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怎么用手机设置:余秋雨大同行之四：《大文化，大古都》讲座（全文）

大文化，大古都

余秋雨

2010年10月7日

前言：余秋雨先生在大同期间，在大同市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一宫，为大同市的领导、专家、学者作了《大文化，大古都》主题讲座。余秋雨从宏观着眼，介绍了文化的定义以及中国文化的基本脉络、本性。本文转自新浪网友“一画青园”的博客，在此深表谢意。博主根据录音作了整理，文中括号中的黑体是博主加的说明。

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一宫内座无虚席，余秋雨到场作了“大文化大古都”的主题讲座。

大同我已经来了第三次了，每次来都非常激动，而且一次比一次都激动。因为对一个文化人来说，能够刺激他的东西除了文字之外就是文化现场。大家知道，我在二十几年前(是1996年，十几年前)就辞去了高校校长的职务开始了我的文化苦旅。当时很多人都很奇怪，因为当时我是中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怎么就辞掉了？仕途上前途无量，都很惊讶。我说好像有种使命感，有种文化的使命感在呼唤着我，在这个时代需要有人在文化上发言（余秋雨以前说，他当时认为自己当官能做的事情都做了，再做下去也不会有太大进步，而且要从事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就必须和平庸决裂，而当官则必须同平庸和解，两相矛盾之下，余秋雨决定辞职。）。文化上发言过去有个非常大的错误，以为就是从文本到文本：我看些人家的书，再写成我的书。这成了个大问题，你看人家的书，人家的书是看什么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把他中断一下，写的人到现场去一下。这个现场如果现在还在，这叫现场；如果说过去的现场很可能是废墟，很可能是古迹，你必须到达。所以我当时印象很深，辞职很艰难，辞了二十三次国家才同意（说得实情，余秋雨被查出生了结石，他对病情进行夸大，这才被批准辞职。），然后我一个人背着背包开始向甘肃高原走去。一路上走、走、走，路上有了感觉以后就写，走完中国以后再走世界。大家可能看到过我的书，像《千年一叹》，我把全世界最恐怖的地方不坐飞机都走遍了。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有了一点发言权。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慢慢知道可以写文章的地方有许多，但是我们要找到人类文化的穴位，能找到中国文化的穴位却不多。我的任务就是要找到那个穴位，告诉人们为什么是穴位。然后把我的发现再告诉中国、世界的众多学者。在走的过程中，其实我感觉的东西和我写出来的东西是不成比例的，感觉如果是十的话，写出来的最多是一，因为感觉总是很多。写文章其实是个很烦人的事。有时感觉很多，写的时间有限，写的精力有限，所以写出来的不太多。在我走中国、世界的过程中，我对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一点大家看我的《千年一叹》里就有这种感觉。在那之前，我对中国文化已经很熟悉了，写《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熟悉。但是，走遍世界所有古文明的发祥地之后，我对中国文明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我这些年都在努力。那么对中国文化不一样的感觉里边，又重新寻找她的穴位。在这个寻找穴位的过程当中，山西显而易见就成为一个对象出现在我的眼前。大家有可能读过我的《抱愧山西》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文化脉络当中，我们忘记了一个，古代的文人“两耳不闻窗外事”所不知道的、在窗外走过的骆驼队，那就是晋商。这是我在很多年以前提出来的。当时好像晋商的研究还没有正式开始，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又发现了大同的重要。所以刚才耿市长讲到，在《从何处走向大唐》（文见本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6ef8a30100ndce.html）这篇文章里，我说出了大同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穴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穴位。其实，我把范围放得更大一点，也是亚洲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个穴位。

 这是不是对着大同的人故意讲大话呢？不是。如果说，大唐是从这儿出发才慢慢营造起来的，那就太重要了。因为大家知道唐朝在当时世界上是多么重要。所以我一点不夸张地说，大同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尽管现在还没有被认识。我们要的是在现在许许多多竞争过程中，增加对她的整理、打造，增加她过去的光辉和现在的光辉，让人们认识她的重要性。认识她的重要性不是为了大同，是为了中国文化，也为了人类文明。

 好，我这么一个开场白大概说明了这次我为什么来。而且，我带着几个朋友一起来，我把云南普洱市的市长也带来了（是云南省普洱市市委书记沈培平，看完大同后，回去把普洱市的党政领导全派来大同参观学习。），他在打造南中国、有魅力的都市上是一个非常领先的行政官员，非常优秀。但是，这几天他在大同急得万分，每天晚上要跟我至少谈到十二点，对大同现在这种文化大古都的建设充满了崇拜之情。实际上他也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人。当然，我把妻子马兰也带来了，她也是非常激动，今天上午又去补看一些大古城恢复中我们已经看过但她遗漏了的点，她说要非常认真地去看（领家属来理由多好，大师就是大师，咱还得学啊）。

图为余秋雨(中)、夫人著名表演艺术家马兰女士(左)和云南省普洱市市委书记沈培平(右)。

  我跟耿市长有个约定，就是我讲的《大文化、大古都》。那既然面对大同的朋友们，我可能把很多的时间花在“大文化”上。允许我在大同之外讲大同，在大同之内讲大文化。在国内外，我都会讲到大同的重要性。在大同面前，既然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官员、干部、民众更要明白大文化是怎么回事，只有了解了大文化是怎么回事，我们才知道穴位的重要性，整个肌体明白了，才会知道这个穴位为什么重要。所以我给大同的朋友们一定要较多地讲讲大文化。大文化讲明白了，那么我们大同作为穴位的意义也就清楚了。

 首先，我要给大同的朋友们讲讲文化是什么。这个题目太大了，但我必须要讲，否则这个话题就没法从根本上进入。第二要讲中国文化是什么。我会讲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脉络在哪里，二是中国文化的本性在哪里。讲基本脉络的时候，大同就要出现了。我的基本脉络是不多的，我的思维是经常喜欢做减法的。减、减、减，减到最后也绕不开大同的。第三要讲大古都的责任。按我讲当然是文化责任。

  首先，我讲第一个问题，文化是什么？这个问题一讲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怎么像课堂里边一样从最简单的问题入手了？但是最简单的往往也是最难的。我以前讲过，至少有五个省的文化厅长问我，当文化厅长已经五年了或者三年了，不清楚文化是什么。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现在我们打开电视翻开书到处都在讲文化，我们就疑惑了，文化到底是什么？到处是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搞不清它是什么。就是处处是它，却不知它是谁，生在庐山却不识庐山真面目。我们到处都是文化涌流的时候却不知文化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想一定要给大家作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明。讲文化是什么，在座的朋友可能会去翻词典、辞海或者是文化的教科书，里面一定会讲文化是什么。但是我保证大家看了文化的定义以后，脑子里就炸了，越看越不明白。文化是什么还是搞不明白。世界上从英国的学者泰勒在100多年前第一次提出文化是什么，给文化下定义后，后来的人们又提出来两百多个文化的定义。这两百多个文化的定义，我想在座的朋友都比较忙，把它看完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我是认真地把它看完了，看完以后觉得越来越乱了。如果概括一下，把文化说得大点，文化是人类化、有人的痕迹的东西都叫文化。这是大的、从广义上讲的。比如我家乡的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这是考古意义上的文化。把文化缩小，但也还是大。缩得再小是什么呢？是意识形态、制度、习俗、科学技术。大家觉得，缩小了看也还是大得无边了。生活中把文化还是缩得非常小了。我们说一个省的文化，大家马上想到这个省的文化系统，文化局、文联、作协……，或者想到一批人叫文化人的文联会员、作协会员，他们写写诗，唱唱歌，就是文化人。我们一般都这么认为。我的感觉，前边的定义太大了，大的没了边等于没说；后面的显然是缩小了，把文化缩小在文化局、文联、作协。前面大的没边的我们不去管它。缩小的这个事情我要告诉大家，文化肯定和每个人都有关，不光是文化人和文化单位的事情，文化肯定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在这儿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和外国出现了很多跨国婚姻，但很多都离散了，都有了小孩也离散了。离散的国籍不一样，离散的方式也不一样，但离散的原因惊人地一致，叫文化差异。你仔细看，夫妻两个没有一个在文化界工作，既不唱歌，也不画画，又不写文章。哎，不是文化界的人他们离婚，他们有了小孩也离婚，这是什么道理呢？这说明文化和每个人有关，不仅有关，它决定每个人生命的基本走向。否则干嘛要离婚呢？凭文化的差异就离婚了。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在美国上班，并和一个美国女孩结婚了，他有一个规定，就是每年到清明节的时候必须买机票回来祭祖、扫墓。这个事情他的妻子就不理解，因为这个时候公司非常忙，机票也是不打折的时候，他却要请假到坟前磕头？丈夫说这个必须坚持。这里边就出现了精神价值不一样的问题，他每年必须回来，又牵涉到生活方式不一样。这就成了他们离散的重要原因，文化差异就在这儿出现了。你不要以为美国的妻子坏，不是。她认为对父母亲的感情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体现，她丈夫的这种方式在她看来应该移风易俗。去年海峡两岸的经济论坛后来改为文化经济论坛了，在长沙举行，台湾很多经济界、文化界的朋友来了，大家可能在报纸上看到了，代表大陆演讲的是于丹和我，代表台湾演讲的是台湾大学的校长孙震教授和王邦雄教授。我演讲一开始就讲了一句话，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来说，他的第一身份和最后身份都是文化身份。就是说，你的第一身份和最后身份不是你是副教授，不是你是正处级干部，也不是你是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不是你是山西大学的毕业生，这些都不是。第一身份和最后身份都是文化身份。这个文化指的是什么？精神价值、生活方式积累而成的一种性格品质。这儿我提出我对文化的定义。两年前我在香港凤凰卫视做一个电视节目叫《秋雨时分》，可能在座的好多朋友们都听过。在那个时候我提出我对文化的定义，这个定义好不好不管，但肯定是全世界最短的。

