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盟路由器超级密码:李世民究竟用什么办法杜绝了贪污犯

李世民究竟用什么办法杜绝了贪污犯

——《李世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第七章

李恒昌

李世民是中国最伟大的皇帝，没有之一，只有唯一。

——题记

【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是什么时代？那时候，为何基本上没有贪污犯？为何贞观三年全国只有29个死刑犯？那时候，为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时候，人们外出旅游，为什么不用带钱，吃饭住宿全有人管？难道那时候的人们没有私心和私欲吗？】

读唐史的时候，曾经想象这样一个场面：

高考前夕，一文科 班历史老师给学生大串讲，其间搞了个课堂提问。老师给出一段历史事实，让同学们说出发生在什么社会制度下的什么朝代。其中老师给出了这么一段资料：

那时候，政通人和，民风淳朴。官员清正廉洁，杜绝了腐败现象，全国没有一个贪污犯。百姓安居乐业，粮食丰沛，堆积如山。社会安定，没有小偷小摸，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个别人犯了死罪，临刑前放回家处理后事，处理完后主动回来接受处罚。外出旅游，不用带钱，也不用带饭，公园全部免费，走到哪里都有人接待管饭。

老师给出事实后，让一同学站起来回答。该同学回答说：共产主义？老师听了，笑着说：再想想。同学沉吟再三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60—63年？搞得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也笑了：坐下吧，以后不带这么讽刺人的！60年代初明明是三年自然灾害嘛。

当然，这一问题的准确答案是唐代的贞观之治。但是，与这个正确的答案相比，我更喜欢那位同学的回答。因为，我感到贞观之治所描写的情况并不一定是真实的。然而，翻阅《新唐书》和《旧唐书》，你又不能不相信它的真实性。无论如何，贞观之治都是一个奇迹。人们有理由向往那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贞观时代，就是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它创造的历史，史无前例，无与伦比，值得玩味。

譬如，那个时代，全国基本上杜绝了贪污犯；而现在，提起反腐倡廉，似乎查处的干部数量越多、级别越高，成绩越大，效果越好。

譬如，那个时代，全国一年，被判死刑的人，只有29个人；而现在，这个数字，不是全国，而是一个省。

譬如，那个时代，有个叫魏征的干部，1个人便提“不同意见”200多条，10000多字，仅朝廷就设专门提反对意见的专职干部达30多个；而后来，后来的情况不提也罢。

譬如，那个时代，仅唐太宗就5次下达诏书，在全国范围内科考和选拔有才能的干部，而现在，多少莘莘学子就业都找不到门路。

总之，贞观时代是一个令人向往，又难以企及的时代。说它令人向往，是因为它的历史真实，近似于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说它难以企及，是因为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真正达到它所达到的境界。

这一切，实现起来看似比登天还难，其实，又是非常之简单。一切都因为，那个时代，有一个叫李世民的人；一切都源于，李世民这个人深谙某些看似普通实则并不普通的基本道理。

那时候，大唐帝国的最高处，闪耀的不是李世民的画像，矗立李世民心海的是三面高悬的明镜——

铜镜——用来正衣冠！

古镜——用来知兴替！

人镜——用来知得失！

那时候，李世民知晓这样一个基本关系：人民是水，人君是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也就是说，老百姓高兴了，可以载着你在水里玩；如果把他们惹急了，他们便掀起大浪把你打翻到水里。因此，他小心翼翼地伺候那些拉纤的人。

那时候，李世民深深地懂得，民是国之本，民以食为天。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让老百姓吃上饭。因此，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提前进入了“大米+牛肉”的“共产主义”好时候。

那时候，李世民还知道，人才是富民强国的关键。于是，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魏征——原来是死敌的手下，他不计前嫌，重用；尉迟恭——曾经是一介俘虏，他不分来路，重用；长孙无忌——曾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本该重用，但因为是自己的大舅子，不能重用！

上述措施，毫无疑问都非常重要，但是，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目标，最关键的还在李世民坚持了八个大字：

修明法律，以法治国。

李世民以法治国，主要依靠三大理念：1、法律是国家的，国法大于王权。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3、人死不能复生，刑罚慎用重典。

封建社会，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所谓朕即国家，王权大于国法，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皇帝想干啥就干啥，想杀谁就杀谁。然而，在李世民执政的时代，至少不全部是这样。他十分重视法制建设，认为国法应该大于王权。

贞观十一年，在李世民的亲自领导下，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完成新的法律——《唐律》。新法颁布后，李世民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不论什么人，都要守法，没有任何例外。”

这段话，非常明确地阐述了法律与王权的关系，把国家法律摆在首要位置。这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实在是难能可贵。

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虽然身为皇帝，处于万人之上，理论上拥有生杀大权，但李世民非常慎重地对待手中的权力，自觉做到“不杀人，不偷盗，不强奸妇女”，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皇帝。当然，战争年代和玄武门之变，他杀过人，而且杀了不少人，那是例外，也是夺取政权的需要。

