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打捞管类落物施工方法:无谓的冲突——历史的进步与大国战略决策的失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3 23:01:01
——历史的进步与大国战略决策的失误的
内容提要：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在各国范围内，建设并完善与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在国际事务中，建立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友好协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使全人类共同繁荣富裕、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消除以强凌弱、大国主宰的国际政治旧秩序以及造成南北贫富悬殊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回顾战后以来大国对内对外战略决策的利弊得失，可以得出：苏联因对内对外战略决策从一开始便存在严重失误，最终导致其解体；中国的决策失误通过改革开放从根本上予以纠正并仍在不断改进；美国的失误主要在其对外战略方面，与其并非完善的“价值观”、简单偏激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缺乏深刻的理论认识有关。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非但冷战期间发生的美苏对抗及中苏对峙是无谓的，亨廷顿所力图论证的“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样是无谓的。任何民族或某一种“文明”想要“领导”世界都是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偏见的表现，是注定行不通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关系就等于探求人类的生存之道。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1988）“前言”
20世纪末的世界经受不起会导致类似狂人现实主义的那种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为此，就要求对当前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险和前所未有的希望有一种共同的认识。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1981）
冷战结束至今，国际形势风云巨变，举世震惊。各国学者纷纷著书立说，研究冷战时期国际关系领域的经验教训及冷战后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国际关系研究成为空前热点。尤其是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展开了外交政策大辩论，“新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的现实主义”、“新世界主义”（“新干涉主义”）、“新孤立主义”等等层出不穷。亨廷顿教授《文明的冲突？》一文所引发的国际性轰动效应，尤为引人注目。如何从更加深刻的理论视角出发，重新认识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国际关系，是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术界面临的迫切问题。本文从人类历史进步以及思维方式问题这一新的视角出发，反思战后大国（中、美、苏）对内对外战略决策的利弊得失，检讨当今大国战略决策的走向，进而展望世界变化的前景。
何谓历史的进步，或恒量人类历史进步抑或倒退的标准是什么，不同观点学说的答案显然迥然有别。例如，按照某些美国学者的观点，历史进步的标准在于是否实现美国式极端个人自由及经济自由等一套“价值观”，达到这些便完成了历史的进步，实现了历史的目标，即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历史的终结”，反之则视为倒退或裹足不前。另一种极端的观点和范例则出现在前苏联东欧各国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认为实现了“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和完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彻底消灭“产生剥削”的商品经济制度，便是最大的历史进步，人民便可以享受到最大的幸福。
偏激的指导思想导致偏激的对内对外战略决策，导致长达40多年美苏冷战和延续20多年中苏冷战的产生。世界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走向解体——前苏联失误的回应
在前苏联7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斯大林执政的近30年是最关键时期，同时也埋下了苏联最终解体的种子。斯大林在其对内战略决策方面主要有三方面重大失误。第一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多次开展“大清洗”，民主与法制荡然无存或形同虚设，除造成极大内耗和内乱之外，随着圣坛上领袖人物自然生命的终结，民主与法制缺失的内幕便逐步暴露无遗（包括种种特权和腐败现象），最终酿成极大的信任危机（从1956年苏联东欧危机直至苏联解体）；第二是经济方面的战略决策失误，即误以为市场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从而严格限制商品生产及流通，造成经济发展缺少内在活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生产结构严重失衡；第三是民族政策方面的严重失误，在“阶级利益至上”的名义下奉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严重伤害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感情却无所察觉或不以为然，反而盲目认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矛盾”[1]。