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科路由器怎么改ip:第三节 中国模式的理论支柱与实践框架

   中国模式的理论支柱与实践框架  第三节上节已经指出，“模式”是实现“道路”的具体形式。那么，新中国是以什么模式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呢？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模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即动态的形式。我们对模式的论述不是要描述其整个形成过程，而是论述截止写作之日所呈现的“定型”形式。就经济体制而言，我们不去描述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去描述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是截止此时此刻的体制现状。新中国今日的发展模式，既与60年的发展密切相关，更是后30年的改革开放直接形成的。也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迄今成功经验的理论凝结。

　　一、中国模式的五大理论支柱

　　“实事求是”、“区别对待”、“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以人为本”等朴素思想是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基础，而以这些方法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则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柱。这个理论体系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又包括以下五个主要的理论支柱。

　　（一）理论支柱之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提出人民内部要实现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而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

　　（二）理论支柱之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酝酿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于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基础，只有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使我国获得硬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手段与全球视野。由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曾经有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成为影响较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在中国也有着广泛的市场。我们的立场是既不盲目接受，也不简单排斥。只有植根于“中国国情”的“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从“中国国情”中土生土长、又面向世界和未来、指引中国成功发展和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其中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论，首先与民主密切相连，因为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则是党和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权威政党与有为政府和谐互动的有效政治在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发展和转型必需的几个因素：权威、秩序与活力，无一不和它相关。法治保障了大转型时代的稳定与发展，共和与协商的有序民主保障了改革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政府从高度集权到适度柔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但权威政党与有为政府不等于代替市场和包办一切，我国政府职能重点已逐步转到国家安全稳定、宏观决策和调控上来，政治体制改革还在深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2004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入宪，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法律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一个国家占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密切关联。数十年来，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根本任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为中国的发展和转型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其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其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其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其基础。

　　阿玛蒂亚·森认为，只有建立在一定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的制度，才能“使达成的契约行之有效”，为经济增长提供充分激励；互信和守诺是确保市场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我国的实践来看，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确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动员、社会激励、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作用。
（三）理论支柱之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体制是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它既包含了刺激微观活力的成功实践，也包含了完善市场规则和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市场经济的灵活有效性、公平竞争性和法规有序性等特征，决定了它对各种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是可以接受和适应的，具有较大的制度弹性、意识形态弹性、文化弹性和地域弹性。市场经济具有极强的吸纳能力和兼容能力。它既可以吸纳伊斯兰文化，也可以吸纳基督文化；既可以兼容欧美文明，也可以兼容大东亚华夏文明。

　　从迄今为止的世界经济体制发展史来看，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在某个时期曾经促进过经济高速发展，但尚没有在计划经济体制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繁荣的先例；虽然古典的市场经济曾经给人类社会带来过种种罪恶和弊端，但当代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统统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现在，世界各国都明白，谁拒绝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谁就不可能进入现代化行列和参与国际竞争，谁就不可能迅速实现物质文明和真正实现精神文明。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的改革目标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只看作是“计划经济”的重大突破，也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迈进。

　　邓小平在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不断充实和发展。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对所有制理论的探索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第一，重新确立了生产力标准，否定把“一大二公”作为判断所有制先进与否的标准，为所有制问题研究清除了思想障碍。第二，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发展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突破了公有制只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以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只是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传统观念，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形式；同时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也应区别开来，股份制应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四，突破了主要从国有经济的数量比重上去考虑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传统观念，主张应主要从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与质量上去考虑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认为国有经济应主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第五，突破所有制改革的教条主义，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深入研究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开始，我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产权改革之路；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十七大提出，“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第六，突破所有制的“优越程度排座次论”，形成、发展和完善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随着改革的深入，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七大要求“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过程中，分配理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反映在由否定按要素分配到确认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相结合。改革开放后，理论界再次掀起了关于按劳分配的大讨论，特别是集中讨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能否实现按劳分配和按劳分配的特点等问题。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原则。此后，理论界将研究的焦点转向从理论上阐明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特别是研究了非劳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中通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明确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同时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十六大报告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将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对立起来的观点，对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给予了肯定。
　（四）理论支柱之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研究最重要、最突出的成果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它使我们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从而成为现阶段我国各种经济问题研究和经济政策制订的重要理论依据。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理论界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研究趋于活跃，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的论点，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并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首次将“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全面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基本特征和基本任务，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式提出。党的十三大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先后问世。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大，都重申和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依据是我国现实的国情。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但按人口平均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落后于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仍然要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理论支柱之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社会变革，整个社会的阶层、利益、结构都必然会发生一系列广泛、深刻和巨大的变化，这必然会打破原有的社会“均衡”和“稳定”状态，出现新的社会失衡，影响社会和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战略部署，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动，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随着伦理原则逐步被纳入发展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关注代际协调问题，关注人的自由发展、人的能力提高和人的潜力发挥问题。这样，由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由单一经济发展向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以及人自身全面发展在内的“四位一体”发展拓展，关于发展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

