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路由器校园网设置:厚黑学之谋职篇

厚黑管人谋职篇　毛遂自荐———求职术（1）

中国人可以吃暗亏，也可以吃明亏，但就是不能吃“没有面子”的亏。从这个角度出发，能够以你的“厚”，掩盖上司的“薄”，以你的“厚脸皮”维护上司的“薄脸皮”，那么，成功的机率就会大大增加。如果你不顾别人的面子，总有一天会吃苦头。

　　善意的欺骗有时是必要的

　　唐朝有位江湖术士吕用之，此人凭他的骗术，竟一跃而成为手握重兵的将军。

　　唐朝大将高骈本是一介武夫，此人最信邪门歪道，尤信神仙。吕用之则是个地地道道的江湖骗子，他抓住高骈好神仙的心理去拜谒他。二人一见如故，高骈立即给他一个军职。吕用之有两个好友，一个叫张守一，一个叫诸葛殷，都是通过吕用之推荐给高骈民的。三人同心协力，用所谓的神仙道术欺骗这位大将军。

　　高骈与一位武将郑畋有仇。郑畋已经当上了朝中宰相，这些情况吕用之当然是清楚的。一天午后，吕用之来找高骈，神秘而又有些紧张地说：“据我求仙掐算，朝中宰相郑畋已经派出一个武林高手为刺客前来刺杀明公，今天晚上就要到了，请明公早自为计，免遭毒手？”高骈大惊失色，吓得鼻尖上立即出现了一层水蒸气，忙请吕用之想办法救他性命。吕用之说：“此事并不太难，我的好友张守一精通剑术，可以抵挡刺客。”高骈忙派人请来张守一，并以大礼迎进。张守一装腔作势地唬了一阵，最后答应为他抵挡并擒获刺客。但要求高骈要远远躲避，因为今天夜间将要出现的是两名武林高手的一场恶斗，免得刀光剑影伤着他。高骈自然惟命是听。

　　当天夜里，高骈穿了一身女人的衣服躲藏在邻近院落的一间小屋里，张守一穿着高骈的服装躺在高骈的床上。此日正是月末，又值阴天，夜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这样的夜晚当然也是吕用之精心选择的。高骈也不敢睡觉，伸长耳朵细听自己居室方向的动静。

　　夜静得可怕，万籁俱寂，一片落叶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听到。将近午夜时分，忽听庭院中“吮唧”一声，紧接着传出一阵铁器撞击声和二人格斗的声音，“丁丁当当”的兵器声、你来我往的脚步声夹杂在一起。大约过了两刻钟，声音渐渐消失了，夜又恢复了可怕的寂静。高骈不知结局如何，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提心吊胆不敢睡觉，生怕刺客得胜过墙来杀他，一夜也没合眼。

　　天刚蒙蒙亮，他立刻带着待卫向自己居室走来，只见庭院和台阶上有几处血污，有的是点点滴滴，有的是成片成滩，好不怕人。只见张守一提着宝剑笑吟吟地站在门口，有些自矜地说：“来人果然是一名高手，我如不格外小心险遭毒手。经过一番恶斗，虽然没有擒获他，但他已负重伤，他的武功已被我彻底废掉，从今往后明公就可高枕无忧了。”高骈见状，万分感激，眼里噙着泪花，紧紧握住张守一的手说：“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再生之德，我一定厚报。”说罢，赠重金，并委以重要军职。吕用之也因举荐之功破格升为参将。

　　其实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张守一根本不通剑术，刺客之事更是子虚乌有。吕用之事先准备了一些铜铁之器，又用厚囊盛了一些猪血。当天夜里，先行潜入其中，等到深更半夜之时，把铜器扔在台阶上铿然有声，接着二人用两根铁棒互相敲击，并不停地转换位置就像格斗一般，胡乱折腾一阵，再把猪血沥沥拉拉地洒在庭院里和台阶上。二人偷着默笑几声后，吕用之就带着全部道具从后门溜了出去。一场戏演完，把个高骈唬得晕头转向，认为真有神仙在帮助自己。两个江湖骗子靠这一套欺诈手段终于蒙住了上司，给自己谋取了高位。

　　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近代，通过不正当手段骗取高官显位者更是不乏其人，而且骗术也较以往更为高明。清末民初著名政客江朝宗的升迁之道就颇有代表性。

　　江朝宗原名江四，此人是袁世凯时赫赫有名的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府院之争时还当过几天国务总理并以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短命总理而载入史册。江朝宗早年家境贫寒，但他勤奋好学，粗通文墨，后来落难来到天津，经人介绍给直隶某绿营参将高孝承当文书。这位高参将乃行伍出身，不通文墨，因而对江四格外重用，倚为心腹。

　　高参将早年丧妻，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视若珍宝，迟迟未曾许配人家，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女儿的婚事就成了高参将的心病。可是有财有势的门户谁愿意来娶这位芳龄已过的老处女呢？但一般小户人家，高参将又不甘心降格以求。日复一日，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地把姑娘的婚事给耽搁了，越发地难以出阁。自从江朝宗进了参将署，做小伏低，十分殷勤，上下都欢迎，参将也常夸奖他。久而久之，遂有欲将女儿许配给他的心愿。未料一打听，江朝宗已有妻室，便不再提及此事了。不久，高参将的一位幕僚与江朝宗闲聊时述及此中秘事，江朝宗听后内心十分懊丧，但又不可挽回，只有自怨自艾。

　　江朝宗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为自己一时失言而未能成为参将的女婿，终日心猿意马，不得安宁，思想着一条补救的办法。也是江朝宗求利心切，终于想出了一条迷人眼目的招数，只待高参将自己找上门来。

　　有一天，江朝宗备置了一桌酒菜，请那位幕僚和几名同事共饮。大家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都已有了几分醉意之时，蓦然间，江朝宗举杯嚎啕大哭起来。旁人一怔，不知所以，都说：“四先生醉了！”江朝宗从怀中掏出一封“家信”，捧至脸前，涕泪俱下。那位幕僚先生拿过书信拆开一看，“哎呀”一声，说：“原来是嫂夫人病故了！”江朝宗哭得更厉害了。

　　过了几天，那位参将的幕僚笑嘻嘻地登门见江朝宗，一见面就说道：“四先生，贺喜贺喜！”江朝宗心想：果然计谋应验了，但却佯装不解地问道，“我有何喜？”幕僚先生随即把受参将之托，欲把他的爱女许配与他的话说了一遍。江朝宗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当即站起来向这位幕僚先生深深地三作揖。第二天，江朝宗梳洗整冠去参将府邸，叩见高孝承，拜谢知遇之恩，口口声声恭称岳父大人，喜得高参将眉开眼笑。事不宜迟，高参将立刻请人选择吉日，为他们二人办了婚事。江朝宗遂了心愿，入赘参将府，从此青云直上。后来，高参将病故，所遗大宗财产，尽数为江朝宗继承。江朝宗利用这笔家产，上下打点，终于攀上了北洋显贵袁世凯，成为民国初年投机政客中红极一时的人物。

　　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中，不少人的高官显位并非来自真才实学，欺上瞒下是他们升官的终南捷径。做官当如此，做大官更须如此！没有极“厚”的脸皮，没有极“厚”的骗术，是不可能在官场中一帆风顺的。由此看来，撒谎者之所以能大售其奸，主要还是由于当权者怕听真话，爱听假话。俗话说，忠言逆耳，听到真话，了解到那些令人沮丧的消息，心里自然就烦躁无比；一听到假话，别提心里有多舒服了。这也是许多部下在上司面前报喜不报忧的根本原因。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许多帝王也特别爱服“厚黑”这副药，大昏君杨广就是这样一个爱听谎话的人。

厚黑管人谋职篇　毛遂自荐———求职术（2）

有一天，杨广的侍卫高德儒看见大堂外面飞过两只孔雀。他想如果说天上飞过凤凰，汤帝一定会高兴，于是便和身边的人嘀咕了一下，装作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杨广那里说：“万岁，刚才有两只凤凰从这儿飞过去了。”杨广听了，果然欣喜万分，他马上跟着高德儒跑到殿外向空中望，只见空荡荡的，别说是凤凰，就是麻雀也没有。这时候，几个侍卫纷纷前来作证说凤凰就是从这儿向西飞过去的。杨广信以为真。在早朝时，他郑重其事地向大臣们宣布：有两只凤凰刚从这儿飞过去了。

　　传说中的凤凰是一种象征吉祥的鸟，尽管谁都没见过，众大臣一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纷纷跪在地上向杨广贺喜，说这是象征着皇上有天神保佑，将大吉大利，万事如意。杨广听了心里很高兴，马上发下一道诏书说：“高德儒忠贞不二地侍卫皇上，始终如一地恭敬神灵，所以才看见凤凰，为奖励他这种精神，我将提升其为朝散大夫，并赐予绸缎布匹；其他侍卫也忠心可见，同时给予封赏。”这样一来，就连几个撒谎的人也惊呆了，没想到一个谎言竟能得到这么多的好处。

　　说谎做假，容易使人受骗上当，这是勿庸置疑的，这是人性中不诚实的恶劣品格，但我们不妨从积极的一方面去理解和运用。比如，你的上司喝醉了酒，在不清醒的情况下签发了一件不当签发的文件，并且要你马上去执行，身为下属的你在左右犯难时，不妨来一招“欺骗”术，“这就去执行”，事实上你把这件刚签发的文件压下不发，等其酒醒后再当别论，这样的做官术又另当别论了。

　　保全上属面子方能把职位提升

　　就中国人而言，面子问题是个最大的问题。俗话说：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在中国，“面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面子”，小则翻脸，大则会闹出人命。中国人可以吃暗亏，也可以吃明亏，但就是不能吃“没有面子”的亏。从这个角度出发，能够以你的“厚”，掩盖上司的“薄”，以你的“厚脸皮”维护上司的“薄脸皮”，那么，成功的机率就会大大增加。如果你不顾别人的面子，总有一天会吃苦头，因此，老于世故的人从不轻易在公开场合说别人尤其是上司的坏话，宁可高帽子一顶顶地送，既保住了别人的面子，别人也会如法炮制地给你面子，彼此心照不宣，尽兴而散。这种情形在官场尤为常见。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低微，做了皇帝后自然少不了有昔日的穷哥儿们到京城找他。这些人满以为朱元璋会念在老朋友的情分上给他们封个一官半职，谁知朱元璋最忌讳别人揭他的老底，以为那样会有损自己的威信，因此对来访者大都拒而不见。

　　有位朱元璋儿时的好友，千里迢迢从老家凤阳赶到南京，几经周折才算进了皇宫。一见面，这位老兄便当着文武百官大叫大嚷起来：“朱老四，你当了皇帝可真威风呀！还认得我吗？当年咱俩一块儿光着屁股玩耍，你干了坏事总是让我替你挨打。记得有一次咱俩一块偷豆子吃，背着大人用破瓦罐煮。豆还没煮熟你就先抢起来，结果把瓦罐打烂了，豆子撒了一地。你又吃得太急，豆子卡在喉咙里还是我帮你弄出来的。你忘了吗？”

　　这位老兄还在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朱元璋却再也坐不住了，心想：此人太不知趣，居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揭我的短处，让我这个当皇帝的脸往哪儿搁。盛怒之下，朱元璋下令把这个穷哥儿们杀了。

　　“为尊者讳”，这是官场的一条规矩。一个人，无论他原来的出身多么低贱，做过多少见不得人的事，一旦当上了大官，爬上了高位，他身上便罩上了“灵光”，变得“神圣”起来。往昔那见不得人的一切，要么一笔勾销，永不许再提；要么重新改造，重新解释，赋予新的含义。这位穷哥儿们哪懂得这一点，自以为与朱元璋有旧交，居然当众揭了皇帝的老底，岂不是自找倒霉吗？

　　朱元璋原本是泥腿子出身，早年当过和尚，后来又参加过推翻元朝统治的红巾军起义。这些经历在朱元璋看来都是卑微的。朱元璋因当过和尚，对“光”、“秃”一类的字眼十分忌讳；因红巾军被统治者说成是“贼”、“寇”之类的组织，朱元障便对这些字眼也极为反感。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杭州徐一在《贺表》里写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几个字，朱元璋读了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削发，说我是秃子。则者近贼，骂我做过贼。”于是，立即下令把徐一处死。洪武年间，大兴文字狱，惟一幸免的文人是翰林院编修张某。他在作贺表文里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两句话，朱元璋看了发怒说：“这老儿竟骂我是强盗呢！”差人逮来当面审讯。张某说：“天下有道是孔子说的，万寿无疆出自诗经，说臣诽谤不过如此。”朱元璋被噎顶住了，无话可说，想了半天才说：“这老儿还这般嘴硬，放掉罢。”左右侍臣私下议论：“几年来才见饶了这一个人。”

　　除了个人隐私外，上司一些特殊的忌讳也要探听明白。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方言不同，往往同样一句话，意义却完全相反，所以在与你的上司打交道时切记要“入乡随俗”，不要因语言上的误会造成不快。比如你称呼人家的小男孩儿，叫他小弟弟，总不算错吧？但是在太仓人听来，认为你是骂他；比如你对老年男子，叫他老先生，总不算错吧？但是在江苏嘉定人听来，当你是侮辱他。各地风俗不同，说话上忌讳各异，必须时时留心。

　　如果上司另有个人特殊的忌讳，你也要探听明白。比如对方的母亲，原是妓院出身，你如果不知底细，任意闲谈，说张三、道李四，虽然并不是有意说对方，而在对方听来，却认为你是故意指桑骂槐，揭他的隐私，当时虽不便立刻发作，而心里难受，一言难尽，对你的忿恨，可想而知。一旦遇到机会便难免给你小鞋穿。再比如上司以前是个贩卖私货、囤积居奇的奸商，现在虽已洗手，心中还是惴惴不安，你不曾探明底细，当着他的面大骂奸商，在你是快人快语，而上司呢？定然是局促不安，把你恨得牙痒痒。

　　因此，要在职场立于不败之地，就得学会为上司保守秘密，同时还要留心上司的忌讳；否则你不但不能当好一个部门的领导，还会像朱元璋的那个穷哥儿们那样赔上卿卿性命。

　　用你的“厚脸”为下属遮风蔽雨

　　作为一个领导，不能不顾及面子，但也不能太顾面子。脸皮薄的人从某种角度来说不适合做领导，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只有用你的“厚脸皮”把错误承担下来，才能够使部属为你努力地工作。因此，当部属犯了错误后，你不能只想到去追究他的责任，这当中，也不乏你的责任，是因为你管理统帅不严，才致使他犯下错误。遇到这种情况时，你首先就要做自我检讨，并且承担起主要责任。下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哈普·艾诺德五星上将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陆军航空队司令，他在自己《陆军飞行者》这本书中描述到这一点。有一位新上任的中队长接到大队长的通知：“昨晚你在军官俱乐部喝酒喝得太多了，下次不可如此。”问题是那天晚上，这位年轻军官根本就未去过军官俱乐部。这位中队长耸了耸肩，决定不理这件事。

厚黑管人谋职篇　毛遂自荐———求职术（3）

几天以后，他又接到另一份通知：“你喝得太多了，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现在这位中队长真是被弄糊涂了，因为这天晚上他也没有去俱乐部。这次他打了电话给副大队长谈这件事。

　　这位副大队长倒完全明白事情的经过，他回答说：“少校，你不只负责你自己一个人，在你中队里的人所做的一切，你都得负起责任来。你个人没有在俱乐部里酗酒，但你中队里有一个人如此做了，你应该负责！”

　　你也许会说这样做太过分了点儿，你怎能为属下所做的每件事负责任，这不是张三喝酒李四醉吗？在军中，你就得负起责任来，因为军职是种一天24小时的工作，你对你的属下有着全天候的管辖权。

　　问题是很多非军事团体的领导者，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愿为属下的错误负责。他们随时可以找到各种托词。但这会产生两种不良后果。

　　第一，你的属下不再愿意跟随你———换了是你，你会不会如此呢？总之一句话，换取当领导者的合约就是负责。你不肯为团体或属下负责，你就违反了这项合约。

　　第二，你的上级不会再信任你。假若你不肯负责，那又该由谁来负责？上级又该将责任交给谁？

　　你无法将责任要别人代负，所以千万别试着这样做。

　　为公利必须厚脸去私

　　做领导的本意就是为大众谋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们的私利与公利是相互对立的。这就要求做官者有时为了大众的利益必须厚着脸皮去拒绝私利，甚至牺牲私人感情。在我们心目中，都认为“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是千古真理。然而，为官却并非如此。下面是一个相关的历史故事，看后你就会懂得做官者有恩未必都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在刘邦和项羽中原逐鹿的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时代里，丁公和季布是两个最富有悲喜剧传奇色彩的人物。

　　季布是楚国人，他和舅父丁公都曾在项羽帐下效力，一个是斩将夺旗的大将，一个是运筹帷幄的谋士。在刘邦被困荥阳期间，季布曾数次把刘邦整得狼狈不堪，险些要了他的命。刘邦一登上皇位，首先悬千金重赏通缉的就是季布，并布告天下，有胆敢窝藏季布的，罪诛三族。逼得季布像丧家犬一般东躲西藏。

　　丁公曾在彭城为霸王追击刘邦，两人短兵相接，刘邦走投无路，对丁公说：“咱俩都是好人，何必相逼太甚呢！”丁公于是引兵而去，放了刘邦。等到项羽败灭，丁公心想曾饶过刘邦一命，就去求见。没想到刘邦说：“丁公作为项羽的部下，为人不忠。使项羽失去天下的，正是此人。”于是杀了他，并对左右大臣说：“这样做是为使后世的人都不要学丁公。”

　　季布是个硬骨头，年轻时就有“大侠”的美名，他没有像舅父那样去求刘邦宽恕，也没有像当时许多通缉犯那样去自杀。他剃光了头，毁了容，藏在一个朋友家里，后又给装在棺材里送到当时有名的游侠朱家那里。朱家让季布和奴隶们一起到田里干活儿，但告诉儿子，田里的活这个人说了算，要和主人吃同样的饭。然后朱家通过汝阴侯滕公给汉高祖捎话说：“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挞平王之尸也。”

