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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吗？（科技杂谈）
吴月辉
《 人民日报 》（ 2012年01月16日 20 版）在我们的中小学课本和读本里，收录着我国许多五六十年代便已蜚声中外的科学家们写的科普文章：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竺可桢的《向沙漠进军》、李四光的《看看我们的地球》、华罗庚的《统筹方法》……由此可见，科普素养和能力往往是一个大科学家的“特质”，参与科普也并不会耽误科研工作
中国科普研究所刚刚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科学家群体对自身参与科普方式的选择中，仅有16.4%选择个人自愿。
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意外。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两方面：科学家们平日里埋头搞科研，一来无暇顾及科普，二来科普文章与科研论文相较，实在登不上大雅之堂。职称评定时，更是没什么分量。
此外，近年来培养职业化、专业化科普工作者队伍的呼声日渐高涨。倡导者称：由于科普事业机制及传统科普内容的转变，科学家已不需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当代科普的主体角色。这也使得许多科研人员认为“科普有专门的人去做，自己可做可不做”。
科学家们轻视科普似乎是情有可原。但仔细琢磨，恐怕还是难以令人苟同。
首先，从历史上看，科学普及与科研探索二者常常是携手并进的，科学家也常常责无旁贷地扮演着科学普及的重要角色。
比如为读者写科普文章，在欧美科学家中早已经形成一种惯例。他们觉得有义务向公众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因而也产生了许多举世公认的世界级科普名著，如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进化》、法拉第的《蜡烛的故事》等，影响着几代人的成长。同样，在我国也有科学家关注科普的传统。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就曾倡导“科学家每出一篇科学论文，就应该写一篇科普文章来解释它”。
在我们的中小学课本和读本里，收录着我国许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已蜚声中外的科学家们写的科普文章：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竺可桢的《向沙漠进军》、李四光的《看看我们的地球》、华罗庚的《统筹方法》等。而被评为“50年来感动共和国好书”之一的《十万个为什么》，也凝聚着许多我国老一代科学家们对科普事业的关爱。由此可见，科普素养和能力往往是一个大科学家的“特质”，参与科普也并不会耽误科研工作。
其次，当代科普的职业化发展确实是一种趋势，职业科普工作者队伍也有待大力建设，但这并不意味着科普对科学家们而言是可有可无。
目前，科普工作某些时候靠行政指令来推动，一些科普活动难免流于形式，难以实现真正的科学传播。职业的科普人员虽然在时间上能有所保证，但其科技素养和知识水平与在一线工作的科研人员相比还是有着很大差距。正如天文学家、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所说：“谁对科学最了解，最有感情？当然是站在科学发展最前沿的科学家。尤其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前沿知识和最新发展，只能由科学家首先来传播。在整个科学传播链中，科学家是无可替代的‘第一发球员’。”
因此，就科普而言，作为知识源头的一线科学家们有无可否认的优势和权威性，应该也适合更多地参与科普活动。事实上，如果科研人员不能将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展现给社会上的非科研群体，那他的科学贡献是要打折扣的。
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一方面需要科学家们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适当调整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调动他们参与科普的积极性。
试想，如果没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投身科学传播，积累起科普沃土，那么我们的科技创新人才只能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其质量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