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各届领导，除对第一方面的失误纠正得稍好（但也远不彻底）之外，对其他两方面重大失误则基本上未能真正纠正，可以说正是在这三种合力的沉重打击之下，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前苏联在其对外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同样是致命硬伤。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苏联便把其对外战略目标定在与美国全球争霸并冀图超越美国。为此它不惜血本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其工业总投资的85％以上[2]，并拼命向第三世界扩张其势力和扩大其影响，它所主张的“缓和”（尤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基本上也是为这一战略目标服务的策略手段。对于中苏冷战，前苏联也耗费了大量国力，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但事与愿违，当苏联军事实力空前强大、达到其顶点之际，正是其经济及民心行将崩溃之时。庞大的军事力量在复杂而严酷的国内问题面前完全束手无策。毋宁说，正是其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巨额军事支出加剧了其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崩溃。
汤因比曾说分裂是历史对欧洲的报应[3] ；联邦德国学者认为德国战后分裂是历史对其发动二战的惩罚。同理，分裂解体堪称历史对前苏联制度建设以及对内对外战略决策重大失误的回应，是“为历史的错误付出的代价”[4]。这个代价无疑极为沉重，值得俄罗斯及其他国家永远记取。日里诺夫斯基等曾扬言要进行“最后一次南进”即向印度洋扩张[5]，这种沙文扩张主义的论调显然是患了历史健忘症。
改革开放——中国失误的纠正
中国自1949年至今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小上升（1949—1957年）、大下降（1957—1978年）和再飞跃（1978年至今）的曲折发展过程[6]。主要自 1957至1978年20多年间，中国对内战略决策的失误有受苏联影响而同其相似的一面，即大搞“阶级斗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其结果，一是本来就相当薄弱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形同虚设，发展至“文革”期间连宪法都可以随意践踏、国家主席的性命都不保；二是严重违反建立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富国富民的历史发展方向，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明显拉大，经济效益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甚至不时有所下降。
从今天的眼光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当时苏联领导头脑发热，大搞极“左”、浮夸、冒进，实施赶超战略，中国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中苏冷战产生的原因，既有前苏联方面以“老子党”自居、搞霸权主义伤害中国民族自尊心的一面，也有中国方面当时比苏联还“左”、主动与苏联对抗并开展“上纲上线”的大批判的一面[7]。
中、苏在经济体制选择上的失误有着深刻的理论原因（有学者指出：“正是因为把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独有的经济形式，所以，马克思设计了一个‘非商品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而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把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事物”的一系列论点缺乏“充分”的依据，等等[8]），即误以为消灭“产生剥削”的商品经济制度、建立“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是历史发展方向。这里忽略了两个基本前提：第一，消费需求具有因人而异的多样性和不断变化的发展性，任何详尽的指令性经济计划都不可能满足它们，只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做到这点；第二，应当区分绝对所有与相对所有，一国的全部土地、自然资源应当归全体人民绝对所有即从根本上姓“公”，个人、企业等所拥有的财产和资产只是相对所有，依法无偿缴纳税收便是其表现，限制贫富分化的主要手段是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而不在于是否“一大二公”[9]。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各国终于汲取这一历史教训，走上建立并完善与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
除此之外，中国在对内战略决策方面还犯有一个独有的重大失误，这便是20世纪50-70年代人口决策的失误，“错批一个人（马寅初），多生几亿人”。同前两个失误相比，人口决策失误所产生的后果更为严重，影响更为深远，纠正也更为艰难。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虽仍有一些难关要闯，仍要经过若干阵痛，需要思想更加解放，不过，经过一段时日的努力终究可以达到。而庞大的人口基数连同其巨大的增长惯性所造成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则会影响到整个21世纪甚至更久，并大大增加经济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当今中国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因果链条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人口过多这个根本性大问题上。如何解决好由此引发的自然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人口素质不高、经济运行吃紧等一系列难题，在很长时期内将是对中国最大的挑战。