　　汉高祖听朱家说得有道理，果然赦免了季布，还任他为郎中。当时朝中大臣都赞扬季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也因此闻名于世。

　　季布后来在朝中以忠诚耿直而很受人尊敬。孝惠帝时，升为中郎将。单于曾写信辱骂吕后，吕后大怒，召集诸将商量对策。上将军樊哙当即表示：“愿率领十万兵马横扫匈奴。”其他将官都拍吕后的马屁，一致随声附和。惟独季布说：“樊哙该杀头了。当年高祖领兵四十余万都被困在平城，现在樊哙带十万人怎么能横行于匈奴腹地呢？可见是当面吹牛！况且当年秦朝因和匈奴连年交战，所以才引发了陈胜起义。如今四海创伤未平，樊哙又开始当着大家的面谄媚邀宠，这不是想动摇天下吗！”当时殿上文武百官都吓坏了，为他捏了一把汗。罢朝后，吕后再没提征讨匈奴的事。

　　事实就是如此。如果当初丁公忠于他的上司，在刘邦走投无路时，不放他一马，那天下便是项羽的；正因为他对待敌人心慈手软，才使刘邦有东山再起，夺取天下的机会。如果刘邦重用了丁公，丁公今后也可能放过新的敌人，那刘氏天下又当易主。所以，一个对敌人心慈手软的下属是不可重用的。

　　厚脸并不意味着要打“痞子腔”

　　厚黑做官的前提是，不可违背做人和做官的基本道德。因此，在此要奉劝那些从政做官的朋友，“厚脸”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厚脸皮或“痞子腔”。在我们处世和做官的过程中，不管是朋友之间，还是同事之间，都要推崇坦诚相见的交友法则，以心换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在处世上最讲“诚”字。

　　曾国藩最得力的门生李鸿章，曾经回忆他老师“待洋人以诚相见之事”时说，曾国藩曾经谆谆教导他，在与洋人打交道时要讲究一个“诚”字。

　　李鸿章在谈到其先生曾国藩时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我的老师曾国藩提携起来的，但是讲到洋务方面的事，似乎老师还不如我内行。然而，要知道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的老师一句话指示的力量。

　　“从前把我老师曾国藩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未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他老人家的。老师见到我的面之后，不等我开口，就先向我问道：‘少荃，你现在到了这个地方，是对外交涉第一重要的关键。现在国势消弱，外国人才联合起来算计我们，有一点儿小小的错误，就会遗留祸害，影响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什么样的主意呢？’

　　“我回答说：‘学生正是为了这个问题，特地来向您求教的。’老师对我说：‘你既然来到这里，必定有自己的主见，不妨先说给我听一听。’

　　“我说：‘学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是同他打痞子腔，即用油腔滑调来对付他们。’

　　“老师于是五个手指捋着胡须，很长时间不说话，后来慢慢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着打给我听听看好吗？’

　　“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学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顺抹着胡须不放松，很久之后才看着我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为好，诚能感动一切人和事，我想洋人也同样具有这种人情。圣人说忠诚和信守可以实行于少数民族那样不开化的人们，这绝对不会有错的。我们中国现在既然没有实在力量去与洋人相抗衡，无论你如何虚强造作，洋人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不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的。不如老老实实，坦诚相见，与洋人平情说理，这样做虽然不能占到洋人的便宜，但是或许也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们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脚的，脚踏实地，失误也不至于太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儿。”

　　曾国藩强调，不仅与洋人打交道要讲诚，而且与他人打交道都要讲究“诚信”二字。诚信是人格的根本，也是人际交往的基础，所以，无信则失去自己，也失去他人，终于无法立于社会。孔子还曾说：“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因此，曾国藩将是否诚信与生死并提，强调的是人活一世，信誉第一。曾国藩多次指出，运用奖赏时，最重要的是守信用；运用刑罚时，最重要的是公正。处罚与赏赐的信誉和公正，应验证于臣民所见所闻的事情，这样对于那些没有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的人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君主的诚信如果能畅达天下，那么连神明也会来保护，又何惧那些奸邪之徒来侵犯君主呢？　　在今天看来，“诚”字确实是打动人心的有效办法，曾国藩的那番话实在有道理，即使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与人相处还是要坚守“以诚待人”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厚黑管人谋职篇　毛遂自荐———求职术（4）

做领导的“厚”与“黑”

　　领导，顾名思议就是带领和引导的意思。作为领导者，你的职责就是要带领和引导下属根据既定的目标去开展工作。所以，领导者一定要有与众不同的领导艺术。通俗地说，就是对民众要“厚”，对贪官要“黑”。为此，我们总结了古今中外领导者的有关经验，得出如下做领导的五大谋略，希望能对你有所裨益。

　　一、宽政可得民心

　　历代兵制中自己亲自去当兵，这是定例。而汉代刘濞却决定可以自己出钱让别人代自己去当兵，这就是宽政。自己出钱让别人代自己去当兵的人既已是宽政，而亲自去当兵的人国家又给予他一定佣金，这是富者出钱而自己不当兵，贫穷的人虽然自己当兵却能得到佣金，这是吴王刘濞为取得民心而采取的措施。这种宽政之法考虑到了不同人的情况，而使人们都能满足。

　　二、忠爱为正当心术

　　做官应该学习刘向的品德。刘向以学问而取胜，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刘向的爱国热忱，更令人钦佩。例如刘向见识精辟而不炫耀，气势很盛而不骄矜，预料到王氏必然篡汉自代，想到应当早点儿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又没有诛灭王氏的意思。他用心平实，指事确凿，以“忠爱”二字为本。做官者应当首先学习他的心术，只有根本坚固，心术端正，正如根基深厚的大树才能枝叶繁茂。

　　三、除恶要务尽

　　做官之人要充满正气，不可徇私枉法，在执法时要除恶务尽，例如，张敞就是这样一个正义之官。据《张敞传》记载，张敞在决定处死絮舜时，派主簿持教告诉絮舜说：“我这五天就要卸任的京兆尹难道不能把你处死吗？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就要到来，这能延长你的性命吗？”所以除恶务尽，是为官者的职责。

　　四、君子只做重大事情

　　做官者应放眼未来，为国家以及社会的长远利益着想，不可拘于小事，而应该作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历代庸官之所以碌碌无为是由于他们只注意了无意义的小事，而忽略了远大的任务。英·甘地夫人曾经说，她就是为重要的事去奋斗的。“我这个人眼高手低。一个人要做一件事，不管这事多小也得斗争。可我生就一个懒人，所以我就把事情分为三类：最重要、重要、不很重要。我只是为头一类事奋斗；如果我身体好，有潜力，也去张罗第二类事。”这句话充分体现了英·甘地夫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性格特点，这也是许多有所作为的政治家的态度。

　　五、法随令而行　　国家要靠法令来统治。商鞅变法就是要保证重大法律的施行。改革要靠法令来推行，所以推行法令是改革的关键。删节法令的要被处死，拖延法令的要被处罚，不服从法令的要被处死。 

厚黑管人谋职篇　背靠大树———交友术（1）

职场上有一句话，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确，在你的背后，要是有个显赫人物为你撑着，你的人生旅途自然畅通无阻。这就要求做领导的要有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睛。

　　大树底下好乘凉

　　职场上有一句话，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确，在你的背后，要是有个显赫的人物为你撑着，你的人生旅途自然畅通无阻。这就要求做领导的要有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睛。

　　清朝康熙帝在位时，当时最大的奸臣是明珠。明珠幼年在宫中当过侍卫，与康熙的关系比较接近。正由于这层关系，明珠仕途一帆风顺，鼎盛期官至兵部尚书。

　　吴三桂自请“撤藩”，朝中大臣多有慰留之意。明珠附和康熙的意见，主张下旨“撤藩”，看看吴三桂敢不敢反。从此以后，康熙更是对明珠欢喜不已。

　　明珠得势以后，与其最亲密的走狗余国柱开始大肆卖官，中饱私囊。

　　凡是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等重要位置一有空缺，他们便向有意者大肆索贿，直到满足他们的欲望为止。日子久了，明珠的财富也就堆积如山了。

　　而且，明珠还进一步控制那些检察官员，进而以箝制百官。他将所有新上任的检察官员找来，令他们订下密约，答应所有向皇帝上的奏章，事先一定拿来给自己过目。

　　这样，明珠不仅得宠于皇上，控制百官，还控制着整个检察机构。国家机构对他已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一时权倾朝野。

　　宠臣太过，就必然会为患于朝廷。大智如康熙者，不曾明眼辨奸，实为憾事。

　　等到明珠最终一日被人告发，康熙也仅仅是免了他的大学士之职，并且，还是很不忍心的。过了不久，康熙又把他招来身边，充任“内大臣”！

　　明珠是个可憎可恶之人，我们可以从他成功的背后去寻找答案。他要不是有康熙这棵大树为他挡住烈日、挡住狂风、挡住暴雨，他早已是满朝文武的众矢之的，身首异处了。

　　明珠的官道畅通之法，不可为我们所效仿。但是，我们也可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如果在你的工作中，遇到那些十恶不赦之人，而他们又羽翼丰满、势力强大，要铲除他们，你也只有背靠大树才能达到目的了。

　　拉大旗做虎皮

　　在政界和商界交往中，把极有号召力的旗号拉扯过来，当成虎皮，用来骗人和吓人。这是一种官场上的“厚黑”恶习，其根本目的是借局布势。特别是当某些人的力量很弱小、无力形成强大的声势时，常可以借助别人的旗号，布置成有利于自己的阵势。例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项梁接受谋士范增的建议，找来已落魄成牧羊童的楚王之孙，尊为楚怀王。楚怀王的出现，激起老百姓对秦朝统治者的反抗情绪，起义军人数倍增，形成了埋葬秦朝的强大声势。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拉大旗做虎皮。在日常生活中，拉大旗做虎皮何止在政治领域中经常运用，就是在今天的商界也司空见惯。

　　有一个美国出版商，在总统身上大做文章，不仅推销掉积压的图书，而且还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一次，该出版商为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图书卖不出去而发愁，忽然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过了几天，他通过朋友送给美国总统一本样书。后来，总统看到了这本书，只浏览了几页，便漫不经心地说：“这本书不错。”出版商闻讯，利用总统这句话大做广告，一个月内把积压图书全部卖光。

　　其后，又有一批图书积压，该出版商因尝到了甜头，给总统又寄了一本样书。这一回，总统不给面子，评论说：“这本书糟透了！”于是，该出版商在广告中大肆宣传：“本公司有一本总统认为很糟糕的书出售！”不久，该书销售一空。

　　几个月后，该出版商又遇到了图书积压的难题，他像以前一样如法炮制，寄给总统一本样书。这一回，总统学聪明了，干脆对他的书一言不发。于是，该出版商在广告中写道：“这里有一本总统难以评价的书出售！”结果，所剩图书轰然销尽。

　　厚待贤良才能成功

　　作为有一番事业心的从政官员，必须具有厚德待人的品德。这就意味着，你凡事都不可过于苛刻，一旦苛刻，别人在你眼里就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样他怎能为你效力，惟你所用呢？所以只有宽厚待人，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你周围的人才能为你效力，你的事业才能成功。

　　三国时的吴国孙权势力覆盖江东。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是吴国的英雄人杰，可称之为国家的栋梁，对吴国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古以来，很多文臣武将都自以为贤能超人，而且嫉妒比自己强的人，而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就可以使这样的人自惭形秽。

　　孙权刚即位时，鲁肃要离开江东，周瑜劝他留下，并举荐给孙权，推崇鲁肃能够辅佐帝王事业。后来，周瑜在死前还上书孙权，说：“鲁肃忠贞坚烈，遇事认真，如果以后能代替我，我就是死了也放心了。”周瑜死后，鲁肃就代替他执掌了吴国的兵权。

　　吕蒙原来学识浅薄，名声不佳，后来听了孙权的劝告，学识有了很大的长进。鲁肃代周瑜做了兵马大都督，常到吕蒙那里计议大事，很赏识吕蒙的才华，而吕蒙却很自卑。鲁肃看他这样，便宽慰夸奖他：“我原认为老弟你只有武略，今天看来你学识渊博，不再是过去的‘吴下阿蒙’了。”鲁肃与吕蒙结为金兰之交，吕蒙接替了鲁肃的职务。后来，吕蒙因病告退，推荐陆逊，说他深谋远虑，足可担当重任。陆逊因此代替了吕蒙。

　　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个人相继镇守吴国边境几十年，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威振一时的名将，曹操、刘备、关羽都曾经败在他们的手下。吴国之所以能成为三足之一，确实与孙权任用了贤能的良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做领导必须厚颜远亲

　　老百姓对于做官有一句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对于职业官吏来说，这种观点万万要不得。因为，做官本是为公之事，过于看重私利必然会招致祸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朝代都存在着权力的争夺，在争夺权力中，最高统治者都会面临如何平衡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的权力问题。一般说来，厚颜远亲是统治者基本政治素质的要求。谁要是能把这种平衡术运用自如，谁就能稳居高位，相安无事；相反，则可能因派系之间的斗争而使内部矛盾尖锐化，从而危及统治者的安危。

　　西汉初期，刘邦打败楚霸王项羽之后，建立了刘氏的统治地位。但按照历朝历代论功行赏、割地封侯的原则，那些曾为建立汉朝江山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文臣武将们都将得到应有的赏赐，但刘邦初为人君，尚未深谙统治之术，因此，在封赏之时，多照顾那些平时跟自己关系好和有亲属关系的人，诸如张良、萧何及吕后家族中的人。这一来，那些虽也曾立下大功，但跟刘邦关系一般甚至素有隔阂的人便被冷落一旁。一时间朝廷内外议论纷纷，猜忌四起。　　一天，刘邦在朝审理完朝事，退廷之后，他看见朝臣们三五一堆，交头接耳，似有什么事情在传递，他敏锐地感觉到有什么事情瞒着他。  

厚黑管人谋职篇　背靠大树———交友术（2）

于是，他找到谋臣张良，问朝臣们所议何事。张良随口答道：“他们议论准备谋反。”

　　刘邦闻言大惊，皇朝刚立，竟然有人谋反，他忙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张良掰着指头说道：“其一，陛下得天下靠的是这些人的鞍前马后的辛苦，他们为刘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先封的大臣却没有他们的份，因此他们怕论功行赏之时陛下会忘了他们；其二，陛下得天下之后，芟除的都是平时跟陛下有仇怨之人。人孰无过，现在没受封的那些人平时哪个没一点儿闪失，他们害怕陛下找岔处罚、报复他们。”

　　最后，刘邦依照张良的建议把雍齿这样与自己有怨之人封为侯，其他众臣见状，心中便自然平静下来，于是一场可能发生的政治风波即告平息。

　　任何历史都会重演过去的一幕。晚清时期，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内部也是派系重生，其中仅江西驻守的就有江忠源、曾国荃、李文度、刘腾鹤部，另外，李鸿章、左宗棠等部虽名义上属曾国藩领导，也已分庭抗礼，面对种种派系力量的斗争，曾国藩通过学习历史上刘邦的厚颜远亲的派系平衡之术才使得湘军能够联合抗敌，成为清王朝的王朝之军。

　　只有铁面无私才能自成其私

　　作为领导者维护私利和以权谋私是最招人痛恨的行为。与之相反，领导者的公心就更容易得到信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是在朝为官，古代的秦桧因为卖国求荣而遗臭万年，岳飞却因为保家卫国而受到人们的祭拜。

　　当初宋太祖在周世宗手下做殿前都检点，驻扎在澶州。菖彬是周世宗的亲信，专门掌管宫中的茶和酒。太祖曾经向他要点酒喝。菖彬说：“这是公家的酒，我不能随便给你。你自己去买酒喝吧。”等到太祖当了皇帝，他对群臣说：“周世宗手下的官吏中，没有欺骗他们主子的，只有菖彬一个人。”于是太祖将菖彬他视为心腹，委以重任。因此，不假公济私的人，是容易得到信任。

　　对于封建帝王来说，虽然天下是自己的，却要把自己标榜成天下人的救世主，因为他们懂得出于公心更容易得到支持的道理。

　　李世民在打天下时功勋卓著，治天下时取得了“贞观之治”，原因是他始终将用人“至公”当作自己管理天下的第一原则，这表现在他选拔人才不以新旧划线，而是“惟有才德是任”。如李世民手下的战将中有来自敌营的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屈突通等骁将，正是由于这些良将的拼死相助，他才能横行天下，战胜群雄。

　　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李世民不断的重用原东宫谋臣魏征，采纳其诤谏，对“贞观之治”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归降的文臣武将竭智尽力相助，以至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股肱之臣就是因为李世民能以“至公”用人之故。　　在人的一生中，个人的情感失落和事业的失败都会使自己陷入困境，而在此时如果能够以一种“公心”来对待，那么自己那种渺小的不快情感就会融化在为大众创造快乐的幸福之中。 

厚黑管人谋职篇　难得糊涂———办事术（1）

在形形色色的圈子里，怎样才能明辨是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里不妨教你一招糊涂大法。即宁可装着糊涂不行动，而不可装聪明轻举妄动。的确，无论做领导、经商，还是为人处世，有时候装疯卖傻、以癫惑人倒能办成大事。有时候，在生活或工作中，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明明白白的，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出于某种特别的考虑，说得含含糊糊一点儿效果反而更好。

　　不妨来一招“糊涂”法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在形形色色的圈子里，怎样才能明辨是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里不妨教你一招糊涂大法，即宁可装糊涂不行动，而不可装聪明轻举妄动。的确，无论做领导、经商，还是为人处世，有时候装疯卖傻、以癫惑人倒能办成大事。

　　据清朝，魏息圆的《不用刑审书》记载，广东省有个绰号叫做“颠梅”的知县，判案经常独出心裁，打破常规，出奇制胜。下面是他以癫惑人的手法，判明一件冤案的故事。

　　有一天，一位平民从海外回来，带了许多银子，天黑赶路怕碰上强盗打劫，便把银子全部埋在距本村十里坡的大榕树下，趁着月色赶回家中。叫门多时，妻子才出来开门迎进。招呼睡下后，妻子问道：“夫君奔波海外多年，得了多少银子”？丈夫答道：“这回出门数年，赚得纹银五百多两，黑夜途中恐遭劫，只好埋在十里坡的大榕树脚下，明日白天便可取回来。”次日早起，丈夫赶去起银，开院门时，院门却是虚掩着，以为是自己昨晚忘记插门，便没有多疑，径直去大榕树下取银子。可是到了榕树下一看，埋银子的地方已扒开一个坑，银子早不翼而飞了。他瘫软在树下痛哭一场，本想回家告诉妻子丢了银子，又怕妻子说自己昨晚吹牛，尽撒谎骗人，于是跑到县城报案。

