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镜头出口“中国”

作者: 李楠 朱又可 发自广州

2008-09-17 17:34:21 来源:南方周末     摄影家刘香成，曾任美联社资深记者、默多克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全球华人惟一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现为美国CAA高级顾问


云南思茅，三个穿仿军服的青年戴着墨镜。1980年 刘香成作品


一大学生从大连理工大学一尊毛泽东雕像前滑着旱冰飞过。1981年
 2008年9月7日，在广东美术馆多功能厅，刘香成先生与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策展人、印度裔英国艺术家萨拉·马哈拉吉现场对话。并播映刘香成的“透过图象思考”的中国图片，没有解说，但配了背景音乐，都是各个时期烙印最深的旋律，看后有一种深深的感动。
 “美国一般的记者不敢写对中国有好感的稿子，只有大牌记者，像《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才敢自由地表达，美国媒体也超越不了意识形态。北京奥运会举办得很成功，这次来北京看了的人，对美国媒体以往的有些报道不满，认为记者没有真实报道中国。不报道安全着陆的飞机，光报道失事的飞机。”前美联社资深记者、默多克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全球华人惟一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摄影家刘香成先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最近塔深出版社出版了刘香成的《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书中选择中国88位摄影家的上千幅图片，时间起始于1949年，止于2008年，检索新中国将近60年历史，把中国摄影家眼中的中国“出口”到海外，一时成为全球九十多篇书评谈论的热点，德国《明镜》评论说，从这本书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
刘香成说：“时光流逝，历史的碎片——特别是照片——其价值也会发生变化。这个图集展示的是中国虽历经磨难而顽强崛起的伟大历程。它同时还演绎了中国重新步入世界舞台、重新定义其国际贸易者的角色以及在政治领域逐渐成为不可否认的大国的这一征程。”
几乎是银发的刘香成先生用的是英语，照顾听众中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178位参展艺术家。第二天，他和大部分参展的艺术家都飞上海参加9月9日的上海双年展。与上海的“快城快语”的轻松相比，刘香成说，“我的摄影经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印证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的主题”。
 戴着黑纱打太极
“与后殖民说再见”，似乎到了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了。在与萨拉教授对话中，刘香成先生提到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心，“但目前还是边缘”。与后殖民的这个“再见”是到了该说的时候，但真正实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后殖民’是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一书中提到的一种西方殖民主义者看待殖民地的眼光，而被殖民的地方的人到西方学习以后，回到东方看待自己的审美眼光还是殖民者的那一套，这种‘东方想象’影响深刻，一代两代是不容易消解掉的。”
刘香成作为一个足迹遍全球的国际新闻摄影师，对后殖民在摄影学中的经验有自己的印证：“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强调文艺是工具，这个工具为政治服务，为意识形态服务，但意识形态随着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也在变化。这样很多时候，西方人不大了解中国，中国人也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自己看自己也不一定看得很准确。”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夹在两种不同的视角之间。
作为驻外记者，刘香成每次刊发作品时都会与美国同事交换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他发现很难把真实的中国融入美国报纸的报道日程中去，这和西方媒体多年来习惯的报道方式以及美国记者采写中国新闻的困难有关：特别是言语不通，美国媒体所抽象化的中国并非一个真实的中国。
“从2000年起，中国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中心，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在亚洲以及全球的的影响成为热门话题，随着认识的深入，西方媒体看中国的视角发生彻底的变化。尽管北京直到2001年才获得奥运主办权，我还是好奇这会对‘中国叙事’发生怎样的影响。”
刘香成1951年生于香港，童年在福建度过。1966年回过中国，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他从罗湖口岸过关到广州，在珠江边看到老年人戴着黑纱在打太极拳，他从他们的脸上的表情里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悲哀，这令他吃惊。