在对外战略方面，前苏联以及美国的特点及失误都主要表现为扩张和争霸，中国则恰恰相反，在1978年以前其主要失误是未对发达国家开放，表现为闭关自守的态势，“深挖洞，广积粮”，建设“大、小三线”。这与中国自古作为农耕文明先是对北方游牧文明（通过修建长城）、继而自16世纪以来对西方带有海盗及殖民传统的航海经商文明始终取守势的悠久历史传统以及其地缘政治一经济特点直接有关。“文革”期间极“左”思潮鼓吹“井冈山道路通天下”则仅是一段小小插曲。美国当权者曾认为“共产党国家都是侵略扩张主义”以及现今不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显然是极大的偏见及借口，至少不符合中国的基本事实，反映出其思想的片面与偏激。相比而言，前苏联对内对外战略决策的重大失误是致命的、自杀性的，其最终解体堪称历史的回应，而中国的对外战略主要是自保性的，以往的失误正通过改革开放予以逐步纠正和弥补。不过，中国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理应更大地发挥其国际作用，这既可以为自己的改革和建设创造较为有利的和平的外部环境，更可以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为此，必须坚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江泽民同志倡导的“与时俱进”的方针。在这方面，应当说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以上着重讨论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中国失误的一面，这绝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其成就、视之为一无是处。其共同的突出优点便是社会风尚及治安状况均空前之好，在封闭性较强以及优良传统的影响下，低水平消费造成民风淳朴、犯罪率极低。问题在于，在科技飞速发展、产品日新月异以及全球交往愈益频繁的今天，低消费欲不可能持久，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相反便诱发大量腐败、犯罪现象。如何促成经济进步与社会进步、物质丰裕与精神健康富有相同步而非相背离，是世界各国长期面临的共同难题。
尚待引出深刻教训——美国的失误
如上所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及前苏联的战略决策失误主要表现在其对内方面（前苏联也包括对外方面），而美国战后以来战略决策的失误则主要表现在对外方面，在其对内领域相比而言并无重大失误（有学者甚至指出：“事实上美国社会进步和变化之快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各国中少有的”[10]），而其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从根本上说正是其对外战略决策失误所引发的，即主要由于在军备上50年来共花费数万亿美元而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1993年国债达4万亿美元）。其次，如前所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以及前苏联的失误有着深刻的理论方面原因，相形之下，美国对外战略决策的失误并无深刻的理论背景，毋宁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国缺乏理论思维传统和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导致其对外战略决策一再失误。第三，如果说，前苏联对内对外的重大失误已得到历史的回应，最终导致其解体，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失误已通过改革开放予以逐步纠正，那么，美国在其对外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则至今尚未引出足够的教训，某些根本性失误至今仍被视为“正确”而执迷不悟、一意孤行，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便是其最新表现。因此对之尤需详加探究。美苏冷战之发生固然有前苏联方面的原因，同时当然也有美国方面的原因，与美国同样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和以实力为后盾充当世界“领导”的称霸意图直接有关。
笔者认为，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有三大问题需要回答。第一，美国政治家们所宣扬的“价值观”是否像他们所自诩的那样是最理想的，美国因此便成为人类“希望的灯塔”或“救世主”？第二，即便其价值观确有一定可取之处，同时美国亦拥有最大实力及全球性经济利益，它是否便理应充当世界“领导”并有权强制推行其价值观？第三，美国一些人不愿看到其他一些国家在经济及政治上强大起来，认为其他国家的强大最终会威胁其安全或成为经济及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危及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在实际中是否行得通？这三大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理论及实际问题，尤其是美国的思维方式及意识形态问题。
美国作为世界近代史上的新兴大国，无疑有其得风气之先、获先行者之利的一面。美洲大陆由于土著居民人口稀少、经济文化处于原始阶段，堪称一张硕大的白纸，作为美国先民及开创者的欧洲移民及其后代便画出了同当时旧大陆相比更新更美的画图。尤其在政治领域，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利坚民族捷足先登，率先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而旧大陆各国君主制的成批废除则迟至一次大战及二次大战之后，直至今天仍有若干国家保留君主立宪政体。美国人政治优越感的形成因此有其历史之使然的一面。
