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设置磊科路由器:第二节 中国道路的生成过程

   中国道路的生成过程  第二节　2009年7月27~28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致辞中用英语讲了孟子之言：

　　“Thousands of years ago， the great philosopher Mencius said：'A trail through the mountains， if used， becomes a path in a short time， but， if unused， becomes blocked by grass in an equally short time.’”

　　直译为现代汉语是：

　　“几千年前伟大哲学家孟子说：'这好比人在杂草丛生的地方走路，总走，路就走出来了；不走，杂草就会丛生，就不成路了。”

　　《孟子》的原文是：

　　“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鲁迅也说过，“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事实就是如此，人类居住的地球早期杂草丛生，没有道路，走的人多了就走出了道路。国家的发展也是这样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国人前赴后继走出来的发展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年是一个整体，这不仅仅是同一块天地，同一片国土，同一国人民，更重要的是同一个国体和政体，即同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60年来，新中国犹如一艘在波澜壮阔的海洋中航行的巨轮，有时候风平浪静，有时候惊涛骇浪，有时候逆转，有时候抛锚，有时候触礁。但她终归在波澜壮阔的海洋中一往无前而没有翻沉。我们探索新中国60年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能只选择“风平浪静”的那一段，而把“惊涛骇浪”、“逆转”、“抛锚”、“触礁”的时段统统扔掉不要了。就好像一个人，首先是出生，这是人生的起点和奠基，之后有健康成长，其中有生病、有治疗、有跌倒、有站立、有步行、有跑步等。我们研究一个人的成长史，总不能只研究一个人健康成长的那段历史，而把其他各段都甩掉。因此，从新中国60年的整体上研究中国道路，才是公正、客观、正确的思路。

　　这里还有必要界定“道路”与“模式”的含义。什么是“道路”，什么是“模式”？二者既相通，又相异。相通是指意义有相近的一面，可以互相替代或近似替代；相异即差别和不同。本文的理解是，“道路”是“模式”的基础和前提，“模式”则是“道路”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果说“道路”属于“主义”层面的东西，“模式”则属于形式和方法层面的东西。本章开宗明义所说的“中国道路”，就是指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后面几节论述的“中国模式”，则指的是“中国道路”的具体实现形式。

　　一、“改朝换代”奠基中国道路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国，其人口和经济总量居世界之首的位置曾长达2000多年，1820年的人口总量和GDP总量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但自此，由于大清帝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愚昧腐朽，对加速兴起的西方列强和东洋日本不知世情，麻木不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国力上，已经加速走下坡路了。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国彻底转盛为衰，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从“天朝上国”衰落成为“劣等民族”和“东亚病夫”。

　　顽强的黄帝传人不认命，不服输，要图强，先后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但中国并没有获得新生，而是军阀割据，一盘散沙，民不聊生。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苏俄为师，以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领导人民武装革命，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全面解放。

　　漫长的中国历史曾经有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等多次“改朝换代”，而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重要、最伟大的“改朝换代”，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朝，换社会主义社会之代。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的过渡，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是新中国、新道路的起点。新中国走过许多弯路，受过许多挫折，但总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探索。改革开放则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持续而成功的新探索。如果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起点，研究和论述“中国道路”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母之体。从这一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道路”的奠基礼。

　　二、“中苏关系”反思中国道路

　　研究新中国60年的道路，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一个绝对不能忽略和回避的问题。第一次是对前30年中苏关系的反思，这主要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中苏蜜月”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决裂”。第二次则是对后30年中苏关系的反思，这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初到“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两次反思对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初始条件是：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敌视政策；另一方面，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生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于10月2日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2月，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成了友好同盟。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了156项大型工业项目。因此，包括新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别无选择地向苏联“一边倒”，实行一切向苏联学习的政策，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也在国际舞台上大力支持苏联。这在当时是必然的，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10年中，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对于刚刚结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新中国，积极学习借鉴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必然的，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中国在学习中也发现和感受到了苏联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如中央管理权限过于集中等问题，逐步考虑从中国国情出发，走符合中国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和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膨胀，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和公开化争论；苏联全部撤回援助中国的专家、中止了建设项目，中苏经济合作关系也中止，中苏关系恶化以至决裂，最后发展到政治对抗和军事冲突。