遇到司法问题，李世民绝不一个人说了算，更不搞打招呼，写条子，影响有关部门办案。

有一次，因为在一批案件审理的理念问题上，李世民和大理寺官员发生分歧，产生激烈冲突，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想法，重新回到法律轨道上来。

贞观之初，李世民为了网络天下优秀人才，下诏让文武大臣和地方官员向朝廷推荐优秀年轻干部。结果，在举荐的人中，存在一些弄虚作假现象，有的更改年龄，有的伪造“学历”，还有的编造经历。李世民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震怒。他下令，凡是弄虚作假的，务必抓紧自首，超过规定时间不自首的，一律砍头。

命令下达后，有的害怕了，赶紧去自首。有的承认自己并不是毕业于国家承认的高等学府，而是毕业于野鸡大学；也有的承认自己修改了年龄，主要是因为无法测量骨龄等等。但是，也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并没有主动自首，而是试图侥幸过关。李世民责成大理寺严查严办，结果还真查出一批不听招呼的。

案犯查出来了。怎么办？

李世民说，我不是早说了吗，砍头！

大理寺官员戴胄说，你那是气头上说的，不能算数。

李世民问，我说了不算数，谁说了算数？

戴胄说，法律。

李世民说，我已经说出去了，必须维护我的尊严。

戴胄说，我要维护法律的尊严。

李世民说，那你落了个依法办事的好名声，我却落个说话不算数的坏名声。不行，我说砍头就砍头。

戴胄说，如果按你的说法砍头，那么，你以前说过的“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不论什么人，都要守法，没有任何例外。”还算数不？

戴胄这一招果然厉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了李世民一军，顿时让他无言以对。

李世民沉思片刻，转怒为喜：你做得对，I 服了 YOU !

李世民不仅自己遵纪守法，严格执法，而且要求周围其他人如此为之。也就是说，他不仅管好自己，而且管好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这些人如果违反了法律，与民同罪，绝不徇私情。

新法颁布后，正赶上李世民的一个老部下触犯了法律。这对新法是个考验，对李世民也是一个考验。

这个老部下名叫高甑生，原来是秦王府里的人，属于李世民的“嫡系部队”。

李世民派李靖率大军讨伐吐谷浑，而高甑生便在李靖的手下。高甑生这个人，自以为是李世民的旧部，有过功劳，因此没拿李靖当个干部，也没拿李靖的命令当回事儿，结果贻误了军期，李靖准备按照军法治罪。但高甑生根本不认罪。

高甑生不仅不认罪，反而心生邪念，向李世民状告李靖，说李靖谋反。

李世民派人追查，发现所谓李靖谋反，纯粹是高甑生诬告，根本没有这件事儿，当即下令，要治高甑生的罪，“贻误军期+诬告他人”，这罪名可不轻快。

高甑生见真要办他，赶紧托人向李世民求情，希望能法外施恩。求情者的用词格外动情，一般人估计会被打动。他们说，高甑生是秦王府的人，以前立过大功，即便真的犯了法，也应该宽大为怀。

这些人会用词，没想到李世民更会用，他只用两句话，便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

李世民说：你以前有功，我记着呢，但功是功，过是过。

你以前是秦王府里的人，这没错，但你犯了大唐帝国的法律，我现在是按大唐律法治你的罪！

看看，条理多么清晰！

就这样，高甑生被依法办了。

连李世民的老部下，老亲信都给办了，以后谁还敢轻易违法乱纪呢？违法乱纪之后，谁又敢来求情呢？

李世民以法治国，还有一个有别于他人的显著特点：宽平。

贞观时期，社会治安那么好，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很多人会以为是重典治理的结果，其实不然。李世民时期，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宽松的法律。

李世民执政之初，社会治安曾一度不是很稳定，盗贼四起，刑事案件频发。针对这种状况，李世民召开了一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专题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和改进社会治安问题。

大会发言环节，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基本上分成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要改善社会治安状况，必须用重典，应该恢复隋朝时期的严厉法律。理由是：只有用重典，严管严判，才能使那些犯罪分子望而生畏，不敢以身试法。

另一种认为，只有乱世才用重典，和平建设时期，刑法应该宽平，实行仁政。理由是，单纯靠刑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对于这两种观点，李世民旗帜鲜明地支持后一种。大会总结讲话时，他对这个问题做了全面阐释，也可以看作是他推行“仁政”的基本宣言。他的讲话，概括起来，有以下要点：

1、盗贼猖獗，是赋役繁重、官吏贪污勒索、老百姓生活饥寒交迫的结果。意思是不怨老百姓。

2、大多数人民，大多数情况下，是愿意奉公守法的。

3、盗贼越剿越多，说明国家政策有问题，要从自身找原因，不能加重对老百姓的处罚。

4、加重对老百姓的处罚，只能更加激起老百姓的反抗。

5、隋朝统治者的做法，便是前车之鉴。

这一讲话，虽然简单，但内涵深刻。体现了他的人本思想和仁爱情怀。

会议结束之后，他命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一起修改律法，并提出两条要求：一是要简单，二是要宽平。