毫无疑问，这幅画图远非白碧无暇，其最大的瑕疵便是种族主义行径及种族偏见。其上层虽自始没有世袭贵族制，而下层的黑奴制却迟至南北战争才基本废除，在西进运动中驱逐屠戮印第安人亦为其历史之一大污点。此外，其民主政体本身也公认并非尽善尽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称之为一个“开放的制度”和巨大的“试验”[11]。甚至有学者认为这种总统与国会易陷于相互冲突的体制是一种“十分糟糕”的设计[12]。这样，把它自吹自擂为“最理想的”政体和人类“希望的灯塔”显然难以令人信服，甚而贻笑大方。尽管如此，它无疑有可资参考借鉴及可取之处，值得认真研究，这是毋庸讳言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在充满优越感的同时，却往往忽视其自身致命弱点，这便是它漠视思辨性理论、缺乏深刻理论思维的传统，在人类最高智慧的领域它远非“世界第一”。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便已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文明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最不注重哲学了”，“几乎没有一个人专心研究人类知识在本质上属于理论和抽象的那一部分”[13]。二战前后虽有欧洲的一些理论人才流人美国，大大提高了其学术研究水平，但并未真正改变这一传统，托克维尔的论断从根本上讲仍未过时[14]。在政治领域尤其如此。一个典型例证是：在欧洲或世界多数国家，各政党大多有自己相当稳定和完整的理论及纲领，而在美国两大党中，都既没有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完整、固定的纲领，仅用总统提名大会上无约束力的政纲以及当选总统的有关演讲权表其政见。虽说“没有官方哲学就是美国的官方哲学”[15]，但这正表明美国政界至今与深刻系统的思辨性理论思维无缘，许多政界及智囊人物热中于挂在嘴边的“哲学”一词其实基本上指美国式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哲学。这虽可避免因信奉不大正确的官方哲学而遭受误导之弊，却必然受到思想肤浅的片面之误导。在人类文明进化到今天，漠视理论思维不可能不遭到历史的嘲弄和惩罚。
美国式思维方式的突出特点便是简单化和绝对化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诸如“自由世界”与“非自由世界”、“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或亨廷顿教授的“西方（白种人）文明”与“（非白种人）非西方文明”以及在“9·11”事件之后依“反恐”与否来划线等两两之绝对对立都是典型例证。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伟人与大国》一书中便多次批评美国这种思维方式，指出“美国孤立主义所固有的那种倾向于非黑即白的片面道德观，诱使某些美国人把所有其他国家也分成两类：一类是甘愿屈从于苏俄领导的坏人，另一类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好人。”[16]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绝非美国“坐井观天”式的[17] 非黑即白观所能概括。恰恰相反，这种简单、片面、绝对化的概括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由于缺乏深刻的理论思维传统，美国政治家及其智囊人物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便缺乏理论性认识。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只能在曲折中前进，建设并完善与社会保障相结合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等等是当今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类现代化的经济、政治体制固然最先出现在近代西方各国，但真正优秀的文明遗产从诞生那一刻起便无疑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绝不是某个国家的“专利”。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绝对拒绝在经济及政治领域进行改革，其区别主要在于具体方式、步骤及迟速程度之不同。就发达国家自身而言，它们也是在不断改革中前进的。在经济领域，任何国家都未实行过绝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基本上是企业自主经营与政府宏观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尤其自 1929年经济危机以后），并且有英美模式、莱茵（欧洲大陆）模式、日本模式等之不同。在政治领域，各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具体方式、途径等也都各不相同，既有英国、瑞典等
自封为“希望的灯塔”或“救世主”既有思想肤浅的一面，也有种族主义的偏见及优越感在做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战后一系列对外战略决策，从朝战、越战到敌视中国等等，都带有种族偏见的阴影[18]。种族主义是文明人类的一大耻辱和毒瘤，是一种很大的愚昧。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之驱赶屠杀印第安人与希特勒纳粹之屠杀犹太人同样是种族灭绝式的罪恶行为。德国人二战后对后者表示了深切的忏侮，西欧各国近代以来所曾有过的帝国主义行径及种族主义偏见二战后不久也基本销声匿迹或大大衰落。这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觉醒与反抗以及欧洲人民及政治家汲取历史的沉痛教训所致，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表现。
