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t 修改ssh 端口:郑和下西洋赚了多少钱？ – 铁血网

池敬嘉

郑和公开下西洋的前三次目的地，均是古里。为什么前三次下西洋只到古里为止？因为古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港。古里作为国际贸易市场，在元代就已经形成了。正是郑和率领的天朝舟师到古里进行国际贸易，所以在今天的福州方言中还残留着长乐古代水手的豪言壮语：洋当池，古里去！

但皇帝和郑和很快发现，在这一国际市场上所进行的以货易货贸易，只是间接贸易。间接贸易的结果是，利润低、成本高。永乐皇帝既然是经济大海，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降低成本，如何提高利润? 而要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就得寻找直接的贸易伙伴。

由于瓷器着色剂所需的矿物质与番料这两大类物品，人多出产自波斯和大食 (阿拉伯)地区。因而，永乐皇帝在郑和率领船队第三次下西洋前夕，就下过一道诏书，大明皇帝敕谕南京守备附马都尉宋彪、囊需伯李隆：今道太监郑和往西域忽鲁谟斯等国公干，合用扛拾搬运钱粮官军，尔等即便照数差拨，勿得稽延，故渝。

从这道诏渝，就可以看出:永乐皇帝要求郑和迅速越过古里，打破垄断，到波斯湾去搞直接贸易。可是因作为中途最重要的补给线锡兰国的亚烈苦奈儿从中作梗，在补给线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郑和无法执行永乐皇帝的命令。直到第三次下西洋郑和生擒亚烈苦奈儿父子，彻底搬掉了绊脚石，第四次下西洋才得以与波斯与大食地区进行直接贸易。从此以后，中国瓷器甚至运到了东非沿海港口，经过分销商人辗转贩往东非各地。(见刘迎胜先生所著《丝路文化 海上卷》第296页)。所以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不仅只是拓展了针路 (即航线)，而是实现了“经济大海”的伟大战略。

从永乐元年(1403)郑和按照永乐皇帝的安排，用二年时间对东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沿途岛屿、山形、水势、气候进行实地考察为经济大海做准备（郑和在这段时间去了日本、泰国、苏门答腊等地），到实现经济大海战略目标，整整用了十年时间。在这期间，为了确保航线畅通，不得不诉诸于武力消灭海盗巨魁陈祖义父子；为了设置于占城、淡马锡、满刺加、苏门答腊等地货物中转站的安全，不得不配合苏门答腊国王平定苏于刺叛乱；为了建立中途补给线，不得不生擒从中作梗的锡兰山亚烈苦奈儿父子。郑和所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都是经营大海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

永乐皇帝与郑和他们在向大海取得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不仅以极大的耐心苦心经营航线，而且还充分表现出高超的经营手段。

比如，永乐皇帝与郑和意识到：海外许多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地区，早已开始了研究与仿制中国瓷器。《阿拉伯通史》一书就提到埃及法蒂玛王朝时期，一位名叫赛义德的工匠以宋瓷为蓝本，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仿制成功。他还传授了许多弟子，形成了不同流派。他们十分注意中国瓷器的变化，并不断地更新他们的仿制。最初仿制青瓷、白瓷，元以后又仿制青花瓷器。入明以后，奥斯曼帝国所在的小亚成为新的仿制中国青花瓷器中心(见刘迎胜所著《丝路文化海上卷》第192页)。于是，不得不采取针对性比较强的一些措施。按说仿制者一没有专用的高岭土，二没有掌握先进的烧窑技术。但中国政府为了维护青花瓷器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对引进青花瓷器着色剂所需的矿物质予以严格的保密。

当时的人们知道郑和七次下西洋进一步发展了与中国和西亚的贸易联系，却不知道带回了“苏麻离青”钻土矿……(见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第473页)。这些，在中国的官方文献资料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以至于六百华后的有些专家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从诸番国换回的仅仅是供少数统治阶级享受的奢侈品、香料，对国计民生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

其实不然。除了海外诸番为表示友好，向天朝上国长颈鹿等奇兽异禽外；郑和他们从西洋以物易物换回的货，绝大多数都是国内紧缺的用于生产的稀有物资。比如，郑和他们就从诲外运回了大量的苏木。六百年后的人们就很不理解，中国木材资源丰富，郑和他们到海外去购运回大量的苏木干什么?

