要演员，参加工作最早是1953年，他们的工资最低351元，最高达950元。

　　高稿酬，高报酬：文艺人员中的一部分人，除领取高工资外，还拿着高稿酬、高报酬等高额收入。如作家写文章、写书有稿费，出版后，有“版税”；把他写的书编成剧本，演出时，还要再提取演出费；演员拍电影、电台录音、灌唱片等等均另有报酬。请着下面几个骇人听闻的事实。

　　京剧演员李少春，月工资1,000元，拍了电影《野猪林》后，又得酬金3,000元。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录音三小时，得酬金3000元。

　　京剧演员张君秋，月工资1,450元，录制《诗文会》选段，仅三十分钟，得酬金600元。

　　曾经轰动一时的《千万不要忘记》，这出戏大家是熟悉的。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到底千万不要忘什么？他本人有工资，书写成之后，得稿费7,000元。由于把这本书改编成剧本，演出单位很多，于是他就每天忙于翻阅各地的报纸，统计演出单位，写信催要演出费。就是这位提醒青年人不要打野鸭子搞“外块”的作者，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他自己却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

　　剥削“合法化”；文艺人员的高薪、高稿酬、高报酬是在人民公敌刘少奇指使下，由其死党陆定一、周扬等长期盘踞的旧***、旧文化部搞起来的，使这些人剥削“合法化”，如1964年12月旧文化部发给几个制片厂的《关于故事片各类稿酬的办法（草案）》中规定：名作家的稿费，每千字为10－15元，青年作家6－8元，（诗每二十行算一千字）。电影剧本的稿费：长故事片2,000－6,000元；短故事片1,000－3,000元。音乐作曲：长故事片300－800元；短故事片150－400元。歌词每首50－100元。导演成功每个影片，酬金500－1,500元（长故事片）或300－700元（短故事片）。

　　政治上的特殊待遇：上述高薪阶层人员中，经济上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政治上也享受着各种特权，有的是各级人民代表，有的是各级政协委员、青年联合会委员等等。窃取这些名誉，在其反革命修正主义主子的保护下，胡作非为，干了不少坏事。

　　人数虽少，毒害极大：高薪阶层人数很少，在全国范围内为数有限，在职工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但这个阶层对劳动人民的腐蚀性，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极大，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置之不理。请看他们在干些什么：

　　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

　　散布资产阶段毒素：据我们1964年对几个地区的调查，拿着高工资的，不少人银行存款在万元以上，有的存款在30万元以上。他们有的是钱，放肆宣扬个人享乐，公开散布：“吃和穿最实惠，活着不吃好、穿好、玩好，还有什么意思。”

　　买房、盖房、当房产主，十几年来他们买房子、盖房子的很多。常州市140名高工资的技术人员和职员中，买房、盖房的占47％。如市纺织局一工程师（工资485元，其中保留工资2 24元）1964年花一万元造楼房一幢。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人（工资179元，其中保留工资70元）用7,000元买了一幢房子，然后又出租，当房产主。

　　三口之家雇两个保姆：上海、天津有的高级医师、工程师家里只有两三口人，却用着两三个褓姆。

　　一声“爸爸”，送礼千元：常州大成纺织三厂一个工程师（工资402元，其中保留工资2 76元）暂时困难时期，他却三天两头吃一只鸡，他不惜花100元买两只鸡吃。1962年他儿子结婚，儿媳妇叫他一声“爸爸”，给见面礼1,000元。

　　结婚送礼一万元：上海市第六医院一个高级医师，他妹妹结婚，他送礼竟花了一万元。

　　七、八十元一瓶香水：上海京剧院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他的老婆用的是七、八十元一瓶的香水。

　　与猴同居：天津市京剧团女演员丁至云（月资650元），吃、穿一贯奢华。1960年，六口之家吃一顿肉就花100多元，8元一斤的花生一次就买200元的。四元一斤的螃蟹，一买就是二十斤。夏天他怕长痱子，花700元买了两个海绵床垫，夜里替换着睡。1962年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她花了200元买了一只小猴，给猴缝了衣服、枕头，每天喂猴吃香蕉、饼干、枣、肉等，还亲自给猴洗澡、理毛，晚上还跟猴睡在一起，并教猴说话、表演等。至于她生活上的淫乱，更是丑不堪言了。