　　听完这个埋银丢银的经过后，“颠梅”知县问道：“你外出多少年？”答道：“出门四年。”知县又问：“家中有些什么人？”答道：“只有妻儿二人，儿子今年四岁多，是我出门前生下的。”又问：“家中有奴仆吗？”答道：“没有，一切家务由妻子操持。”又问：“昨晚回家碰见了谁，说起银子的事吗？”答道：“没有，我半夜回家，孩子已经睡着，只是对妻子说过把银子埋在十里坡大榕树脚下，可我去起银子时，妻子尚未起床，孩子也在睡懒觉。”又问道：“你回家时，妻子高兴吗？”答道：“态度倒也平常。”知县又问到：“你仔细想想，家中有什么异常现象没有？”答道：“没有。”知县最后说道：“果真如此，你的案子我也难以搞清楚了。”那个丢银人沉思了一阵，说道：“今早我出院门时，院门却是虚掩着，我记得昨晚好像插上的，这是否算是异常情况？”知县听其一说，佯怒拍案大喊：“千怪万怪，都怪那棵树！你把银子寄放在那里，它却没有替你保管好，而被人偷了去！此树罪该万死。“于是命令衙役前去拔掉那棵树，并且嘱咐，拔不动就用大锯去锯，锯倒运回来，我要亲自审问那棵树！回过头来又问丢银人：“你来告状，你的妻子知道吗？”答道：“不知道。”知县告诉他：“你回家不要告诉她，否则我要罚你！明天早上你带孩子准时来县衙。”丢银人回到家，说起丢银子的事，妻子骂他骗人，他也由她骂罢了。

　　衙役们好容易把树砍倒，蚂蚁啃骨头似地往县衙大院搬运，途中路人见到官差累得满身大汗，都问运树干什么？衙役们埋怨道：“颠梅知县要开堂审树。”这话传出，如同特号新闻，一传十，十传百，方圆百里，老小皆知，都哈哈大笑，均说颠梅知县又犯“颠病”了，知县审树，真是盘古开天地，古今奇闻怪事，大家都好奇起来，争先恐后从四面八方赶到县衙大院看热闹。

　　知县审树开始了，只见大树倒放在院子中间，众人挤了满院。知县早把丢银人安排在审台跟前，抱着孩子佯作站着看热闹。然后命令众人，一个跟一个地从审台前经过，人们莫名其妙，只好乖乖地像向遗体告别一样慢慢走过。突然丢银人的孩子向迎面走来的一个男人喊道：“叔叔抱我，叔叔抱我！”那男人装聋作哑便想溜过。知县叫住那个想溜的男人，问道：“你认识这小孩儿吗？”那男人摇头说：“不认识。”知县命令那男人去抱那孩子，孩子却欢喜地伸手求抱，状甚亲密。知县让丢银人问其孩子：“这个叔叔你在哪里见过？”小孩儿答道：“这是我家叔叔。”又问：“叔叔喜欢你吗？”答道：“喜欢！”又问：“叔叔喜欢妈妈吗？”答道：“喜欢！”知县听完孩子的答话，指着那男人喝道：“就是你，盗窃了大树脚下的银子，赶快从实招来。”那男人矢口抵赖。知县训斥道：“你放聪明点儿！前天晚上你在丢银子人家偷听到他们夫妇说话后开门出院，便去大树底下取走了银子，赶快从实招来；否则两罪并罚，严惩不贷。”那男人见事已败露，又怕激怒知县，追究奸情就更麻烦了，只好老老实实招供并如数交出全部银子。知县为了照顾丢银人夫妻关系就没有再过问奸情之事。

　　结案之后，众人有些不解。知县说，我从丢银人讲述的经过中，觉察到有人偷听到他们夫妻的谈话，从丢银人说早上出去时门是虚掩着的，判断此家半夜有人出门，而这个人又是丢银人回家之前就呆在院子里的，大有奸夫之赚，究竟是谁，只有叫小孩儿来认。撒谎审树，不过是以癫惑人。为了制造一种奇闻。因为越是奇闻就会招来好奇的人前来看热闹，犯了法的人更关心审案的事，必然要来看个究竟，这就给小孩儿提供认其母“相好之人”的场合和对象。一席话说得大家恍然大悟。

　　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一个古代司法中判官用癫惑人的方法判案的故事，看起来和做官没多大关联，其实，为官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在历代帝王将相中，好多人不就是用它把江山坐稳坐大的吗？

　　难得糊涂与糊涂难得

　　所谓糊涂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看不明白弄不清楚，因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另一种则是看得明白弄得清楚，但却不便于直截了当，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一定的糊涂战术。确实，在生活或工作中，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明明白白的，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出于某种特别的考虑，说得含含糊糊一点儿效果反而更好。

　　清朝的嘉庆皇帝，登位后对前代留下的一些遗留问题进行清理，还准备破格提拔几位曾为父王作过贡献却被奸臣排挤、打击的官员。但这破格提拔的事在清朝历代尚无先例，群臣反应不一。嘉庆拿不定主意，便问老臣纪昀。纪昀沉吟良久，说：“陛下，老臣承蒙先帝器重，做官已数十年了。从政，从未有人敢以重金贿赂我；为了撰文著述，也不收厚礼，什么原因呢？这只是因为我不谋私、不贪财。但是有一样例外，若是亲友有丧，要求老臣为之点主或作墓志铭，他们所馈赠的礼金，不论多少厚薄，老臣是从不拒绝的。”

　　嘉庆听完纪昀一席话感到莫名其妙，进而想一想，才点头称许，于是定下破格提拔这批官员的决心。　　其中是何原因，原来纪昀用模糊之法，提出自己赞成皇上应该放下包袱，大胆去做的建议。纪昀的这番话听起来言不及义，但细究起来里面大有文章。既然为官清廉，何以对亲友之丧事点主、作铭所得概不拒绝呢？为祖宗推恩无所顾忌之故也。您嘉庆皇帝破格提拔曾为先帝作过突出贡献的官员，本来也是为祖宗推恩，弘扬先帝的德化，还有什么顾忌的呢？这不正和我纪昀为别人点主、作铭不推却馈赠，好让死者的后人为死者尽孝的道理一样吗？嘉庆皇帝聪慧，哪能悟不出纪昀的话中话呢？

厚黑管人谋职篇　难得糊涂———办事术（2）

纪昀为何如此含含糊糊呢？出于两种考虑：其一，虽然建议破格提拔这些官员，但没明说，此意见倘若被采纳，是成是败，名义上自己都没有介入，皇帝也好，其他人也好，抓不着把柄；其二，嘉庆皇帝秉性聪明，而且有好自作主张的特性。不说吧，自己的意见皇上不清楚，而且皇上会不高兴。倘若说白了，恐有教导皇帝、不自量力的忌讳，起副作用。不如用此模糊之法，让皇帝自己“悟”出道理来，既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又迎合了皇帝好自作主张的秉性。纪昀此举，真是一次一举两得的糊涂。

　　在科学研究中，“模糊”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思维，它的基础是模糊数学。凡反映事物属性的概念的外延不清晰，事物之间关系不明朗，难以用传统的数学方法来量化考察，即是“模糊”。模糊思维的特征就是承认思维的模糊性，它遵循“亦此亦彼”的模糊逻辑，突破传统逻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界限，为人们解决模糊事物中间的问题开拓了广阔天地。

　　纪昀这条建议的提出，考虑了太多的把不准的复杂因素，于是他宁愿答非所问地模糊它一下，收到了“非模糊”参谋不会有的好效果。

　　当然，模糊之法不可滥用。严格地说，模糊参谋法乃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需要模糊的时候也来模糊它一下，就会弄巧成拙，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模糊参谋不等同于模棱两可。参谋的看法、见解都应该包含在模糊语言之中，并且有可能被对方正确理解，不至于产生歧义。纪昀的一番话貌似文不对题，含含糊糊，其实他真正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很清楚的，纪昀早已算定他的参谋对象能悟出来。

　　要学会激流勇退

　　都说职场如战场，不错，职场就是战场，身在职场中，就应该遵循一些做领导的“规则”：居安思危、激流勇退……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

　　越王灭吴以后，越王勾践循吴王夫差故辙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一时号称霸主。勾践的霸业，与范蠡、文种的忠心效劳、协力深谋是分不开的。徐州会盟后，范蠡便担任了上将军这个最高军事指挥职务。范蠡觉得自己的地位太高了，大名之下，不宜久留，于是班师回国后，向勾践写了一封辞职书说：“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当年主公在会稽受辱，我没有殉国，是为了灭吴报仇，今既已雪耻，我请求接受在会稽时应得的惩罚。”勾践看了范蠡的辞职书，先安慰他说：“回去后，我把越国分给你一半。”接着又威胁范蠡说：“如果不听我的话，就杀掉你。”范蠡心里想：“你按你的权力行事，我按我的意愿行事。”晚上，范蠡收拾了细软珠玉，带着家眷和随从人员，不辞而别，乘船飘海而走，再也没回来。

　　范蠡乘船经五湖（今太湖）入海，到达齐国后，立即派人给在越国担任相国的文种送去一封信。范蠡和文种都是楚国人，年轻时就是好友，后来两人都到了越国，在勾践手下共事几十年，互相支持帮助，感情更加深厚。范蠡在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这个人可以共同患难，不能共同安乐，你为什么还不离开呢？”文种看了信以后，内心很矛盾，他舍不得相国这个高官厚禄，认为勾践对他这样功高望重的老臣不会有什么猜忌；同时又觉得范蠡的警告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时有人在勾践面前进谗言，诬告文种要作乱。原来，勾践在报了会稽之仇，并完成霸业之后，就开始妒忌和畏惧文种的才能，他听到谗言后，认为正好有理可诛，便随函赐给文种一把利剑。文种接过剑，只见勾践信中写道：“你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只用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还有四种你掌握着，请你用那四种到地下去为我先王效劳吧！”文种长叹一声说：“真后悔没听范蠡的话。”于是引剑自杀。

　　范蠡到齐国定居后，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开荒种地。全家勤劳耕作，齐心经营自家产业，没有几年，他家财聚积几十万，成为当地有名的巨富。齐国国君听说他很有才能，就任命他为相。范蠡感慨地说：“我在家从事生产能够积攒千金，做官能够做到上卿相这样的高位，本来是平民百姓的我，算是达到顶点了。久受尊名，这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于是他把相印交给齐君，又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分给好友和乡里人，只带着少量贵重珍宝，和家里人默默地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走向另一个陌生的地方。范蠡带着全家到了陶（今山东定陶北），他认为这里交通方便，位置适中，便于客商云集，可以谋生致富，于是又更名换姓，自称陶朱公，在这里定居下来。范蠡父子辛勤耕种田地，饲养牲畜，从事商业活动，生意兴隆。几年之间，又积累了百万家财，成为天下巨富。

　　范蠡三迁，每次都有荣名，而他成名于天下，正是他居安思危，激流勇退，善于把握时机，勤苦自励，创造条件，不贪图功名利禄的结果。

　　当差时必须厚脸办事

　　在我们的生活中，历来只有“事不过三”之说，可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官场偏无“事不过三”之说，这就是厚脸当差，厚脸办事。只有如此，你才能在官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下面的一个历史故事，看后你定会获益匪浅。

　　“安史之乱”时，安定唐朝江山的功臣中，郭子仪当居第一。由于他功劳太大，唐玄宗身后的几任皇帝把他罢免了又起用，事成后又罢免。举凡一生，四落四起，可郭子仪从来没有怨言。朝廷需要时，一接到命令，他不顾一切，马上出发；叛乱平定后，皇上疑忌罢免他，他也无怨无悔，马上回家。真正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郭子仪一生所提拔的部下中，有六十多人后来都官至将相。八子七婿皆显贵于当代。史书对郭子仪的评价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我国历代的功臣，能做到这三点的，试问还有几人？　　郭子仪是凭什么修来这样大的福报———富贵寿考集于一身，功名利禄一人占尽，而没有像历史上常见的功高震主的大将那样，横遭不测呢？

厚黑管人谋职篇　难得糊涂———办事术（3）

看看郭子仪为人处事的几桩事迹，便可窥见一斑。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范阳（今北京西南）节度使安禄山造反，率兵一路攻向长安。唐明皇仓猝入蜀，皇太子李亨在灵武（今青铜峡县东北）即位，召集各路军队抗敌，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统领全国各大军镇。郭子仪与另一平叛大将李光弼原先同为朔方节度使手下的牙将时，两人脾性不合，平时互相不过话，有时实在避不开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要怒目相视，势同仇敌。等到郭子仪官拜大将军后，李光弼心想：郭一定不会放过他。于是他求见郭子仪说：“我死固然无所谓，但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的妻室儿女。”

　　郭子仪听他如此说，赶忙离座下堂，扶起李光弼，搂着他的肩膀，热泪盈眶地说：“如今国家遭此大难，皇上避乱在外。只有你才能担当起匡扶国家的重任，怎么能对从前的那些个人恩怨耿耿于怀呢！”

　　李光弼见郭子仪如此坦诚大度，非常感动。不久，两人同时受命东征，同心合力打败了史思明。

　　中原转战两年后，郭子仪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收复了京城长安。肃宗李亨亲自劳军灞上，感激地对他说：“国家再造，全靠爱卿之力啊！”然而他话虽这样说，尽管当时战乱还未平定，但郭、李功劳太大，难以驾驭，采取不立元帅的办法，而是派出太监鱼朝恩任监军，名之曰“观军容宣慰使”。

　　一个不男不女的阉宦能懂什么行军打仗之事，但他却是代表朝廷和皇帝的，结果几次战斗下来，连连败退，不得已，只好任命郭子仪为诸道行营元帅。为此，鱼朝恩忌恨不已，一有机会就在李亨面前谗害郭子仪，终于又夺了郭子仪的军权，召还京师。郭子仪接到圣旨，不顾将士们的反对，瞒着部下，单骑回京闲居家中，一点儿怨尤的意思都没有。

　　第二年，安禄山死，史思明再度攻占河洛一带，吐番也逼近长安，朝中群臣计议，一致认为郭子仪有功于国，现在天下未平，不该让他在家赋闲。肃宗只好再次召回他，官拜诸道兵马都统，进封汾阳王。这时肃宗已命在旦夕，在病榻上对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就全委托你了！”

　　肃宗死后，当时和郭子仪并肩作战收复两京的广平王李豫继位，是为代宗。奸臣程元振不停地向李豫说郭子仪的坏话，代宗也怕元勋宿将功高难制，于是罢免了郭子仪的全部兵权，不让他带兵打仗，却叫他去当修建肃宗皇陵的监工。郭子仪觉得来意不善，一面尽力做好皇陵建筑一事，一面把肃宗当时给他的诏书敕命千余篇（其中大多是军事绝密文件）统统交了上去。代宗这才明白了自己对郭子仪的误会，且心生惭愧，于是第三次起用了他。

　　当时，叛将仆固怀恩勾结吐番、回纥进犯河西，代宗也学他祖父唐明皇，避难到陕州。郭子仪临危受命，事起仓猝，从前的部属都已离散，身边只有数十骑。他一接到诏命，只好临时凑合部分队伍，一边南下，一边收集散兵游勇。后来碰到旧部张知节，才得以在洛南扩兵增员，逐渐军威大振，再次收复两京，迎接代宗回到长安。代宗见到郭子仪后，惭愧地说：“只因没有及时重用爱卿，才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皇帝也当得未免太可怜了，让有贤德的人看不起。”为表彰郭子仪的盖世功勋，诏令把他的画像供在凌烟阁。这在当时，是谁都不敢奢望的最高荣誉。

　　所以，对人生旅途上的坎坷，要有正确认识———受一点儿委曲，受一点儿苦难又何妨，我们要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进而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

　　该糊涂时就糊涂

　　糊涂和聪明是相对而言的。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因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使之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儿，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的话，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显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显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就是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说：“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儿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的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厚黑管人谋职篇　直来直去———直谏术（1） 

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做领导都必须讲究实事求是。对于事实不能歪曲、不能杜撰，不实事求是就是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导致历史的倒退，你就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臣子单刀直入式的犯颜直谏被认为是一种忠臣行为，因而历史上关于直谏的记载就格外多，在这一点上，今天的领导者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借鉴。

　　做上司要实事求是

　　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做领导都非常讲究实事求是。对于事实不能歪曲、不能杜撰，不实事求是就是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导致历史的倒退，你就是历史的上千古罪人。在此，我们用一个史实来说明这个道理。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相崔杼因为齐庄公与他的妻子棠姜通奸而派兵杀死了齐庄公，这的确是国君荒淫无道，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但根据当时的观念，臣下无论如何是不能杀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责。更奇怪的是，臣下杀了君主或是儿子杀了父亲，不叫“杀”，而叫“弑”，就是杀人用词，也要分出等级来。

　　崔杼很有权势，他杀死了齐庄公后，暂时把持了齐国的大权。他按照当时必须遵循的习惯，把掌管记载历史的太史伯叫来，让他记载齐庄公死亡这件事。

　　崔杼说：“你一定要这么写：先君是害病死的。”

　　太史伯说：“历史不能胡编乱造，按照事实写历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决未想到一个太史竟敢顶撞他，就恶狠狠地问他：“你打算怎么写？”

　　太史伯说：“我写好了你就知道了。”

　　等太史伯写完，崔杼拿过去一看，竹简上刻的竟是这样几个字：“夏五月，崔杼弑君。”

　　崔杼说：“你还是另写吧，不然，就杀了你。”

　　太史伯说：“杀则杀了，写却不能另写。”