根据索瓦杰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费琅的《行记》、伊本.霍达伯的《郡国道里志》以及《世界志》等书中的记载：苏木，又叫苏仿木。是东南亚原产植物，可作染料用，其根是有效的解毒剂。

由此可见，郑和他们购运回大量的苏木，有两个用途。一，中国是丝绸生产大国，也是出口的主要大宗商品之一。因而需要大量的着色剂。就象瓷器生产中需要从苏麻离青矿石中提练着色剂那样，也需要从苏木中榨取提练着色丝绸的染料。二，中国北方受到蒙元残余势力的一再搔扰，因而战事不断，永乐皇帝甚至五次御驾亲征。在战争中，攻守双方都会动用带毒利器，因而解毒剂的需求量非常大。郑和他们从海外带回大量的苏木的根部，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郑和他们从海外带回大量的苏木，正好满足了国内这两方面的需求。按伊本·霍达伯的《郡国道里志》以及《世界志》等书中的记载，六百年前的胡椒与苏木，比黄金还要贵重。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时价是原产地的10 倍。永乐二十二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结束时，胡椒与苏木的利润，是原产地的20倍。

上面提到的苏麻离青矿石，产于现在的伊拉克叫作索马拉（Samarra）地区。它是一种发色鲜亮的青花瓷的呈色剂——钴蓝料，元末明初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就是使用这种青料。烧制出来的瓷器，其特点是发色凝重浓艳，并隐隐隐约约有些带黑色泽，似铁锈斑点。经化验，原来是这和暖钴料中含锰量低、含铁量高，与国产青料显然不同。当时，中国为什么要生产这种带有钴蓝颜色的青花瓷器呢？因为波斯与伊拉克广大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崇尚这种蓝色，不仅使用的瓷器，甚至在建筑物的外墙上都要用钴蓝色的青花瓷面板镶嵌。此风，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能够生产青花瓷器器皿的，只有中国。所以产量大的惊人。自然，利润也大得惊人。

郑和下西洋还从海外带回大量的香料，并不是有的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仅仅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奢侈享受。因为绝大部份的香料，都因其药性作用才被大量引进。其丰富的药用价值，恰恰关系到了国计民生。

比如: 苏合香，苏合香油是从高阿打枫树枝干上流出的树胶中提取的。中国人很早就知道苏合香，《唐本草》说，它从西域及昆仑来，紫赤色，男紫真檀相似，极芳香，蕾人多用以涂身，闽人受此风气影响，患大风者亦仿之，由此可见，苏合香主要用作外擦药。

没药，是阿拉伯语血帅的音译，是一种气味浓郁的香料，用于外伤活血之用。最早提及此药的是徐表于5世纪时所著《南洲记》，此书已经亡侠。有些古代博物学者并不清楚没药的来历。唐段成式提到，没树生波斯国，佛林评为阿缮，并具体描述日:树长一丈许，度背白色，叶似槐叶而长，花似描花而人，子黑色，大如山荣荚，其味酸甜可食，中国进口没药，主要是入药。

安息香，安息是波斯王朝的名称汉代音译，为波斯人的东部近亲民族番兜(Panh)人所建。这种香是从安息树伤口处流出的树脂凝圃而成。赵汝适在《诸蕾志》一书中说，它本身愚不甚香，又不宜于燃烧，但能发众香，故人取之以和香焉。安息香为中医常用药，用以开窍行血，主治中风昏撅、产后血晕等症。

乳香，即阿拉伯语之曲祖，是乳香树分泌出的树脂。乳香又名熏陆香，分为上中下三品。中国医家使用乳香的最早记载见千南梁陶弘景《名医别录》，中医认为乳香有疗主风水毒肿、去恶气…风瘸疹痒毒的功效。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记载，乳香。疗耳聋、中风口禁不语、妇人血气，止大肠泄，疗诸疮，令内消，能发酒，理风冷。到了末代，医家对乳香的功效又有了进一步认识。《目华诸家小草》记载乳香止霍乱，心腹痛。煎膏止痛长肉。这就是说，乳香在治疗外科疾病方面，具有止痛、生肌的作用。

