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table map event:永不言悔的共产党员——张闻天的最后岁月?(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3 01:55:50
中国共产党新闻 
永不言悔的共产党员——张闻天的最后岁月 (2) 于继增 刘秀娟 2007年12月20日08:19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个令人尊敬的忠厚学者
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对张闻天的到来是很欢迎的。早在1925年秋天，他们同乘一条苏联运煤船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十多年后，张闻天蒙冤遭贬，来到经济所，两人重叙这段旧谊，既格外亲切又感慨万端。孙冶方告诉张闻天，所里目前的中心工作是编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还指定学术秘书孙尚清给他介绍情况。
孙尚清曾想，张闻天政治上受到严重打击，到经济所来很可能是混日子，“但一见面，我发现自己想错了。他毫无心灰意冷的表现，不但非常细心地听取我的介绍，而且详细地作笔记，还不时地提出问题，询问各种观点和论据。我们的谈话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学术座谈会，一直谈下去，竟足足谈了三个半天。因此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由我原来设想的一个受打击的混日子的‘大官’，变成了一个学识渊博、谦虚好学、善于与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的令人尊敬的学者。”
张闻天参加了在香山举办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审稿研讨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张闻天和孙冶方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们都看到了那几年存在的突出问题：搞“穷过渡”，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实现全民所有制；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急于向按需分配过渡；不算经济账，搞“高指标”，违背价值规律。张闻天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应该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研究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研究经济学的人必须学点哲学，也应懂些历史，否则不容易理解经济规律。”张闻天对于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如何学习《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方法等问题，做了多次精辟系统的长篇发言。这部文稿吸收了许多张闻天的观点。他和孙冶方这两位杰出的理论家的崇论闳议，犹如黄钟大吕，和鸣激荡，启迪着参加审稿会的每一个人。
60年代初吃不到什么东西，有人提出隔一段时间到餐馆聚餐一次，大家凑份子，敲“老革命”的竹杠，让他们出大头。张闻天、孙冶方等老同志每次出40元左右，年轻人只拿1元或5角。“餐桌上，闻天同志和大伙儿有说有笑，亲如一家。一次吃完烤鸭，闻天同志建议两位青年人把鸭架子包好带回家去，因为他们的妻子正怀孕。闻天同志正像和风春雨，润物细无声……”许多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对这位忠厚长者感激莫名。经济所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使张闻天仿佛找到归宿，1961年1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中央已分配我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一个特约研究员。我觉得这个工作正合我的心愿。我现在一方面参加研究所方面一些经济问题的研究讨论，另一方面阅读一些有关文件与书籍……自知年老力衰，能力有限，思想方法上还有问题，在这方面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但仍愿为之，无负于一个共产党员应负的责任。”
事实上，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已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但无法禁锢他的思想。他曾说：人的思想是禁锢不住的！这时他的思考、感受、看法，主要是通过读书笔记来记录和表述的。这方面的文字竟有80多万字。
1961年夏天，张闻天利用到青岛度假的两个月，精心研读《资本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学，结合评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临窗思考，海边漫步，都离不开活跃在他脑海中的沉重话题。8月10日，他用了10页篇幅写了《关于按劳分配提纲》，针对当时流行的“左”的观点和误解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适合于当前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不能脱离实际，成为空谈，说大话。”8月16日的笔记中写道：“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写于9月15日的长达54页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针对1958年以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认识和实践，相当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和规律。张闻天理论思维的深邃，突出地体现在突破教条的束缚，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决前人和同时代人未能解决或不敢说的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敢于否定“阶级斗争”，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些论述反映了张闻天对中国问题的深度思考和庐山会议以来的一贯看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愈加显示出它的理论力量和科学远见。张闻天在逆境中的探索，再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思想解放的先驱。
再次打击下的铮铮铁骨
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后，党中央的活动几乎与他无缘了。出乎意料的是，1961年的岁尾，他接到了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1961年1月11日在北京开幕的扩大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别开生面的大会。张闻天不仅出席了会议，而且还坐上了主席台。因为他的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还保留着，所以被安排为这次会议的主席团成员。这对于在研究所“赋闲”的张闻天来说，是一个好兆头。
这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大会。刘少奇指出，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这次会议还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这给了张闻天很大的鼓舞，他从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转机和希望。彭德怀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信，要求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而张闻天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将目光集中在经济研究和集市贸易等问题上，想为中央克服经济困难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会后，他就同夫人刘英商量，要外出作一次调查研究。刘英说：“你是犯错误的人，上面能同意吗？”张闻天满有把握地说：“估计问题不大。”他把打算到江苏、浙江、上海、湖南等地作调查的报告送了上去。不久，中办主任杨尚昆来电话说，中央已经同意了。