(文化在《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

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易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3.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后成果是集体人格。这个我略做解释。前面我讲到每年要回来扫墓的那对夫妻，这里边显然有精神价值、生活方式不同的因素，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慢慢变成了一种集体人格。我对集体人格略做简单的说明，瑞士有个心理学家荣格，弗洛伊德的学生，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他讲过一句话，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你的文化最后表现出来的不是你的学历，不是你写的歌赋词，不是卖弄你的口才，也不是你有多少知识。你这个人的文化最后就沉淀为你的人格，从你的人格就看出你的文化。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这不得了。精神价值我们都知道了，譬如，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对父母亲好，这里边就有了精神价值，这牵涉到儒家的基本思想；面对国家社稷，我们需要表现出应该有的忠诚。这里边也存在一种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和有的小国家是不一样的，他们没有国家社稷这种思维，也没有亲情需要承担责任的思维，这是精神价值。然后又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也是必须要离婚的原因，因为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精神价值是比较空的，生活方式是实的，但是时间长了以后这些都变成集体人格了。

  集体人格非常重要。中国人的集体人格是什么？我们怎么要改造它？如果说大同文化的话就是多少年来大同人所形成的集体人格。这种集体人格可能和其他地方的人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们有些时候写文章说大同人怎么样就是指大同的集体人格。集体人格很值得研究。我们现在可能很纳闷，为什么中国人做了好事外国人总是从坏的角度来看我们，外国的政客他们玩政治也就算了，外国的老百姓也总是不能理解中国人的事情。明明是好事，在他们看来是坏事；明明我们中国人不想打他们，他们整天在作“中国威胁论”。什么道理？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集体人格他们不了解。我们的集体人格他们不了解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对他们的传播还非常地低效。人家不了解你们的集体人格嘛！这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比较大的欠缺，比如说我现在的欠缺感就是这样，我们的文化传播没有做好原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没有被外国人充分了解，也没有被我们的下一代充分了解。集体人格到底是什么？怎么延续和传承？我们的主要使命就变成这了。前年，我和科学家杨振宁先生一起到日本作演讲，他讲中国科技，我讲中国文化，我面对那么多的外国人讲这个道理，为什么那么多的外国人觉得中国可怕？我讲这个情景就像一个城市里边突然在街头出现了一个巨人，它来自于远方，大家都知道；他的腰围、身高大家都知道；但不知道的就是他的脾气和性格。这大家就害怕了。如果大同街头出现这么个人，高高大大的，大家不知道的就是他的脾气和性格，大家就害怕了。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知道你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你的历史很长，你的国土面积多大、人口多少、GDP多少、外汇储备多少，全世界都知道，但就是不了解你的脾气和性格，所以大家产生了害怕感。所以，文化的任务就是告诉大家“巨人”的脾气和性格。我们文化人很丢脸，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错误地在告诉大家我们“巨人”的脾气和性格，在乱讲，整天在讲历史上各种各样的计谋、阴谋诡计，给人家感到这个“巨人”太恐怖了，外国人越看越恐怖。看了我们的电视剧，看了我们的片子，宫廷里边这个动坏脑筋，那个出歪主意，事情没发生在三个月以前就知道，而且他们又懂功夫，这个太恐怖了，对“巨人”的脾气和性格就不知道。我讲的集体人格就是性格和脾气。

  大家可以作个对比，中国在世界上只受欺负，没做过坏事，德国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他们发动的，但是现在德国人很少被人家误会。中国人却频频被误会，什么道理？因为德国有被世界人都接受的文化，他们有贝多芬，有巴赫，有歌德，有席勒，有黑格尔，有康德，这些人都是全世界的文化导师，大家完全知道德国的集体性格。所以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出现了希特勒，只是他们的小丑，只是他们的败类。德意志文化被了解，就是德意志的性格、脾气被了解了。而中国呢？两次世界大战中我们都是正面的角色，我们两次都是战胜邪恶的力量，没做坏事，但是大家不了解我们的脾气和性格，我们没有很好的作品被世界接受。这当然文化界很糟糕，一直骂来骂去，给大家的信号一直不明确。所以就造成了一个结果，中国的集体人格不被大家了解，不被外人了解也不被下一代了解。这就成了个大问题了，成了一个文化上让我们感到非常难过的事情。大作家其实都在研究集体人格。我前面讲到荣格，德国文化人歌德写过一首诗《浮士德》，荣格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什么意思呢？这个作品是歌德写出来的，但是“浮士德”这个人其实是德国集体人格的代表，这早就存在了，任何人都会写他，只是借歌德的笔写出来了。一个人如果写出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他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最优秀的现代作家还是鲁迅，因为只有鲁迅关注到中国的集体人格，按鲁迅的说法叫国民性。我们看鲁迅的作品经常可以看到国民性。国民性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所以说中国现代作家里只有一个人碰撞到了国民性，就是鲁迅。我现在还认为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处于第一位的是鲁迅。这样，我就把第一个问题讲完了。文化是什么，开宗明义，文化就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后成果是集体人格。这其实是在文化学上最深的问题。我不能不违反常规，不能深入浅出，相信大同朋友们的接受能力。我一开始用最复杂的问题来开场，讲一个定义、概念，按照逻辑大家大概能够听得明白。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寻找中国人的集体价值和生活方式，寻找到层层积累的集体人格，我们看有多少应该改良，有多少需要继承，带着我们一起往前走。

  我前面讲到了，这是每个人的第一身份和最后身份，也是一个民族的第一身份和最后身份。我们现在在打造大同古城，其实在寻找大同，更是在寻找中国的、古往今来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我们寻找有这样古城的建筑所呈现出来的集体人格，这点有可能和某些考古学者不一样，我们讲的有点大，不是那么琐碎。就是现在我们的集体人格有点破碎、有点流失，我们要用一个物态化的方式去打造它，让大家像看纪念碑一样看到我们曾经有过的格局。我们把这个格局留在大地上往前推动，这样的格局由大古都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大古都的人们承担着一种超越自己需要的功能，就是我们自己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古迹，但我们伟大的民族需要，所以我们成了守护者、修复者、保护学问的人，学问的价值是对于整个集体的，我们碰巧生活在学问的边上，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了整体文化要守护好学问。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什么是中国文化？文化已经讲明白了，讲中国文化就不用在概念上套了，但要给朋友们在繁忙工作之余留下几个基本的概念，中国文化的轨迹，也就是主要脉络，主要有：一个是中华文化从什么时候开始跨入成熟的文明门槛？是42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21世纪。好多年前我们国家有过一次断代工程，好多一流的专家一致认定，中华文明是从那个时候跨入了成熟的门槛。成熟和不成熟的界限在哪里，标准何在？主要是三个标准：一是必须要有文字，二是必须要有简单的都城遗迹，三是必须要有金属冶炼。比如我的家乡浙江余姚，有个文化遗迹叫河姆渡，是水稻作业的故地、基点，历史有7000年，但它没有出土以上三条标准所列出的实物，那只能说明它是史前文明，还没有跨入成熟文明的门槛。还有更早的，比如去年我邀请袁隆平先生到我家乡——水稻的故地，他说湖南发现水稻的种子最早有9000年的。我认为迟早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跨入成熟文明门槛的时间。我们中国成熟文明门槛能否再往前推一下呢？我认为最有可能推前的是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文化，它出土的文物上的符号可以读解出文字，也有初步冶炼的金属块，这都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那么有人会问，我们成熟文明的门槛在世界上排第几名？我们并不是第一名，第一名是现在的伊拉克，就是巴比伦王朝的所在地，在巴比伦王朝建立之前，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文明所在地，又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曾经有一段时期认为这是人类唯一的发祥地，其他文明都是从这儿传播过去的。在20世纪初期连我们的大学者章太炎先生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有争论的只是怎么传过来的，是从天山还是昆仑山？是后来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挖出了好多遗迹，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文明是原生的。但最早的文明是巴比伦文明，第二名是埃及文明，第三是中华文明，第四是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位次是有争议的。对人类具有巨大影响的就是这四个文明。但有的人会问，这样严格区分有什么意义吗？希腊文明也很早、很伟大，怎么没有希腊文明呢？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巴比伦文明和希腊文明在地中海上的遇合，遇合在希腊的科里特岛，变成了希腊文明的前期，它很伟大，但它缺少根本的原创性。波斯文明（现在伊朗）也是蛮厉害的，但它也是巴比伦文明在陆地上的遇合。至于玛雅文明影响的人数很少的、范围也是很小的。