当然，郑和下西洋从海外带回的不仅只上述四种芳香型药材，还引进省胡椒、芍药、丁香、豆寇、沉香、木香、龙脑香等等以及大风子、孽澄茄、血竭、硫黄、犀角和羚羊角等许多国内稀有紧缺的大量中药材。据统计，郑和船队在国际贸易中从海外进口的物品多达一百六十四种，单单包括芳香型在内的药材就多达四、五十种。可见，采办香料与番药，也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经贸活动之一。

除了部分香料被统治阶级用作奢侈的消费品外，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必需的用品。这也正是一些海外的专家学者，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作香瓷之路的原因。

经济效益研究郑和下西洋时，往往容易被一种表面现象所迷惑。即:明朝因在朝贡贸易中奉行厚往薄来的经济外交政策，甚至搞到没钱给文武官员发放薪傣，只好按每斤胡椒折合现钞一百贯、每斤苏木折合现钞五十贯的标准用胡椒与苏木充抵官员的薪水。于是，认定:郑和下西洋致使库银入不敷出，并由此得出结论:郑和下西洋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

这是因为今天的人们，误读了六百年前的那一段历史。只要稍作探入一点的研究，便不难发现，六百年前的胡椒与苏木，比黄金还要贵重。正是因为财力雄厚，永乐皇帝才用变相手段提高了官员的棒禄。

可以说，永乐时代的政府，国库里的银子比任何时候都充盈。永乐十九年(即1421年)，正是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第六次下西洋的那一年。也是后来被一些学者认定，国力已被下西洋耗尽的那一个年头。

不必例举诸如动用军工民夫三十余万人、历时十三年，在武当山建成了高品位、高等级的皇家建筑三十三座这一类的数据，仅从《明史.食货志》看: ：“永乐中，既得交阯，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安息诸香代租赋。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瑶人内附，输赋比内地。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康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从这一段记载便可知当时积聚了多么丰厚的财富!

永乐政府之所以有如此雄厚的财力，其经济来源应该说主要仰赖于所开展的请进来与走出去两种方式的国际贸易。

一，请进来，也就是朝贡，相当于今天的官方贸易。朝廷坐收渔利，主要仰赖于市舶制度。永乐皇帝特在广州、泉州和明州设立市舶司。市舶司，类似于近代的海关。朝廷给市舶司的权限非常明确，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货。市舶制度确立后，可以各种名目收取费用。首先是税收，也就是政府征抽舶脚。所谓舶脚，大约就是韩愈所提到的蕾舶之至所应纳之泊步下锭之税，另外，市舶制度的核心，是禁榷，即专卖。禁榷，就是从进口商品中征收专卖货物，利用官家垄断价格获取高利。表面上看，永乐皇帝对来华朝贾的使者赏赐非常丰厚，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因为市船之利最厚，若摺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

虽然找不到永乐时代市舶税利资料，但单从国势屡弱的南宋二例市舶利税数字便可得到佐证。绍兴六年福建路市舶司向宋廷报告，大食商人蒲罗辛贩运乳香到泉州，市舶司抽解价钱达30万贯。绍兴二十九年宋高宗向臣下了解当时市舶收入，得知抽解与专卖两项收入总数达到200万贯。

二，走出去，即郑和下西洋。有人说，出于其远航各国耗资数额巨大，是得不偿失之举。其实持此谬论，毫无根据。总观郑和下西洋一事，投资最大的是造船。据嘉靖年间董应举在《闽海事宜》一书中说，当时造一艘海船价银三、四百两。嘉靖距永乐证好一百余年，按理说，一百年前的物价要比一百年后便宜。

就按一艘海船平均需四百两银子算，郑和下西洋的船舶始终保持在二百零八艘之间。加之备用港船舶，姑且算作三百艘船。总造价，也仅仅十几万两银子。即使船舶的维修经费再加数倍，所雇高级人员月棒银仅五两五钱，也不过在一百万两银子之内。据记载，郑和每次下西洋，朝廷拨款二万五千两黄金。而据陆从东主编的《静海沧桑》和田培栋的论文“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与所获财富的估计”一书初步核算，以郑和下西洋为特征的明初海外贸易开放政策，给明朝政府带来的巨大财富为:白银千余万两，黄金三十万两。

其实，郑和下西洋为永乐政府创造的财富远远地超过陆从东初步核算的这个数字。不用翻阅核查具体的账簿，只要看这么一个事实:距郑和下西洋70年后，达.伽马回程时所携带东方货物的所值超过来回途中所费60余倍。而达.伽马第一次驶抵古里所渭的船队仅有一百也十名人员，100吨的方桅船两艘、50吨的三角帆轻帆船一艘、200吨的储藏船一艘。第二次驶抵古里时，也仅有20艘上述三种吨位的小船舶。相比之下，可见郑和率领的二百多艘大舰的商业船队，能做多大的贸易? 能赚取多大的利润?