　　喂狗养猫：天津市京剧团演员周啸天，月工资750元，两个老婆，养两只狗一只猫，困难时期都是喂细粮、猪肝、鸡蛋、牛奶，还带狗去理发馆去剪毛。

　　流氓成性，反共老手：天津市京剧团付团长厉慧良，月工资950元，是一个随意奸污妇女，道德败坏，极端反动的坏家伙。他平时散布“大丈夫不可一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他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恶毒攻击我们党，抗拒党的领导。他在学习反修问题时叫嚷：“我看高薪、住洋房、坐汽车、养哈叭狗没什么”。

　　高薪阶层对工人阶级队伍的腐蚀

　　小恩小惠拉拢腐蚀：上海有一个厂的资本家用五千元外币买了一辆小汽车，每天上下班坐汽车，仍然威风挺大。他工资600多元，还在群众中公然说：“这点线不够我太太的交际费。”在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借钱给工人用，送糖给工人吃。还有些私方人员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工人。如给职工调换公债、借钱、送粮票，甚至通过请客送礼等卑鄙手段以达到腐蚀职工，潜移默化“和平演变”的目的。

　　和平共处，同流合污：天津永利久大沽厂科长以上干部143人，有保留工资的130人中，党员占87％。党委、厂长、工会主席十人中，八名有保留工资。这几名额导干部都是解放初期派到这个厂担负改造旧企业的任务的。由于资本家玩弄花招、耍手段，对他们拉拢腐蚀，提高他们的工资，1956年工资改革时，他们都生成了保留工资。可是这些领导干部拿着保留工资却满不在乎，还说什么“公私合营初期，厂里定了高工资标准，我们这些人为谁辛苦为谁忙啊！不拿白不拿。”一个中国***员，拿着不合理的保留工资，实际上在进行剥削，不以为耻，却感到心安理得。1964年厂里开展“五反”运动，广大群众贴大字报要求取消保留工资，这些领导人仍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有些人长期与资本家和平共处，划不清阶级界限。解放前这个厂的一个封建把头兼资本家叫沉华人的，这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分子；解放后职务逐步上升，当了工程师。1956年工资改革时，工资定为144元，他有保留工资，实得228元。他年过60岁，厂里又给他外加30％的在职养老补助费。住处离厂没一公里，上下班要汽车接送。1962年该厂党政领导还为他庆祝七十大寿，还在天津日报头版登了这一条消息。这个厂的付厂长薛献之是资方代理人，1960年也把他拉入工会。有的干部甚至被拉下水，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这是屡见不鲜的。

　　高薪阶层对青年的毒害

　　走白专道路，向资本家看齐：天津永利久大沽厂一工程师，魏ＸＸ，三口之家住一套洋房，顾用两个褓姆，室内陈设讲究，全是“电气化”的，有电吸尘器，电缝纫机，落地式收音机、答录机、电视机等等，应有尽有。有了高级收音机还不过瘾，为了听立体声，在房子的不同角落另安上十几台收音机。为了在家开“菊展”，特意到北京买了一百多种菊花。暂时困难时期，嫌褓姆做的菜不合味，全家三口经常到高级饭馆吃饭，一顿三、四十元。工作时间，他口含高级糖，口袋里装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政治报告不爱听了，就把“半导体”的耳塞子插在耳朵里听戏。这个魏??，生活糜烂，政治上十分反动。平时对党不满，经常散布流言蜚语，造谣惑众，勾引青年走白专道路。他对青年技术员说：“你们现在的条件不如我们那时候了，我进厂时一人一间楼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技术是从个人喜好提高起来的。””“知识就是力量。”

　　他经常散布资产阶级的毒素，一些青年受他的腐蚀很大。

　　一位1954年中专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到厂头几年工作积极，思想进步，1958年入了团。后与魏ＸＸ接触，在他的长期潜移默化下，这位青年人迷信他的技术，羡慕他的生活方式，同其他青年说：“魏工程师技术高，生活幸辐，人家己到了共产主义的标准了，多好啊！ ”

　　一位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看不惯魏的作风，以后这个魏ＸＸ经常约他到他家里去玩，这位青年逐渐变坏了。他对别人说：“魏工程师家多好啊！要什么有什么。”这位青年准备了一大笔款，打算结婚，他要向姓魏的看齐，他说什么“应该象魏工程师那样生活，否则太不象样了！”