　　崔杼就把太史伯杀了。

　　根据当时的习惯，兄死弟及，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听说哥哥死了，就抱着竹简前来接替哥哥的职位，书写历史。

　　等写完一看，还是太史伯写的那几个字。崔杼又惊又气地说：“天下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哥哥被杀了吗？”

　　太史仲说：“太史只怕写的历史不真实，不怕杀头。”

　　崔杼又把太史仲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又来了，他仍如他的两个哥哥一样，照实书写，又被杀了。

　　太史叔的弟弟太史季是四兄弟中的最后一个，他照样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写完后对崔杼说：“你越杀人，就越显得你残暴。就是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可以杀太史，但却改变不了事实。”说完，伸长了脖子等死。

　　崔杼实在杀得手软了，叹一口气说：“我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没办法才担起了这份罪名，后人是会理解我的。”说完，竟让太史季回去了。

　　为公要敢于冒死直谏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臣子单刀直入式的犯颜直谏被认为是一种忠臣行为，因而历史上关于直谏的记载就格外多，在这一点上，今天的领导者可以学习到不少东西。

　　例如，唐时的魏徵被史学家誉为敢于直谏的典型，他经常给太宗提意见，直截了当地指明其过失。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下诏征兵，规定不满十八岁而个头高大的男子可以征集。魏徵却扣住这道诏书不发，太宗连催几次，他都不理，李世民大怒，召来魏徵训斥他大胆抗旨，魏徵镇静地说：“臣听说竭泽而渔，就无鱼可捕了。陛下将不满十八岁但身强力壮的男子征来后，以后再到哪里去征兵呢？国家的赋税谁来负担呢？陛下以前宣传十八岁以上的男子才征，现在征书一下，您不是失信于天下吗？”李世民听了，哑口无言，良久才承认自己错了，撤销了这道诏书。

　　贞观七年，蜀王妃的父亲杨誉在宫廷之内追逐婢女，都官郎中薛仁方把他扣留下来进行查问，尚未决定如何处置。杨誉的儿子在宫中任千牛的官职，他在朝堂上向太宗陈奏说：“五品以上的官员，只要不是犯了谋反的罪责，都不能被扣留，因为我父亲是皇亲，薛仁方才故意节外生枝，不肯赶快裁决，存心拖延时间。”太宗听了他的话，大怒说：“明知是我的亲戚，却故意这么与他为难。”当即下令打薛仁方一百棍，免去他的官职。魏徵进谏道：“城墙上的狐狸，宗庙里的老鼠，本来都是不足挂齿的小动物，但是因为它们有了凭仗，所以想消灭它们非常难。更何况世家贵戚历来难以管理。汉晋以来，朝廷就难以驾驭外戚。武德年间，外戚更是格外骄纵，直到陛下登基之后，外戚的势力才衰弱下去。薛仁方原本是分管此事的官员，他按照规定为国执法，怎么能毫无道理地对他施用刑罚，来替外戚泄私愤呢？一旦这事开了头，就会引起许多是非，那时就后悔莫及了。自古能够禁绝外戚专横行事的，只有陛下一个人。只有充分防范，以备不测，才是治国应当遵循的原则，哪能在大水没有泛滥之际，便自己去捣毁堤防的呢？我私下考虑，以为陛下的做法不对。”太宗说：“你说得都对，只怪我当初没有很好考虑。”于是下令改打薛仁方十棍，然后赦免了他。

　　单刀直入有它独到的优势。一是单刀直入观点鲜明，易于表达。它不用像其他如迂谏、讽谏等形式，转弯抹角，隐晦曲折。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应该怎么办，不应该怎么办，说起来直截了当，听起来清楚明白；二是快刀斩乱麻，参谋过程干净利索，省时省事，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更加实用有效；三是正面陈述，“犯颜直谏”，容易构成对参谋对象的强刺激，震动大，容易引起重视，印象深刻。但是也有不好掌握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因为正面陈述，意见有时来得急，语言有时很直，往往容易形成与参谋对象之间的僵局，有时可能引出相反结果，造成参谋对象拒绝接受劝谏；二是作为参谋人员，退路相对要窄得多，因为直谏可能驳了参谋对象的面子，扫了领导的兴致，由此而带来参谋与参谋对象关系上的其他副作用。

　　因此，使用单刀直入法要十分谨慎，一是所述意见一定要有见地、准确，确实能震撼参谋对象；二是要了解把握参谋对象的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区别对待；三是要注意参谋的场合，注意选择时机。

　　有人常常把单刀直入式的直谏与有勇气、有胆量简单地联系起来，与不讲技巧、不求效果的乱放炮联系起来，这是没有道理的。比如说，魏徵的犯颜直谏每每成功，细究起来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魏徵原本是太子建成集团的人，是李世民的政敌，在朝中如此犯颜直谏，处境有时也很尴尬，甚至是很危险的。但是，他深知唐太宗求治心切，有励精图治的强烈愿望；同时，李世民登基时年少，统治经验不够，希望有人来支持、辅佐；还有李世民相对其他皇帝而言，确有胸怀宽广、气度大的特点。魏徵对这些情况了解很深，在一些特定场合下，对唐太宗的总体把握比较准确，所以敢于直言，即使皇上发怒，他也神色不移，太宗最后总是“霁威”改容。　　此外，魏徵确有辩才。魏徵所谏常常持论高瞻，摆事实、说道理，有一种纵横捭阖的气势。具体到某个建议之中，或借古说今，或取喻明理，或引申归谬，或借题发挥峰回路转，生动活泼，使人感到直中有曲，粗中有细，虽然意见尖刻强硬，但尖刻强硬地使人可以接受。这就使得魏徵的直谏呈现出一种有惊无险的特点。如此直谏，确实值得后人借鉴。  

厚黑管人谋职篇　直来直去———直谏术（2）

太顾及面子的人不能当领导

　　作为为百姓谋利益的领导者，必须具有不顾自己私人的面子，而敢于并善于改正自我的缺陷，善于采纳下属谏谋的美德，才能够真正使事业兴旺，天下安宁。

　　唐太宗李世民随父李渊反隋时，是李渊最得力的臂膀。他为人颇富谋略，早在起兵之前，就“折节下士，推财养客”，暗中积极招揽人才。四方的群盗大侠闻其贤名，都纷纷投奔他的帐下，甘愿为他尽忠效死。起兵后，李世民兵强将广，迅速成为李渊扫荡四方、平定天下的一支主力军。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率军生擒窦建德，逼降王世充，李渊为表彰他这一特殊功勋，又加封他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使他位居诸王公之上。

　　但李世民并非皇太子，因此李渊百年之后的帝位由谁来继承，尚未可知。当海内渐趋稳定后，李世民及时由武略转向文治，留意起儒家的治国之道来。他在宫城西边修建了一座文学馆，招揽接纳四方的文士，号称“十八学士”，其中有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许敬宗等。各方儒生文士都以能进入秦王李世民的文学馆为荣，这些人实际成了他后来夺取帝位、君临天下的智囊团。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就是在这个智囊团的密切协助下，击败了皇权竞争者李建成和李元吉，终于登上了最高权力之峰。

　　不过，在历代帝王中，李世民是个谦恭英明的人君，他善于纳谏，没有历代帝王那种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痼疾。他刚继位时，就不计前嫌，把政敌李建成的老师魏徵屡次叫到自己的卧室内，虚心求教治国之道。魏徵得遇知己之主，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先后进谏陈言二百余事。后来太宗曾因有人诬告魏徵结党营私而调查他，查无实据，太宗深感后悔。魏徵诚恳进言道：“希望陛下使臣成为良臣，不要使臣成为忠臣。”

　　太宗奇怪地问：“此话怎讲？”

　　魏徵答：“所谓良臣，就是稷、契、皋陶一类的大臣，使自己获得善名，使君主荣受显号，子子孙孙永受福禄。所谓忠臣，就是龙逢、比干一类的人，因忠被杀，使君主陷于大恶，国破家亡，只剩下个虚名。”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后来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时时以此为鉴。

　　贞观十七年，六十四岁的魏徵病逝，太宗如丧股肱，亲自为他哭灵，中止上朝听政五天，并亲笔为他书写了碑文。太宗曾对群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殁，朕亡一镜矣！”

　　太宗与臣下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人们把房玄龄、杜如晦比作汉初的良相萧何、曹参。贞观四年，杜如晦死，时年四十六岁。李世民亲临府上，边抚他的病体边流泪。杜如晦死后，李世民哭得十分悲痛，为其停朝三日。后来有一次李世民吃瓜，觉得味道非常甜美，不由得想起了杜如晦，他悲从心起，便停口不吃，叫人拿着剩下的一半瓜，送往杜如晦的灵前祭奠。他还曾赐给房玄龄一条黄银带，边环顾左右边对房玄龄说：“当年你和杜如晦一起辅佐我，今天赏赐物品，却只有你一个人了。“说着又流下了眼泪，听说金银乃是鬼神畏惧之物，给杜如晦也送去一条吧。”说罢令房玄龄自带一条，又取了一条让房玄龄送至杜如晦灵前。

　　读历史，我们可知唐朝的“贞观之治”之所以产生，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李世民善于启用忠良之臣，更善于听取他们的建议。作为一个领导者，听不进忠告之言，你的事业又怎能兴旺发达呢？

　　现代领导人尤当虚怀纳谏

　　作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美德就是要善于纳谏。但从古到今，能够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进谏语多为忠言，忠言多是逆耳，逆耳的话与阿谀奉承之言相比，受谏之人，自然多不善于纳谏了。但忠言利于行，所以又不得不纳之。在这方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做得就很不错。

　　朱元璋在位时，虽然推行严刑峻法，滥杀无辜，也很独断专行，但是，他还是比较能够接受谏言的。在朱元璋的各种文告之中，我们看到，他十分明确臣子的进谏对皇帝的统治是多么重要。

　　他自己也明白，那些能够在公开场合提出与君主不同意见的人，一定是君子，而那些从来不敢提出与皇帝相反观点的人，那些从来只知道吹捧皇帝英明正确的人，多数是小人。

　　所以，对于那些上谏言的臣子，一定要以诚相待。而且，为了让臣子敢于在皇帝面前开口说话，皇帝就必须对臣子和颜悦色，这样，才能让臣下有话必说，说无不尽，说无不真。就是臣子的话不对，也必须允许他们说出来，只有如此，臣子才能做到勇于进谏。

　　朱元璋规定，只要是臣民进谏，说得对，就立即予以奖励，说得不对，也不治罪，而那些乘机进谗献谀的人，则决不宽待。

　　朱元璋还说，如果臣子不向君主进谏，那是臣子的失职；如果君主不能虚怀纳谏，那是君主不能以君道自处。

　　为了保证谏言能够直接到达自己手里，防止因为谏言涉及到某些官员而被扣押，甚至报复，朱元璋还有特别规定。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钦定的《皇明祖训》中规定：“今后大小官员及百工技艺之人，凡有可言之事，允许直到御前奏闻。其言合乎情理，立即交付相关衙门执行。各衙门不得阻滞，违者以奸邪论处。”

　　类似无论大臣小吏、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直接到御前言事的规定，朱元璋不止发布过一次两次。

　　朱元璋的鼓励，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他统治时期，出现了不少敢于冒犯龙颜，指陈时弊的耿直官员。

　　比如龙阳典吏青文胜，看到地方上长期遭受水灾，饥荒连年，但是朝廷不但没有根据灾情给予减免赋额，还变本加厉地派官吏来催要欠赋，使得当地百姓饿死无数。青文胜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接连两次来到京城，向朝廷奏明情况，要求减免。但是，都没有得到允许。

　　于是，耿直的青文胜把写好的谏书放在袖子里，来到登闻鼓前，使劲敲起来，然后，在鼓下自杀身死。他是决心用自己的死来替老百姓喊冤叫苦。朱元璋听到这件事，感慨唏嘘，马上命令减免龙阳的税粮，从原来一年3.7万多石减到2.4余石。

　　再比如监察御史周观政，他负责奉天门的监守之职。有一天，宦官奉朱元璋的命令，带着一些女乐，要进奉天门，由于是皇帝的命令，他们自然盛气凌人，但是遭到了周观政的阻止。宦官们夺门而入，还向朱元璋告他的状。

　　朱元璋一听，认为周观政是对的，他是在执行公务，按规定办事。于是，他叫宦官把女乐撤了，还让他们向周观政赔罪。可是，周观政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说宦官的错误行为，是皇帝造成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皇帝有错。所以，他坚持要朱元璋出面，向自己承认错误。朱元璋觉得周观政的说法是对的，于是，亲自出宫，来向周观政承认错误，这事才最终了结。

　　另一个敢于直言进谏的是刑部主事茹太素。他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的时候，曾上万言谏书，内容是直接批评朱元璋监用刑法的事情，朱元璋命令他人阅读茹太素的谏言给他听，由于文章过于冗长，所以读到中间时，朱元璋已经不耐烦了，十分生气，于是把茹太素宣来，斥责一顿，再罚廷杖之刑。

　　第二天，朱元璋让人读剩下的内容，读完之后，朱元璋终于明白了茹太素的意思，说他的万言书，实际上事情是对的，但是文章太长，其实只要五百字就足够了。

　　这件事件，没有让茹太素退缩，他依旧直言犯颜，屡次向朱元璋进言。　　有一次，朱元璋宴请茹太素，随口吟了两句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当然知道朱元璋的意思，赶紧表白自己的忠心：“丹心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十分感慨。

厚黑管人谋职篇　不耻下问———学习术（1）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做到老，学到老”。的确，知识这东西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创造，只有在做中学，在学中做，才能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而对于领导者来说，还有一句话需要学习，那就是要“不耻下问”。

　　学习不可一蹴而就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做到老，学到老”。的确，知识这东西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我们不断去学习，不断去创造。只有在做中学，在学中做，才能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而对于从政做官者来说，还有一句话需要学习，那就是要“不耻下问”。

　　有首民歌这样唱道：门前树上有棵葡萄树，树梢上刚刚发出新芽，蜗牛就背上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门前树上有只黄鹂鸟，嘻嘻哈哈地在笑它，（蜗牛说）黄鹂啊黄鹂你不要笑，等我爬上它，葡萄就成熟了。

　　蜗牛的故事说明了一个笨鸟先飞、以勤补拙的简单道理，对于绝大多数成功者来说，不断的积累是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我们看到，溪水汇成江河，江河汇入大海，溪水在汇入江河之前，有着与大海同样的梦想，通过曲曲折折、点点滴滴的积累，才能实现海洋的梦想。而今天的人们，只有通过像溪水那样不息地向前流淌，厚积薄发，才有可能进入更广阔的天地。

　　福楼拜和莫泊桑都是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而福楼拜又是莫泊桑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在福楼拜的指点下，莫泊桑才得以向世人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莫泊桑早在二十岁时，便拜著名作家福楼拜为师。他经常带着自己的作品请老师指点。福楼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才气只是长期的耐性。你努力吧。”莫泊桑遵守这个劝告，不停地写作。七年中他把自己写的诗歌、剧本、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拿给老师看，但福楼拜依然劝他不要发表。直到1880年，莫泊桑已经三十岁了，他写出了小说《羊脂球》。福楼拜看后一反常态，欣喜若狂，他向莫泊桑祝贺：“你的文章已经成熟了，可以见见面了。”福楼拜特意在著名作家左拉主持的作品朗诵会上安排莫泊桑参加，让他与最强的名家作一较量。果然，《羊脂球》朗诵后，人们纷纷向他祝贺，莫泊桑从此步入了法国名作家的行列。

　　福楼拜真不愧为莫泊桑的恩师，他为莫泊桑设计了“厚积薄发”，一鸣惊人的成功之路。假如不是福拜楼的劝阻，莫泊桑很可能在功力不足之时便仓促上阵，最后无法在强手如林的文学阵地，争得一席之地而默默无闻地败下阵来。中国也有句古话，磨刀不误砍柴工，这确实是个意味深长的教诲。

　　也许我们命中注定不能成为像莫泊桑那样伟大的作家，但通过长年的积累，我们同样可以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

　　有一位外号叫“烟囱人”的登高爱好者，他的身手敏捷如同猿猴，每到假日就爬上他家近处工厂里的烟囱上做倒立表演，把观看的人都吓得心惊肉跳。当人们问他是否惊慌时，他说“我小时候是个患有恐高症的儿童。只要从稍微高的地方往下看，就两腿发软，面无人色，爬树也不行。往往从上往下一看，就会抱住树干大哭起来。因此我常常受到同伴们的嘲笑，于是我就下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家中屋后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我便以它为攀登目标。开始时只能爬上一点点，我拿小刀把每天达到的高度刻在树干上，规定每天增加一厘米的高度，反复地爬上爬下，慢慢地我不再有从上往下看的感觉了，攀登技巧也像特技演员那样出色了。”

　　可以想像，如果他一开始就想爬到树顶，肯定会遭到失败。完成一件伟大艰巨的工作，其实，就是循序渐进地做好许多细小事情的过程。怀有远大目标是件好事，但想要一蹴而就，就不现实了，应该像那个“烟囱人”学习，订下一个力所能及的计划，并且切实地按计划去做，这才是不是捷径的捷径。

　　做领导还是谦虚一点儿的好

　　人们常说：“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这是说，人要谦虚谨慎，求真务实，才能在事业上做出成就。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政绩卓著，是我国古代颇有作为的一个皇帝。他曾说过：“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后来我用弓箭定天下，但我并不真正懂得弓箭的好坏，更何况天下的事物，我怎么能都懂呢？”这说明唐太宗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并非一切都懂。因此，他鼓励臣下多提批评建议，并且采纳了许多有益的劝谏，为他的施政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与此相反，傲慢狂妄的人是令人鄙夷的。在三国时，有个叫祢衡的人，因为狂妄，最后作了无头之鬼。

　　祢衡初见曹操，就把曹营中机深智远的谋士、勇不可挡的武将尽数贬个一钱不值。祢衡视别人为无用之物，却吹嘘自己：“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岂与俗子共论乎！”对这个目空一切的狂徒，曹操当然不会收留。于是他又去见刘表、黄祖，依然走一处骂一处，最后被黄祖砍了脑袋。