余秋雨在伊拉克“巴比伦雄狮”雕塑前。成熟文明的第一名是现在的伊拉克，就是巴比伦王朝的所在地，

余秋雨在巴比伦古城。在巴比伦王朝建立之前，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文明所在地，

又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距今6000多年前。

余秋雨在埃及卢克索。第二名是埃及文明。距今6000多年前。

余秋雨在埃及卢克索太阳神庙。

在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第四是印度文明，距今5000多年前。

释迦牟尼初次讲法的地方。

 

  那么我们说中华5000的年文明算不算？算。我们中华文明是在4200年前跨入的门槛，这在历史上叫夏代，下来是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等等。夏代之前是为了跨入这个文明门槛我们祖先进行了长达七、八百年的准备，准备者分别是炎帝、黄帝、蚩尤和尧、舜、禹六个伟大的帝王。这个准备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准备我们中华民族要跨入文明的门槛太难了，因此说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是可以的。大同如果比较早的算起来，都是和这些伟人有关系的。这里我把中华民族轨迹和起点、文明的标准讲了一下。

  那么跨入文明门槛后的几件事情值得我们记忆，一件是到公元前5世纪前后，人类出现了一个奇迹，全人类最聪明的人一齐出现了，我们现在的人最多或者充其量说，是成为他们的学生或追随着。为什么是一齐出现了呢？释迦牟尼比孔子大14岁，孔子去世10年后苏格拉底诞生，古希腊最有学问的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阿基米德和韩非子是七岁之差，当然还有很多，我在两年前出的《寻觅中华》一书中排了一个完整的表。这叫智慧的轴心时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原因还不太清楚。这个时候不仅仅是四大文明了，其它各大文明都已经出现了。

  第二件是智慧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也没有缺席，而且和大家还有个基本分工。希腊的哲学家思考人和物的关系，印度的哲学家思考人和神的关系，而中国的哲学家在思考人和人的关系。因此后来西方的自然科学发达，中国诸子百家主要是说人和人的关系，对于物质世界和鬼神的思考不多。这个轴心时代过了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帝国时期。每个文明都必须有帝国，否则很快就会散落。这点被好多文化人不注意，总是觉得皇帝是坏的，文明是很强大的。这实际上是错的，一个民族的文明、习惯如果没有政权的力量来加固和保卫的话，那么它们都终会随风飘散的。希腊、印度、波斯、中国哲学家的思考成果都证明了这一点。每个文明都想建立帝国，但在世界上影响最大、历史最长、同时存在的两个帝国，一个是西半球的罗马帝国，另一个是东半球的中华帝国，在公元前后这两个帝国都处于鼎盛时代。

   第三件事是到了公元五世纪，我们历史上出现了最重要的平城（大同），而这时候曾经和我们并驾齐驱的罗马帝国突然崩溃了，公元476年北方蛮族入侵，把西罗马帝国灭亡了。我们那时表面上也已经瓦解了，大帝国一定会受到蛮族的入侵和分化。理由很简单，一是一个大帝国边疆辽阔守卫难；二是大帝国行政耗费高，时间一长以至国力亏空；三是大帝国文明程度高，但缺乏雄健之风，文明的力量往往打不过野蛮的力量，被野蛮包围所消灭。这一点秦皇、汉武都看得很清，秦皇造长城对付北方野蛮力量，汉武帝一直与北方野蛮力量打仗（霍去病、卫青就是这个时候培养出来的），就是为了保护住文明的力量。匈奴没有打过汉朝，匈奴分为南下的和西去的两部分，西面的部分更为强大一些。经过考证，灭亡罗马帝国的那支力量就和匈奴有关，是匈奴和日尔曼的野蛮力量组合在一起把罗马帝国灭亡了。金庸先生现在也在研究匈奴西逃的路线，匈奴在西边的演变、路线走向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后来就是汉朝疲惫解体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分的时代，这时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大同这一带出现了，那就是以鲜卑族为主的一些少数民族逐步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些武装力量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在整个北中国成为他们的管辖地后，把农耕文明变成游牧文明，取消耕地、变成牧场，取消已有汉文化、让文明倒退。这是蛮族胜利后一般所做的事情，这种情况导致人类留下的文明很少。那时经常受到这种扫荡，我在《千年一叹》一书中写道，游牧民族在打下巴比伦王朝之后，把耕地撒上盐和草籽，使它再也不长庄稼成为牧场。本来我们也很有可能变成这样。但完全没有想到，北魏王朝那些英明的君主们走了第二条路。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二条路，这是世界王朝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的路，这条路就是，北魏统治者们是军事上的胜利者，但在文明上他们的时间不长，没有文字、好多东西还很落后。因此，他们要下决心做学生，向高层次的文明学习，向“俘虏们”学习。这些人是军事上的“俘虏”，但在文化上是他们的老师，这就是鲜卑族拓跋氏所做的选择，尽管也有波折，但最终这条路还是走出来了，其中冯太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代表者是孝文帝拓跋宏，这个人大同、中国、世界上都要记得他，虽然他只活了33岁，亚历山大大帝也只活了33岁。拓跋宏是公元5世纪最值得记忆的人，是大同这块土地上的巨人，他创造了几个奇迹：

  一个是下令做了一系列汉化措施。我同意耿市长和其他同志的观点，就是他所做的事不能仅用汉化二字来概括，他的范围要大得多，但他的措施首先是汉化，比如不准30岁以下鲜卑官员继续讲鲜卑语，要讲汉语；要穿汉服，不准穿鲜卑服；鼓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向农耕文明更为发达的地方迁都，等等。他们从嘎仙洞石窟出发，首先来到了云冈石窟，再往下去了龙门石窟，三个石窟的门开启了伟大的朝代——大唐，走向了大唐。非常关键的是大同这个门，如果没有那一系列的决策，中华文明很可能就消亡了，消亡在公元5世纪。这一点决不是危言耸听。你现在到古埃及、巴比伦，他们都读不懂他们祖先的文字。这一点拓拔宏起了太大太大的作用，否则中华文明就不存在了。这是一方面，它保全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汉文化。