　　另一个共青团员羡慕魏ＸＸ的技术，向往魏ＸＸ的生活，他竟然这样说：“魏工程师，技术好、生活舒适，我要象他那样，入不了党，当个统战人物也舒服。”

　　忘本负恩，向往资本主义：高薪阶层象蛀虫一样，腐蚀着每个人的灵魂，使我们的一些家庭出身很好，从小受苦的青年人，逐渐蜕化变质。

　　天津市一位青年女演员，家庭出身艰苦。1950年开始学戏，1957年参加剧团，头几年表现很好，1960年入了党。以后逐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资产阶级看齐，步资产阶级的后尘。1962年开始闹待遇，嫌1957年给她定的240元工资少了，她公开说：“共产党员是不是就该死，只能挣240元。”她看到“名演员”家里摆设富丽堂皇，十分羡慕，觉得自己大寒酸了。她向领导说：“人家都下高级饭馆，我就没钱去，就是去了也只能买贱菜吃，我自己都嫌难看。”当领导上和她说，共产党员应该艰苦朴素时，她很不满的说： “我入党就该死，难道非叫我和工人一样吗？”

　　天津市某青年演员，共青团员，从小讨过饭，干过小工。天津解放前夕，他才18岁，饿昏在城外的水坑里，快要死了被解放军发现救活的。后送他到戏曲学校学习，1954年毕业， 1958年参加京剧团。头几年练功很艰苦，以后逐步变了，讲吃讲穿。1962年要离团单干，拿大钱。他向剧团提出两个条件：一要高级知识份子的烟、肉、蛋的待遇；二要工资从100元长到135元。在生活作风上极力仿效某些名演员的资产阶级那一套“风度” 、“派头”，二十多岁的青年，叼着一个大烟斗，手里托着一把小茶壶，旁边摆着点心，两条腿往椅子上一搭，象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1960年暂时困难时期，到黑市买高价烟400－500盒，买十几元一斤的高价酒喝。在他这样挥霍下，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几年存下的一千多元花掉了。

　　另一位青年演员（1964年调查时才23岁）父亲解放前当工人，因受旧社会艰苦生活的折磨，母亲惨死在臭水坑里，以后，父子二人过着半乞讨的生活。解放后，1958年被送到剧团学习，1962年毕业，头几年政治上要求进步，练功也很刻苦，后来在旧演员影响下，追求名利，贪图享受。每月发工资后，大吃大喝，吃中餐腻了就去吃西餐，钱不够花就跟他父亲要。他父亲到剧团去看他，他嫌父亲衣着不好，就不让他进去坐。他还公开宣布，他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赶上厉慧良（演武生的，反革命分子，）即月工资要增加到950元。

　　高薪阶层的子女好逸恶劳

　　高薪阶层分子的子女，长期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生活，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恶习。有的不愿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企图继承高薪阶层老子的衣钵，步剥削阶级的后尘。请看：

　　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一个资本家吴ＸＸ，每年四万七千多元的定息，七千六百多元的工资，他规定每天的菜钱50元，褓姆发愁没法花。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就不想去。他的三儿媳原是厂里的工人，嫁到他家里就不工作了。

　　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程师的儿子，留苏回国后，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他怕苦，装病在家玩了一年多。

　　天津永利久大沽职工医院院长，三口之家，顾用两个褓姆。他儿子分配到山西榆次县某厂当技术员，月工资56元，一个人花还不够用，每月还从家里要50元。 有个资本家的十一个子女中：四个右派，三个坏分子，四个小偷。

      

