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max2016vary安装:从温州模式、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看中国道路的艰辛探索

从温州模式、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看中国道路的艰辛探索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用总设计师的话说，叫着“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由“温州模式”到“广东模式”，再到“重庆模式”的发展、变迁。这个发展变迁与众说纷纭，堪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

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涌现出不少的“模式”，有三来一补的“珠三角模式”，内引外联的“晋江模式”，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市场经济的“温州模式”，资本主义的“深圳模式（广东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庆模式”，等等。但影响最深，示范效应最大的莫过于温州模式、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

“温州模式”的核心是“与政府的政策博弈”

“温州模式”的核心就是“彻底市场化”、“与政府的政策博弈”，它的实质就是靠民间商人的逐利动机配置社会资源来实现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温州商人始终立足于老百姓的需求做生意，不是跟着政府指导、被‘计划’引路。其次，温州商人始终在与政府的政策博弈，有自己的生意经和投资经。最后，温州商人是从实业起步，逐步聚焦到金融”。这个模式在浙江、福建地区被广泛采用，其经济发展之迅速、民间财富之巨大，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流学者赞叹不已。希望能将温州模式改良、推广，以解决全国的发展问题。“之所以有温州模式，恰恰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温州始终是彻底市场化的区域，是一个参照系。”（王巍《我们救温州还是温州救中国》中国企业家网）。

资本高效积累的对应物就是消费能力的相对下降。而资本利润归根结底来自消费资金。于是这一过程表现为对利润的渴求呈指数增长，而社会贡献利润的能力却相对下降，“古典式市场经济”中不存在遏制这一失衡的机制，于是“古典式市场经济”每天都在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证实，温州产业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生存环境越来越差，基本年利润约在3%至5%之间。这表明实业空间已被膨胀的资本填满，资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于是温州资本家走上了“炒”的道路，炒房、炒绿豆、炒蒜、炒姜、炒糖、炒古董、炒银、炒工业原材料、炒煤、炒稀土。温州天浩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鸿认为，在温州游资中，70%-80%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炒绿豆、炒蒜、炒姜、炒糖加速通胀，引起公愤；炒工业原材料、炒煤、炒稀土、炒楼危及国家核心利益，结果招致政策打压。究其根源，“炒”主要造成逐利资金的再分配，无法提供真实的利润。炒出来的泡沫终将破灭，随着一个个泡沫破灭，温州资本家的资金链越来越紧，只能求助于高利贷。结果在“人人想发财”的温州，激起了高利贷的狂潮。2010年6月，温州的贷款余额5050.21亿元，比年初新增656.48亿元，余额同比增长25.8%。高速扩张的信贷规模并未流入实业生产，在“炒”风炽盛大环境中，资本家对信贷的需求已不是用于扩大生产，而是用于挽救越来越紧的资金链了。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1-10-09报道，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利率高达180%。基本年利润仅在3%至5%之间的实体经济，如何能支撑如此之高的贷款利息？

“古典式市场经济”道路是依靠、鼓励每个人的发财欲望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它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逐利资金的积累速度远高于消费资金的增长，导致单位资本对应的利润源日渐萎缩。但据此就说温州模式是“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未免失之偏颇。杨海鹏调查了浙南社会，他在中欧商业评论2008年9月号《为温州模式卸妆》中说，在台州和温州，最有组织力的民间力量是宗族。一个苍南龙港的商人这样论述家族之于他的重要：“我的企业管理职位只用亲人，只会在本家族或者妻子的家族中挑选。用外人会跳巢，带走我的商业机密和技术机密，还有订单，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亲人这样做，他会面对整个家族的抛弃。做生意难免会要融资，家族成员的借款比钱庄要利息小得多，展期也容易。就是我彻底败了，我有经营经验，也会被亲戚的企业雇佣。”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延续了明清到民国工商业发展的路子：在组织资源上高度依赖宗法社会遗产，与现代社会的权力寻租、腐败相结合，对环境资源的疯狂透支，对社会人力资源、劳工的大肆盘剥。加速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民族的分裂。温州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形’，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10万元。从乐清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的可行路径。”（葛如江等《天价豪宅VS棚户区 一墙之隔的贫富两重天》半月谈2009年11月30日）。但是，他说的“橄榄形”社会并不包括当地300多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会保障很不健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种带有宗族血统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损人利己的色彩。必然形成把低成本扩张建立在肆意污染环境和剥削劳动工人的基础之上，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而当地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做正面调控引导，反而助纣为虐，发展到极致就会颠覆劳动创造价值的体制，扰乱国民经济体系，侵害国家核心利益和绝大多人的利益，走入穷途末路。

“广东模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增强经济效率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广东模式的话，那就是民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可谓淋漓尽致的表达了这一理念。他在发言中称：要以民主为核心，加快推进政治建设法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规范有序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之福。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广东人民群众在法治的阳光下平等、自由生活。追求公平、尊严和高质量的生活已成为全社会的强烈呼声和价值取向，人们的幸福感不仅仅依赖物质条件，还要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来提升。

汪洋就是谈到民生，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来阐述：以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法治化。要寓民生于行政执法之中，特别是把农民工、失业人员等作为关注对象，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予以重点保护。一句话，广东模式要打造“幸福广东”。

“广东模式”，是从引进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圳特区模式发展演变而来。“广东模式”认为，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经济效率比社会公平、分配合理更重要。提出，进而炒作、推进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广东和深圳等地的执政者看来，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公民一员。在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大搞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改革，学习西方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要让新生的暴富阶层、新生的资本家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分享政治权力。认为改革的主力军是个体户、民营企业家、“星期六工程师”、海归精英，而广大劳动群众、工人阶级只是陪衬。在他们眼里，两极分化不是问题，外资泛滥也不是问题。