　　凡是狂妄的人，都过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别人，他们读了几本书，就认为自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无人可比；学了几套拳脚，就自以为武功高强，身怀绝技，到处称雄。这种人的结局是自毁，是失败。

　　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苻坚不顾朝臣和人民的反对，骄横独断，调集90万大军，水陆并发，企图一举灭掉东晋。他口出狂言：“凭我这么多军队，把马鞭子投到江里，足能截断水流！”前秦的军队数量虽多，但士兵厌战，军心离散，在淝水一战中，被只有8万将士的东晋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

　　三国时，马谡为什么会失街亭呢？并不是他不懂兵法，平庸无能。此人熟读兵法，才气过人，平素深受诸葛亮器重。当司马懿的大军向街亭推进时，马谡自告奋勇，请求带兵去镇守。行前，他听不进诸葛亮对作战形势深谋远虑的分析，自恃“某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及到街亭，又骄傲轻敌，违背诸葛亮所指授的具体作战部署，并拒绝接受副将王平的正确意见。结果街亭失守，毁掉了诸葛亮进军中原的大计，导致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悲剧。

　　曾经“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文武双全，勇冠三军，但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东吴大将陆逊、吕蒙正是利用了关羽这个弱点，设下“骄其心，懈其备”以取荆州的巧计，使关羽落得个失荆州，走麦城，一败涂地，身首异处的可悲结局。

　　人生在世，谦虚一点儿，谨慎一些，多一些自知之明，不要自吹，更不要狂妄，只有这样，才能在事业上做出成就。

　　好名声只有通过学习而来

　　成功的领导人，并不仅仅靠从书本上得到理论知识，而更得力于实践。他常常躬行于各种工作之中，从而使自己学到了许多更为实用的领导技巧。

厚黑管人谋职篇　不耻下问———学习术（2） 

作为领导人，你应该为自己创造学习、提高的机会，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亲自参加种种工作，不畏艰险，敢拼敢冲，对任何困难之门都敢于“踏”上一脚。你的阅历和勇气将会使你在领导的位置上做得更完善。当今有些领导者，耳朵追求迷人动听的音乐，嘴上以佳肴美酒为满足，以致于沉迷无穷的享乐意趣，而忘记了自己的正业，这可以说是扰乱；由于贪食美味而上呃逆、下出尿，就像背着重行李走路，爬坡，可以说是够苦了；由于贪于财富而自取病痛；贪于权力而精神疲竭，闲居则沉溺，体胖而浮肿，可以说是病态；为了富贵求利，则欲望膨胀到像耳朵都被堵塞了一样，而又无法摆脱，而且放任欲望继续膨胀而不抛弃，这就相当于受辱了；财富积聚了不少，用都没处用，还时常挂在心上而且求之不舍，心理上满怀烦恼焦虑，不断地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这可以说是自寻忧愁；在家里怕人偷，在外面怕人抢，家里四周窗孔交流，防备严实，一个人也不敢独自外出，可以说是担惊受怕了。这六件事可以说是天下领导者的祸害，更是他们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后果。这不能不让人们警惕呀！从古代讲，因贪而导致丧生的有宋代的秦桧、清代的和坤等；近现代则有刘青山、张子善之流；不久前则有王宝森、胡长清之辈，他们完全被私利的欲望所控制，丧失了作为领导者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最终都走向了深渊。作为领导者，要能够分辨那些是可以做的，那些是不应该做，如果丧失原则，无异于行尸走肉，必然会因为小的享受而遭受大的惩罚。所以，那些领导高手们提醒人们，不要在太平时将痛苦和贫困都忘得干净而不知深入地审视一番。等到灾祸降临时，就是想完全拼出一条命、费尽家财而换回一天的平安无事都办不到了。所以，想得到好名声得不到，想求得利益得不到，心神迷乱，竭尽全力而争这些东西，这样的领导不是太糊涂了吗？

　　以学养身方能达到人生最高境界

　　一个人生活的境界有高有低，而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是一个崇尚礼信义的国家，儒家将“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认为一个人的为人、品性如何对其事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某种角度说，起决定作用。因此，为人之道就是处世哲学中的核心了。学会为人，可以把办不到的事，奇迹般地办好；否则，你会处处遇到障碍。

　　清代名臣曾国藩曾通过自身省察，总结出一套办法，他称为“四知”。在许多场合，他都强调这“四知”。他在家书中说：“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三恶（即有三方面的忌讳）是指天道忌讳弄巧作假，忌讳骄傲自满，忌讳有贰心于人。贰的意思是多疑，不忠诚，没有耐心。四知包括《论语》末章的知命、知礼、知言，曾国藩又加上一条“知仁”。他解释说：“仁的意思是宽恕。自己要自立得让别人也能自立；自己想显贵让别人也能显贵。”立的事物应该是自己完全有能力立的；显达，四通八达没有阻碍，无论是周围的人还是远方的人都能信服你，心里都归服你。《诗经》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四方的人没有不想归服的）。”《礼记》说：“推广它把它放到什么地方都能适合。”这就是达。只打算全凭自己办自己的事，而不能让别人没法立事；自己能够四处无阻，不能让别人一步都走不开。这就是使人自立，使人显达的原则。孔子所说的：“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能强迫别人去做。”孟子所说：“取人之长，教人向善。”这都是宽恕的意思，也就是仁。知道并理解了这层，就能有广博的见识，宏大的度量；否则便闭目塞听，孤陋寡闻了。因此，曾国藩在那三方面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知仁”的原则。　　曾国藩还将“三字诀”作为为人的一些具体要素加以实施。他曾说：“最近几日的失误，由于心弦张得太紧，没有舒展柔和的意思。以后做人，应当得一个‘松’字为诀窍。这夜，睡味非常舒服，约略体会到‘松’这个字的意味。连日来，我每每想修身之道，能在十个‘三’字上用功，还不失晚年进境。十个‘三’字是：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三实、三忌、三薄、三知、三乐、三寡。这十个‘三’，我在京师的时候，曾经以匾额的形式挂在室内。在江南，曾刻成印章。前五个‘三’不必解释了，而后五个‘三’的含义是这样的。三薄即三薄德：指幸灾乐祸，一薄德；违逆命运而测推疑妒，二薄德；妄下议断，强化皂白，三薄德。三知，指的是《论语》末章所说的‘知命、知礼、知言’。三乐，也就是读书声一出如金石之音，一乐；宏奖人才，引得人天天向上，二乐；辛勤劳动后的憩息，是三乐。三寡，指的是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欲养精。用这十个‘三’字时时反省体察，难道不是初虽有失，而终得成功吗？” 

厚黑管人谋职篇　屈一伸万———晋升术（1）

退一步海阔天空，做领导的人特别讲此学问，尤其是那些厚脸晋升之人，把屈一伸万更是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不，多大的委屈他都能受，多大的侮辱他也甘忍，真是做到了肚子里能撑船的出神入化的境界。

　　要学会屈一伸万

　　屈一伸万，说来似乎易懂，但在职场上如何去运作，却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在此，有必要先释义它，然后看古人是怎么运用的，从而为我所用。

　　心甘情愿，忠心耿耿地居于一人之下，叫做“屈一”；手握大权，足以号令天下，称为“伸万”。

　　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美事。但是，位置只有一个，于是便有种种争权夺位的激烈场景演出，或以喜剧收场，或以悲剧告终。

　　周公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是周朝开国君主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曾辅佐周武王，在消灭商朝中立下赫赫战功。武王死后，成王姬诵即位。周公受武王遗命辅佐成王。周公的亲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对周公摄政不满，勾结商纣王之子武庚起兵叛乱。周公毅然亲自领兵东征，诛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又经过三年征战，平定了东方诸国的叛乱。

　　周公将在战争中俘获的商朝贵族（称为“殷顽”）集中到洛邑，为他们修筑新城，取名为“成周”，并在成周的西三十多里另筑“王城”，派兵监视殷顽民，武王生前对周公给殷顽以出路、分化瓦解的策略十分赞赏。与此同时，周公写了《君爽》，表明自己摄政是忠实于周王室，不是为了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谋取私利；写了《无逸》，告诫周成王要勤于政务，不要过度游乐；写了《多士》，警告殷顽民不要轻易妄动，只要顺从周王朝就会有出路。另外，周公还制礼作乐，为周王朝建立了各种典章制度。

　　周公辅佐成王七年，政绩卓著，功成后便将权力归还给了成王，这一举动令朝野叹服不已。他死后，成王敬重他克己奉公，鞠躬尽瘁，高风亮节，功成不居，将他厚葬在周文王的墓地，并说：“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然而，屈一伸万在本质上是不同于拉大旗作虎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很有点儿仗势欺人的味道，本无声威，仅是借来的，甚至是窃取声威来壮声势，并以强力相胁迫，让人联想到欺世盗名，图谋不轨。屈一伸万是很富有奉献精神的：心甘情愿服从于最高权力者，一心一意为最高权力者服务，绝对没有篡位称王的邪念；虽然手中大权在握，决不滥施淫威，以克己奉公为己任，以德行赢得天下人的敬重。

　　因此，古往今来，乐于屈一伸万者，能有几人？

　　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身居某副职，却总对“副”字不感冒，甚至当别人在其职务前加上“副”字时，就满脸的不高兴。这些人虽大多是虚荣心作怪，然而物极必反，当这种心态极度膨胀时，就容易演变成野心。倘若遇上个心明眼亮、手段了得的“主子”，那他的处境就危险了，说不定哪天从高处被踹下来，连“副”字也保不住了。

　　操之过急只会自断前程

　　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操之过急。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可见，一个人做事如果操之过急，就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所以说，遇事不可操之过急，等头脑冷静下来再处理，往往效果更好。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即位三年，从不过问朝政，日夜沉浸在田猎游乐与酒色歌舞之中。

　　即位三年，也没有发布过一个号令。他只规定：“有人敢向我进谏者，斩首无赦。”因此三年来也很少有人进谏。大夫伍举见朝政日益腐败，就冒死进宫见楚王。只见楚王左抱郑姬，右搂越女，周围排列乐队，正在调笑听音乐。庄王笑问：“你是来喝酒的，还是来听音乐的？”伍举说：“都不是。有件事我不明白，特来请教。臣听闻，附近大山有只美丽的大鸟，三年不飞，也不叫，不知是什么鸟？”庄王说：“这不是一只平凡的鸟。三年不飞，飞必冲天；三年不叫，叫必惊人。你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过了几个月，庄王荒淫无度的生活更加严重。大夫苏从入宫进谏。庄王问：“你没有听到我的戒令吗？”苏从说：“我身居高位，怕死而不敢指出君主的过失，那是不忠。杀身以明君，是我的愿望。”

　　楚王听了，幡然起立，即令撤去歌舞，临朝听政。

　　于是，楚王把在这三年中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几百人清除、处死，把忠于职守、清正廉明的几百人提拔重用，任命伍举和苏从主持国政。楚庄王亲政后，政治清明，百姓高兴。就在这一年，兴兵灭庸（今湖北竹山）；庄王六年起兵攻宋，获胜，缴获战车五百乘。从此，楚国的势力迅速向外扩张。

　　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故事，说明了凡事不能操之过急。如果在别人根本不愿服从的情况下，倒不如暂时放纵他。楚庄王的大臣伍举和苏从就是在成竹在胸、腹有宏图的情况下，劝谏楚庄王，而使楚庄王幡然悔悟，以致后来成为诸侯的一代盟主，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今天，不论在何种领域，还是在商场中，也是最忌操之过急的。操之过急，它只会加速毁灭你的前途，以致你身败名裂。古代如此，今天也如此。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

　　好枪不打出头鸟

　　众所周知，杂技团里的猴子为了获得吃的，通常是非常听话地表演各种绝活，以赢得阵阵掌声，而且，观众越多它表演得越起劲。其实，人也是一样的，除了特别自卑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喜欢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的长处和绝活。每个人都有优越感，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作为上司，应充分发挥部下的长处，避其所短，用其所长。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同时也是给部下一种满足感，让他知道你知人善任，从而竭力回报你的知遇之恩。

　　谚语说：“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在某种意义上说，会用人的人，可以使任何人都派上用场，“智者不用其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也。”　　南宋兵马大元帅张俊有一次游后花园时看见一个老兵在太阳下睡懒觉，便用脚把他踢醒，问道：“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睡觉？”老兵没好气地说：“不是我喜欢睡懒觉，是无事可做。”张俊问他：“你会做什么事？”老兵毫不谦虚地说：“各种事都会做一点儿，经商更在行。”张俊问他经商需用多少钱，老兵回答：“大帅，你是懂得无本难求利、大本求大利的道理的。如果经商是为了你个人一家吃花，一万两钱就足够了。如果是为了补充军饷，钱越多越好。”张俊听了老兵的话感到言之在理，就起用老兵做生意，结果老兵为筹备军饷立了大功。

厚黑管人谋职篇　屈一伸万———晋升术（2）

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赐宴群臣，问在场的文武百官说：“项羽是位有勇气、有胆略，英勇善战的将军，这些我都自叹不如。而我却能打败项羽，平定天下，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高起和王陵回答：“陛下每攻下一座城地或取得一块土地时，都会和全体部下共享。然而项羽却嫉妒立下军功的将领，憎恨智者，打胜仗也不分封奖赏，得到土地也不肯赐给部下，这就是陛下和项羽的不同之处吧！”高祖笑着说：“二位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安民，萧何都有万全的计策，我也不及萧何；统率百万大军，百战百胜，是韩信的专长，我刘某甘拜下风。这三位都是天下人杰，我能任意掌握三杰，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本领，才是我能得天下的理由。反观项羽，连惟一的贤臣范增都把握不当，这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刘邦所言之旨，正是尽人之功得天下的道理。个人立世，成就功名，很需要外力相助。也许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你，关键在于你要尽人之才，毕人之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部下的真诚拥戴。

　　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宋朝的兵马大元帅张俊不就是因为用了一个喜欢睡懒觉的老兵去经商才筹备足了所需军饷？汉高祖刘邦不是因为分别视张良、韩信、萧何之长才打败项羽、平定天下？身为上司的你要的是人才，而不是奴才，更不是蠢才。所以，一位好的领导要做到好枪不打出头鸟。

厚黑管人谋职篇　忍辱负重———抗争术（1）

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的，在千变万化的人世间，难免要发生碰碰撞撞，尤其是在深似海的官场中，争争斗斗更是难免。置身在矛盾的环境中，你只有忍辱负重，方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忍是天下修养的第一功

　　自古以来，都把忍辱负重称为担当大任的美德。纵观古今成功人士之道，无不是忍而成就事业的。例如，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在自己的成功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忍受莫大耻辱。例如初办团练时，一日，绿营之兵与湘勇哄闹，至黑夜闯入国藩行台。国藩亲自告知巡抚，巡抚不理，曾国藩只好第二日将兵营迁之城外，以避绿营乱兵。有人问其故，国藩叹曰：“大难未已，吾人敢以私愤渎君父乎？”意思是说，大敌当前我怎能为个人利益而泄私愤呢？

　　后来，曾国藩这样总结其忍辱负重之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秘诀，自出道以来，无不遭求屈辱。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城的权贵们所唾骂，癸丑、甲寅年间被长沙的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年间又被江西人所唾骂，以后又有岳州、靖江、湖口三次打败仗，都是打脱牙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和着鲜血往肚里咽。”正是靠了这种忍让，曾国藩终于修成了官道上的正果。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的确，不要说十之八九，其实人生有时甚至事事都不能顺我们的心意。想要生存在这个反复无常的世界里，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习曾国藩的“忍辱负重”之术。

　　忍辱负重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在唐朝第三个皇帝高宗即位后，一直受到皇后武则天的限制，因而抑郁而终。有一次，高宗在巡幸途中，遇到一家好几百人同堂的大家族，大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没有任何风波，十分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这在当时实在少有。因此，高宗特地去拜访这个家庭，向他们请教家族和睦的秘诀。

　　于是族长取来纸和笔，连写了一百多个“忍”字给高宗看，意思是讲，大家族和乐的秘诀除了“忍”字以外别无他法。高宗看后深有同感，赐给家族莫大褒赏。

　　看来人与人和平相处的秘诀在于一个“忍”字，俗话说百忍成金。不仅如此，“忍”还是避祸做官的好办法。

　　曾国藩说“傲为凶德”，特别是文人做官大多为所谓的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傲而不自觉。风节本来是守于己的；而傲气则加于别人。由于过于骄傲，造成君臣不和，朝廷纷乱必为祸害。曾国藩在检讨自己的缺点时，认为自己“忍”得不够，说自己有三大过错：平日不取信、不尊敬别人，相对傲慢太甚，这是一；平时一句话不对劲，就怨恨无礼，这是二；抵触分歧之后，别人反而恢复平静易顺，他却反而悍然不近人情，这是三。有此三点，曾国藩更注重“忍”字之术，注意自己的心态修养，时时为自己敲起警钟。

　　曾国藩这样做，是有其深刻考虑的，因为历史上因不能忍辱负重反而骄傲而导致危险的事例太多了。

　　唐朝时，唐太宗在庆善宫举行宴会，同州刺史尉迟敬德被邀请参加。但他一看自己的上座有人，便很生气地质问说：“你有什么功劳，竟坐在我的上首？”

　　任城王李道宗席位安排在他的下首，就来劝解他。尉迟敬德不但不听，反而举拳头殴打李道宗，李道宗的眼睛几乎被打瞎。

　　唐太宗很不高兴地让宴会停止了。他对尉迟敬德说：“我本想和你共富贵，然而你做官后好几次犯法。我这才明白像韩信、彭越那样被剁成肉酱，并不一定是汉高祖刘邦的错呀！”尉迟敬德听到这种极其严厉的警告后害怕了，以后就比较学会忍让，克制自己了。

　　由此可见，“忍”功是天下修养第一功。要做到不自满，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忍”的问题。所以，无论你位有多高，权有多大，都必须学会忍让。切不可因一时之怒气而毁掉你的大好前程。

　　委曲方能求全

　　作为一个部门的主管，在上司把某些事故的责任推到你身上时，也必须“忍”。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工作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件事情明明是上级领导耽误了或处理不当，可在追究责任时，上司却指责自己没有及时汇报，或汇报不准确。

