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2.7帮助文档chm: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必将会大踏步前进！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新民主主义论》）　　

《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必将会大踏步前进！——　　

评柳鲲鹏的奇文〈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会怎样〉》之五　　

                     探索者　　

（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淳于髡]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孟子·告子下·12·6》）　　　　

淳于髡说得很清楚：孔儒“贤者”“为政”让“鲁之削也滋甚”，“无益于国也！”　　　　

御史（桑弘羊）曰：“文学（儒者）祖述仲尼，称诵其德，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齐、鲁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齐宣王褒儒尊学，孟柯，淳于髡（kūn）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当此之时，非一公孙弘也。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zī），愍（mǐn）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擒于秦，与之俱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盐铁论·论儒》）　　[汉]桑弘羊总结春秋战国以来到其汉朝当时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结论是：“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侧，茫如坠烟雾。足着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李白：《嘲鲁儒》）　　[唐]李白总结春秋战国以来到其唐朝当时的的历史经验，对孔儒所作出结论是：“问以经济侧，茫如坠烟雾。”　　　　

夫《六经》（6部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焚书·童心说》）　　　　

自儒者出，而求志达道之学兴矣，故传儒臣。儒臣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造其域，卒为名臣所嗤笑。然其实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亦无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学名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为武，而文武从此分矣，故传武臣。夫圣王之王也，居为后先疏附，出为奔走御侮，曷有二也？惟夫子自以尝学俎豆，不闻军旅，辞卫灵，遂为邯郸之妇所证据，千万世之儒者皆为妇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语，即速贫速朽之语，非定论矣。武臣之兴，起于危乱；危乱之来，由于嬖宠。故传亲臣，传近臣，传外臣。外臣者隐居之臣也。天下乱则贤人隐，故以外臣终焉。呜呼！受人国家之托者，慎无刻舟求剑，托名为儒，求治而反以乱，而使世之真才实学，大贤上圣，皆终身空室蓬户已也，则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信矣。（《藏书·后论》）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躬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是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qù），决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明哲。（《焚书·卷四》）　　　　

［明］李贽总结春秋战国以来到其明朝当时的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结论是：“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随其所见，笔之于书。”“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信矣。”“平居无事，只解打躬作揖”，“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qù），决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明哲。”　　孔子之学，饾（dòu）饤（dìng）拘谨，止于自为，不与治乱相关。（《破邪论·从祀》）　　　　

[明清]黄宗羲总结春秋战国以来到其明清当时的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结论是：“孔子之学，饾（dòu）饤（dìng）”之事，与治国无关。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上）　　　　

［清］戴震总结春秋战国以来到其清当时的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结论是：“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　　　　

 [民国]鲁迅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条历史的规律：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当他们为了加紧压榨人民，或为了维护他们垂死的旧制度，复辟旧制度的时候，总是要把孔子抬出来。远的不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还是溥仪当伪满洲国皇帝，蒋介石建立法西斯专政，无一不举行“尊孔祀圣”大典，提倡“复古读经”。“外国人来灭中国”，也总是“奖励”中国人要多读经书，要更加崇奉孔子。诸如古时“象元朝和清朝”，近时象日本等等没有例外。　　

（二）儒家除了反对、阻碍历史前进，掠夺毁灭历史、文化、教育之外，“儒家”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孟子·尽心上·13·32》：“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其中的“君子”，就是孟轲一类儒者的自称。“儒家”的“亚圣人”孟轲自诩说是“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　　

“儒家”“亚圣”孟轲所自诩的“儒家”这样的历史作用，是否货真价实？其实这样的历史作用，“儒家”也起不到。让我们看看“儒家”的“圣人”孔丘、“亚圣”孟轲即可：　　

孔丘是：（1）《论语·卫灵公·15·1》：“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这里，为何孔丘不对卫灵公说“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何需军旅之事也”，而干脆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是因为他不敢！这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学问的！因为当时卫灵公家里正遇上的头痛事就是其“子弟” 蒯（kuǎi）聩（kuì）不“孝悌忠信”！“敬鬼神”的“俎豆之事”好胡弄，让“子弟”“孝悌忠信”不好掺假。如果孔丘对卫灵公说“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何需军旅之事也”，那么卫灵公一旦真得请他来帮助解决其此事，那可怎么办？所以他不敢说，平常吹乎吹乎还行，但不能来实的。（2）《论语·泰伯·8·13》：“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孔丘是专到“安富尊荣”之邦国去，去“安富尊荣”；不“安富尊荣”之邦国，他绝对不去！犹那些专找身体健康没有病的人看病，而躲避那些找上门来看病的病人之庸医！　　