汪洋主政广东后，力主赋予“深圳模式”以政治、文化与精神的内涵，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广东各地出现了诸多体制改革，有东莞的“腾笼换鸟”、广州的财政公开、顺德大部制改革与深圳的权力制衡试验等等。2011年1月2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南方日报》刊登题为《新“广东模式”向纵深化延伸》的文章，认为目前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很多根本性的矛盾单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无法完成，改革的基本停滞带来的是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革束缚经济发展的僵硬的体制机制,这个体制机制必须而且已经开始从以经济改革为主转化为以政治改革为主。

广东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观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如推进依法治市，扩大社会组织的自主管理权限等等。在社会治理层面，广东的“官员认为老百姓不听话，老百姓认为官员不像话”。导致群体事件不断，如“曾城血案”、南海本田罢工和南沙丰田电装厂罢工事件等，包括深圳清理所谓“不安定人群”。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也就是放大了的“广东模式”，等于将国内的资源加工成蛋糕，由于国内分配不均，老百姓没有购买力，蛋糕大部分都不能在国内实现销售，只好出口换成美元欠条。在当前的发展模式下，不解决分好蛋糕问题，以前换来的美元欠条也无法使用。但美元是不断贬值的，40年前，1美元能换回1克黄金，现在只能换回0.02克黄金，其购买力仅等于40年前五十分之一。压低老百姓收入，搞出口导向，让生产的产品出口换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以一个国家的资源去资助全世界富裕国家的消费，物质财富就会随出口的商品而流出国门，资源就会逐步减少，乃至迅速枯竭。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是违背中国国情民意的，是不可持续的。

重庆模式：强势政府主导下的民生建设

正值社会思潮迷惘，失望、绝望情绪蔓延时，中央出台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决策。2007年12月初，58岁的薄熙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初到重庆，迎接薄熙来的是一场出租车罢市风波。正是从这个看似平常的民事事件中，他看到了影响重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后来薄熙来轻松地说：“媒体的朋友都很关注重庆‘打黑’。其实，‘打黑’并不是我们刻意而为，而是不得不做的事。”当时，公安部挂牌督办未破的命案就有1400多件，这会引发多少人的痛苦? 我们常讲民主，而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是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要靠国家权力来保护和实现。共产党为政一方，如果破不了大案，打不掉黑恶势力，那政府的公信力何在？何以面对公众？又如何维护人民民主和社会正义，实现和谐社会？所以要痛下决心“打黑”，以消除这些家庭积压多年的心头之怨。薄熙来从辽宁调来了“打黑英雄”王立军，从人事安排着手进行战略布局。重庆在“打黑”过程中与反腐相结合，挖出了文强、陈洪刚等一批腐败分子。市委市府还组织了20万机关干部“大下访”，开展“三进三同”、“三项制度”。作为执政党，就得关心人民大众的疾苦，就要有所作为，为他们排忧解难。与此同时，以“唱红”为先导，用 “唱读讲传”来树立正气、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确保取得“打黑反腐”的决定性胜利。于是，“重庆模式”浮出水面，很快得到社会中下层劳动群众的广泛认可，成为人民群众心中的向往。

“重庆模式”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树立了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的标杆，对中国社会所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是巨大而深远的，它给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带来了愿景与希望。“重庆模式”是对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继承与创新，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的“温州模式”、“广东模式”的扬弃。从国际视野和国内社情民意来看，“重庆模式”更具备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追求社会公平，在社会稳定的状态下，逐步改革和完善现行体制。

当然，“重庆模式”能否成为一种模式也存在争议。重庆有关学者指出，重庆模式不可复制和推广到全国，主要是因为重庆有薄熙来和市长黄奇帆这样的“经济沙皇”的相互配合，新政是在绝对强势政府的主导之下推动。

另外，有专家认为，重庆“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是靠政府“八大投”（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主导，以庞大的国资为后盾，但这是一个风险度极高的产业跃进模式。无论是全民社保、公租房项目，还是户籍改革，要长期运作下去，均需要政府大笔的开支。一旦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波动，政府缺少了足够的收入来源，“筑巢引凤”的设想进展不顺，一个环节破裂，就很难想象这种成本高昂的模式将如何维系。

显然，“重庆模式”还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但作为中国中西部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重庆模式”展现的开拓精神、人本关怀等积极意义确实值得肯定。

整体而言，重庆模式到目前为止堪称完美。不过外界也有相当的质疑声，而且主要是来自由派学者。主要的结论是认为重庆模式在搞文革。理由是不遵守司法，黑打；唱红是文革再现、干部下乡也是沿用了过去左的做法。

不过如果真的了解文革的话，这样的质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文革一是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二是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和普遍的贫困，三是公检法司被打倒，四是社会上没有任何不同的声音。而重庆模式没有一条是符合的。特别是被自由派大做文章的李庄案，也是以检方撤诉做为结局。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的声音可是响亮的很。请问，重庆模式有哪一点像文革呢？（不过自由派的质疑会产生一个反效果：不了解文革的新一代中国人大概会以为文革是理想社会了）

当然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有缺点是很正常的，如此大规模的打黑行动，也不可能没有瑕疵。但如果就以此来否定重庆模式，显然是难称客观，更难以服众。

不过重庆模式也有弱点，主要是薄熙来个人推动的因素过强。而且重庆能够吸引外资也和他担任过商务部长有莫大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重庆模式能否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避免出现人走政灭的现象，值的考虑。但总的来说，重庆模式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所现问题的极富成效的回应，得到了上至决策者、下至百姓、国内外的支持和肯定。这也决定了重庆模式的生命力和未来光明的前景。

（本文摘自强国博客、《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