　　中苏决裂迫使中国只能独立自主地思考和选择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产生了极大的“副产品”，即中国共产党一整套“反修防修”政治、理论和政策的形成，这对“左”的指导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一整套关于“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理论，无不与“反修防修”、“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密切相连，这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中国有句俗语：30年河东，30年河西。历史发展到新中国后30年。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对“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必然要反思搞了近20年的“反修防修”。我们打开国门“第三只眼睛看苏、东”，发现所谓的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大多是一些诸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开放自由市场、实行奖金制度等与扩大市场机制有关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措。随后，中国派出了大量考察团到苏联和东欧各国考察，苏联、东欧改革经验的大量文字材料从内部传阅到大量出版发行。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还没有多少经验的时候，苏联、东欧的改革就成为我国必不可少的“参照系”和“参阅件”，以至于我们自己一谈起改革，就“言必称南斯拉夫”、“言必称匈牙利”，甚至也“言必称苏联”等。当中苏之间党和国家关系尚未正常化时，它们的改革经验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学习参阅资料。可以说，在新中国后30年伊始，中国又微妙而谨慎地出现了“向苏联东欧学习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
然而，当中苏两党两国都反思历史、努力改善两党两国关系，都承认对方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正在深入发展的时候，当苏联、东欧的改革经验正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借鉴的时候，突然爆发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大事件，对于同属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肯定受到极大思想冲击。

　　对于这个惊天动地的政治剧变，西方某些政治家、预言家幸灾乐祸地从中发现了一个“客观规律”，这就是：市场化的改革必然为共产党掘墓，必然为社会主义掘墓。改革已经为苏联、东欧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掘墓了，下一个必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掘墓。然而西方政治家、预言家始终没有等到中国被改革掘墓的那一天，看到的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深入，经济日益高速持续增长，中华民族不可遏止的走向复兴。西方政治家的预言失灵了，无可奈何花落去。

　　中国则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处变不惊并迅速进行了反思，牢牢站稳了脚跟，这就是：不管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波动或低潮，我们坚信这是暂时的现象，未来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在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同时，坚决不走苏联、东欧那种“休克式”、“激进式”的改革道路，而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这在后面将专门论述。

　　三、“60年改革”探索中国道路

　　但凡谈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部分人都把目光锁定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际上，新中国的前30年已经进行过4次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后30年的改革开放一起，共同构成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历史。

　　从1953年到1956年，我国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时期，我国以苏联的经济体制为改革蓝图，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变革：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从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逐步向国营和集体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第二，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迅速实现了从地方分散管理体制向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转变；第三，在国家与劳动者个人的关系上，从多种渠道就业，多种计酬形式，逐步向国家统一管理城镇劳动力和统一规定工资制度过渡；第四，在国民经济的调节机制上，从国家计划控制与指导下广泛存在的市场调节，逐步向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过渡。

　　这一系列变革，使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过渡到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两大矛盾：

　　一是中央条条管理为主，抑制了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一切权限掌握在国家手中，抑制了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应该肯定的是，当时建立这样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当时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没有必要的集中，就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就逐步显露出来。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把什么东西都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利，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说，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是违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的。

　　同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改革的大会。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整、福利设施等方面，适当的自治权利。”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1957年11月，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这标志着我国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然而，这次改革的主张，还没有付诸多少实践，就被1958年的“左”倾错误中断了。
从1958年到1960年，伴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我国又进行了第二次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时期，一方面在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变革上急躁冒进，广大农村迅速实行“人民公社化”，城镇集体和个体性质的商店和手工业生产迅速转为国营；另一方面，又不讲分寸地扩大地方的权力，把一些本应由中央掌握的、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骨干企业下放给地方，国家的计划、财力、物力，基本建设、劳动管理权力也层层下放。这样，我国的经济体制不仅部门自成体系，而且地方自成体系，使得国民经济失去了必要的宏观控制。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

　　从1961年到1965年，配合经济调整，我国又进行了第三次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时期，一方面纠正在生产关系变更等方面急躁冒进的错误，在农村，稳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在城镇，一部分合并或上升为国营的商业和手工业又退回到集体或个体。另一方面，又重新强调中央集中管理，收回了下放给地方的企业，强调“全国一盘棋”。同时，也开始注意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的某些作用，注意利用市场调节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开放了集市贸易，也注意利用工资、奖金等经济手段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在全国试办了13个工业托拉斯组织。这次改革，对于推动经济调整，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