　　在某机关中就出现过这样的事。部里下达了一个关于质量检查的通知后，要求各省、市地区的有关部门届时提供必要的材料，准备汇报，并安排必要的检查。某市轻工局收到这份通知后，照例是先经过局办公室主任的手，再送交有关局长处理。这位局办公室主任看到此事比较急，当日便把通知送往主管的某局长办公室。当时，这位局长正在接电话，看见主任进来后，只是用眼睛示意一下，让他把东西放在桌上即可。于是，主任照办了。然而，就在检查小组即将到来的前一天，部里来电话告知到达日期，请安排住宿时，这位主管局长才记起此事。他气冲冲地把办公室主任叫来，一顿呵斥，批评他耽误了事。在这种情况下，这位主任深知自己并没有耽误事，真正耽误事情的正是这位主管局长自己，可他并没有反驳，而是老老实实地接受批评。事过之后，他又立即到局长办公室找出那份通知，连夜加快班、打电话、催数字，很快地把需要的材料准备齐整。这样，局长也愈发看重这位忍辱负重的好主任了。

　　为什么他明明知道这件事不是他的责任，却又闷着头承担这个罪名呢？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位主任知道，必要的时候必须为上司背黑锅。这样，尽管眼下自己会受到一点儿损失，挨几句批评，但到头来，自己仍然会有相当大的好处，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

　　秘书科的小李在接到一家客户的生意电报后，立即向经理作了汇报。可就在汇报的时候，经理正在与另一位客人说话，听了小李的汇报后，他只是点点头，说了声：“我知道了。”便继续与客人会谈。两天以后，经理把小李叫到了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质问他为什么不把那家客户打来的生意电报告诉他，以致于耽误了一大笔交易。莫名其妙的小李本想向经理申辩几句，表示自己已经向他作了及时的汇报，只是当时他在谈话而忘了。可经理连珠炮式的指责简直使他没有插话的机会。而且，站在一旁的经理办公室主任老赵也一个劲地向小李作眼色，暗示她不要申辩。这就更弄得小李糊涂不解了。经理发完火后，便立即叫小李走了。一块出来的老赵告诉小李，如果你当时与经理申辩，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听了老赵的话，小李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其中的奥秘。事情过了很久，小李才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原来，这位经理也知道小李已经向他汇报过了，也的确是他自己由于当时谈话过于兴奋而忘记了此事。但是，他可不能因此而在公司里丢脸，让别人知道他渎职，耽误了公司的生意，而必须找个替罪羊，以此为自己开脱。所以，经理的发怒与其说是针对小李，还不如说是给全公司听的。但是，如果小李不明事理，反而据理力争，这样，不仅不会得到经理的承认，而且很可能因此而被解雇。

　　那么，是不是在上司错怪了自己之后，都不要去申辩呢？切不可简单地下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上述例子，便可以发现，经理之所以如此责怪小李，小李之所以不能申辩，是因为事关经理自己本身。假如事情不是这样，那就另当别论了。

　　忍辱方能负重　　通常，上司笼络下属的手段，不外乎官职、钱财两种，但有时上级对下属不必付出实质性的东西，而只要通过某种表示、某种态度，便能给下属最大的满足，甚至会使他们产生受宠若惊的感觉，因而感恩戴德，更加忠心耿耿地为其效劳。其实，收拢人心，最重要的是要针对对方的心理。给地位卑贱者以尊重，给贫穷者以财物，给落难者以援力，给求职者以机会等等，这才是收拢人心最有效的方式。

厚黑管人谋职篇　忍辱负重———抗争术（2） 

为官者不仅要对部下示以宠信，同时还要向他们显示自己的大度，尽可能原谅下属的过失，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笼络手段。俗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对那些无关大局之事，不可同部下锱珠必较，当忍则忍，当让则让。要知道，对部下宽容大度，是制造向心效应的一种手段。

　　战国时，楚庄王赏赐群臣饮酒，日暮时正当酒喝得酣畅之际，灯烛灭了。这时有一个人因垂涎于庄王美姬的美貌，加之饮酒过多，难以自控，便乘黑暗混乱之机，抓住了美姬的衣袖。

　　美姬一惊，左手奋力挣脱，右手趁势抓住了那人帽子上的系缨，并告诉庄王说：“刚才烛灭，有人牵拉我的衣襟，我抓断了他头上的系缨，现在还拿着，赶快拿火来看看这个断缨的人。”

　　庄王说：“赏赐大家喝酒，让他们喝酒而失礼，这是我的过错，怎么能为要显示女人的贞节而辱没人呢？”于是命令左右的人说：“今天大家和我一起喝酒，如果不扯断系缨，说明他没有尽欢。”群臣一百多人都扯断了帽子上的系缨而热情高昂地饮酒，一直饮到尽欢而散。

　　过了三年，楚国与晋国打仗，有一个臣子常常冲在前边，打了五个回合每次都尽力冲到最前边。最后打退了敌人，取得了胜利。庄王感到惊奇，忍不住问他：“我平时对你并没有特别的恩惠，你打仗时为何这样卖力呢？”他回答说：“我就是那天夜里被扯断了帽子上系缨的人。”

　　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楚庄王的宽宏大度，远见卓识，也可以洞悉他驾驭部下的高超艺术。

　　汉文帝时，袁盎曾经做过吴王刘濞的丞相，他有一个从史与他的侍妾私通。袁盎知道后，并没有将此事泄露出去。有人却以此吓唬从史。从史就畏罪逃跑了。袁盎知道消息后亲自带人将他追回来，将侍妾赐给了他，对他仍像过去那样倚重。

　　汉景帝时，袁盎入朝担任太常，重又奉命出使吴国。吴王当时正在谋划反叛朝廷，想将袁盎杀掉。他派五百人包围了袁盎的住所，袁盎对此事却毫无察觉。恰好那个从史在围守袁盎的军队中担任校尉司马，就买来二百石好酒，请五百个兵卒开怀畅饮。围兵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瘫倒在地。当晚，从史悄悄溜进了袁盎的卧室，将他唤醒，对他说：“你赶快逃走吧，天一亮吴王就会将你斩首。”袁盎问起：“你为什么要救我呢？”校尉司马对他说：“我就是以前那个偷了你的侍妾的从史呀！”袁盎大惊，赶快逃离吴国，脱了险。

　　无独有偶。公元199年，曹操与实力最为强大的北方军阀袁绍相拒于官渡，袁绍拥兵十万，兵精粮足，而曹操兵力只及袁绍的十分之一，又缺粮，明显处于劣势，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曹操这一次必败无疑了。曹操的部将以及留守在后方根据地许都的好多大臣，都纷纷暗中给袁绍写信，准备一旦曹操失败便归顺袁绍。

　　相拒半年多以后，曹操采纳了谋士许攸的奇计，袭击袁绍的粮仓，一举扭转了战局，打败了袁绍。曹操在清理从袁绍军营中收缴来的文书材料时，发现了自己部下的那些信件。他连看也不看，命令立即全部烧掉，并说：“战事初起之时，袁绍兵精粮足，我自己都担心能不能自保，何况其他的人！”

　　这么一来，那些怀有过二心的人便全都放了心，对稳定大局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一手的确十分高明，它将已经开始离心的势力又收拢回来。不过，没有一点儿气度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

　　文中楚庄王虽不求什么官，但他却因能宽容自己臣子的过失，才把自己的王位坐稳坐大；袁盎因为容忍下属与其妾有奸而不但做好了高官而且还保住了一命；曹操因为用了宽宏大度这一手才扩张了自己的实力，因而可以位倾朝野。

　　所以，对于下属的不逊和过失，你不妨也学学古人，原谅他们，你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后果。

　　宰相肚里能撑船

　　古人说，“将军额上可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做领导的就应该宽宏大度，别因为下属犯了一些小过失而大加责罚。下属犯了错误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时你就应该原谅他，并给他改过立功、将功补罪的机会。惟有如此，他们才会对你忠贞不二。这一点，清朝重臣曾国藩堪称我们的楷模。

　　曾国藩认为，作为军中首脑，要有广阔的胸怀和容人的度量，更重要的是能够以宽容和体贴的态度去管理部下。

　　刘秀曾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术。”他对下属很少以刑杀立威。刘秀领兵攻下邯郸，杀死守将王郎以后，缴获了不少文件，其中有几千封刘秀部下给王郎的书信。这些人怕刘秀为此惩罚他们，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但出乎意料，刘秀没有那样做。他把所有的军吏集合在一起，命令把这些书信统统当众烧毁。他说：“过去敌人强大，你们当中有人办了糊涂事，我不怪你们。现在你们都可以放心了吧！”刘秀的做法确实气度不凡，让那些曾有二心的人打消了顾虑，对他感激不尽。至于部属的一些小过失，刘秀就更能抱宽容态度，不予计较。即使对有深仇大恨的人，仇家一旦幡然悔悟，将功折罪，刘秀也能既往不咎。

　　曾国藩在容人方面有两个楷模，其中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刘秀，后一个就是名臣韩琦。元代人吴亮说：“韩琦器量过人，性情浑厚，不搞阴谋诡计。功盖天下，地位在群臣中最高，看不到他有喜色；担任了巨大的责任，面临着难以预测的祸患，生命危险如同叠起的鸡蛋，看不到他有担忧的神色。平时怡然自乐，从不因事物扰乱而改变，生平说话从不伪饰。他为人处世，显达时，在朝廷中和士大夫交谈；退隐时，在家休息和家人交谈，都完全出于赤诚之心。有人跟从他几十年，记录韩琦的言行，反复对照研究，言行表里都很切合，没有一处有不相应的。”

　　曾国藩认为，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应该以诚相待。在一般人看来，如果知道他是小人，就少和他来往。对于小人欺骗自己的事，发现了就一定要揭露它而责备小人，但曾国藩独独不这样做。他的智慧足以明察小人的欺骗行径，然而每次都忍受下来，不在神色上表露出来，这种容人的涵养比刘秀和韩琦都要更高深。

　　权利是争取来的

　　一谈到“权利”，人们往往把它同斗争联系起来。是的，权利是通过斗争而得来的。在这一方面，美国著名的企业家艾柯卡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1978年底的艾柯卡正置于破产的危险之中。为了尽快使自己的汽车公司克莱斯勒走出困境，艾柯卡开始与一些著名厂商和国外资本家协商，希望达成合作意向，但对方都被公司严重的困境吓跑了，没有人愿意拣一个包袱背在身上。

　　艾柯卡又去游说银行家，希望凭借自己在汽车业的声望获得贷款，仍然没有结果。克莱斯勒似乎成了一个病势垂危的传染病患者，人们宁肯远远地躲开它。

厚黑管人谋职篇　忍辱负重———抗争术（3）

人们常说置之死地而后生，艾柯卡也面临了这样的境地，似乎已无路可走。艾柯卡毕竟是艾柯卡，他不会轻易认输。艾柯卡突发奇想，向美国政府求助，他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大企业垮掉。如果克莱斯勒破产，数以万计的雇员就会走进失业者的行列，成为政府的负担。

　　应该说，艾柯卡的想法实在太大胆了。对于企业经营，美国政府一向标榜自由平等竞争，盈利和亏损、发展和破产都被视为正常的市场行为，如果政府帮助某一方，那必然有违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但艾柯卡无论如何都要实现这一目标。

　　面对美国政府，面对国会的议员们，面对卡特总统的工作班子，艾柯卡详细解释，据理力争，毫不气馁。

　　艾柯卡要求美国政府借给克莱斯勒公司12亿紧急贷款，帮助公司渡过难关。因为这种处境是由石油危机的冲击造成的，政府有责任帮助自己的企业。

　　艾柯卡出示准确的统计资料给国会议员，如果克莱斯勒垮台倒闭，政府将为此付出27亿美元的失业救济，这是贷款数额的两倍还多。如果再计入其他方面的损失，政府将要承担的费用高达160亿美元。

　　艾柯卡还指出，日本汽车咄咄逼人，三大汽车公司损失惨重，如果再听任克莱斯勒破产，那么无疑会帮助日本汽车扩大市场，削弱美国汽车业的集团力量。美国政府应迅速行动，保护本国工业，而不是侈谈什么公平竞争，在国际商业竞争中，政府永远都是本国工业的保护者。

　　艾柯卡在据理力争的同时，也受尽了责难，记者的闪光灯包围着他，各种新闻媒体的提问、猜测、评论铺天盖地。议员们责问艾柯卡为什么把一个好端端的汽车公司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去生产日本丰田那样的节油型小汽车？为什么没能预测到石油供应的突然变化、伊朗国王的突然外逃？

　　面对这些责难，艾柯卡简直哭笑不得，按照他们的要求，艾柯卡似乎应该无所不能，应该料事如神。艾柯卡只是一个企业家，他真想对着那些议员喊，这些问题多数应该由国家、由政府来回答。艾柯卡不能这样做，他还需要议员们举手投票通过这个史无前例的贷款议案。

　　做过推销员的艾柯卡使尽了浑身解数，在议员和政府部门之间周旋。终于艾柯卡如愿以偿，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投票通过借款提案。圣诞节前夜，美国政府做出决定，有条件贷款给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终置死地而后生了。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之所以得到政府贷款，从而起死回生，是因为其负责人艾柯卡把公司倒闭、人员失业、外企的入侵等等责任和要害分析给政府、国会要员，向政府和国会据理力争而得来的。

厚黑管人谋职篇　隔岸观火———应变术（1）

在领导工作中，常常遇到处理不当而遭到批评的现象。是的，人要脸，树要皮，你毕竟是众人之领导，遭受了批评，你的脸往哪儿搁呢？为此，作为领导者有必要谋划一种新的应变策略，一方面要使自己不失尊严，另一方面又要让事物按照既有的轨道发展下去。

　　做领导应把握全局兼顾局部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领兵驭将，要做出大的战略决策，就必须在把握全局中运筹局部，从而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自古以来，能够纵观全局的人，大多能够放弃个人一时一地的得失，而从全局角度考虑问题，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向刘备提出西占荆益两州，东联孙权，北抗曹操，南和诸夷的建议，就是从宏观上谋划而做出的正确战略决策，从而使走投无路的刘备重整旗鼓、“鼎足三分”，被后人传为美谈。今天，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更要善于从大处谋划，处处着眼全局，才能关照全局，正确决策，驾驭整个战争的变化发展。如果游离于全局之外而谋局部之事，难免要碰钉子的。谋之深，就是见微知著，迅速做出反应和对策。月昏而风，础润而雨。战争与其他事物相较，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切性。但它的发生也总是有征候可寻，端倪可察的。高级指挥员是战场上的运筹者，只有具备超常的洞察力，见微知著，迅速做出正确的反应，才能攻必取，战必胜。齐鲁长勺之战，曹刿从齐军旗靡辙乱，看到军心涣散、军旅不整而溃逃，敦促庄公做出追击的决策，以至大获全胜。

　　谋之深，亦即看得清，从现象把握本质，不为种种假相所迷惑。俗话说：“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领兵打仗，无明几知微之功，待情迹昭著才下决心，必定较少作为，难上“名将谱”之列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古今名将多远谋。作为军中高级指挥员，要想驾驭现代战争，演出一幕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闪耀着指挥艺术光辉的活剧，重视远谋这一素质之锻炼与养成，实在是非常重要。

　　修筑兖州景灵宫时，王旦作朝修使，内臣周怀政与他一起前往。凡有人趁他空闲时请求谒见，王旦必然要等到随从都到齐了，才穿戴整齐，出来在公堂上接见，事情一说完，就马上退堂。后来周怀政因犯过失而遭处罚，才知道王旦的深谋远虑。

　　唐代李佑，官做到右龙武统军，许多公卿都想要他的女儿做儿媳，都被李佑一一拒绝了。一天，李佑将所有幕僚都召集聚会，声称他将在宴会上选女婿，众人议论纷纷，猜测他必然是选一个名门贵戚的子弟。等到入宴却不见动静。酒喝到一半，李佑拉着最末尾座位上的一个军官，对他说：“我知道你还没有结婚，请允许我将小女的终身托付与你。”并即席举行了婚礼。

　　后来，有人询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李佑说：“我每每看见那些缙绅之家，总是与名门望族结婚姻，其实他们的子弟长期沉溺于奢侈淫糜，大多没有善终。我凭借自己的军事谋略得到爵位，自己的女儿，何必非要去攀附高门而博取虚假的名望呢？”听的人都认为这是真知灼见。

　　司马光说：“媳妇一定要那些家境不如我的，女儿一定要嫁给家境胜过我的。媳妇的家境不如我家，就知道勤俭朴素；把女儿嫁到胜过我的人家，就知道畏惧严谨。”这些话在当时可谓名言。然而看看李佑如何选择女婿，司马温公的话就有些偏颇了。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观察一个人，不只要看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也要联系他过去的历史，才能对其有较全面的、深刻的认识。

　　人们的所作所为，决定于其思想、品格及其所追求的目的，这也决定了他的发展方向。至于他发展的方向是吉是凶，主要决定于其人自己和客观的存在。明智的人对其所料之人，能联系其人的过去、现在以及客观存在把这三者结合分析，以预将来。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这一应变之谋要巧用、善用，还需认真学习历代人如何用谋，只有了解历史，才能谋好现在，谋划未来。

　　要会设置台阶让人就坡下驴

　　在领导工作中，常常遇到劝解上司不当反而遭到其斥骂的现象。是的，人要脸，树要皮，上司必定是众人之领导，你劝词不当，他（她）的脸往哪儿搁呢？为此，有必要计谋一种新的进谏策略，一方面使领导者不失尊严，另一方面又能让他（她）顺势走下台阶，接受劝谏。

　　《三国演义》中，关羽和刘备失散，被曹兵困于一座山头上，曹操派大将张辽去劝降。张辽与关羽过去有交情，深知关羽耿直、傲慢的秉性，要说服这类英雄，只有给其准备好台阶，顺势下坡。

　　张辽单骑上山见到关羽，先叙旧情，当关羽声言以死相拼时，张辽断然警告关羽：“你若战死，将有三个罪过！”