孟轲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阔于事情，当是之时，　秦用商　君，富国强兵；楚、吴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在“子思之门人”处，学了些文武之道的破烂就以为“道既通”，天下大大小小各种形式尺码的脚，都得穿他所学做的那双破鞋，否则只能是“削足适履”，而他的破鞋是不能做丝毫改动。所以他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没干，只能是出国转了一圈，就“退而（回家）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去了！　　

否则，何以“春秋”、“战国”时期，有那么一些诸侯国，哪一个国君，不需要、不希“安富尊荣”？然而，孔丘就硬是出国周游了十三年，也没找到一个国君“用之”，而“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孟轲也是“毕业即失业”？　　

因此，“儒家”从国君那里所取得的“安富尊荣”，玩的完全是“空手套白狼”的鬼把戏！　　

“孝”，这一观念的产生，当始自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在西周文字形式中就有许多表达孝的内容：其中主要有，一是周人以孝表示对祖宗神的敬服：“显孝于神”（《克鼎》）、“祖宗先王”（《宗周鼎》），其目的是求祖宗“降余多福”（同上）；二是表现对在世父母尽奉养之责，较多反映了民间普遍的孝的观念“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　　

但是，“孝”不仅没有救夏、商，也没有救周于不亡。然而，儒家两千多年来仍然继续接唱着这只古老的悲歌，并且好象是它的“创世纪”一样……　　

（三）孔孟虽然鼓吹“忠”、“孝”，其实皆是不“忠”、不“孝”之徒！孔孟儒家对“母”，则讲究“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岂有真“孝”？对“父”则讲究“色难”的“色孝”。“色难”的“色孝”，其实就是装模作样的欺骗。岂有真“孝”？     　　

据说三国时，曹植自幼颖慧,年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其父曹操的宠信。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是“最可定大事”者，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他的兄长曹丕的“儒家”老师则颇能诲曹丕矫情自饰，工于心计，用各种各样的权术来处理人际关系，把自己掩藏起来，不露出自己的真面貌，夹起尾巴做人。结果使曹操越来越喜欢曹丕，越来越不喜欢曹植。据载，有一次曹操远征，大家都到城外去送行，曹植写了一篇非常有声势的、歌功颂德的、同时也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文采华丽的文章，为其父送行兼壮行。众人赞叹，曹操也很得意。这时，曹丕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的儒家老师就在其耳边告诉他说：“王当行，流涕可也。”曹丕马上明白了，扑通一声，扑倒在地，抱头痛哭，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曹丕这一哭，而深得曹操的喜欢。曹丕也就是利用这种“色孝”赢得其父曹操的欢心，因此而赢得了王位。　　

据说清朝时，咸丰皇帝奕（yì）詝（zhǔ）也是如此。他的父亲道光皇帝旻（mín）宁，旻宁有9个儿子，大阿哥奕纬，二阿哥奕纲，三阿哥奕继，四阿哥奕詝，就是咸丰，五阿哥叫奕誴，六阿哥叫奕欣，七阿哥叫奕譞，八阿哥叫奕詥，九阿哥叫奕璤，道光这9个儿子让哪个儿子继承皇位？到了道光26年，这一年他65岁，年纪也老了，身体又不好，考虑秘密立储的问题，这个时候，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都死了，四阿哥就是奕詝，年龄最长，五阿哥奕誴过继出去了，过继给醇亲王绵恺。六阿哥就是奕欣。奕詝这一年是16岁，奕欣比他小1岁15岁，七阿哥奕譞7岁，八阿哥奕詥3岁，九阿哥奕譓2岁，所以可以考虑皇太子的实际上只有两个儿子，就是奕詝和奕欣。事情还有点特殊，奕詝的母亲很受道光皇帝的宠爱，但是她死的比较早，奕詝母亲死的时候，奕詝才10岁，虚岁10岁，谁抚养照顾他呢？由静贵妃，就是奕欣的母亲来照顾他，所以奕詝视静贵妃如同生母，视奕欣如同胞弟，奕詝和奕欣关系都很好，这就更增加了道光旻宁选择皇储的困难。道光26年，旻宁要准备立储了，在奕詝和奕欣，这两个儿子之间究竟选择哪个，为此而犹豫不定。　　