1962年4月18日，张闻天和夫人刘英、3岁的养女小倩及两位经济所的同志，开始了南方之行。这次农村调查历时两个多月，走访了20多个县市。集市贸易是张闻天调查的重点，他特别关心市场情况，询问市场上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买卖，粮食是否可以交易。为此他还特意去了集贸市场，他说，我看自由市场现在商品不多，但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很有前途。
回到北京后，张闻天顾不上休息，撰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修改。有人建议他最好不要向上面送这样的材料，但张闻天坚持要送，他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而且也反映了群众的要求，怎么能够不提；至于听不听是中央的事，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问题，该提的建议还是要提。”
结果，这篇被称为“集市贸易意见书”的调查报告成了新罪证。在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黑暗风”和“单干风”相联系的“翻案风”，并继续审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追逼“里通外国”。康生说张闻天曾讲斯大林晚年错误，“我看里通外国的帽子戴得对。”张闻天据理力争，讲清此话事实真相，坚持说这些事实“不能作为‘里通外国’的根据”。他钢铁般的辩白使得康生无言以对。
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取消了张闻天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中央一切文件的权利，并由彭德怀专案组连带审查。到1964年秋天，就连与孙冶方等人的工作关系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孙冶方因为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文，被《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登出批判，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孙冶方被停职反省。康生、陈伯达派出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四清”工作队，进驻经济研究所，说孙冶方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支持张闻天在经济所进行“反党活动”；而张闻天的“反党纲领”，就是他的“集市贸易意见书”。他们对这份材料组织系统批判，上纲上线，最后的结论是：张闻天的主张反映了地主、富农以及一切向往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的要求，张闻天充当了资产阶级、投机商人的代言人的角色。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的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他们被打成“张孙反党集团”，孙冶方被撤销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同时也撤销了张闻天“特约研究员”职务。
张闻天被彻底冷落，但隔上一段时间，他总要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报告自己的学习、生活、思想情况。每写出一篇文稿，都要送他们参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近来脑筋里似乎有许多思想要求我把它写出来，可惜，今年已经六十四岁，自觉年老力衰，精力不济，究竟一个人能搞出什么东西，自己也不敢有什么奢望，但我一定要努力为之。”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曾在一份文稿里写了“现在一些文件上，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称为‘一分为二’，这种说法有缺点。”如此“不合时宜”的观点他都敢提。
永不言悔的共产党员——张闻天的最后岁月 (2) 于继增 刘秀娟 2007年12月20日08:19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个令人尊敬的忠厚学者
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对张闻天的到来是很欢迎的。早在1925年秋天，他们同乘一条苏联运煤船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十多年后，张闻天蒙冤遭贬，来到经济所，两人重叙这段旧谊，既格外亲切又感慨万端。孙冶方告诉张闻天，所里目前的中心工作是编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还指定学术秘书孙尚清给他介绍情况。
孙尚清曾想，张闻天政治上受到严重打击，到经济所来很可能是混日子，“但一见面，我发现自己想错了。他毫无心灰意冷的表现，不但非常细心地听取我的介绍，而且详细地作笔记，还不时地提出问题，询问各种观点和论据。我们的谈话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学术座谈会，一直谈下去，竟足足谈了三个半天。因此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由我原来设想的一个受打击的混日子的‘大官’，变成了一个学识渊博、谦虚好学、善于与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的令人尊敬的学者。”
张闻天参加了在香山举办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审稿研讨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张闻天和孙冶方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们都看到了那几年存在的突出问题：搞“穷过渡”，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实现全民所有制；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急于向按需分配过渡；不算经济账，搞“高指标”，违背价值规律。张闻天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应该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研究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研究经济学的人必须学点哲学，也应懂些历史，否则不容易理解经济规律。”张闻天对于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如何学习《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方法等问题，做了多次精辟系统的长篇发言。这部文稿吸收了许多张闻天的观点。他和孙冶方这两位杰出的理论家的崇论闳议，犹如黄钟大吕，和鸣激荡，启迪着参加审稿会的每一个人。
60年代初吃不到什么东西，有人提出隔一段时间到餐馆聚餐一次，大家凑份子，敲“老革命”的竹杠，让他们出大头。张闻天、孙冶方等老同志每次出40元左右，年轻人只拿1元或5角。“餐桌上，闻天同志和大伙儿有说有笑，亲如一家。一次吃完烤鸭，闻天同志建议两位青年人把鸭架子包好带回家去，因为他们的妻子正怀孕。闻天同志正像和风春雨，润物细无声……”许多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对这位忠厚长者感激莫名。经济所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使张闻天仿佛找到归宿，1961年1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中央已分配我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一个特约研究员。我觉得这个工作正合我的心愿。我现在一方面参加研究所方面一些经济问题的研究讨论，另一方面阅读一些有关文件与书籍……自知年老力衰，能力有限，思想方法上还有问题，在这方面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但仍愿为之，无负于一个共产党员应负的责任。”
事实上，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已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但无法禁锢他的思想。他曾说：人的思想是禁锢不住的！这时他的思考、感受、看法，主要是通过读书笔记来记录和表述的。这方面的文字竟有80多万字。