　　围绕如何发展的问题，经济理论界注重从国际发展理论和各国发展实践中寻找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研究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研究劳动力转移和人口集聚过程，探索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的路径。与发展理念的转变相呼应的，理论界论证了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了经济发展方式如何由粗放向集约、由不平衡向平衡、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转变，特别是经济增长如何由主要靠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投入转向依靠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保持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同时，提高城乡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既是发展经济的出发点、根本目的和归宿，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发展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一个重要目标鲜明地提到全党全社会面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确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谐社会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状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主要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向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我们正按照这个总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二、中国模式的实践框架

　　实践中国模式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前无古人、规模空前艰难的事业，这一实践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社会矛盾中进行的，如履薄冰，充满着风险。当改革开放的帷幕刚刚拉开的时候，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高层领导集团，只是下定决心非改不可，但当时并不可能有一揽子改革蓝图，就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思想。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因而新中国60年、特别是后30年的改革，是在高一脚低一脚、退一步进两步的过程中走出来的。开始时有人讽刺这是“瞎子摸象”，但正是“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门道，到达了胜利的彼岸。

　　（一）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及在这个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尤其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

　　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是经济学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安排问题对于任何国家都至关重要，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他们做得太多，也可能是由于他们做得太少。“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反对权威政府，认为计划官僚机构一退出，市场马上就会繁荣起来。因此，政府应当尽快地退出经济生活领域，政府的规模越小越好，仅仅成为“守夜人”，除了保护产权，制定竞争规则外，不应当管更多的事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府迅速退出了许多领域，但是结果却非但未如萨克斯所言马上繁荣起来，而且政府作用的过度削弱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而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在体制改革中实现国家与市场并举的政策，即在使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又保持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包括行政命令在内的调控和管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新古典学派“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教条的一种否定。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民心理往往是离散的。具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也是确保社会长期稳定的政治前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是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稳定的重要力量。在国内情况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崛起是不可思议的。

　　自从有了“世界”以来，各国之间实际上总是根据实力大小不平等地交织在一起的。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中，某些强国总希望把“祸水”和“不幸”引向别的国家，特别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这种世界格局中，每个国家既不能闭关自守，又不能完全开放，必须以强有力的国家主权来保护本国公民和国家的利益。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政党及其政府才具有这种国际力量，这是为本国公民提供的最重要服务。

　　（二）经济改革“理性超前（激进）”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保守）”的非对称组合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不搞经济政治齐头并进的一揽子改革，改革首先在经济领域开辟战场。31年来，不断地有国内外人士批评和指责这是“保守主义”，呼吁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齐头并进，甚至政治改革还应该超前进行，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殊不知，这种“保守”却是中国改革理性和成熟的表现，我们不妨把其称为“理性保守”。既定的政治体制比既定的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刚性和惯性。而且，经济体制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政治体制则很难实现“帕累托改进”，世界各国的改革和发展历史都表明，对政治改革不能“图痛快、图风光”。想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多么的风光，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紧步跟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喝彩，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中国的某些人也被搞得眼花缭乱，有不少学生给戈尔巴乔夫发“致敬电”。但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把“诺贝尔和平奖杯”捧热，前苏联东欧的执政党和国家就分崩离析土崩瓦解，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被人民和历史所永远抛弃。现在俄罗斯人民普遍把戈尔巴乔夫视为历史罪人而鞭打。

　　社会不稳定是一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第一大天敌，因为社会不稳定必然导致改革的社会成本骤增，一旦社会不可承载这个成本，必然会使改革停滞甚至逆转。改革的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是不可逆的，一旦形成就是全局性的，就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收拾残局都措手不及，还谈何改革。正是经济改革的“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的“理性保守”的非对称组合，确保了中国的长期稳定，从而促成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和人民社会水平的提高，无论是从世界民主化潮流推动的角度，还是中国进一步改革攻坚的客观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推向前台。但可以预见，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走一条渐进式的道路。

　　（三）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高度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虽然是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的，但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帷幕以来，改革或明或暗、或快或慢、曲曲折折总是向着市场化逼近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在西方国家来看，是怪怪的、不可思议的；国内也曾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何必要不伦不类地加个“社会主义”呢？而中国正是要以“社会主义”原则来约束和抵制原教旨的、完全自由竞争自由放任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这个原则就是国家主导和整体利益、社会目标和伦理道德。无论是效率目标，还是对外开放，都必须服从社会主义原则。

　　（四）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已打破了公有经济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坚持不搞全盘私有化。特别是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巨型产业和行业，必须由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控制，以防止私人寡头和巨头操纵国民经济甚至操纵国家政治和政权现象的出现。

　　（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明传统，同时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马克思主义文化话语体系与普通民众的亲和力日益显现，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和相得益彰正成为文化领域的主要现状。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包容，容忍各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尊重选择和尝试，关注团体利益，强调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重义轻利的价值诉求没有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市场经济带来“市场至上”文化的同时，趋利避义的价值取向并没有为所有大众所接受和推崇。同时，越来越多的思想精英、理论精英开始引导民众进行以发展目的的反思，重拾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些中华文化的根基，中华文明被日益增多的有识之士看作是拯救现代文明根本性缺陷的良方。这些思想会替代冷战时期的对抗思维而成为21世纪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