  第二个方面，他重大的意义在于，到公元5世纪中华文化非常成熟了，但它缺少一种建立大王朝的雄健之气，这种雄健之气以前已经耗掉了。我这样讲大家肯定一点也不反对，就是孔子、孟子的思想非常好，但是他们基本上缺少雄健之气，缺少马背上的雄风，缺少天苍苍、野茫茫的浩荡之气。孔子、孟子的思想有这个毛病，古代所有的优秀思想都有这个毛病。由孔子的思想直接建立起一个大唐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缺什么？马背上的雄风。孔子也骑马到十四个小国去游说，但是没有人听他的，他只能说给学生听，学生记录下来，而老子连学生都没有。所以极其优秀的思想如果没有一种雄健的浩荡之气，通过行政权力来覆盖的话，这个再漂亮的思想、最聪明的文化也不能够变成一个辉煌的事实。拓跋宏把雄健之气教给了中华文化，带给了汉文化。大家要注意，他表面上对汉文化非常谦虚，而且这个表面谦虚也是内心的谦虚，实际上在谦虚的同时他可以不说鲜卑话、不穿鲜卑的服装，但是他丢不掉鲜卑族马背上的雄风，他把这个马背上的雄风教给了汉文化。汉文化一下子强大起来了，大家能理解吗？在灾难当中极度的强大，汉文化因为鲜卑、因为北魏变成了一个大东西，不再是书生们给学生的说教，不再是对山河大地的倾诉。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个人人格力量很强大的帝王，比如秦始皇、汉武帝，但是汉武帝和秦始皇的一生都耗费在了战争中，他们不太有力量把这个文明真正地撑大。倒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帝王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把这个文明的体格撑大了。这个对我们的文明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拓跋宏在大同对文化的意义是，他做了汉文化的学生，同时他也做了其它文化的学生。大家知道一个人可以对汉文化尊敬也可以对其它文化尊敬。公元五世纪时汉文化已经有一点保守了，一个非常自得的文化往往会走向保守。严格讲汉文化在诸子百家时代已经什么也不缺了，它就会很能走向保守。当然佛教在世纪初传入的时候，汉文化被动的接受了异域文化，但是到了拓跋宏这里就不一样了。这个时期的山西大同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把汉文化恭恭敬敬当做老师，不仅当作老师，还把北方的雄风注入了它的生命体，使这个老师变得强大，同时又请来了别的老师。别的老师是谁？大家可以从云冈石窟看到，除了汉文化以外还请来了印度文明。因为印度文明已经受到犍陀罗的改造，通过犍陀罗又带来了希腊文明。云冈石窟的石柱完全就是希腊文明。亚历山大帝在东征时带领的希腊工匠将希腊的雕刻带给了印度文化，使印度的佛教文化有了犍陀罗的雕刻艺术，这个雕刻艺术通过西域直接传到了大同、传到了云冈。所以在这里以鲜卑族的力量把汉文化当作老师，同时把印度文化当作老师，还有第三个老师是希腊文化。我们通过云冈石窟又可以看到还有一个老师，就是波斯文化，也就是现在伊朗所在地。还表现出一些中亚文化，对拓跋宏来说这条路开得很通。所以大家看，以孔子为代表的汉文化边上出现了孔子完全不知道的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中亚文化。这些文化在大同熔成一炉慢慢地向西边走去，来到洛阳后进一步汉化，这就非常不得了了，大家要知道一个非常伟大的朝代凭借刚才的几个因素就可以建立起来了。以汉文化为主干，用马背上的雄风给汉文化带来生命力，还有当时世界上其它一些优秀的文明组合在一起，当这三个文明组合在一起，一个伟大的朝代就不能不出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从何处走向大唐，是从这里出发的。因为这里完成了这三点组合的大的起点，这三个大的起点都完成了，大唐不能不出现。

云冈石窟大景区礼佛大道。余秋雨说云冈石窟的石柱完全就是希腊文明。

石窟大景区礼佛大道的原型，9、10窟前的石柱。

云冈石窟的标志，20窟露天大佛。昙耀五窟之一，犍陀罗（巴基斯坦）风格的佛像。

余秋雨在巴基斯坦，犍陀罗艺术的家乡。（印度文明）

当然隐秘的还有第四点，就是唐太宗二分之一的血缘是鲜卑族的血缘，武则天的丈夫唐高宗四分之三的血缘是鲜卑族的血缘。一个小小的民族把它的血缘输给了一个大民族，然后创建了一个大王朝。大家知道我现在是历年黄帝国际论坛的主席。我去年做主席时做了一个类似游戏的事件，就是如果我们站在黄帝的立场上，给后代为炎黄事业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人颁奖，能够获奖的人有，比如孔子、汉武帝，我说请给一个年轻的帝王颁奖，他就是拓跋宏。这是一个过去汉族历史学家淡忘的或者轻描淡写的人，他年岁也低，但是我觉得黄帝会给他颁奖。因为没有他，炎黄的事业、华夏文明早就暗淡甚至于灭亡了。公元五世纪时中华文明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个生还是死、活着还是灭亡的十字路口。西罗马帝国证明了这一点，它灭亡了，欧洲从此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达近一千年之久。地球上的两个大帝国，一个一片黑暗了，但是这个地方烈烈扬扬地走向了唐朝。这个时候大同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不仅仅是在这讲大同的重要，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我也是这么讲，中华文明在公元五世纪是极其关键的一步。

唐太宗李世民。二分之一的血缘是鲜卑族的血缘。
 

  由这里出发建立起来的大唐重要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我们可以高兴了，我们不必为了这个产生大同和西安的争执，从这里出发产生了大唐的结果，我们参与了打造大唐。大唐不是西安的事情，也不是陕西省的事情，这是中国的事，是世界的事。长安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和耿市长也讲了，长安的设计图就是根据当年的古都平城，在这里训练后的设计师把长安再打理一遍，塑造了一个新的长安。长安的设计师其实是在这里、在大同、在平城培养的，他叫宇文恺。我非常主张西安能够树立他的塑像，我认为一切城市都应该记得这个城市的重建者、改造者，都应该在城市的一角留下他的塑像。长安是汉代都城，在汉解体以后的混乱当中遗迹都在，但是一片混乱。到了宇文恺手里重新打造，大画家阎立本也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样就把长安城打造成了世界性的都城。长安城在有鲜卑族血统的唐朝王室的领导下打造得非常好，有3000多个外国留学生、70多个外交使团。吃的是阿拉伯面食、用的是罗马艺术、穿的是波斯服装、通用的是拜占庭的金币，而且流行拜占庭的建筑样式，还有很多叫做昆仑奴的黑人奴仆，以及大量的西亚酒店在城里开设，很多在波斯已经灭亡的宗教在大唐获得了道场。而且幸福指数极高，证据就是几乎人人都在写诗，每天傍晚李白、王维这些人骑着白马到中亚女孩们开的胡姬酒店去喝酒。我曾经在纽约讲，在人类文明史上公认的世界文化之都有三个，七世纪、八世纪的长安、十九世纪的巴黎和今天的纽约，全世界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在这里。但是今天的纽约和七世纪的长安相比有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纽约缺少诗意，而长安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那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时代。我们的电视剧老是在拍清宫戏，比如康熙、乾隆都拍得很好。我们对唐代往往缺少了解，这正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也是世界文明的制高点。我在国外讲课的时候讲七世纪、八世纪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在长安，这一点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我到埃及参观的时候，埃及的一个讲解员用英语讲“这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都城之一，当然除了长安”，长安是无与伦比的伟大。到这里来以前我是在西安，因为大明宫的遗址公园开放。大明宫是唐朝宫廷所在地，我是他们的顾问。大明宫遗址保护刚刚提出来，日本就提出工程基础由日本政府来完成，因为他们觉得日本文化很大部分来自大唐文化。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遗址，因为当时西罗马灭亡，罗马城里的人口已经不到五万，已经完全沦落了。当时世界上像样的城市只有两座，一个是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一个就是君士但丁堡，但是这两个城市加起来的规模、体量也不到长安的二分之一。长安绝对是世界文明首屈一指的亮点，但是它的辉煌是由大同出发开始打造的，打造的秘密就是我前面讲的几点，这几点按照现在的逻辑完全是可以说得清清楚楚的。以汉文化为主，绝对不能以游牧民族文化来消灭汉文化，这个是鲜卑族在大同做的决心。我昨天和这里的朋友讲，有空我要去冯太后的坟墓去看一看，她当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她活到了年纪很老，拓跋宏其实当政的时间很短。这是一个关节点，就是不能让游牧文明侵吞汉文明，而汉文明也不能成为唯一朝拜的对象，因为它本身需要加注生命力。在这点上鲜卑族可以加给它，鲜卑族和其它兄弟民族一起给汉文化加入生命力，其次把其它文明也全部拉过来加进去，加上暗中的血缘关系，唐朝出现了。所以汉文化的学者、历史学家不要过度地理解中国文化就是汉文化，大同证明这里是一个多种民族文化汇集的场所，有的民族还是国外的，比如云冈石窟体现出的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这些都是国外的，这里是一个大熔炉。我为什么对云冈石窟如此看重，因为这是熔炉留下的最宝贵的遗迹。为什么在文革期间蓬皮杜一定要让周恩来陪同来看一下，因为这是世界文明的遗迹。蓬皮杜当时就讲这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多种文明组合在这里熔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遗迹，这是对文明的解读。我最看不惯有些人讲血统、家谱，其实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一种融汇的结果。我对我余家认真地考证发现我祖辈的祖辈应该是古代的羌族，是在甘肃加入了西夏王朝。后来西夏王朝被成吉是汗杀掉了十分之九的人，十分之一的人留下来成为了成吉思汗部队的一部分，我的祖先就在这十分之一里。后来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又失败了，人们就各处奔散，其中有一支来到了山西，再到了河南，然后又到了江西，有一部分又到了浙江。如果是这条路线的话就很奇怪了，干吗一定要说是什么正宗的汉族后裔，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血缘在哪里。不怕，因为伟大的唐朝的血缘就是一种交合体，鲜卑族在这里起了极大的作用。为什么一定非要正宗的？我也不太赞成非常单纯的国学的提法，因为国学这两个字里有没有把那些伟大的少数民族的思维放进去？比如国学里有没有西夏文明、南赵文明、西藏文明？国学这是一个大的概念，不能单纯的取其一点来说明，这个是文化大融汇的时代又是世界文明大融汇的时代。大同可以证明中华文化里融入了很多世界文明，比如佛学能否算在国学里，算进去总有些勉强吧，因为现在佛经里的很多词现在还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如果是音译过来的国学应该不太对。如果不算又成了大问题，说是国学，中国人几千年来最大的民间信仰都不要了又叫什么国学。我是不完全反对，有些人出于民族感情提一提也可以，但是在我的逻辑思维里就不会这么讲。因为我太知道一个文化的融合不要做单项的固守，这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地，还是一个世界其它文明的融合地。云冈石窟可以作证，任何大文化，我已经讲到过，如果通向大唐门户的话，这个石窟就可以作证。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地，然后是中华文化之外的其它大文化的融合地，这就是云冈。我对云冈情有独钟的意义指在文化意义上，并不只是说其它小意义上，而是大意义上。