　　1970年，我国又开始进行了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是和“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交织在一起的，鼓吹“穷过渡”，大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城乡个体经济、社员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否定市场调节和价格规律的作用，排斥经济手段和物质利益原则，废除了奖金制度，大搞平均主义。而在工业企业管理等方面，又进一步扩大地方管理经济的权限，再次进行企业下放。

　　如果对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的改革过程进行比较，显然，前30年的改革是初级的、狭窄的、不连续的。首先，四次改革都是不完整的，主要局限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体制”中“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其次，各次改革都是松散和零碎的，没有一个明确统一和一贯的指导思想，也不断地被“左”的指导思想和种种政治运动所打断；其三是没有明确提出对外开放问题。

　　而后30年的改革开放，首先，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其次，明确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三，把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致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石；第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第五，改革引申到了社会、法制、民主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新中国后30年的改革开放是前30年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一谈中国改革总是谈后30年。

　　任何历史问题的发生都有着它深刻和必然的历史根源。但历史总有它的承接性和连续性。如果从新中国60年整体的角度来看，后30年的改革是前30年改革的继续和发展，后30年改革开放的正确指导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前30年的经验教训形成的。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全过程来看，前期的教训更多些，后期的成功更多些，这是必然的。就像一个人，小时候摔的跤多，而长大了走路稳健，这是人生成长的必然过程，总不能因此而自我否定摔跤多的童年。从改革的全过程来看，邓小平和陈云都是整个60年各次改革的主要领导者，邓小平在前30年所称赞的“猫论”，陈云在前30年所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经过前30年一系列挫折，显得更加正确和重要，因而在后30年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还要看到，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由于经历了前30年的种种挫折和教训，对中国经济和各方面的体制才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也积累了更加强有力的政治资本和政治能力来发动和领导后30年的改革开放，理顺和扶正中国道路。

　　四、“学习借鉴”补充中国道路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于学习和善于学习的民族，可以说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在勤于学习和善于学习中形成的。远古的华夏族与周边各民族相处中，一方面不断地学习和借鉴其他各民族的长处；另一方面也开放地展示着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从而融合成了一个兼容各民族优点的中华民族。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对本阶级之外的优秀文明成果给予高度肯定，并积极认真地学习和借鉴。马克思在谈到资产阶级的时候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还要多，还要大。” 新中国的领导人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优秀传统。

　　毛泽东就是一位努力学习和善于学习的领袖。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重点讲了向外国学习问题：“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中日战争我国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就是说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时间，全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学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学习他们的科学，有一个很大的高潮。那时，我们的先辈(在座的也有)很热诚地参加学习西方的活动，许多留学生到日本、到西洋去。那一次学习，对我们国家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不断地学习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并努力运用到中国自己的实践中去，是新中国60年、特别是后30年探索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重要途径。中国经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拨乱反正”，下一步怎么干？邓小平把目光投入到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方面。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奥尔格·内格韦尔为团长的西德新闻代表团时鲜明指出：“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学习的时候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胆取得国际上的帮助。”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党的工作会议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说：“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 提出向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学习，就是承认中国与外国的差距，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引到中国，消化吸收并加以运用。

　　学习外国、特别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东西，不是要中国完全照搬国外的一切，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通过消化吸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补充营养。所以，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应该说，改革开放越是深入，中国对外交流和学习越多，派出去的留学生越多，同时越来越多学业有成的留学生回到国内工作，无论是搞自然科学的，还是搞社会科学的。而且，许多领导干部也都轮流到美国学习。这些学习，使我们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中国有哪些不足，应当积极大胆学习引进；同时，我们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感受到那些不合中国国情的，决不能简单引进。

　　这些学习、选择、借鉴、消化、吸收，不断地促进着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对中国道路的完善和优化也起着积极的补充作用。

　　五、“渐进式改革”成就中国道路

　　在世界各国探索中国道路成功经验时，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渐进式改革’成就了中国道路”。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变迁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运用在改革的分析上，就是“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就好似要把一座旧城一下子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在短期内再建一座新城，这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性，它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缓冲带，这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其具体操作方式是：新体制增量推进。就好像修一条水渠，土一点一点挖，石头一块一块砌，最后水到渠成。