唯独美国是某种例外。它作为二战后崛起的世界大国，没有经过多少曲折反复，而是“罕见的一帆风顺”，仅用一百多年时间便从殖民地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历史因此“把美国人惯坏了”[19]，从而很难对历史做什么深刻的反思。其种族主义倾向不但至今存在于国内许多领域（虽有所改善），而且尤其体现在其对外决策领域。不仅其霸权主义及新殖民主义行径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甚至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亦可嗅到这种并不文明的种族优越论的味道（其“西方文明”显然指白种人文明，他把“日本文明”排除在其外而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在其内便是明证），并理所当然地受到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政界及学术界的普遍谴责。例如，德国前外长金克尔曾明确指出：“必须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视为丰富的财产，它绝不会导致某些人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德国的外交政策主张各种文化及宗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对话，主张以宽容取代妄自尊大。”[20]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对内及对外状况，便只能得出它并非“理想的”样板或“希望的灯塔”的结论。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多民族国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民族不平等或种族歧视已很少存在，更不知种族隔离为何物。而在美国，虽经黑人等各少数民族长期抗争，种族歧视现象仍始终存在，种族主义流毒远未肃清。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1993）一书中便把日益尖锐的种族问题与道德堕落一道视为美国的两大致命伤，深恐由此导致丧失其内聚力。当然，布氏及美国一些人所真正忧患的是美国沦为二等国家以及其“领导”地位的丧失。这便涉及上述第二大问题。如果说，在美苏冷战期间，作为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需要两个超级大国作为其各自的军事及精神首领，那么在后冷战时期，从世界经济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看，是否需要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成为世界的“领导”呢？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二战前的“理想主义”学说还是战后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学说，其实基本上都是经验性理论，并无深刻的蕴涵。由此出发，美国政界不少人认为，只有由实力最大的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维护世界和平才有保证。从现实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此论固然符合一部分事实，在一定条件下能暂时奏效（如海湾战争），但它同时却忽略了普遍存在的另一类基本事实，即广大国家和各国人民对由一个超级大国主宰国际事务愈来愈反感，更不必说它必然带有民族利己主义动机以及在实力上不可能长期达到。这种“美国治下的和平”即美国式的霸权主义既是国际政治领域不平等的突出表现，同时显然也缺乏任何合法性。它非但不可能真正长久维持世界和平，由此而引起的普遍反感乃至逆反心理只会加剧世界紧张局势。20世纪最后一年所发生的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突出例证。美国在其国内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尽管绝非理想的民主政体），是个民主大国，但在国际事务领域却追求专制式的“单极”体制，堪称不民主的专制大国，其自相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克林顿政府虽局部调整了其外交政策，稍多地通过联合国等处理国际事务，但这并非出于其本意。小布什政府则公开大搞单边主义、“美国利益至上”。“美国治下的和平”不仅于理不通，在实际中也必然经常碰壁。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美国广大人民无疑真心希望世界尽量安宁，有理由相信美国政治家们大多也抱有同样希望，不论他们出于或掺有什么动机。问题在于，要实现这点，必须深刻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以强权政治、大国主宰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政治旧秩序已愈来愈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愈来愈遭到世界人民的唾弃，因而愈来愈行不通。极而言之，种族主义思想家及帝国主义分子鼓吹弱肉强食、大国主宰从根本上把人类以及他们自己贬低为与动物同侪，这只能为文明人类所不齿。施密特正确地指出：“从哲学上、道义上和法律上谴责对异国及其人民的征服还是较近期的事。日本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世界帝国迷梦如果发生在150年以前，很可能不会受到像在20世纪30和40年代的条件下所受到的那样坚决的谴责。从那时以来，公然向全世界提出全球性的统治要求是不允许的，是犯罪行为。”[21]
世界是世界人民的，而不是少数强国的。人类的各个部分即各个种族（民族）和各个国家是天然平等的。美国的《独立宣言》郑重宣布；“人人生而平等”。这个原则是无疑适用于作为人类群体的各个民族及各个国家。《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便把重申“男女（个人）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相并提并论。可以说，民族平等权就是国际关系领域最高的人权。想必美国多数政治家们、尤其是美国人民绝不愿为实现“领导”世界这一非分之想而把自己置于同广大国家及其人民相对立的位置上。要改变这点，只有彻底放下“老大”的架子，下决心做一个“普通国家”，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其他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依据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准则，通过民主协商及和平谈判途径共同解决国际事务，尤其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解决有关的国际问题，包括共同协商最终禁止国际军火贸易及大搞军备竞赛这一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恰恰是美国目前占有国际军火贸易高达约二分之一的最大份额。