那么怎么立的？奕詝比奕欣只大一岁，都在上书房读书。奕詝小时候骑马的时候摔了，把腿摔折了，经过御医治疗把腿是治好了，但是落了一个残疾，所以奕詝是个瘸子，奕詝还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功课又不如奕欣好，奕欣功课比较好，骑射刀枪功夫也好，能文能武，道光怎么选择？一次南苑骑射，因奕欣的骑射功夫很好，所以，奕欣最后的射猎所获很多，旻宁见了很高兴，心想这孩子很有本事，考虑是不是立奕欣。旻宁再看看奕詝，两手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旻宁很纳闷，就问他怎么回事？他就扑通跪到地下，说父皇教导他，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正是母性禽兽怀孕的时候，要把它射死了，就连它的没有出生的幼禽兽也射死了，这是不“仁”，我不忍心这么做，所以一箭没有射。当然，这都是奕詝的儒家老师杜受田早就事先和他说好了的。对此，《清史稿·杜受田传》有记载，称之为“藏拙示仁”。然而道光旻宁不知内情反而很高兴，觉得奕詝很慈善。　　

又一次，道光旻宁有病，病得很重，旻宁要在病中召见诸皇子。召见是一个一个地召见，召见奕欣时，旻宁问他说，我身体不好，今病重，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看今后这个国家怎么治理呀？奕欣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堆治国方略，旻宁很高兴，心想这个孩子有大出息。但当召见奕詝时，他一进屋，就按照他的老师杜受田的话扑倒地上碰头大哭，一句话不说。旻宁问他说，我问你话你怎么不说？他说我只希望父亲万寿无疆，只知道孝顺父亲。这使旻宁大为感动，认为他既“仁”又“孝”。人称其“藏拙示孝”，在野史有记载。　　

最后，奕詝也就是利用伪仁、“色孝”赢得了其父道光皇帝欢心，而赢得了天子之位。这就是清王朝的败国之君“咸丰”皇帝。可以说儒家杜受田真是一个让大清王朝亡国之大大的奸贼！　　

颇能“矫情自饰，工于心计”的曹丕用“色孝”轻而易举地欺骗了比自己更有心计、老谋深算的父亲曹操；无能的奕詝用“色孝”轻而易举地欺骗了富有有心计、老谋深算的父亲旻宁，何也？乃曹操、旻宁为曹丕、奕詝所用儒家老师教诲者也！儒家学者“忠”吗？不“忠”也！“儒家”“仁”吗？“伪仁”！“孝”吗？“假孝”！　　

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何其多也！有兴趣者去查查历史，把其中“精彩”者，记录下来编辑成书，真可以汗牛充栋！　　

鲁迅说：“……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道德经·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其实，只要灭绝“儒家”的“圣人”，杜绝“儒家”的“智慧”、“仁义”，则“民利百倍”而自然“民复孝慈”。　　