郑广南先生在《中国海盗史》一书中，认为以海为业兴贩番货的海盗，尚且获利十倍以上。而徐晓望先生在《妈祖的子民》一书则认为，中国的出口货物都无法满足亚洲国家的需要，只要逃入海外世界，就可以获得几十倍、乃至百倍以上的利润……

尽管郑和下西洋的原始资料被刘大夏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一说是乾隆烧了，刘大夏把资料藏了起来），但乃可从明代人的笔记和著述中管窥一斑。马欢在《瀛涯胜览》一书中明确记载：“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张燮的《东西洋考》也明确指出：“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由此可以佐证，郑和下西洋不仅采取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而且也有直接用货币搞买卖的。郑和把用货币交易所得的银两购买当地黄金，并将黄金铸成五十两重的金块带回国来。湖北博物馆还存有一块当年郑和带回的五十两重的金块，可作佐证。

郑和远洋船队的贸易活动，在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史料中也有记载。“马格里兹在他的《道程志》中记述了郑和第七次远航船队到达印度海岸，其中两艘到达阿丹港时，由于也门情况混乱，他们的（载来的）陶器、丝绸、麝香等商品无法进行交易。因此，那两艘戎克的首领便向麦加的埃米尔希朱夫、伯拉克特·本·哈桑·本·艾兰和秩达的纳兹尔、沙特丁·易卜拉欣·本·姆拉呈递了书信，要求准许他们前往秩达。于是，伯拉克特和沙特丁二人便请求（马穆鲁克朝）苏丹（巴鲁士贝）俯允，并说，他们（中国船）到来时将会获得很大的利润。”

可以说，正是郑和下西洋从海外赚回大量的金银，解决了中国自唐宋以来的贵金属紧缺的局面，从此银子方取代了劣金属与纸币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

东方均西方的联系，最早是通过西汉的张赛"凿空西域"开辟出的。丝绸之路"进行的。但由于数千公里高山、戈壁、雪地、草原的阻隔以及人为的战争破坏，无法进行大规模的交流。只有帆船，当时最大的交通运输工具的往来，方能实现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大规模的汇合，从而完成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革!

因而，为了打破这一制约人类共同文明进步的屏障，经过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踏遍惊涛骇浪，终于开辟出了一条关系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经济繁荣的海上“丝瓷之路”，然而，从唐代到元代，中国通向亚非的海上"丝瓷之路"，主要由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在经营。只有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政府有组织的主动开拓海外市场、经营海外市场的一次经济活动。由于其规模宏大，所以极大地刺激和技动了国内的经济。以景德镇为申心的瓷器业、以苏州为申心的丝织业、以松江为申心的棉织业、以芜湖为中心的印刷业，以福州为申心的造船业以及冶铁制造业、口用品制造业和造纸业等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洋文化再次崛起的象征。人类海洋文化的主体，是海上的贸易往来。所以，郑和在分析满剌加海峡对中国远航船队的重要性时，就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拥有与控制这一通津要道，“可用之于扩大经商……”(见徐刚先生的《最后疆界一一海洋之卷》一书)。郑和下西洋，除了主动经略海洋、开创大明帝国经济新局面外，还以科学有效的手段运用帆船——当时最大的交通运输工具的往来，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大规模汇合。从而，完成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革！

与西方探险家哥伦布、达·伽马等人在本质上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是中国政府有组织的主动开拓海外市场、经营海外市场的一次经济活动；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天朝上国下西洋远航船队的郑和，从言论到实践，都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他组织空前庞大的船队下西洋，不是到海外炫耀武力，而是一方面从事商业活动，追求巨大的利润；一方面按中国儒家的道德规范，向世界友好地输送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