　　关羽大吃一惊，急问有哪三个罪过？

　　张辽正言道：“你当初与刘备桃园结义，发誓同生死，现在刘备刚战败你就战死，将来刘备东山再起时，却得不到你的帮助，不是有负当年誓约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罪过，刘备把家眷托付于你，你虽战死，然刘备家眷被俘，生死未卜，你又于心何忍？即使死，也死得遗憾，并未尽忠尽责，问心有愧。”

　　关羽听后，一时低下头来。

　　张辽接着说：“第三个罪过，你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图协助‘汉室’，却想死拼硬战逞匹夫之勇，你算不上一个忠义之士。”

　　关羽想到终生要匡复汉室，自己却出征未捷身先死，实在有负汉室的重望，心中寻思，大丈夫能屈能伸，何不寻求新的出路。

　　张辽抓住机会进言道：“现在四面都是曹公的兵，若不降则只有战死，而死又毫无用处，你何不暂时归顺曹公，待机再找寻刘备，匡复汉室，同时也保全了刘备家眷的性命，自己命贱但刘备家眷命重啊！”

　　经张辽这一分析，关羽心有所动，想到一时受降虽然有失面子，与大名鼎鼎的关云长英名不符，但一可保全刘备家眷性命，二不违背桃园之约，三可留有容身之处。思前想后，还是暂时受降曹公为上策。

　　张辽以叙旧为先导，抓住关羽心理，层层深入，反复论证，终使关羽受降，可谓说技不凡；相反，如果张辽以直言劝降，或者以武力、以死相逼，势必遭到关羽辱骂，一旦失手，则会以死相拼，最后闹个鱼死网破，实不划算。

　　设置台阶法的关键是台阶的设置要巧妙。要使参谋对象感觉到高低大小正合适，其潜台词最好不要说破。妈妈有意让孩子睡觉，漫不经心地抛个枕头到孩子的手边，孩子可能顺势枕在头下，呼呼入睡；如果郑重其事地给孩子枕上，明确地教导他，说这样会睡得更快一些等等大道理，说不定反倒把孩子的瞌睡赶跑了。这就是设台阶时的技巧问题。张辽有意给关羽受降设一个台阶，说了一大番话，无非是暗示关羽：并非你关羽不武勇，斗不过曹兵曹将；也不是你关羽怕死，忘记了忠义，屈服曹操。之所以要暂时受降，完全是为了刘备的利益，完全是为了兴汉室的长久之计，完全是因不得已而为之。而这武勇、忠义正是关羽所在乎的。为此，他确实敢与曹军拼死。张辽很会投其所好，在当时情况下，这个台阶很合适，使关羽感到心虽戚戚，可面子上还是说得过去。顺势而下，也不至于太掉价，故能接受。如果张辽明明白白地把台阶搬出来，把理说白，那效果可大不一样了。

厚黑管人谋职篇　隔岸观火———应变术（2）

所以，不管是劝解你的领导，还是劝解你的朋友，你都要顾全其脸面，为其设置一个恰当的台阶，让其就坡下驴，愉快地接受你的见解和主张。

　　自制力强才能成就大事

　　“忍人之所不能忍，方能为人所不能为”。这是古代圣哲对身为领袖者所提的要求，目的是为了检验作为领导者的自我控制能力。受人胯下之辱而忍之，是这种自控能力的典型事例。

　　汉初名将韩信年轻时家境贫穷，他本人既不会溜须拍马，做官从政，又不会投机取巧，买卖经商。整天只顾研读兵书，最后连一天两顿饭也没有着落，他只好背上家传宝剑，沿街讨饭。

　　有个财大气粗的屠夫看不起韩信这副寒酸迂腐的书生相，故意当众奚落他说：“你虽然长得人高马大，又好佩刀带剑，但不过是个胆小鬼罢了。你要是不怕死，就一剑捅了我；要是怕死，就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说罢双腿架开，立了个马步。

　　韩信认真地打量着屠夫，想了一想，竟然弯腰趴地，从屠夫裤裆下面钻了过去。街上的人顿时哄然大笑，都说韩信是个胆小鬼。

　　韩信忍气吞声，闭门苦读。几年后，各地爆发反抗秦王朝统治的大起义，韩信闻风而起，仗剑从军，争夺天下威名四扬。

　　韩信忍胯下之辱而图盖世功业，成为千秋佳话。假如，他当初争一时之气，一剑刺死羞辱他的屠夫，按法律处置，则无异于以盖世将才之命抵偿无知狂徒之身。假如，他当初图一时之快，与凌辱他的屠夫斗殴拼搏，也无异于弃鸿鹄之志而与燕雀论争。韩信深明此理，宁愿忍辱负重，也不愿争一时之短长而毁弃自己长远的前程。从这个角度来讲，韩信是一个十分有自制能力的人。

　　作为领导者，要自制就得首先从提高自身素质出发。自身素质不高，忍耐力就不强，自制也难收到应有的效果。同时，在自制的过程中，也难免产生许多障碍。如何才能跨越这些障碍，增强自制能力，你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去分析和体验。

　　1.来自目标不正确的障碍。这是控制中的最大障碍，需要通过跟踪调查，发现问题，当即提出调节措施，马上纠正，并且要越快越好。

　　2.来自确定标准不当的障碍。通过实验检验，在“质”与“量”两个方面可能会出现标准偏高或偏低，或者只注重“量”而忽视“质”的，都要一经发现，立即纠正。

　　3.来自规章不合理的障碍。通过实践检验，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从实际出发，合理解决，既要体现严格要求的精神，又要切合实际，做到宽严适度，保证目标标准落实。

　　4.来自执行不坚决的障碍。对此，要经过调查研究，在摸清下属人员思想状态和考核实际情况之后，针对存在问题，既要坚持标准严肃执行法纪，又认真做思想教育工作，分别视情况予以处理，要把组织的纪律措施、经济措施和思想教育措施结合起来综合加以实施，以纠正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思想消极、工作拖拉等不良的状况，在处理时领导绝不能手软。

　　5.来自领导者自身素质方面的障碍。如有的领导缺乏魄力，不能随机果断地处理问题。有的领导有私心杂念，在认识的局限性方面造成偏见；有的领导有官僚主义，不能经常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这是控制过程产生种种障碍的根源所在。因此，需要在提高领导者自身素质方面下功夫。

　　谨防对手的激将之法

　　人们都只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却不知海不阔天不高之说。在现实生活中，客观环境往往就不允许你跃，不允许你飞，所以你要学会应变———退一步，则海阔天空。这方面的事例可真不少，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下面这个历史故事。

　　《三国演义》中孔明用激将法企图引诱魏将司马懿从坚守的城池中出来应战，而司马懿却凭耐性抑制自己，锲而不舍，使足智多谋的孔明败北，而司马懿在这场战争中胜利了。

　　众所周知，孔明的谋略是超凡出众的，他的激将法可说是得心应手的。他在赤壁之战中就巧激周瑜，最终达到了动员吴主抗曹的目的。平定汉中时，孔明也曾两激黄忠，促使这位老将愈战愈勇，连胜敌军。孔明六次出祁山，就是为了与吴军联合抗曹，当时孔明急于在西线打开缺口，与吴军形成东西对垒之势。而这时曹军则采用东攻西守的策略，作为曹军西线战场的主将司马懿，却奉行坚守不出的战略。为了迫使魏军出战，诸葛亮决定再次采用激将法，以图激司马懿出战。

　　孔明对司马懿的激将法是这样的，先是多次令人到曹军阵前辱骂，但魏兵却采取“骂不还武”办法，怎么也不出兵。孔明在急于求战中想得一计：“乃取巾帼妇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内，修书一封，遣人送至魏塞。”司马懿对众启盒视之，内有巾帼妇人之衣，并有书信一封，信中写道：“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箭，与妇人又何异哉！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斯赴约。”司马懿看完信后，心中虽然大怒，却佯装笑脸说：“孔明视我妇人耶！”随即收下礼物，并亲自重待来使，他毫不问及蜀军营中的军旅之事，却装出一付关心人的样子，向来者打听：“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当他听到来使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时，便对诸将道：“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从而更据守不出，蜀魏双方在渭水一带相持了百余日。结果，诸葛亮“星陨五丈原”。蜀军不得不撤回汉中，又一次使司马懿防御成功。　　在这次战争中，处于进攻地位的蜀军，利于速战；处于防御地位的魏军，利于持久坚守，从而寻找战机，反败为胜。在双方进行的对抗中，贯穿着双方指挥员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个人的意志、毅力的较量。司马懿当他受到蜀军的辱骂和孔明的激将法时，没有大动肝火，显得十分冷静，没有因此忘却自己战略战术的目标，以持久坚守致胜。

厚黑管人谋职篇　以傻卖傻———保全术（1）

在位高权重的上司跟前做事，肯定是非常难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上司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者，你怎样才能平安无事地在他身边做事呢？你要知道，领导最忌讳的就是握有实权的下属，惟恐下属会借手握兵权之际突然发难，将领导架空或者赶下台去。对于这样心有疑虑的领导，你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大度的胸襟，交出实权来换取太平日子。

　　要善于保护自己

　　在位高权重的上司跟前做事，肯定是非常难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上司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者，你怎样才能平安无事地在他身边做事呢？这就有必要探讨封建社会那些处世圆滑、左右逢源，尤其善于拍上司的马屁的官僚。他们想的并不是如何办好公事，而是怎样讨好上司，保住自己的官职奉禄、荣华富贵。这些人没有什么建树，在保官保禄方面却有一套阿谀奉承、明哲保身的办法。清代道光朝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曹振镛就是这类官僚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曹振镛在乾隆朝中进士，点翰林，官至侍读学士，至嘉庆朝便飞黄腾达，升为尚书、大学士。道光皇帝继位后，他更是红得发紫，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图形紫光阁。当他以81岁高龄去世后，又得到“文正”的谥号。这是清朝对故世大臣最高的评价，在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只有七八个人。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既没有显赫的武功，又没有出众的文采，在重满轻汉的清朝时代，能够在充满凶险和倾轧的仕途上一帆风顺，自然有他的“诀窍”。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成为三朝元老，深受皇帝宠信靠的是什么。他回答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对皇帝、对上司，只需要表示顺从，不用发表自己的意见。真是圆滑到了极点。“少说话”不等于不说话，而是把话说到关键的时候，说到点子上，对此，曹振镛是深有研究的。

　　清朝进入道光时期就已经暴露出许多衰败的迹象，积重难返，地方官员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主意。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就有好几大撂，道光帝看得头昏脑胀，为此，他感到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看吧，实在不愿整天泡在文件堆里，不看吧，又怕留下荒废政务的坏名声。曹振镛敏锐地察觉出道光帝的这种心思。他讨好皇帝说：“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太平无事。可是一些大臣偏偏好无事生非，在奏章中讲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情，无非是为了博取敢于直言的虚名，对于他们又不能降旨怪罪，这样会使陛下蒙受拒谏的名声。依臣之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天威圣明，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已明察秋毫，一定不敢再呈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曹振镛的一席话，正中道光帝的下怀，果然照他的办法做了。不少人因此丢了官职，文武百官谨小慎微，尽量不向朝廷报告或少报告，甚至出了大事也隐匿不报，即使报告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掩盖事情的真相。于是，官场上形成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的恶劣作风。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解决，最后形成了全国性的内乱。然而，道光帝却少看了许多奏章，免去了大量的伏案之劳。

　　曹振镛这么一“说”，实际上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地位，成功地施展了逢迎上司的小手腕，这种人只能给自己带来某些私利，对国家来说，却是埋下了可怕的隐患。这种人整天想着自己的名誉如何，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安危。更可怜的是道光皇帝没有看透这一点，反而把曹振镛当成言听计从的股肱之臣。曹振镛的举止无疑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反思。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虽然不能以曹振镛为楷模，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认识像曹振镛这样一些舍公为私的、祸国殃民的小人的本领，防备受其谎言所惑，误了勤政为民之大计。

　　位高权重后就该退避三舍

　　自古以来，领导最忌讳的就是握有实权的下属，惟恐下属会借手握兵权之际突然发难，将领导架空或者赶下台去。对于这样心有疑虑的领导，你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理解，交出实权来换取太平日子，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宋太祖夺了天下不久，他问赵普：“自唐末以来的几十年间，换了十几个皇帝，征战不息，其原因何在？”赵普回答：“因藩镇的势力太强大了。皇帝势弱而臣子势强，自然无法控制局面。今天只有稍微削减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编他们的精兵，天下才能安定。”

　　话未说完，太祖就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知道。”过了不久，太祖和老友故将石守信等饮酒，酒酣耳热之时，命令左右侍候的人退下，对他们说：“我如不依靠你们的力量，不可能有今天，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恩德，每时每刻都不忘怀，然而作天子也十分困难，简直还不如当节度使快乐。我现在整夜睡不安枕啊。”

　　石守信等人问：“为什么呢？”太祖说：“这不难知道，身居这个位置的人，谁不想将他干掉。”石守信等人都惶恐万分，向太祖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太祖说：“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虽然没有这个野心，但你们手下的人想富贵啊！一旦他们将黄袍给你穿上，就是想不做皇帝，也不可能啊。”石守信等人都叩头哭泣道：“我们虽然愚蠢之至，还未到这种地步，只求陛下怜悯我们，给我们指一条可求生之路。”

　　太祖说：“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想求富贵的人，不过多得些金钱，使自己优裕享乐，使子孙不受贫乏之苦。你们何不放弃兵权，选择些好田宅买下来，为子孙创立永久的产业。多多购置一些歌儿舞女，成天饮酒作乐，以终其天年。如果这样，我们君臣之间，也就可免却互相猜测怀疑不也很好吗？”石守信等人再次拜谢太祖，说：“陛下替臣等想到这种地步，真所谓同生死的亲骨肉啊！”第二天，他们几个人都说自己有病，不能继续任职，请求太祖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不难想像，如果石守信等自恃位尊功高，不采取退让措施，他们的结局自然可以预料。

　　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民主与法制都比较健全的社会里，自然不可能出现故事中的这种情况。可是，要想在政界叱咤风云，也不得不引此为戒。

　　好管闲事受人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利益不外是由职权或地位而来。不论你是出于公心还是另有想法，只要是你的所言所行超出了自己的权限，必然要带来别人的猜忌。因此即便是出于好意也要谨慎从事。

　　唐朝的王叔文经常陪太子下棋。有一次下棋时，太子和人议论政事，谈到了宫市的弊端。所谓宫市就是宦官在民间以低价强行购物。太子说：“我正打算向圣上反映此事。”在场的人都称赞太子贤明，只有王叔文没有说话。众人走后，太子留下王叔文，问他为什么不说话。王叔文说：“太子的职责就是侍奉皇上的饮食起居，早晚问安，不宜议论宫外的事。皇上在位久了，如果疑心太子是在收买人心，如何辩解呢？”太子听了这话后大吃一惊，说：“不是先生指点，我哪能明白这个道理。”

　　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古代人们在凶险的官场中用以自保的韬略。虽然消极的成分有不少，但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处高位的人往往喜欢参与，显示自己的权威、才能、存在，似乎自己无所不能。他不知道自己做多，他人就做得少了；自己的才能太显露了，他人的才能就发挥得少了。做领导的不是要和他人比试才能，而是要让他人发挥才能。所以《尚书》说，对司法方面的事，不要越俎代庖，要让有关的官员去治理。太子与皇上本为父子，王叔文还非常郑重地提醒太子要避嫌，更何况其他的人了。这一招不谋其政术高就高在尊人之位，尊人之言，既留有余地，又守住了自己的本分。

厚黑管人谋职篇　以傻卖傻———保全术（2）

“好管闲事受人磨”，是的，不该你去管的事你偏要去操心，这不是没事找事做，自讨苦吃吗？如果我们本职工作尚未做好，就去做一些与自己职务不相干的事，这就是越俎代庖，这就是多此一举。这样做，你不但当得不到众人的承认，而且还影响他人工作的正常开展。所以，不在其位就当不谋其政。

　　不要使自己的光芒太耀眼

　　当领导的，没有哪个人不想美名远扬的，殊不知这里面都潜伏着无数的危机。因此，古代大臣中的一些智者，总注意把握住一个分寸，不要使自己的光芒太为耀眼、以致使得君上的形象显得相形见拙、暗然失色；要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甚至故意干出几件不大得人心的事，自毁名声，以使君上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从而释疑化妒，以求得自身的安全，这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理。

　　萧何是最早支持并参与刘邦起事的亲信，在后秦灭楚兴汉的事业中立有大功，刘邦在论功行赏时，将他排在功臣之首，并给了他可以佩剑穿履从容入宫朝见的特殊待遇，以示恩宠。

　　后来韩信被诬为谋反，当时刘邦率兵出征在外，是萧何为吕后设计除掉了韩信，解除了刘邦心头的一大患，萧何由此从丞相提升为相国，封地增加了五千户，还给了五百名士卒作他的警卫。朝中大臣无不向他表示祝贺，只有一个叫召平的秦朝遗老独去致哀，对萧何说：“你不日将有大祸临头了，如今主上风餐露宿转战于外，而足下坐镇京师，并未立有战功，主上之所以给你增加封地，设置卫队，是由于韩信刚刚谋反，主上对你心存怀疑，以此加以笼络，并非是对你的宠信。请足下让出封赏不要接受，并将自己的家产拿出来资助前方军队，主上必然高兴。”萧何认为他说的十分有理，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又过了一年，英布谋反，刘邦又一次率兵出征，却从前线一再派回使臣打听萧何在干什么。萧何在京师尽心尽责地安抚百姓，筹备粮草，输送前线，如同他多年来所作的那样。又有人对萧何说道：“足下不久将有灭族的大祸了。足下如今位为相国，功列第一，官不可再升，功不可再加，可足下自入关中十几年来，甚得民心。如今主上派使臣来打听足下的情形，是担心足下名声太大，对他构成威胁。足下何不到处压价买田，高利放债，使民有怨言？只有如此，主上才会对你放心。”萧何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作了，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当刘邦班师回朝时，老百姓纷纷拦路上书，状告萧何，刘邦一点儿也不怪罪萧何，反而将老百姓的状纸交给萧何，笑着对他说：“你自己处理吧！”