       仲大军：我国低工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当前我国劳动工资的水平或者说年收入应该多高？从来没有人从宏观角度来进行测算。结果就出现了去年围绕着抄表工10万元年薪的事情展开了一场社会大愤怒。这是有点非理性的行为，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劳动工资水平到底应该多高，应当进行细致的分析。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判断，年收入10万元已经不是多么高不可及的标准，这是经过精确计算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导致了普通企业职工低工资的状态。这种格局必须要靠政治的力量打破。但在之前，舆论界要有清醒和深入的认识。
　　
　　一、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工资水平
　　
　　先不要对年薪10万元大惊小怪，这正是国有垄断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优于私营企业的地方，实际上真正需要做的是向10万元的工资水平看齐，是提高中国劳动者的政治地位，维护他们的劳动权利和经济收益。
　　
　　目前12家中央企业的人均人工成本在6-7万元之间，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于是，央企成了被舆论批评的对象。人工成本6-7万元，平均月收入也就是五千多元，如果是全国工资水平3.5倍的话，那么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月收入为1400元。这一收入水平对于我国广大的工薪者来说，高还是低？让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GDP)角度来衡量。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GDP的50-60%。而我国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9万亿元，这一年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其中国有经济单位12009.2亿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 867.8亿元，其他经济单位7103.8亿元。这一比例可以看出我国工资水平是多么低！
　　
　　2005年，我国城镇从业总人员数为27331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的从业人数分别为 6488万、810万、188万、45万、1750万、699万、3458万、557万、688万，个体户2778万。这一年，我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18405元，如果将这2.73亿从业人员都视为工资收入者，那么他们的工资收入总额应为5万亿元，约占2006 年20万亿元GDP的25%。这是将个体户都计入统计的结果。如果将我国的工资收入提高到占GDP40%的水平，以8万亿元除2亿从业人员（2.7亿城镇从业人口中有大量失业待业和非正规就业者，真正有工资收入的不到2亿人），人均年收入将达到4万元到5万元。这应该是我国劳动工资的合理份额。
　　
　　由于在收入分配中，工资等级不同，假如以全国4万元的平均工资水平衡量，那么中等工资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就应该在七八万元左右。因此，一些企业的员工拿10万元也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这种收入水平实在是太低了。无怪有学者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底线！这意思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最残酷的原始时期，劳动工资水平也没有这么低！
　　
　　二、国民收入都到哪里去了？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目前，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农民和城镇劳动者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由此导致我国的政府部门财大气粗，企业所有者财大气粗，劳动群体日益贫困化。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中国官僚资本特权集团已经在20多年来权贵化倾向的改革中牢固形成！这一集团一旦失去民主政治的制约，便会变本加厉地攫取社会资产。而这一环境之所以能形成，关键是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权贵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劳动大众的权利已遭到严重剥夺，劳资关系的天平已经完全倾斜到资本的一方。
　　
　　让我们来看看企业高管和资本的收入。目前企业的高管少则上百万元，多则几千万元，至于说老板的收入更是每年以几十亿的速度增长。看一下我国每年的富豪排行榜就知道他们的财富增长每年是多少。
　　
　　举例来说，去年媒体报道说，联想公司总裁杨元庆2005财年的年薪为2175万港元！这一数字是这个抄表工人的217倍！是一个普通打工仔的2000多倍！然而舆论对这样一条高收入的消息社会和媒体却默不作声。
　　
　　一抄表工的年收入达到10万元，舆论一致谴责，认为这是大逆不道，而那些年收入几千万上亿的人，却认为是应该的，合理的。 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社会心理的整体颓废和畸形。一个普通工人多拿了一点，全社会愤怒，而一个高管拿几千万元整个社会却全无痛痒，麻木不仁。中国社会在是非判断方面真是出了大问题。
　　
　　垄断企业不该拿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高管就该拿超高工资吗？老板就该拿比工人多得多的剩余利润吗？为什么这些年里中国社会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抱怨和抗议？
　　
　　窃国大盗无人过问，小偷小摸大呼小叫。看看当今企业在收入方面存在多大的差距！某山西私营煤炭企业，工人每月七八百元，但老板却成千上万地赚取利润，一百多万元一辆的进口高级轿车，老板一买就是十几辆。如果说效益不好，一些民营企业的大老板怎么能买得起上千万元一辆的豪华轿车、几千万元一栋的高级豪宅？
　　
　　据说著名民营企业幸福集团的老板刘永好先生拥有三辆高级豪华轿车，最便宜的一辆也价值670万元，最贵的一辆约有900多万元。试问：如果用这些奢侈的钱来为企业职工发工资，工人们的工资能那么少吗？我国劳动工资水平能那么低吗？全社会能对10万元的工资水平如此惊讶吗？
　　
　　这种现象恰恰印证了西方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说过的一句话：“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然而当今的中国社会却把贫富差距视为合理，把普通劳动者高一点的收入视为大逆不道。这岂不是巨大的社会心理扭曲吗？
　　
　　舆论质疑该名工人高收入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工人是国企的职工，而这是个带有行业垄断性质的企业。对于行业垄断利润、垄断福利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但另一个问题也需要反思：为什么国有企业能给一名普通工人10万元的工资，而一些私营企业却发不出来？是因为企业效益不好，利润率低吗？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好像只有垄断企业才有暴利，其实，很多竞争性企业也可以赚大钱，也可以有暴利。但在那些企业里，即使是赚着了钱，大部分利润也流不到普通员工手里。我所看到更多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深造，到国外置产置地，或在国内奢侈消费，一掷千金。云南一个私企老板，两天的赌博便输掉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几千万元的三星级宾馆。这些私企老板如此挥霍，而企业员工却拿着微薄的工资。
　　
　　最近我看到一份湖南煤矿企业的调查，工人月收入几百元，老板年收入几十万元。能说非垄断企业的老板就没有高利润吗？因此，中国的社会要把真实的情况搞清楚再愤怒也不迟。
　　
　　三、中国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底线
　　
　　我国的工资收入在GDP的比重中如此低，大多数国民收入都被企业和政府拿走，以致老板有钱大肆挥霍，政府有钱盖豪华办公大楼，民众工资收入却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加上不同行业的差异，整个工资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便会出现巨大的差距。于是，一个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成了社会惊讶的事，这种现象真正反映的是我国道德价值和认识标准的紊乱！
　　
　　现在让我们从银行储蓄方面来看看国家财富的分布情况。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连续实行了8年刺激国民消费的政策，然而在这8年中，个人消费占GDP总量的比重却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且在继续下降。看一下下面这张表，就可以知道近些年来，我国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发生的变化。
　　
　　1996年，家庭储蓄还占GDP的20%，到了2005年降到了16%，而企业储蓄从13%增大到20%。估计到2007年，企业储蓄的比例会达到25%。
　　
　　表1，1996年到2005年家庭储蓄与企业和政府储蓄占GDP比重的变化
　　
　　         1996      2000     2004      2005
　　------------------------------------------------
　　家庭 20            15       16         16