这种大发“球难财”、十分近视的民族利己行为同世界人民对持久和平的愿望显然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历史与现状已经证明，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与安宁，而是造成了许多潜在的与现实的紧张局势。亨廷顿不去从这一角度出发考察世界不安宁的原因，反而归结为“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抵制。这一论点充其量是个经验性论断（并且带有种族偏见），显然缺乏科学性，只能对美国对外战略决策继续产生很大误导，不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美国学者兼智囊人物小约瑟夫·奈则辨称“领导权不是霸权”，认为美国不仅拥有最大的“硬力量”，同时拥有足够的“软力量”即“思想和组织资源来保持其在国际相互依存中的领导地位”[22]。他没有认识到，美国作为“硬力量”最大的国家，其政界及智囊团所真正缺少的正是“思想资源”即深刻的理论思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应由哲学家即最有智慧的人担任国王的著名主张，否则“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23]。照此推论，由于美国缺少“思想资源”即深刻的理论思维，没有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并不具备最高智慧，因此没有“资格”充当世界领导。反之，如若美国具备了这种“思想资源”，对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深刻的认识，它也就不会再逆历史潮流而动、自封为“世界领导”了。
理想的世界秩序固然需要一个领导即世界政府，但它绝不应由一个大国所主宰，而只能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基础上经过民主程序产生出来。在世界尚未达到这一境界之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充当世界领导。至于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是否需要实力最大的美国作领导力量，这个问题同前述第三大问题有必然联系。如同在国际政治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由一个大国所主宰一样，在世界经济领域同样如此。在殖民统治时期，广大殖民地国家的经济依附于少数西方大国的宗主国经济，由此形成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战后以美国为中心重新确立的世界经济体系并未摆脱这一状况，而是以新形式延续了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一方面，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在加深，世界经济愈益连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南北鸿沟即“全球分裂”也在加深。世界经济产出的愈多，南北贫富悬殊愈大，南方穷国所得的份额愈小。在北方经济大国为经济实力或综合国力展开激烈竞争的同时，南方最穷国却在贫困线乃至死亡线上挣扎。这幅世界经济画面只会令人不寒而栗，说明人类陷入了极大自相矛盾当中。
愈认识到以上问题的严重性，便愈加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类，人类也只有一个地球，只有全人类携起手来，平等相待，共同协商，才能解决巨大的世界经济难题。从根本上克服南北贫富悬殊、实现全球自由贸易、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及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全世界持久和平，这四个方面势所必然地呼唤世界政府早日诞生，呼唤统一的世界货币及财政税收等等早日诞生。正如康德在200年前所说：“这一伟大的各民族的联盟”是“人们彼此之间相处的需要所必不可免的结局”[24]。这就是说，建立国际经济及政治新秩序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成立世界政府。看来，它很可能出现在未来几个世纪人类的议程当中。目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用的不断加强以及区域一体化趋势的发展都是在朝着这一目标的方向迈进。而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竞争虽在历史上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并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事实已经证明，这种从民族中心、国家至上角度出发进行的带有很大盲目性的过度竞争同企业间的盲目过度竞争一样，其结果是加速了地球自然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恶化及南北贫富悬殊的加剧，理应逐步予以限制和缩小。
由此出发来看美国一些人不愿看到甚至妄图阻挡其他一些国家在经济及政治上强大起来这一问题，一方面，这显然是狭隘民族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并不健康的心态的反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全球政治及经济逐步融合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致，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便会同其他所有国家一道为此努力，而不必担心其他国家的强大甚或超过自己。
结语：摆脱无谓的冲突