（四）“儒家”最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是“克己复礼为仁”。因此，中共的叛徒林彪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为仁”。从其本质上看，它是一种对于衰败中的统治阶级，既不要求其革新弊政，也不准被统治阶级对其革新，而是要求被统治阶级对其“忠恕”热爱，逆来顺受，以及“隐”、“讳”、“畏”，以继续维护其统治的“政治谋略”。衰败的统治阶级往往把其视为向着自己，其实是害了自己。奴隶制的周王朝的灭亡和封建制的秦王朝诞生，就已经对“克己复礼为仁”作了历史结论。试看在中国历史上，“克己复礼为仁”拯救过哪一个衰败的统治阶级来？没有！一个也没有！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一个事物的死亡，在于它自身继续生存根据的丧失；外部环境的恶化还在其次；并且往往外部环境的恶化，也正是由于它自身生存根据的丧失所造成。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新”代替“旧”，“先进”代替“落后”，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本质。不愿其旧物死，不让他新物生，都是不可能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何谓“和谐”？笔者认为：“事物矛盾对立面的统一，（就、才）谓之‘和谐’。”倘若只有“压迫”，没有“反抗”，不但构不成“矛盾”，更形不成“矛盾”的“统一”，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和谐”可言！只有若有“压迫”，必有“反抗”，才能构成“压迫”和“反抗”这一对“矛盾”，从而才有可能形成“压迫”和“反抗”这一对“矛盾”的“统一”，也就是所谓的“和谐”。　　

所以，凡是在历史上的有识之士，都没有相信孔儒那一套鬼话的。　　

因此，若让笔者认为，从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说，还是抛弃“克己复礼为仁”，抛弃孔丘，抛弃“儒家文化”，而代之以自我革新弊政，恢复和创造继续生存的条件，才是明知之举！　　

你本想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如果你相信了孔儒那一套鬼话，你非但维持不了，反而衰败灭亡得更快。这无异于“饮鸠止渴”。并且当你一旦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的时候，你已经根本无法挽救，更没有找这些骗子算帐的机会了。那时，孔儒们早就已经铺好投靠新主子的路了，其实其对旧主子作恶多端的控诉辞兼对新主子功德盖世的赞颂辞也都是老早已经准备好了的。当你上了绞刑架，它却入了贵宾席。因此，在历史上“儒家”总是受不到亡国之君的对其罪恶的任何清算，它所得到的总是只有兴国之君的对其赞颂的嘉奖。无本而万利。　　

不妨就拿上面叔孙通那个案例分析分析看看，是否是这样。在当时，叔孙通就被诸儒生称其为“诚圣人也”。试问当秦二世以后发现叔孙通骗了他，再要想找叔孙通算帐，能找到他？他早“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降汉王去了！当“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他“韬光养晦”，以避“斩将搴旗”之险，等待时机。但当“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时，他就蠢蠢欲动开始出洞窃取胜利果实了，而“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zuì）野外”，演习礼仪，在“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将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lú）（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zhé）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huān）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赐诸生。”　　

新王朝汉“高帝”是胜利者，赞颂胜利者必然获得胜利者的奖赏！“儒家”是无险而万利，无功而封侯。旧王朝秦是失败者、亡国者，乃“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19·20》）！　　

《大学·2》：“《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大学·3》：“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大学·11》：“《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　　

   新王朝就是那个大德而受命于天的周王朝，旧王朝就是那个德恶而丧失天命的殷王朝，赶快来做新王朝的“良民”，做个新王朝“良民”是头等的大事。“儒家”“君子”对此是“无所不用其极”。因为这是“儒家”获取“荣华富贵”最好的时机！“天命”既是“儒家”抛弃旧朝的法宝，也是“儒家”投靠新朝的法宝，还是获取新王朝“荣华富贵”的法宝。一个“天命”使然，就什么问题统统解决了！同时也把它的一切罪恶统统都推给了“天命”！　　

请参见笔者拙文：《“圣人”是周殷奸、奴才的代名词，“儒学”是“二丑”之“术”，孔子是“二丑”之祖》。　　

（五）《论语·阳货·17·5》：“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17·7》：“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宪问·14·36》：“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庄子·盗跖》：“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以卫东门之上”。　　