  接下去因为我要讲中华文化的脉络。我不能不讲一下唐朝的伟大，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陈云驹先生专门讲过，这个转折不仅是唐朝的转折，而且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大转折。一个尚武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就是马背上的时代在安史之乱以后大体结束，后来慢慢地成为另外一种统治结构。这说起来比较复杂，我不能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讲。打击安史之乱时有很多门阀参与，我们不得不重视，所以在平定安史之乱后门阀政治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形态了。一个统一的、强权的、尚武的民族国家力量就不见了，变成了另外一种结构了。唐中叶以后就发生了这个情况，但是唐中叶以后的唐朝还是非常伟大、优秀，还是世界文明当中亮点所在。唐以后又有一些分化的阶段，这些大家都知道，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也出现在这个时代，很快又过度到了宋朝。当时我们大同这里是辽金，作为辽金陪都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宋朝我在这里简单讲几句，宋朝又出现了力量重新分配、重新角逐的时代。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宋朝非常好玩，打仗老打不赢，辽金打不过，西夏也给它带来很多麻烦。但是在宋朝时期谁都比较优秀，从华严寺就可以看出辽金文化的优秀程度。宋朝的文化优秀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它文化程度最高，在中国历史上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宋朝。唐朝有那么多人写诗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是它还有那么点雄风，比如唐太宗的昭陵就用六匹马来表示他的生平。这是世界历史上没有的，一国的君王要说自己的生平时用六匹战马来说明，而且这六匹战马全中国人都知道，一匹战马代表一个时期。这六匹马有四匹在我们国内，有两匹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里。我也一直在呼吁，要回来是没有可能了，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下联展。宋朝就不一样了，宋朝人的观点有些对，他们认为马背上的民族要统治一个国家不太行，所以树立了严格的文官制度，一切以科举考试作为选拔的基本重点。唐朝已经有科举考试了，但是推荐制起很大作用。到宋朝就不准推荐了，严格的科举考试。文人当官，而且越是大的文人做的官越大。每个朝代都是文人当官，但是不太可能是最大的文人当最大的官，这个在宋朝出现了。比如王安石、司马光都做到了宰相，他们不做宰相也是最大的文人。这个时期的政治中虽然也有坏人，但是整体上还是君子政治。不管是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苏东坡都是君子。他们的政治观点可能不一样，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观点就不一样，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大君子。宋朝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的物质生产和工艺生产发展水平达到了极高的程度。我们现在的收藏家，不管哪个领域，只要拿到了宋代的藏品就可以富可敌国。宋朝各方面的发展都非常优秀。从现在经济学观点说起来，唐朝非常优秀，但是宋朝的GDP是唐朝的一倍，翻了一番是很厉害的。打仗这个很难说，第一辽金是兄弟民族。第二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文明是打不过游牧文明的，出再多的岳飞也没用，这和战争方式有关。但是文明方式非常重要，宋朝的文明方式极高，唐朝已经很高了，宋朝的更高。最高的表现就是这次世博会中国馆的中心图画—清明上河图，这是宋朝首都开封展现出来的经济方式、生态方式。

 
清明上河图局部。宋朝首都开封展现出来的经济方式、生态方式。

 宋朝以后是元，元代在过去的历史书里总把它看成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宋朝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们势必把元看成是邪恶的力量。其实从多元的文化观点来看，元也是我们伟大的朝代。我们一定要把中华文化看成是多民族文化的汇聚地，所以蒙古文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元时间不长，还不到一百年，这在中国历史中的朝代里是很少的，那么短的统一中国的朝代。有几件事可以说明元的伟大，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大家知道欧洲终于从中世纪的梦中醒来有很多事情，有一件事叫地理大发现，发现了世界之大，发现了航海事业。请大家注意，所有航海家的驾驶台上都放着一本书，哥伦布、麦哲伦的驾驶台上都放着这本书，这本书叫《马可波罗行记》。马可波罗说世界上有个地方比欧洲漂亮多了，这个地方叫中国，很多城市的美丽程度超过他的家乡威尼斯。这样使欧洲的冒险家们非常激动，都冒着生命危险来寻找中国。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是他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发现的是美洲，他到死都以为自己发现的是印度，离中国不远了。那么这个马可波罗眼中美不胜收的中国是在哪个朝代呢，就是元代，所以元代也没有我们汉族历史学家想的那么差。另外元代还有一点很厉害，这个借助于成吉思汗兵马的力量。我们也要为宋朝说句话，谁又能打得过成吉思汗，世界上谁也没打过。他把大半个亚洲占领了，把欧洲占领了，差一点就渡过地中海去占领非洲，非洲的皇帝都准备投降了。宋朝要打过成吉思汗的部队是不可能的，征服宋朝时成吉思汗本人已经去世了，是他的后代。正因为成吉思汗的强悍，正因为中华文化通过曲折的途径对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像忽必烈这些人的征服，中华文化还是征服了成吉思汗的后代。比如耶律楚材、长春真人总在他们身边讲一些中华文化的原则，所以他们不再远征了。我们现在的外交部在给世界上讲西藏、新疆是中国的领土的时候会讲，新疆或者西藏从元代开始就进入中央政府有效的统治范围。其实不仅仅是西藏和新疆，我们的云南、贵州、广西这一带也是从元朝开始就进入中央政府有效的统治范围。以前并不是这样，比如文成公主和亲时只是朝贡之地，有效的统治是在元朝。它强大的武装力量使中华帝国成为一个稳定的版图。所以大家不要糟蹋元朝，尽管我们多数是汉族人，但也不要糟践这样一个短暂辉煌的朝代。

  到了明清发生了问题，首先是朱元璋执行了比较严格的文化专制主义。这个问题很大，他从草根上来，对所有的文人和知识界产生了一种敌对心理，执行了严密的控制，这是个大问题。他有实际的措施，就是文字狱。文字狱一来，所有的文化创新思维都不太可能存在。从明朝开始，国力还不强大，统治还是有效，但是文化的创新劲头越来越往下走。就在这个时候，已经睡了快一千年的欧洲醒了。我们在这烈烈扬扬地过着唐朝的繁华生活、在过着宋朝的繁华生活、在过着元朝开疆拓土的繁华生活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世界文明的话题永远在伟大的中华大地，再加上当时打来打去的阿拉伯帝国。欧洲一直沉睡，沉睡的时候由宗教裁判所来做一切事情。欧洲在中世纪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的残酷无聊。我到西班牙的一个城市去看档案，因为被人揭发讲了不符合圣经的话而被烧死的人就有40多万。为什么叫黑暗时期，就是因为这种统治。但他们终于醒来了，醒来了我们就不去讲了，有文艺复兴、有但丁、有达芬奇、有米开朗基罗等各种各样的人，都不去管他们了。由于睡的太久，他们对黎明的理解特别深刻。而我们一直是烈烈扬扬、轰轰烈烈的、非常繁华地过着日子，所以没有醒来的感觉，没有对黎明的惊喜。所以明代和欧洲比就已经开始落后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尽管也来了几个人带来了些信息，像利玛窦这样的人带来了一些西方的信息，但是我们不清楚，只把它当作远方一种奇怪的文明，当时我们只把他当作了一种西方奇怪的文明，并不在意。