　　企业 13            15       19         20
　　
　　政府 5               6         6           6
　　-------------------------------------------------
　　来源：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资料库，
　　
　　从此表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个人收入的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目前，我国的家庭储蓄约占总储蓄的33%，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大约49%，政府储蓄占16%。这种变化导致我国的消费增长始终软弱乏力，人民群众缺乏消费能力，而政府和企业却有大量的钱用来开支和投资。说到底，这都是工资水平太低的原因。中国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底线。
　　
　　改革20多年来，为劳动群体说话的声音太少了，为资本辩护的声音太多太强了。有能耐的人都想多拿多占，而舆论阵地偏偏就由这一伙精英群体占据着，广大劳动者都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他们的要求极大地被忽视，他们的愿望根本得不到落实。
　　
　　因此，当前真正值得社会关注的事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利润成果正在被官僚资本大量拿走，被高管和权贵瓜分。尽管经济在增长在发展，但好处大多被精英群体分享，普通员工们永远都处在一副饿不死也阔不了的生存状态。这导致处于社会低层的民众很难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在声讨垄断的同时，还应进行有关分配公允与否的讨论。
　　
　　再来看政府税收对劳动收入的影响。2006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4万亿元，占GDP的20%。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上升，已从19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20%多，这还不算各级地方政府的隐性收入，如果加上预算外的收入，我国财政收入可达到GDP的3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控制程度以及政府规模的庞大程度。
　　
　　然而，国家财政收入是否可以无限制扩张？政府成本是否没有一个基本额度？这是中国改革这么多年来一直未解决的大问题。财政拿走一大块之后，剩下的一大块就是企业收入，也就是资本收入。在我国的GDP当中，资本收益约占40%多，大大高过劳动工资收入。
　　
　　因此，改变我国的国民财富收入分配格局，是解决整个工薪阶层收入的最根本问题。只有改变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严重不平衡的现实，我国整个工资水平才会得以提高。劳动收入如果不能超过资本收入，中国将成为财富高度集中在国家和少数私人手中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将很难达到共同富裕和均衡发展。
　　
　　所以，收入10万元，将不仅是一个经济目标，更是一个政治目标。国有大企业率先进入这一水平，既有不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合理性这一点上，私营企业要向国有企业学习。
　　
　　但是，我写这篇文章决不是说垄断利润不应该批判，垄断企业目前每年不合理的掠取着几千亿的企业利润，垄断利润、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我国社会的三大寡头，他们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中国的劳动群体要联合起来向这三座大山索取利润。
　　
　　四、归根结底还要向制度找原因
　　
　　市场经济是一个残酷竞争、大量裁汰劳动力的经济。资本为了过度攫取利润，不仅尽量压低工资，还会减少劳动用工，由此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穷富矛盾会日益加重。几十年来，中国对资本主义的追求已经达到了顶峰，资本对劳动淘汰的程度也达到了顶峰，目前我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制度的结果。
　　
　　由于劳动工资水平太低，导致消费乏力，需求不振，于是又迫使资本进一步压低劳动成本，减少工资成本，由此有进一步降低了消费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就只有依靠投资拉动型，完全靠投资来刺激。但这种模式难以持久，过几年就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
　　
　　目前中国正处在这种前景的边缘。但中国的前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靠富人消费来拉动经济，但富人消费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会带来社会负面效应，但腐败消费的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增长。中国下一步到底该怎样调整，已经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二十年代北京的生活水平 