1961年夏天，张闻天利用到青岛度假的两个月，精心研读《资本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学，结合评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临窗思考，海边漫步，都离不开活跃在他脑海中的沉重话题。8月10日，他用了10页篇幅写了《关于按劳分配提纲》，针对当时流行的“左”的观点和误解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适合于当前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不能脱离实际，成为空谈，说大话。”8月16日的笔记中写道：“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写于9月15日的长达54页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针对1958年以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认识和实践，相当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和规律。张闻天理论思维的深邃，突出地体现在突破教条的束缚，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决前人和同时代人未能解决或不敢说的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敢于否定“阶级斗争”，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些论述反映了张闻天对中国问题的深度思考和庐山会议以来的一贯看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愈加显示出它的理论力量和科学远见。张闻天在逆境中的探索，再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思想解放的先驱。
再次打击下的铮铮铁骨
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后，党中央的活动几乎与他无缘了。出乎意料的是，1961年的岁尾，他接到了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1961年1月11日在北京开幕的扩大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别开生面的大会。张闻天不仅出席了会议，而且还坐上了主席台。因为他的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还保留着，所以被安排为这次会议的主席团成员。这对于在研究所“赋闲”的张闻天来说，是一个好兆头。
这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大会。刘少奇指出，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这次会议还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这给了张闻天很大的鼓舞，他从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转机和希望。彭德怀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信，要求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而张闻天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将目光集中在经济研究和集市贸易等问题上，想为中央克服经济困难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会后，他就同夫人刘英商量，要外出作一次调查研究。刘英说：“你是犯错误的人，上面能同意吗？”张闻天满有把握地说：“估计问题不大。”他把打算到江苏、浙江、上海、湖南等地作调查的报告送了上去。不久，中办主任杨尚昆来电话说，中央已经同意了。
1962年4月18日，张闻天和夫人刘英、3岁的养女小倩及两位经济所的同志，开始了南方之行。这次农村调查历时两个多月，走访了20多个县市。集市贸易是张闻天调查的重点，他特别关心市场情况，询问市场上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买卖，粮食是否可以交易。为此他还特意去了集贸市场，他说，我看自由市场现在商品不多，但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很有前途。
回到北京后，张闻天顾不上休息，撰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修改。有人建议他最好不要向上面送这样的材料，但张闻天坚持要送，他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而且也反映了群众的要求，怎么能够不提；至于听不听是中央的事，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问题，该提的建议还是要提。”
结果，这篇被称为“集市贸易意见书”的调查报告成了新罪证。在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黑暗风”和“单干风”相联系的“翻案风”，并继续审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追逼“里通外国”。康生说张闻天曾讲斯大林晚年错误，“我看里通外国的帽子戴得对。”张闻天据理力争，讲清此话事实真相，坚持说这些事实“不能作为‘里通外国’的根据”。他钢铁般的辩白使得康生无言以对。
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取消了张闻天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中央一切文件的权利，并由彭德怀专案组连带审查。到1964年秋天，就连与孙冶方等人的工作关系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孙冶方因为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文，被《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登出批判，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孙冶方被停职反省。康生、陈伯达派出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四清”工作队，进驻经济研究所，说孙冶方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支持张闻天在经济所进行“反党活动”；而张闻天的“反党纲领”，就是他的“集市贸易意见书”。他们对这份材料组织系统批判，上纲上线，最后的结论是：张闻天的主张反映了地主、富农以及一切向往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的要求，张闻天充当了资产阶级、投机商人的代言人的角色。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的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他们被打成“张孙反党集团”，孙冶方被撤销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同时也撤销了张闻天“特约研究员”职务。
张闻天被彻底冷落，但隔上一段时间，他总要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报告自己的学习、生活、思想情况。每写出一篇文稿，都要送他们参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近来脑筋里似乎有许多思想要求我把它写出来，可惜，今年已经六十四岁，自觉年老力衰，精力不济，究竟一个人能搞出什么东西，自己也不敢有什么奢望，但我一定要努力为之。”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曾在一份文稿里写了“现在一些文件上，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称为‘一分为二’，这种说法有缺点。”如此“不合时宜”的观点他都敢提。
谁有永不言弃的最后一集简介
共产党员的思想汇报
共产党员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共产党员的本质特征
想问一下电视剧〈永不言弃〉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
有情岁月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
“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石晶最后跟谁结婚了？
永不言败的动物
永不言弃的演员表
《永不言弃》的片尾曲
《永不言败》的结局
什么是合格的共产党员？怎样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合格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有什么区别？
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如何书写共产党员的思想汇报
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科学内涵是什么
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哪里有《永不言弃》的下载？
永不言弃的插曲叫什么
谁知道永不言弃-5566的歌词
谁有《永不言弃》的种子？
永不言弃的片尾曲叫什麽名字
永不言败的片头曲叫啥？
喜欢永不言弃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