  到了清代，这样的落后就更严重了。尽管中间也出现了像康熙皇帝这样了不起的帝王，但总体上文明是在走下坡路，而且清代也还是实行文字狱，还越来越严格，所以文化创新也越来越落后。我始终认为，明清两代那么漫长的岁月当中能够和我们过去的孔子、司马迁、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人比肩的人太少太少，在我看来只有两个，一个是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一个是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其他都属于第二流的了，只有这两个人可以和中华文化历史上非常辉煌的那些人比肩。遗憾的是我们中国近代不管怎么吹，都没有出现可以和王阳明比肩的哲学家、和曹雪芹比肩的小说家。所以中国文化没有像古代那样辉煌起来。大同要恢复古城，来唤起中华文化光辉的过去，这是非常值得的。我们后来的文化并不优秀、并不出色。所以我前面讲到了全世界的人很难读得懂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就和这个有关。这样的话我就把中华文化的脉络大体讲的差不多了，但是大家不要以为中华文化就不行了。不是那样的，过去所有的沉淀、所有的文化记忆，都会起到强大的作用，这个作用的力量难以想象。大家知不知道，在八国联军进入中国，中国处于任何外国人可以践踏、欺负的时代，那时候中国真的快要国破家亡了，领土被分割，所有的不平等条约被签订，是我们中国人耻辱得不得了的时代。而古代的力量总是唤醒我们。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北京的一个人叫做王懿荣自杀了。王懿荣恰恰是甲骨文的发现者，这太巧合了。自杀后，在他的写字台上就放着他新发现的甲骨文，甲骨文带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商朝，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不是容易灭亡的，因为我们有辉煌的过去。所以有一次我在中央台青歌赛讲甲骨文的时候，好多人都在掉眼泪。我说八国联军在进北京的时候，就是自杀的王懿荣，在他的写字台上放的是甲骨文，甲骨文的作用就是一个即将死亡的人，躺在地上突然听到了童年的歌声，他又站起来了。当时中华文化有可能灭亡，国家有可能灭亡，但听到了童年的歌声甲骨文。还有就在这个事件前后没几天，又发现了敦煌的藏经洞，又带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唐代。

  大家看，就在八国联军侵犯中国的时候，一个唐代、一个商代出现在全中国知识界的面前，中国人突然觉得我们应该往前走。考古是很神秘的，这是一个大发现时期。大家知道，另一个大发现是文革时期发现了兵马俑、马王堆、河姆渡，秦汉文明强烈出现在已经奄奄一息的中华文化面前。古代的声音有可能让现代的人热血奔腾，这是原来祖先的提醒。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大同是在修一座以前的古城，这是一种远古的提醒，他的力量无限。有一次我参加中央台青歌赛的时候，我说，尽管这和大奖赛没有一点关系，但我必须讲，因为今天是订立让中华民族最屈辱条约的100周年。这个屈辱的条约是让中国人赔4亿5千万两白银给侵略者。为什么屈辱呢？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口是4亿5千万，让每一个中国人赔一两白银给侵略者，这是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当时英国、法国的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写的文章，我们现在还可以读到，他们说这个赔偿的数字加给任何一个最富裕的民族，他们都将万劫不复。在赛前我就讲，我们的曾祖父的曾祖父的爸爸们，都承受过每人都要赔付一两白银的悲剧，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告慰我们的曾祖父，我们没有万劫不复，我们的外汇储备又是世界第一。当时在座的好多都是大学校长，他们都在擦眼泪。这意味着古代一种强大的信号有可能使一个灾难的民族重新起来，就 100年时间中国又成为了世界强国。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我大体上从4200年前讲到现在，我用最简单的语言讲了中华文化的一个脉络。在这个脉络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同真的很重要？我是用最简单的语言讲的。我希望大同的学者不要一下子就钻到细节里边。中国文化一定要找到它的精神脉络和主要轨迹。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第一身份和最终身份。我们不能把这些掉到阴谋的细节里面。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几千年来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灭亡的古文明，为什么这个文明能够走到今天？主要是优秀的东西影响到了千家炊烟、万家灯火，而不是宫墙里面的阴谋暗杀，不是武士和谋士们的残酷打斗，靠那个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延续的文明。所以我们要找的是一个精神脉络，这个脉络我已经讲完了。

  但什么是中国人这个题目还没有完成。我要概括一下什么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本性。中国文化的本性有各种各样的概括，但是我有一点不同意的地方，在座的年轻的同志们一定能够同意我的观点，就是我们经常用古代出现的四个字来概括中华文化。比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这里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它一旦翻译成外文，外国人觉得这是全世界的共同品质。我们文化传播、外宣的失败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永远把全世界共有的东西说成是我们国家独有的东西，结果却弄了笑话了。我想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传播中国文化，那是一条死胡同。中国文化的本性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独特性，你有的国外没有；第二个是实践性，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一定是要被实践了五千年，而且是全国人民一起实践的。这叫中华文化的特性。如果离开了这两个特性你就不能讲中国文化的本性。现在我们中国文化研究者都犯了病，在古人的书上找到两句话就来概括中国文化的本性。这两句话他当时活着的时候中国人就不知道，他随便写了都没有出版，即使是他的邻居也不知道，当然就不能说是用文言文就概括了中国文化的本性，这不对。我在国外讲课的时候，我把中国文化的本性概括成三个道：

  一个是在目的论上，我们中华文化建立了礼仪之道。我们中国人有好多优秀的思想，以孔子为代表提出仁爱、温良恭俭让、温文尔雅等，要建立这样的一种社会理想，但遗憾的是这都是一些飘忽不定的语言，就像我们看到空洞的宣传一样，不解决任何问题，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变成行为方式它才有力量。所以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把优秀的思想变成了行为模式，这个行为模式就是礼仪。礼仪是优秀思想的行为模式，这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这样的优点，一个是中国文化为什么留的那么久，就是因为他有一整套的礼仪，这个礼仪非常稳固、非常完整、非常系统。外国也有礼仪，但是没有那么稳固、那么完整。为什么他们要提出礼仪呢？因为原始文化当中的不良部分也是通过仪式留下来的。比如说每年要用童男童女来祭祀哪一个神。老百姓怎么能接受空话呢？他只能接受仪式。所以孔子认为不好的东西是仪式留下来的，好的东西也要建立一整套的行为模式，就是要用礼仪来对付远古落后社会留下的一种不好的行为模式。但这个礼仪在宋代有一点过分，特别是对中国的妇女是实在太过分了，但是文化一定要通过行为模式留下来，这是肯定的。

  第二个优点在人格论上建立了君子之道。君子之道，礼仪要靠君子支持和完成，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所有的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世界上各个文化的人格理想都不一样，也体现它的文化格局也不一样。有的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先知，有的民族的人格理想是觉者，有的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巨人，有的民族的人格理想是英雄，有的民族的人格理想是绅士，有的民族的人格理想是骑士，有的民族的人格理想是武士，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君子，这是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可替代的。君子是什么？孔子虽然没有下定义，但是他做了一系列及其漂亮的工作，就是他先设定君子的对立面是小人，把君子和小人用排比句的方式编的朗朗上口，使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够随口说出来，让它普及了两千年。我们知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些都是孔子定下来的规范。大家知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我失败也要做一个失败的君子，即使我胜利了也不要做一个胜利的小人。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一界限。因为我的书在台湾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两次到台湾演讲都是马英九先生主持的。我对马先生说，你是君子，他高兴的不得了。因为对中国人来讲这是最高评价，其他政治词汇都没用。这是孔子和他的同道们的胜利，他对中国人的人格划出了一个界限，而且这个界限充分普及。孟子在讲人格论的时候说，你看到一个小孩子马上要掉到井里去了，你是本能地去伸出手把这个小孩子拉住，还是你要想一想这个小孩的父母亲是谁，我救他有没有好处。孟子说这就是人和禽兽的差别。大家看看孟子的书，这个界限划的非常棒。我们中国人在生活中虽然过的非常平常，但是在关键时刻却非常厉害，比如汶川大地震中，好多人都表现出本能去救人，我们的口号是生命第一，谁也不问被压的人是谁，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中华文化在人格论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第三个是在方法论上建立了中庸之道。我小的时候把中庸之道看成是不好的东西，这也点头，那也点头，没有明确的立场，但是我搞错了，这是阶级斗争时代对中庸之道的误解。中庸之道的本质是反对一切极端主义。这在当代看起来是非常重要。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能够在四大古文明当中成为唯一没有灭亡的原因，主要是中庸之道帮了我们，他是一种灵活的弹性哲学，对于极端主义产生了阻暴的作用。他不断产生缓冲作用和疗伤作用，那就是中庸之道。为什么中庸之道在中国特别地流行呢？因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农耕文化，农民太清楚了，冷天极端的时候春天就来了，热也热不到极端，最热的时候秋天就来了，这就是四季轮回，一切都不可能极端，只有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有一点极端。他认为极端主义是痛快的，是爽利的，所以年轻人非常容易走极端主义，但是中庸之道追求的一定不是痛快的、爽利的，而是恰当、合适。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极端主义，比如说文革等，但是时间都不太长，很快就被纠正了。文革我们说是整十年，其实没有十年，1971年林彪事件后，由周恩来总理主政，由邓小平同志做周恩来总理的助手的时候，这个时候极端主义基本就没有了。我刚才说明了极端主义和痛快效应和对人的这种吸引力。