为提供给读者一个参照系，简要描述当时的货币和物价。

五四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南北市场上主要流通银元和兑换券（起先称为“宝钞”后来称为“钞票”），币值采用“银本位制”；生活费用大体上说是稳定的。民国成立后，一九一二到一九一九年间物价起伏不大；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间市场有所波动。以一九一二年为基数，到一九二六年上海市、华北（包括北京市）的批发物价分别上涨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四十八，平均三分之一；但是到了三十年代，物价又有所回落。

若以一九一九年物价指数为一百，则一九三零年大约为一百二十九，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时的银洋三元，购买力相当于十几年后的国币四元左右。

具体的市场波动情况如何呢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一九一一到一九二零年大米每斤三点四分钱；猪肉每斤一角二分钱，白糖每斤六分钱，食盐每斤一到二分钱，植物油每斤七到九分钱；到一九二六到一九三零年大米每斤六点二分钱，猪肉每斤二角钱，白糖每斤一角钱，食盐每斤二到五分钱，植物油每斤一角五分钱；等等。

那么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又怎样呢？

据史料分析，二十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一九一八～一九八零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二十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一百三十二点四元，也即每月十一元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十元（合今人民币三百五十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二十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八十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两千八百元），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二百元以上，甚至可达四百元（合今人民币一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八至十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二十元左右；一间二十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四至五元。鲁迅在一九二三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三间正房月租金八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三元（见《鲁迅日记》）。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一角钱左右；包车每月十元。

二十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

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十枚（合四分钱）；至西单牌楼二段十八枚（合七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二十六枚（合一角钱）；至西直门四段三十二枚（合一角三分钱）。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十枚；至东单牌楼二段十八枚；至东四牌楼三段二十六枚；至北新桥四段三十二枚（车费同上）。

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东四牌楼至东单牌楼一段十枚；至天安门二段十八枚；至西单牌楼三段二十六枚；至西四牌楼四段三十二枚。

第四路白牌总段，北新桥至太平仓。共分二段，北新桥至地安门一段十枚（合四分）；至太平仓二段十八枚（合七分）。

第五路绿牌总段，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天安门一段十四枚（合五分半）；至宣武门二段二十枚（合八分）。

第六路黑牌总段，崇文门至和平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珠市口一段十四枚（合五分半）；至和平门二段二十枚（合八分）。总之，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戏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顾颉刚等回忆：一九一三至一九二零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六元，六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十来元，四菜一汤。花费一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十二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二十元，每人二元。鱼唇席十元、海参席八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四十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十一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

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二元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

（１）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五分；

（２）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一角；

（３）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二角；

（４）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六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二角。

游乐场所又怎样呢？两大著名公园─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二十枚（或五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一角，点心每盘一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七分钱。

二十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二角，城南游乐园门票二角，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票价一至二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一元左右。

根据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二百元，合每月十七元（含人民币六百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遵守“不嫖……”等戒律。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生活相当富裕的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更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理想事业而奋斗终身，甚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