　　萧何是刘邦的贫贱之交，刘邦亲口将他封为第一功臣，为什么刘邦对他还相信不过呢？这是因为，政治斗争是一个不断地一分为二的裂变过程。当年项羽、刘邦共同对付秦朝，秦朝灭亡了，项羽、刘邦这一对盟友翻了脸，打了起来；项羽被消灭了，刘邦集团内部又发生了裂变，中途入伙的韩信、英布又被刘邦视为异己的力量；韩信、英布垮台了，刘邦的核心集团又该找出新的打击对象了。萧何树大招风，自然首当其冲。萧何虽然不断地自毁名声，却并未能消除刘邦的猜疑，就在刘邦将状纸交给萧何的同时，因萧何顺便请求将皇家花园中的荒废土地拨出一些交给百姓耕种，刘邦立刻变了一副面孔，说萧何故意讨好百姓，将他收进监狱。刘邦之类最高掌权者的逻辑是这样的：你盘剥百姓，结怨于民，那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段，他不仅不会管，还会加以纵容；你要真正想替百姓办一两件好事，说一两句公道话，而影响了他的权威、名声，他便非要整治你不可。

　　所以，干些蠢事、坏事，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也不失一种保全自己的策略。曹丕当了皇帝以后，对他的兄弟们十分刻薄，防范也十分严密，虽然这些兄弟们都被封为“王”，却都是徒有其名。他们全都被打发到远离首都的封地，不许随便回到首都来；每个人手下只有百十名老兵作为守卫，使他们无法凭借武力作乱；还派了官员来监督他们，有点儿小错就被上报朝廷，遭到谴责。这些兄弟虽然贵为天潢贵胄，实际上连个平民百姓也不如。

　　只有北海王曹表，为人谨慎，勤奋好学，没有任何过错。那些监督他的官员说：“我们奉皇帝的命令来监督大王的行动，有过错就应当举奏，有善行也应该据实报告。”于是联名写了份报告，称赞曹表的美好品德。

　　曹表一听到这个消息，吓得大惊失色，指责官员们说：“严格要求自己，这是任何人都应该如此的，而你们却报告了朝廷，这岂不是给我增加麻烦吗？如果我真的有什么好品德，朝廷自然会知道，你们这样联名上书，只怕要适得其反了！”

　　曹表曾对儿子说：“与其因受到宠爱而遭受灾祸，不如贫贱而无灾无难。”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并让妃妾们亲自动手纺线织布，如同平民之家一样，因此他得以保全性命。

　　佯装迟钝给人安心之感

　　迟钝也是吸引人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是反应相当敏锐的人，最好也不要完全显露于外，而要佯装迟钝一些。

　　头脑太聪明、个性太精明的人，通常都很难应付。由于脑子整天转个不停，不论什么事情都会事先预测好，让人有松懈不得的感觉。同时，一发现别人的缺点，便会立即指出来，即使没有当场表明，也会让对方觉得：“这个人不知道有什么企图！”警戒之心油然而生。这种让人随时心生警戒的人，怎么还有魅力可言呢？所以，如果让这种类型的人物登上领导者的宝座，部下们恐怕再没有好日子可过了。

　　领导者的主要任务，即是让部下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

　　领导者必须从部下身上得到以自己的立场无法思及的想法，同时也要让部下在自己无法照顾到的方面充分活动才行。　　如果领导者的作风太过敏锐、精明，与之接触的人都会受其指责，如此一来，部下当然不会轻易将自己的真正想法告诉领导者，并将自发性的活动压抑下来。如果领导者虽没有实际采取指责部下缺点的行动，但平常所表现的行为过于敏锐，部下也会自然畏缩，因为他们的内心会认为：“我何必自找麻烦，以致被上司挑毛病。”  

厚黑管人谋职篇　以傻卖傻———保全术（3）

由此可知，领导者的表现如果过于敏锐，便成为使部下充分发挥所能的障碍。如果领导者能稍微掩饰自己的锋芒，使部下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才是一位魅力十足的成功领导者。例如，被称为“装有电脑的推土机”的田中角荣，即属于这类型的人物。由于他兼备极其精密的计划能力，以及超群绝伦的实行力，所以才得此称号。

　　不过，何以田中角荣只被称为“电脑推土机”，而没有被称为“电脑刮胡刀”呢？因为推土机的马力虽然很大，但却不很敏锐，而田中的表现也略微迟钝，正好和推土机的性质相同。田中角荣就任总理大臣之后，倡导“日本列岛改造论”，并加以实行。观其实践方式，便使人产生一种其并不是依赖敏锐头脑，而是依靠踏实的作为进而成功的感觉。

　　但后来的田中角荣，不再坚持过去那种单纯和有些迟钝的形象，而将内面的敏锐确实显露于外。据专家研究，田中角荣现在所表现的敏锐作风，多半是由于他依靠财富力量所获得的强大权力引起的。其实，田中角荣本身至今仍保有相当浓厚的迟钝性格色彩。从他牵强地使用强力压迫有关单位改变洛克西德事件对他的不利裁判，结果反使自己不得不下台的情形，即可充分证实这一点。

　　大平正芳也是位因未将内心的敏锐显露于外而获得成功的人物。其实，他是个相当聪明，且反应灵活的人。由于生性酷爱读书，当他就任池田首相的秘书官时，不论多么忙碌，都会抽空逛逛位于神田的书店街，并买几本中意的书回家品味。大平正芳一向以说话速度慢条斯理而闻言，其实这可能是他故意隐藏敏锐的真面目，佯装成反应迟钝，而予人安心之感，此乃避免受人攻击的巧妙方法。

　　如此看来，迟钝不光可以成为点燃下属智慧的火花，而且还可以隐藏锋芒，使自己逃脱众矢，从而成功地保全自己。

　　保全自己先保全实力

　　无论是体育竞技场上，还是在军事战争中，实力总是决定一个人地位的重要因素。所以，许多人始终将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作为用兵第一大法。

　　在战场中，如何做到保我军于万全呢？有人通过长期思考，总结出如下几条：其一是不强交战。意思是说，在与敌军交战时，如果没有取胜把握，不要强行交战以减弱我军实力；其二是该退则退。其实，用兵的方法，是以保全自己的军队为上策，其次是保守自己的城池。在战斗中，将领要静静地考虑一下，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保全自己的部队。如果不退兵才能保全部队，那么就不退兵。如果必须撤退才能保全部队，那么就坚决撤退；其三是要将我军置于战斗的有利位置中。在战斗中，如果有招降的军队，应将降军放在攻打敌军的最前线，一则能够有利于监督降军，二则有利于保全我军实力，减少伤亡。

　　在有多种力量参加战斗的复杂形势上，清代名将曾国藩更提出了富有创见的主兵客兵制度。他指出，在主客兵相对时，为保全我军实力，一定要主兵强于客兵，例如他在给九弟的信中写到：

　　“只要李少荃另调所谓的常胜军前来助阵，这绝不是我的本意。常胜军以前是华尔统率的，我已经不愿意与他合作共事。现在华尔已死，白齐文接替他统率常胜军，能战不能战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军风完全不同，难以与你部合处，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支军队既然已向这边开来了，现在我们再去拦阻也来不及了，只好听任他们自己开来。但是，绝不能让他们进入你部的长濠之内，只能令他们先去攻打九江伏州、下关等处的敌人营垒，希望能够以此稍稍牵制一下敌人的力量。如果下游不能取胜，就令白齐文等由金柱关、采石上游夹击而下，虽然未必能够收到大的成效，但也不会给你那里造成损失，或许这倒是双方善处的一个方法。白齐文的部下，名义上是洋兵，实际上都是广东、宁波的人，骄奢成性，饷银也极贵，你的部队绝不能与他们相处。无论什么时候，在长濠之内，总是要保证主兵强于客兵，一切都要由你作主，号令统一，然后才不至于坏了大事。你千万要记住，务必要记住。”

　　曾国藩对于主客兵的思考是有其军事眼光的，也确实是经验之谈。在其后几十年中，北洋军阀孙传芳正是玩弄了一套“主兵客兵术”，采用主兵强于客兵的方法，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军事要地———福建。

　　1922年秋，曹琨命令孙传芳带兵去抢福建这块地盘。曹琨是直系军阀，而当时福建的军政大权却在非直系的王永泉手里。孙传芳屯兵在福建省的边界上，只带了少数随从进入福建，编造一大堆谎言诉说吴佩孚如何排挤他，说得声泪俱下。他向王永泉表示，只要两人同心合力，一定能在福建保境安民。他的甜言蜜语使王永泉渐渐相信了他。他还与王永泉结拜为异性兄弟，指天发誓，这样，孙传芳就把这两个旅的重兵开进了福建，王永泉不但不疑，还以为壮大了力量。

　　1923年3月，曹琨正式委任了孙传芳为福建的军务督理，孙传芳一面仍和王永泉周旋，一面暗中调兵遣将，在一个夜间突然将自己的军队开进了省城。此时，城中孙传芳的兵力已经大于王永泉的兵力，王永泉这才知道上当，但为时已晚，只得声明下野，逃到上海。为此，人们都称孙传芳是笑面虎。曾国藩关于主兵客兵制的理论得到了成功的证实。

　　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要有效地保全自己就要首先学会保全实力。实力没有了，你就难以得到保全了。

　　身处逆境不妨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读来让人觉得它有些古而庸的味儿，在古代史籍中，常看到“称病不朝”、“称疾不起”、“愿乞骸骨”之类的字眼，其实，这些“疾”、“病”之类，都是假的，用一句现代俗话说，是“泡病号”，是政治病。

　　“称病”动机和目的都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是鉴于朝政黑暗，称病以求自安；有的是鉴于对手太强，称病以避锋芒；有的是由于目的未能达到，称病以向朝廷示威；有的是时机尚未成熟，称病以掩饰其野心……总之，称病是作为“韬晦”的一种主要表现方式而被时常应用着。

　　殷纣王的昏暴，千古以来，人所共知。他这个人不痴不呆，而且天资敏捷，才力过人，敢于徒手同猛兽搏斗。可惜他的才智勇力都没用在正当地方，他沉溺女色，宠爱妲己，作酒池肉林，使男女裸体追逐其间，作长夜之饮。而且他为人极其残忍，对敢于对他表示不满的人，他施以重刑，其中炮烙之刑，即令犯人赤足行走在炙烤得火热的铜柱上，尤为残酷。　　这样残酷的统治，终于导致了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对于大臣们的进谏，他一概不听，大臣们多弃国而逃。他的叔父比干叹道：“主上有过错不去进谏，这是不忠；害怕处死有话不说，这不算勇敢；敢进谏，不怕死，这是最为忠诚的行为。”他于是去向纣王进谏，纣王不听，他一连三天都不离开。纣王大怒道：“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叔父算得上是圣人了，我看看你的心倒有几个窍！”竟将比干剖心而死。

厚黑管人谋职篇　以傻卖傻———保全术（4）

箕子也是纣王的叔父，担任大师之职，他看到纣王昏暴如此，国事已不可为，便假装疯狂，去给人家作奴隶，就这样也没逃脱纣王的魔掌，还是被囚禁起来，直到武王伐纣以后才被释放。

　　这是历史记载上第一个装病以避祸的事例。在一个病态的、疯狂的社会，正直的人既无力救助，又不愿同流合污，只有以此来避祸远害，洁身自好，虽不免显得消极，但总比贪恋禄位，与世浮沉要好。

　　朱棣则以装疯作傻的方式骗过了朝廷的使臣，最后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将帝位传给了孙子朱允文，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皇帝接到手的，是一根利刺攒集的权杖，这些利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二十几个辈尊位高的皇叔，他们一个个都被封为藩王，割地而据，坐拥强权，要想保住自己的帝位，必须削夺这些藩王。别的藩王倒还不太难办，最使朱允文感到棘手的是燕王朱棣。

　　他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生性坚毅沉稳，机智多谋，既英勇善虞，又能以诚待人，在创建大明王朝的斗争中屡立战功，颇为朝野所推重，连朱元璋也对他另眼看待。由于前面的三位兄长俱已死去，如今诸王之中以他为长，若能先将这根利刺削掉，其他诸王自然会乖乖地听命。于是，一道削藩的诏书下到北平。

　　朱棣接到诏书后轻蔑地一笑，他十一岁被封为燕王，二十一岁就镇藩北平，至今已近二十年。北平是元朝的故都，朱元璋建国之后，把国都定在长江之南的南京，这里便成了偏远的边陲，被驱赶的元蒙残部还不断地前来袭扰，朱元璋将他封到这里，是将保土安民的重任交给了他。他果然不负所望，不但击退了元蒙的侵犯，还多次率部出征，深入沙漠腹地，将蒙古人赶到大漠之北，他的实力也因此而大大地扩张。

　　他满以为朱元璋会将帝位传给他的，当年朱元璋也曾这么表示过，没想到最后交给了朱允文，他不得不对这个侄子称臣，对此他耿耿于怀。他一点儿也看不上这个嘴上没毛的年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文人之手，拉不得弓，驰不得马，不识稻粱菽麦，不辨善恶贤愚，满脑子装的都是一些什么子曰诗云，仁呀爱的迂谈腐论，哪里有一点儿帝王的气魄和治国的才气！他正等着朱允文摆拨不开的时候来收拾残局的，没想到这小子一出手就这么老辣。

　　但朱棣明白，他现在还不能公开同朱允文抗衡，便借口有病不出，留在王府内，秘密训练士卒。不料此事被人告发，朝廷派来使臣查问。使臣们来到北平，却发现北平街头有一疯汉，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在大街闹市之上，边走边狂呼乱叫；走到酒楼饭铺门前，便闯了进去，夺了酒肉饭食就吃，同时还颠三倒四地胡说八道；吃饱了，喝足了，便倒在街头之上呼呼大睡，有时从早睡到晚也不醒来。这个疯汉，便是燕王朱棣。使臣命人将他护送回到王府，并亲自前去探视。那时已是六月盛夏，天气极为炎热，人们赤膊摇扇，还是挥汗如雨，他却围炉而坐，一边烤着火，一边还嚷着叫道：“太冷了，太冷了！”

　　朱棣就这样装疯作傻，骗过了朝廷的使臣，于公元1399年7月7日，突然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朝廷的使臣，此时，他的病态病容一扫而光，对众人宣布道：“我哪里有病，迫于奸臣陷害，不得不如此。”接着兴兵南下，经过三年内战，推翻了朱允文，朱棣称帝登基，便是大名鼎鼎的明成祖了。

　　现在看来，韬光养晦也不是古人“政治病”发作时的专利。在工作中，如果你发现你的上司是个无恶不作之人，而你又一时无法抓住其把柄，你也不妨来一场病———韬光养晦，待条件成熟后揭穿这种上司的老底，还社会以清白。

　　隐忍不争也堪称大丈夫

　　有关“士可杀不可辱”、“宁可站着生，不可跪着死”之类的关于受辱之言词可真不少。是的，人应该活得有志气，活着就不该受人侮辱。但是，如果你身上担负着重任时，对辱就不可大义凛然了。你应该以大任为重。这一点，汉高祖刘邦做得非常不错。

　　刘邦一生最危险的时候，恐怕就是在鸿门宴上。

　　以后，当他在彭城被楚军狂追猛撵的时候，虽多次因情况紧急将一对儿女推下车，但楚军到底离他有些距离而未能追赶上他；当他被楚军包围在荥阳城中猛攻劲击的时候，虽形势危机万分，但毕竟他还是在汉军阵营之中；当他在平城被匈奴人包围七天七夜的时候，虽险些饿死，但毕竟身边有十几万大军保卫着他。

　　但是，在鸿门宴上，他身边仅有张良一个人，加上后来闯入大帐为他叫冤的樊哙，也不过两个人而已，外面虽还有百余骑，但项羽却有四十万大军，而且对方已经心怀杀害之意。此时，他的小命完全掌握在项羽手上。杀掉刘邦，如果项羽愿意的话，他自己就能对付刘邦这几个人，而无需任何人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只有卑躬屈膝，隐忍不争，并充分利用对方的矛盾，来解救自己了，稍有不慎，后果显而易见。此时，任何大丈夫的豪言壮语、英雄举止都无疑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所以，鸿门宴是刘邦经历的最为危险的事情。后世也没有几个人能经历过这个场面。从这个角度上是说，刘邦还应该很自豪呢！

　　鸿门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没有必要再嗦一番，关键是看刘邦都干了些什么，如何避免灾难的发生？

　　在此事的前前后后，刘邦都做了哪些“大丈夫能伸能屈”的事情呢？

　　首先，在赴宴的前一天晚上，他死气白赖地拉着项羽的叔父项伯认作儿女亲家，并求他在项羽面前替自己美言美言。结果还是不错的。项伯回去后先把项羽的工作做通了，项羽答应第二天刘邦来时会善待他。如果没有这道“工序”，刘邦第二天肯定凶多吉少。

　　其次，第二天见面后，赶紧先说好听的。刘邦一见到项羽就说：“我和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于河北，我战于河南。但我没想到能先入关中，并与将军在这里见面。请将军不要听小人的中伤与挑拨。”这段话里没有一句是真的。

　　当初，刘邦从今江苏向西进发，直奔今天的陕西，沿途虽遇到一些麻烦，但不过是秦军的地方部队和少量的精锐。而项羽先往北走，去今河北救赵国，又在那里与秦军二十万精锐纠缠日久，经过多次大战，最后将秦军全部歼灭后，兜了一个大圈子，才进入关中。仅从路程上说，项羽也不会比刘邦早进关中，刘邦竟说自己没有想到。

　　刘邦说小人挑拨他与项羽的关系，但事实是有人给刘邦出主意，让他派兵守住函谷关，不要让诸侯进关，在关中称王，他听信了。结果，不仅函谷关被项羽一仗就攻破了，而且还将项羽惹得大怒，这才使他陷于鸿门宴的险境之中。

　　不过，刘邦这几句话虽然不实，但是“卑躬”味儿十足，让项羽听了十分舒服。而且，此时刘邦已经五十岁上下了，项羽才二十六岁，能当刘邦的儿子。刘邦如此卑躬屈膝，怎能不让项羽动心？

　　古人尚且如此，我们更应该以他们为楷模。如果你是领导者，在工作时遭到侮辱，就应当以工作为重；受辱便进行打击报复，那不是大丈夫所为。须知，隐忍不争也是大丈夫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