  那么中庸之道好在那里呢？我还是讲一个历史上的事件，我前面讲到从我们大同出发的建立了伟大的唐朝以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有三支，第一支强大力量是中国唐朝的军事力量，第二支是阿拉伯帝国，第三支是波斯帝国。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老二去打了老三，而且打的很成功，老二的全部任务是避免老大参战，老三的全部任务是求老大来帮自己，波斯帝国就写信给唐王朝希望来救他们，年轻人一听就觉得是老朋友应该出兵，但是真正成熟的人一定有更为复杂的考虑，就是老二、老三打起来了，我们去帮助老三，但是我们和老二也没有结仇啊，而他们有什么矛盾我们不清楚啊，我们盲目地为了帮老三而去打老二，这个不太冷静；第二，我们要帮助，他们两支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部队之一，要帮忙我们也得出几十万的部队，主战场如果在波斯的话，我们显然要翻过喜马拉雅山的山口，几十万的部队过去那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出兵，阿拉伯部队很可能从北边打我们，那怎么办？所以唐王朝采取了中庸之道没有出兵，他的态度是这样的，他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你受到侵略，我们非常同情。这是信的前提。但是要出大兵在冰封的季节通过喜马拉雅山，难度极大，所以我们现在在采取这样的计划，就是在波斯和中国的边界地区但是在大唐的地域内，设立波斯都护府，你们整个王室都搬到我们国土上来，就在那里居住，老二一定不会来打你们的，你们的待遇唐朝提供，你们可以代代世袭，波斯王室真的过来了。而且过的很好啊，这产生哪几个好处呢？第一个好处是波斯没有被消灭；第二波斯文明融入了唐文明，使唐文明更强大了；第三个好处是，既然这三支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他们如果打成一团，那就是古代的世界大战，人类文明很可能灭亡。所以大家应该明白我讲的这句话，中庸之道捍卫了中华文明，也捍卫了人类文明。大家是不是感到这个中庸之道很伟大。我有一次到伊朗的德黑兰，他们的地铁中标的是中国公司，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的学者来就让我去演讲，我就给他们讲这个故事，说明大唐文明和波斯文明的关系。我们中华文明现在已经看出来了，我们的前人大体上也采取的这个方法。在 1994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哈佛大学的贝灵顿教授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已经不分了，人类的三个世界也分不清楚了。他觉得21世纪三个大文明会冲突，一个是西方文明，一个是伊斯兰文明，一个是中华文明。他讲完没多久，就发生了 “9·11”，那两个文明打起来了。那么中华文明就是说你们两个极端主义文明我都不同意，比如说美国的军事扩张主义我们就不同意，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我们也不同意，但是你们还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即使是朋友，我们对你们的极端主义我们还是不同意。这个方法使得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一直没有被消灭，它没有卷入到任何极端主义里，因为任何文明被消灭，一个是军事扩张主义被消灭，他要去消灭别人，结果回过头来会消灭自己；另一个就是被消灭在军事极端主义。他们都是害人害己。中华文明没有陷入到军事扩张，也没有陷入到宗教极端主义，以中庸之道换取了自己的生存。所以我们现在办事都要有中庸之道这个传统的美德，这个美德就是选择各种方案当中的合适和恰当的方案，而不是选择极端的方案，反对一切极端主义。这样，我讲到了中国文化三个本性的道，我概括一下，在目的论上们建立了礼仪之道，人格论上建立了君子之道，方法论上建立了中庸之道。这三个道，凭心而论，其它文明无法取代，不是其他学者所说的我们中华文明是勤劳勇敢什么的，人家都不爱听，讲这三个道，人家能够接受。因为，第一，无可替代；第二，被长期实践，而且这个实践不是小范围内。我到国外去讲课，他们认为这样讲比较对，靠近国际思维，我们不能老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话、讲给自己人听，这在现代不太合适。

  那么大家要问，你讲中国文化的三个道，既然那么好，有没有什么毛病呢？毛病很多。这个没有办法。我们人活长了还有好多老年病，中华文化也有毛病。虽然爱国，我们在讲国学的时候，要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毛病非常多。我也花了好长时间讲中国文化的毛病。这里我讲几点。我不赞成外国人老是从政治上讲中国文化的毛病。你们也在中世纪经历过黑暗，你们也烧过我们的圆明园，杀过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就那么讲民主、讲文明、讲人权？我是不相信的。

  我讲中国文化的三个毛病，大家要注意。我举例，譬如：

  第一，中国文化长期不在乎公共空间。这个概念在西方法兰克福派认真提出来成为一个专用名词，英文名叫public space，这个概念是新的研究成果。在古代，西方文明比我们中华文明做得更好一点，中华文明有好多好多好处，但这方面不太够。什么叫公共空间呢？中华文明的重力用在两个庭上，上对朝廷，下对家庭，叫忠孝两全。朝廷也包括国家社稷，不完全指皇帝。这个中国人做得都挺好的。爱国精神有，对父母的孝顺，除了极少数人都能做得到。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中华文化没有注意，或者是勉强注意、被动注意，没有在这方面进行过真正的注意，也没有完整论述的作品。一个县官来到公共场所，应该说这是到了公共空间。不，他前面一定有两块牌子，一个肃静，一个回避，公共空间又没有了。公共空间本来应该人头拥挤，人声喧哗，他一回避，一肃静，公共空间又变成他私人空间了。官员不在乎公共空间，知识分子应该重视了吧！不。知识分子有一个信条，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两耳不闻。所以中华文化，对公共空间整体不予关注。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在座的朋友都读过我一篇文章，叫《抱愧山西》。为谁羞愧?为历代的知识分子羞愧。不是光我自己愧，包括我，但主要是为历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窗外就是我们山西商人“晋商”的骆驼队经过，他们有可能改变亚洲的财富结构，他们有可能创造东方的财富奇迹。但是知识分子不予关注，我从清代到后来所有的浩如烟海的书籍当中，没有找到认真记述晋商的文字。尽管这些文人每天也在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讲的天下兴亡是朝庭的兴亡，窗外的事不管。其实，我当时就想到，国家的兴亡和经济有关，和财富有关。山西商人经过自己的努力，已经有效改变了这块国土的财富，改变了这块国土的经济。但是我们的文人不予关注。我为这些文人感到惭愧，为这些前辈感到惭愧，同时也为中国文化感到惭愧，原因是他们不关注公共空间。他只关注朝廷，只关注家庭。这个问题比较大了，现在咱们知道，外国对中国的旅游者又爱又恨，爱的是中国人的高消费。恨的是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在宾馆大堂打牌，等等。他们认为中国人没有道德。我在国外遇到这样的情况，经常要为我的同胞辩护几句，我说你看到的随地吐痰、高声喧哗的农村妇女很可能收养了两个孤儿。他们不了解的是公共空间生活的规则，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责任是中国文化，而不在于他。中国文化不注重公共空间的训练。当然硬说也是和道德有关，这是公德，但不是他个人的私德有愧。现在公共空间的问题就留给我们的官员，过去不解决这些问题，勉强解决。我昨天看到1907年大同的街景，这个公共空间好像没人管，整个就是垃圾场。没有考虑卫生、防火等等，最贫困的人怎么办？文化遗迹怎么办？这是公共空间的事，没有人关注。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毛病。虽然有一些关于公共空间的话语，但是都比较勉强。像儒家讲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中心坐标是自己家。希望大家不要喝酒的驾驶广告，驾车一杯酒，家人千滴泪，没有想到被他撞死的那个家庭是千滴泪、万滴泪。思维都是从自己家庭出发，对公共空间考虑比较少。这个我特别希望知识分子关注，不要再这样了，把这个责任全部推给我们的官员，是不对的。知识分子的毛病就在这儿，尽管在公共空间每天发言，但是他们最不关注公共空间。研究一个历史小说的细节据说研究四十年了，这和公共空间一点关系也没有，公共空间有大量的问题你们不予关注，每天骂骂咧咧，说你们的事情，烂事、臭事，让广大的人关注。广大的人大量问题不予解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大毛病。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有一次我在德国的斯图加特街头，一个很好的小城市，做奔驰汽车的。我和德国朋友晚上一起过街时，虽然没有人，但大家都不闯红灯过马路。德国朋友问我：余先生，你知这是为什么？如果说，只是为了遵守一种规则，这还没有解决公共空间的问题。他说，最早德国学者是这样思考问题，然后慢慢传播到全世界。他的思考是这样的，经过统计，出车祸最多的还是儿童，儿童对于交通规则是没有机会上课的，上课他也没法听，他的第一课堂是家庭，家庭窗口是他们接受交通规则的现场，所以当你看到在红灯时，道路两边都没有车的时候，你不能保证四边高楼的窗口没有小孩在看，你如果安全穿越了红灯的话，给小孩有一个反面的教育。你只有在穿越红灯时撞了人给小孩的教育是正确的，但是你又不愿意被撞，所以红灯时即使没有车，也不能过，原因是公共空间当中你要关注无数窗口有可能出现小孩的眼睛。这就是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思考的水平，我觉得很好。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否多一些关注公共空间的课题？不要卖弄自己的小文笔、小情趣。我们大同是座优秀的城市，现在公共空间发生了保护古城的大行为，过去任何私人都做不到，我们要为这个喝彩，同时遇到了问题我们一起帮助解决。如果不考虑公共空间，一定会出现以个人利益出发的私人事件演变成恶性事件。我们现在好多恶性事件是由于不考虑公共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毛病，叫公共空间的缺漏。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是意大利佛罗伦萨，这个城市有米开朗基罗在公共空间的大街口搞雕塑，所有的人看着；达芬奇在教堂有很多人看的情况下画壁画，这一切都是在公共空间里完成。佛罗伦萨的市民天天指手画脚，他们的水平也在提高。我们的文化创作一定是私密的，而且作品是收藏、收藏、收藏，国家收藏，宫庭收藏，民间收藏，公共空间不予关注。从现在开始，我们关注公共空间，大同有优秀历史背景，在这方面要走在前面。