众所公认，人类自近代以来、尤其自20世纪以来在社会、经济、科技、文教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在国际事务领域发生的强权政治、大国主宰、种族主义等等却堪称把人类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是某种倒退而不是进步，是贬低而不是提高人类。人类内部自相残杀式的各种冲突更很难说与动物界有多少根本区别，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无谓的。非但冷战期间发生的美苏对抗以及中苏对峙等等是无谓的，亨廷顿所力图论证的“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样是无谓的。人类理应尽力摆脱这种无谓的冲突。鲁迅先生的名句“相逢一笑泯恩仇”便充满了这种历史理性的豪迈气概。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谈到冷战的教训时也意味深长地指出：“不久前仍在困扰着我们的怒气冲冲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的后代可能没有多大兴趣。我们的曾孙辈完全有理由感到不解，到底是些什么严重的分歧会使苏联和美国走到要把我们的星球炸掉的边缘。”[25]此外，我们地球人类多年以来正通过种种最新科技手段寻找外星人类的信息，希图与之建立联系并友好交流，诸如美国著名科幻电影《外星人》（E．T.）便表现了这一愿望。既然连外星人都可以与之友好相处，那么，地球人类自身有什么理由不能友好相处、平等协商解决各种问题呢？
人类的精神理应得到某种升华，作为文明人类精英的知识阶层以及负有重大责任的各个大国尤其应首先如此。他们应尽力摆脱没有脱离经验性思维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更深刻地汲取历史教训并意识到人类面临的巨大问题，更正确地认识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尽力顺应并推动历史潮流前进，而不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事。展望21世纪乃至更遥远的未来，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对历史进步的坚定信念对于人类永远是有力的激励：“既然人类在文化方面，作为其本身的自然目的而言，是在不断前进，所以也就可以想象他们在自身存在的道德目的方面也在朝改善前进，这一点尽管时而被打断，但却决不会中止。”“凡是根据理性的理由对于理论是有效的，对于实践也就是有效的”[26]。
（本文写于1996年，收入《德国思想与文化》一书并略有修改）
[1] 参阅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章“苏联民族危机的加剧、苏联的解体”。
[2] 见高放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1页。
[3] 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304页。
[4] 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结束语”。
[5] [俄]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的命运》，新华出版社1994年。
[6] 高放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第174页。
[7] 参阅黄安淼等主编《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79页起“对（中苏）论战中几个重大问题的重新认识”一节。
[8] 见张奎良主编《跨世纪的回响——马克思学说的精粹及其现代意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87页）和赵靖“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载《北京大学学报 》1995年第 5期）一文。另见笔者“劳动价值说误导的症结何在？”，《科技导报》1993年第10期。
[9] 详见笔者“试论社会发展总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科技导报》1994年第3期。
[10] 金灿荣：“政治一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演变”，《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
[11] [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美国式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55、1156页。
[12] [美]特·罗·格尔“美国可以成为全世界的模式吗？”，《政治学及政治》季刊1991年12月号。
[13]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下卷，第518、560页。
[14] 参见笔者“漫谈西方学术的传统与风格—一欧洲大陆与英美学术传统之比较”，《欧洲》1994年第5期。
[15] [美]伯恩斯等《美国式民主》，第1141页。
[16] [德]施密特《伟人与大国》，世界知识出版杜1989年，第267页。
[17] 同上书，第118页。
[18] [美]戈登·张《朋友与敌人：美国、中国和苏联，1948—1972》，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0-174页。
[19] [苏]扎莫什金“美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特点”，《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北京）1987年第2期。
[20] 《Deutschland》（《德国》德文版） 1995年第1期。
[21] [德]施密特《伟人与大国》，第11页。
[22] [美]小约瑟夫·奈“国家衰落的类比——使人误入歧途的比喻”（载《大西洋月刊》1990年第3期）和“软力量”（载《外交政策》 1990年秋季号）。
[23]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5页。
[24]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页。
[25]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冷战给我们的某些教训”，《外交史》1992年冬季号。
[26]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04、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