《墨子·非儒下》：“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mǐ）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lù）。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邪行，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呼！贶（kuàng）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某乃恚（huì），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子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孔某之诛也。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sǎn），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曩（nǎng）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嬴鲍，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孔某与其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其家室而托寓也？’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xī）以中牟叛，漆雕刑残，莫大焉！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墨子·非儒上》、《墨子·非儒中》皆失，现只有《墨子·非儒下》一篇。笔者相信在《墨子·非儒上》、《墨子·非儒中》中，必定有孔子儒者更多的丑恶伪行被揭露出来。

无论由“儒家”的“经典”《论语》所记，还是当时的《墨子》所记，或其后的《庄子》所述等等来看，在孔丘当时，“儒家”就是一个类似于现今“恐怖组织”的阴谋集团。　　

又经过了两千多年反动统治者的精心豢养，其势力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因此，若统治者还想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的话，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改弦更张”，不要“讳疾忌医”，首先“打扫好自己的屋子”！　　

看到有网友把为反动统治者服务的“儒家”比喻成走狗，认为用“犬儒”一词为其称是十分恰当的。其实，并不恰当。狗有两大特征，一是“咬人”，二是“忠诚”。 虽然“儒家”在充当反动统治者帮凶，“咬人”，这方面似狗并远远超越了狗，但是在对主子的“忠诚”上，却远不及狗。对此，只要看看“儒家”的“圣人”孔丘的言传身教就足够了。《论语·泰伯·8·13》：“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论语·八佾·3·18》：“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切记：远离“儒家”，“养狗，不养儒！”儒家乃社会之蚊蝇也。　　

题外话：笔者非常感谢网友的批评和提示。在此作一点说明：“引古文太多”，因为笔者力求说话有根据，没有根据的话绝对不说。　　

笔者对于孔丘的罪恶丑恶的认识，是来自对历史的了解和对儒家所谓“经典”，特别是《四书》的研读。希望读者不要怕古文难读，特别不要看现在儒家的对其所谓的“解读”、“诠释”，其实那都是他们知道你不懂古文，在故意欺骗你！他们或“浑水摸鱼”，或“鱼目混珠”地涂抹孔丘的罪恶丑恶，进而美化、圣化他！儒家把这种丑行、骗人勾当美其曰为“重构”、“重释”他们“理想中的圣人”等等等等，这是他们的黑话。　　

孔丘的诸多罪恶丑恶在就在“儒家”所谓的“经典”里。你为了追求真理，不上当受骗，你就应该不怕麻烦，不怕困难，遇到问题多查以前的大字典，多查旧社会、古时“儒家”的“注释”、“解说”。那时的“注释”、“解说”才是真实的。对此，他们都研读了两千四百多年，以前他们也就是靠对其的所谓“真才实学”，去科举考官，谋取“荣华富贵”的。想想看，在那个“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天下的言论，都折衷于孔子，不敢违背，孔融对于父母问题略略讨论了一下，曹操就把他杀了。稽康菲薄汤武，司马昭把他杀了。儒教能够推行，全是曹操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后来开科取士，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就莫得进身之路。一个死孔子，他会左手拿官爵，右手拿江山，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物，他们的心坎上，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的人物，受了圣人的摧残，他们的议论，焉得不支离穿凿，焉得不迂曲难通。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听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的年代里，要是对其“注释”、“解说”不符合孔丘的原意，根本站不住脚！　　

只要你真地读懂之后，你再看看现在“儒家”的所谓的“解读”、“诠释”，对其谬，你就会忍俊不禁，对其阴谋诡计、丑恶嘴脸你也看得清清楚楚！　　

笔者个人的能力有限，只做一点小事。笔者想：“儒家”是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它在中国统治了两千多年，它是人民群众的敌人，这一点人民大众是应该知道的，清楚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应该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应该拥护。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等等，这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我们也是应该知道的，清楚的。因此，每一个“人民大众”中人应该反对谁，支持谁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方面我们就应该很好地向“儒家”朋友学习！人家虽然鼓吹“中庸”,那是叫你,人家自己却一点也不“中庸”！不骑墙！　　

革命是人民群众共同的事业！批判“儒家文化”，“打倒孔家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的主要任务之一。希望“人民群众”中人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粉碎“儒家文化”、孔家店”的复辟！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