1978年刘香成成为《时代》周刊第一个驻北京的首席记者，1981年又成为美联社第一个驻北京首席记者，后来被美联社派往印度工作4年，接着是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他就是因独家拍摄戈尔巴乔夫辞职时撂下讲演稿的一瞬间而获得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离开美联社后，他做了时代华纳驻中国首席代表，接着是做默多克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现在是美国 CAA（Creative  Art Agency）高级顾问，定居北京。他几乎与新中国同步走过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我在苏联、印度、美国的工作期间，每到一个新的国家，都增加我对中国的了解。”
每当刘香成对中国人谈到中国的土地比印度贫穷时，总能看到中国人的脸色一沉，接受不了，他说，“土地贫瘠是老天爷的事，和你没关系呀”。1997年他到上海，看到当地人在马路上喝豆浆的景象，人们的反应也是不高兴。“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正确？”他很平和地问道。海外的读者正在通过他选择的生活图片，看到中国社会的进步。
 “谁是刘少奇？”
 “西方有的人过去看不起你，今天说你威胁”，“中国是条巨龙，还是条中等的蜥蜴？”刘香成说，如果不是从人性的角度了解中国，不算了解得很深刻。“如果不经过前三十年的生存，后三十年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你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而中国人对西方，正如鲁迅75年前说的，要么害怕洋人，要么看不起洋人，没有很平衡的心态看待洋人。
刘香成认同作家阿城的“断代”说，“我们不能仅仅把我们三千年的灿烂历史文化一说，扭头走人。现在有些年轻人问，谁是刘少奇？粗糙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就造成下一代历史认知的断代。”他为了选编《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面对《人民画报》700个封面，“我寻找真正的中国，好像不在里面。”他打算“用图片来讲述一个故事”，用爱和乐观来陈述中国的60年，他“打算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编的《中国五十年》以及《人民画报》有区别”。
刘香成说，在摄影方面，不仅外国同行的政治意见与他相左，就连他们各自的摄影作品本身由于缺乏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认识，捕捉到的镜头和思考也与他的截然不同。“西方记者通常是固守毛泽东时代或解放前的思维”，因为感受到这种中外文化的冲击，刘香成的整个创作图像伴以思考，既有国内的视角，也有来自异域的观察。
“这是中国摄影师对中国的真实记录。”英国当代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说。
1983年，企鹅出版社出版了刘香成于1980年后在中国拍摄的反映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变迁的照片报道集《毛以后的中国》。“这本书给了许多有志于摄影事业的中国人一双眼睛，让他们看到了自己身边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他们还未曾细心发掘，尽管他们也向马克·吕布、亨利·卡蒂埃-布勒松这样的纪实摄影大师学习。刘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这样的纪实摄影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凯伦·史密斯说。
摄影家吴印咸拍过一张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照片，江青出现又失去，反复很多次。毛泽东追悼会的一张照片，本来有“四人帮”的位置，后来剪掉了，“若在过去，会把那个空白的位置‘补’起来，让空白就在那里空着，是进步了。”1996年刘香成去“荷赛”，看到中新社编的关于水灾的画册，“水灾死人不少，但表现的图片全是抗洪，扛沙包。10年后，四川地震的报道反而得到全世界的赞扬，让人真正了解中国，媒体太重要，要有不同意见交流的平台，慢慢走向真正的成熟。”
 “一张照片的力量在于你把它放在哪里。”刘香成说，他的书也有人认为很多是“宣传图片”，“那个时候，中国政治挂帅，政治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不报道这个怎么反映出来？”
 一个外国记者写了一本书《中国人在想什么？》，他采访了20个中国学者，用自己的语言写了出来，“因为国外从来不知道中国人在想什么，而中国学者的逻辑、想法、语言表达都很难让人看，没有人愿意看。”
默多克曾应邀在中央党校讲了一堂课。刘香成说，为这堂课，默多克花了9个月时间准备讲稿，还请基辛格过目提意见，在从广州到北京的专机上，默多克还在一遍一遍读演说词，非常重视这个讲演。他说伦敦是世界上重要的出版中心，英国在过去20年来的最高文学奖布克奖有12-13个是颁发给了非英国作家，他们愿意把书拿到伦敦来出，默多克建议北京也成为这样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中心。“温家宝访问伦敦见到默多克时，对他说，我很遗憾没有听到你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不过我很仔细地阅读了演讲全文。”
摄影本身是西方创造的工具，过去总是把它看作是绘画的延伸，拍风景照，旁边题字，“有些东西不能套的”。
“法国马克·吕布、布勒松来中国时，中国正是政治挂帅最严重的时候，他的构图没有人生经验是做不出来的。瑞士的佛兰克拍摄的美国，美国人拍不出来。布勒松拍的印度，印度人也拍不出来，那是只有法国贵族才那样看世界，你看的就不一样。中国摄影家可以学他如何观察细节，但最重要的是心灵、思想和情感。”
“中国情感”是刘香成多次重复的词语。“光圈、快门、敏感度，这是摄影与绘画区别的技术，但我做事情，既不同于西方的书，要么很罗曼，要么很黑，也不同于中国人编的书，我采取另者的姿态，作为中国人，我表达的是中国情感。”  来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7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