　　回顾新中国60年，无论是前30年的国民经济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还是后30年的改革开放，都走的是“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可以说是“渐进式改革”成就了中国道路。

　　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点和做法是，改革切忌“硬碰硬”、“针尖对麦芒”，切忌“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逼”。不要从最难处入手，而要从最易处入手；不要从争论最大处入手，而要从争论最小处、最好是无争论处入手；不要从最敏感处入手，而要从不敏感处入手；不要从牵动利益最大最多处入手，而要从牵动利益最小处入手。而何处是“最难处”、“争论最大处”、“最敏感处”、“牵动利益最大处”，这就是原有体制的“存量处”。为了使改革易于进行，尽量不搞体制“存量改革”，而搞体制“增量改革”。

　　例如，对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企业的改革，涉及产权变动和现有人员利益的变动，容易产生甚至激化矛盾。如果在改革早期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和人们社会心理承受能力还比较脆弱的情况下，强行和硬性在国有企业搞资产重组、并购和职工下岗分流，势必会使千百万职工利益受损，可能激化矛盾从而可能产生难以设想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对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搞“雪崩式”私有化，而是渐进式多元化。当国有企业改革改不动时，先不要硬碰硬急于改革。一方面，逐步在国有企业内注入新体制因素，让新体制因素逐步“蚕食”旧体制因素，促进新体制因素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成长；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旁边发展起来一批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形成强有力竞争，以内在压力和外部示范双重力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改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意识形态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因此，在改革过程中，我们不去“硬碰硬”、“针尖对麦芒”地强调某个原理过时或不合实际，而是强调实事求是，强调创新。改革刚刚开始时，涉及对新中国成立后30年、特别对毛泽东评价等敏感问题，而“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不争论”，都是极具政治智慧的口号，避免了许多矛盾，较容易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从而为改革减少阻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实践与理论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而“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成为另一个极具政治智慧的口号，同样减少了思想统一的交易成本，从而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辟了道路。这些都是“渐进式改革”、“增量改革”道路的拓展。
六、“逼迫机制”逼出中国道路

　　从我国整个改革开放的原始起因来说，改革首先是由农民的贫穷逼出来的。农民整体上的长期贫穷，必定生乱。改革伊始，中央自觉地、正确地把农村改革作为起点。但开始怎样改，中央虽没有拿出明确的、具体的方案，但“分田单干”还是一条绝对的红线。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揭不开锅的情况下，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死亡之约”搞起了“分田包产到户”。一个小小的小岗村，在中央、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逼迫”出来一个影响全国的大体制，最终被党中央国务院承认，成就了偌大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形式和基本途径。

　　国营企业经济效益每况愈下促使领导人“穷则思变”，解开捆绑国企的“绳子”。到1976年，全国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只及1965年的一半，1/3的企业亏损，亏损额达到73亿元。继1978年10月四川省领导层提出先行解开高度集权、捆绑企业自主经营的“绳子”之后，中央出台五个扩权文件、“打破大锅饭”、“砸破铁饭碗”、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国有企业改革在渐进过程中不断深化和提高。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涌回城市的“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逼迫”当时的城市管理者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网开一面。1979年“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结束，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成为城市的头号社会问题。现实问题迫使决策者突破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广开就业门路。大大小小的个体和私营企业促进了经济发展，繁荣了市场，增进了社会财富，“倒逼”决策层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出台“宪法修正案”和《物权法》，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了“两个毫不动摇”和两个“平等保护”，“倒逼”出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半壁天下。

　　改革开放30年，逼迫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不断变化和深化，方式不断更新和提高。比如，宏观调控逼迫产业结构调整“步步高”，要素制约逼迫增长方式加快转变，资源集约利用逼迫循环经济加速发展，微利时代到来逼迫加速自主创新，市场机制作用逼迫政府职能转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发展也产生了一种“逼迫机制”。

　　“逼迫机制”为何能创出新天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凤凰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获得重生，并在重生中达到升华，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与幸福。对于个人、民族、国家乃至人类而言，患难与困苦是磨练人格的最高学府，逆境和磨难中被激发出的力量是异常巨大的。