  第二个方面，中国文化太不在乎实证意识。什么叫实证意识？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获得实际素材的证明，实际数字的证明。这一点历来的中国文化比较薄弱，过去朝庭讨论要不要打这个仗、要不要开这条河，所有大臣的发言没有用数字讲话，讲来讲去全部是在表忠心。多少年都是如此，实证的数字从来不在乎。《万历十五年》的作者——历史学家美籍华人黄仁宇教授讲过，他用了一句现代的话，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毛病，从来缺少数字化管理。这个特点直到近代也是如此。我小的时候，从农村到上海，报纸打开来，都是什么地方谋财20万金、30万金，这是大约性时代，有数字你也不能相信的。文革当中有人的文章说，有百分之九十几的当权派都烂掉了，这个数字哪来的，不知道。我到台湾演讲，我说你们也不要嘲笑大陆，国民党也一直是这样，三年消灭共产党，觉得太长，后来就一年消灭共产党，再变成八个月消灭共产党，都没有实际依据，最后是谁被消灭了，都不知道。中国人对数字不敏感，完全凭脑子想。黄仁宇教授讲的好，中国政府从80年代开始，政府工作报告进入了数字化管理的阶段。

  在文化观念上还有很大的毛病，最大的毛病是，只要是中国人都喜欢听谣言，而且没法来破除谣言。谣言世界各国都有，但是对中国伤害最大。问题在哪里？中国文化没有建立一个发现谣言、识别谣言和破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西方在科学主义的时代提供了这个程序，中国没有，直到现在大家是喜欢谣言又害怕谣言。喜欢听别人的谣言又害怕谣言落在自己头上。我比在座的大家年龄要大，我看了那么多年，我看到身边的人，不管职位多高、财富多大，遇到谣言都没有办法，越声明是越描越黑，自杀人家说是畏罪自杀。破除假变为真缺少程序，没有科学主义的逻辑判断能力。报纸上网站上谣言是铺天盖地。我个人感觉关于我的谣言是非常多，我上网只是哈哈一笑，大概只破了一个谣言，就是前两个月余秋雨先生在上海华山医院去世这个谣言破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悲哀，我们中国人往往是带着别人的很多谣言和带着自己没法破除的谣言终于走向坟墓。名气越大，谣言越多。这不是一个小事，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所以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两个字很重要。科学思维在我国很难普及。实证思维就是科学思维。

  第三，中国文化不太在乎法制观念。我不是从政治上讲，只是从文化上讲。中国文学过去、现在、今后，最有吸引力的一定是武侠小说，电影在世界上能打响的也是武侠电影。武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好汉永远是法外的英雄，中国的江湖永远是法外的天地，中国的良民永远是拦轿告状，中国的好官永远是先斩后奏，总是在法外活动。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吗？法外活动才有文学魅力，和法律有关的就不对。这在世界文化当中不太多见。外国文学当中也有一些好汉，像佐罗、罗宾汉，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地位中远没有在中国的地位高。我们现在也是，谁敢冲撞警察一定是英雄，这完全搞错了，但民间思维就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思维。当然还有其他好多的毛病，需要我们来改革。中国文化有好多的问题。

  最后，我讲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在大同，作为一个文化古都，我要讲几句话。古都文化是一个大文明的精神汇聚之地。文明的分配是不平均的，并不是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平均分配着我们的中华文化，在不同时期有一些汇聚之地，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大古都就是大汇聚。大汇聚的任务就是给这个民族留下大记忆。如果记忆失落了，我们的民族就失落了。记忆有好几种，一个就是文本记忆，另一个就是实体记忆，像兵马俑、万里长城。我们看到它要比看到文本激动人心。我们在打造一个大同古城，虽然很小，只有3.28平方公里，但是很重要。这是大记忆当中的实体记忆。这和考古学家们的不一样，考古学家需要留下一些记忆，进行学术研究，这是对的，但这小了一点。我们可以留下一个漂亮的古城，这不影响现代生活。现在好多地方在做这个工作，但是看起来，在打造古城力度方式上，大同是走在最前面的。我在西安看到联合国古城古迹保护的秘书长，一个外国人，他讲了一段话，如果你们这时候不打造古城的话，一切走向灭亡，如果现代的文明介入的话，所有的就会被钢筋水泥肢解，肢解以后再打造已经不可能了。这个秘书长的讲话，让我一身冷汗，好险啊，你们终于把它抢救下来了。西安大明宫是这样一个情况，当时一直没钱，但是大家当时都知道那是皇宫所在地，所以历届政府都不允许那儿建设高楼，不允许建设高楼，那儿却成了低级生态聚集地，好多流浪者在那儿生活，形成连片的棚户区，有10万人生活在大明宫的现场，搬迁是很困难的，但是西安做成了这件事情。大古都除了承担大汇聚和大记忆的任务外，还遇到了大悲哀，就是辉煌以后的垃圾层层叠叠，让人们一声一声的叹息辉煌之后的凋零。我以前走到西安的棚户区就很难过，这是世界最辉煌朝代的最高指挥部，现在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乱成一团，所以是个大悲哀。我不瞒大家说，我前几次来大同的时候，有时候坐在小巷子里时，也有一点点悲哀，因为毕竟是伟大的唐朝在这里打造，中华文明曾在这里获得了整体挽救，大同能不能给我一个更辉煌、更完整的那个时代的信号，那个时代的记忆？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想，幸好还有云冈石窟，但是石窟下面也是一片混乱。我这么一讲，大家就知道我这次的高兴了，和我同行朋友们是第一次来大同，他们的高兴劲头就甭提了。和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山东的大企业家，他看到这些也很高兴，几乎让他掉眼泪的是几年前的照片。我们要做这样的大动作，为了留下大记，克服大悲哀，一定要有一次大清理。大清理的使命是为文化、为民族，也是为人类。这一次，我觉得大同的民众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你们不愧是大国民。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你们是那样的懂事、配合、顾全大局，来帮助完成一个事情。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对于宏观的来说不大，就是让我们中华文明最优秀的古迹云冈石窟周边变成一个美丽的园林，让我们的鲜花松树来烘托出她的伟大，而不是下面的低级生态，就这么一件事。另外，在我们大同发展的时候，留下3.28平方公里小小的古城，让这个古城告诉大家中国的一个穴位在这儿。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要有几处重要的穴位，一个穴位在这儿，就如此而已。其实说起来不太大，但是这个不太大就需要在座的朋友们、大同的市民作出巨大的努力。因为几乎每个家需要搬迁，这个搬迁，政府做得很好，努力使每一个家庭有所得，当然一定有所失，也一定有好多矛盾，有好多比较，但是我们尽量在克服。克服的结果，并不是大家原来想的一次促进大同旅游的发展，这是小事。当然这个也要，大的就是我前面讲的这是精神的汇聚之地，大唐王国的打造之处，一个中华文明的再生之源。因此，我们要用大手笔来进行一次大清理，这个时候我们的民众，会有一些牺牲，会有一些承担，幸好我们大同市民不失为大国民，不仅配合，还积极参与，使古城留下记忆的过程当中，将走在全国的前面，成为一个范例、表率。我因为对这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现在能够成为中国的范例的话，也一定是世界的范例。在古城的重新打造上，我们如果让大同能够成为世界的范例的话，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山西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谢谢大家。

看了本文的读者还看以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