　　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逼迫机制”的存在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比如，进入新世纪，我国一些地区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压力，都在迅速增长。这些压力汇集在一起，实际上向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这样，就自然产生了逼迫机制，逼迫企业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文的“危机”分为两个字，“危”意味着危险，“机”意味着机会。此次金融危机，逼迫中国政府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化“危”为“机”。之前，中国经济有庞大的外部市场可以依赖，而启动内需所面对的诸多旧有制度又很难突破，因此导致了重外轻内的增长格局。而危机到来后严峻的形势，必将对内部制度改革形成“逼迫”之势，进而从根本上形成利于内需启动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从这个角度看，“危机”中确实蕴含了中国经济的“转机”。

　　金融危机形成的“逼迫机制”，为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利于内需启动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推动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我们可以利用危机带来的压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节能减排，促进科学发展。同时，借助金融危机扩大内需之际，我们可以加快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改革。

　　中国人历来信奉“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即好事和坏事总是相伴相生。金融危机，是一个重塑自我、找到新生的契机。善用“逼迫机制”的激发效应，体现了“变压力为动力”的辩证法，是一种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觉悟，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的体现。
七、“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中国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句与“猫论”齐名的“摸论”，即“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本来是民间一句俗语，而被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引用来，上升寓意为领导工作的一种思想方法，其含义是做工作犹如过着一条不知深浅、礁石和湍流的河，需要慢慢地摸索着才能安全走过河来。

　　1950年4月7日，陈云同志在政务院第27次政务会议的发言中指出：“物价涨不好，跌亦对生产不好。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为好。”1951年7月20日，陈云同志在《做好工商联工作》一文中再次强调指出：“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

　　改革开放以来，陈云把“摸着石头过河”运用到探索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高度上来。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最后一次是1988年5月12日，陈云在杭州同浙江省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 这是陈云生前最后一次谈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这大概也是他唯一一次对那些误解甚至批评“摸着石头过河”方法的人的反批评。

　　邓小平对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方法完全赞同，他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摸”者，探索也。从哲学意义上说，就是探索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一个“摸论”，陈云从新中国前30年讲到后30年，就是探索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这表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都是“干中学”出来的，是典型的“内生”制度创新。这个学习也包括虚心学习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或者是汲取别国的失败教训，但最终形成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完全都是在“内化”这些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的“中国造”。

　　八、“对外开放”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在中国，“改革”与“开放”总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新中国前20年，不是中国闭关锁国不开放，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四面封锁我们。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2月中美关系解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1978年12月拉开改革开放帷幕，“改革”与“开放”不可分割地凝结在一起。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和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崛起对世界经济增长和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增进了人类的福利。因而绝大部分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崛起抱着积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深，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近200年来一些国家的崛起总是伴随着侵略、扩张、殖民和奴役，所以，世界上一些人循着这一历史思路，判断中国也会走上这条老路，因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崛起怀有恐惧心理。也有一些人，或者总是戴着“贫穷落后”“东亚病夫”的灰色眼镜“酸溜溜”地看中国，或者对西方列强蹂躏中国的历史怀有留恋的病态心理。于是乎，在地球上弥漫起了一阵阵“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未来不确定论”、“谁来养活中国论”等荒诞的臆测。对于这些，崛起之后胸襟越来越博大的中国把这些言论当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使之成为坚决走和平发展之路的不竭动力。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访问美国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昨天的中国，是一个古老并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国；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明天的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和充满希望的大国。”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

　　200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指出：

　　“实现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和平发展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中国人民正努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并以自身的发展不断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共赢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原则、我们的追求。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

　　2006年8月2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方位开展外事工作，维护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有利外部条件，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九、“中国道路”是对“卡夫丁峡谷” 创造性的成功跨越

　　“卡夫丁峡谷”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 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耻辱之谷”的代名词，也可以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正值俄国废除奴隶制，开始向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俄国学者和政论家对《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和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以及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881年2月16日，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希望马克思能说明“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

　　1881年2月至3月，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应用到公社中来。”显而易见，马克思没有教条主义，并不把自己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分析和预见强加给任何国家和任何革命者身上。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搞对马克思和列宁的教条主义，不搞“城市中心论”，而走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不迷信苏联和任何“社会主义老大哥”，后30年不相信“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神话，而是一心一意探索“中国道路”，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道路”是对“卡夫丁峡谷”创造性的成功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