新修改的法律，于隋朝法律相比，死罪减少29条，改流罪为徒罪71条，同时还删除了兄弟坐连罪等罪名。

随后，大唐帝国社会治安管理进入宽平时代，不仅不以重典治乱，也不搞什么“严打整治”，更不搞“从严从重从快”，一切都纳入正常轨道。

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宽平”政策，并没有引发更多犯罪，相反，刑事案件越来越少，犯罪分子也越来越少。

李世民执法，不仅对一般犯罪分子“从宽”，而且对犯有死罪的人也“从宽”。

河南那个地方，有个叫李好德的人，这人名字很好，但有间歇性精神疾病，发作起来便胡卷乱骂。有一天，他的脑子大概又短路了，跑到大街上大骂起来，骂谁不好，偏偏骂当今皇上，说他是个王八蛋，暴君。

这还了得，很快有人把他抓了起来，以谋反罪扭送官府。

封建社会，不对，应该说是任何一个社会，谋反都是大罪。统治者不怕杀人放火，怕就怕有人谋反。为什么？因为，谋反是和自己夺政权，而且要杀自己的头！因为谋反太可怕了，因此，凡是涉及谋反的案子，都要交中央政府的大理寺来亲自审理，地方司法机关不行。

很自然，这李好德的案子也被送到了大理寺。负责审理这起案子的人叫张蕴古，这人办事比较认真。经过一番调查，张蕴古确认李好德属于精神病人，根据当时的法律，精神病人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即便是他骂了当朝皇上。于是，张蕴古据此向李世民禀报了情况，并释放了李好德。

这事儿按说该完了，可是，并没有完。为了这事儿，张蕴古将命都搭上了。

原来，事情过去没多久，有个叫权万纪的侍御史状告张蕴古说，李好德根本没有精神病，是正常人，谋反属实。

张蕴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在相州担任刺史。张蕴古之所以释放李好德，是为了巴结父母官李厚德。

这是哪根哪啊？无稽之谈啊。

可是，这一说法，居然得到了李世民的相信。论说，李世民不是一个轻信的人，平时，他总是谨记魏征的一句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可是，这一次，他却犯了糊涂。一切都因为一个细节。

一个什么样的细节呢？原来，有一次，李世民路过大理寺，看见张蕴古曾经和一个犯人下棋。前后一联想，这问题便严重了。一个不密切联系领导，天天联系犯人的人，肯定会和犯罪分子家人串通一气，贪赃枉法。

想到这里，李世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理智，下令将张蕴古处死。

就这样，一个秉公执法的好干部，轻而易举地被处死了呢！

事后，当然是事后，李世民了解到，李好德确实有精神病，当然是精神病！张蕴古是冤枉的，能不冤枉吗？权万纪是诬告。可恶的家伙，不知道处于怎样的目的。

事后知道了，晚了，张蕴古已经死了，后悔晚了。其实，此时后悔还没晚。张蕴古虽然死了，可以避免更多的张蕴古被冤枉致死。

针对这一事件，李世民干了两件事：

一是把房玄龄找来，让他起草一份诏书：今后凡是死刑犯，一定要经过三次复核，经过皇帝亲自核准，才能执行。

二是把长孙无忌找来，让他把这一条写进法律条文。在他看来，仅仅有诏书是不够的。

这还没完，据此，他还创造性地总结了一句名言：“人死不能再次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

因着李世民的良苦用心，随着“宽平”法律的实施，社会治安慢慢趋于好转，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境界。

那时候，有个现代人很陌生的词，叫“刑措”，意思是可以不用刑罚。这是法治的最高境界，一般人根本达不到，但李世民做到了。

李世民的成功经验说明，维护社会安定，并不是法律条文越多越好，抓的人越多越好，也不是刑罚越严厉、杀得人越多越好。适当宽松，反而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贞观时期，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全国几乎没有贪污犯。当今时代，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治理腐败几乎成为世界性难题。那么，李世民是怎样做到吏治如此清明的呢？史书专门记载不多，这是一个千古之谜。不过，透过某些记载，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脉络。

首先，李世民非常自律。他说，若论贪污，天下谁也没有皇帝和大臣具备更好的条件，但“为主贪，必亡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而要想保住天下，让天下人不贪，首先自己必须坚决做到不贪。

贞观八年，广州都督党仁弘被告贪赃枉法，查证属实后，本应判死罪。但李世民考虑到他年近七十，属于需要照顾的老人，于是赦免了他的死罪。

事情过后，李世民感觉这样做不利于警示后人，于是召集首都地区党政军五品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他非常沉重地向大家宣布：我因为徇私情赦免党仁弘死罪，对不起苍天，对不起大地，等于带头破坏了法律的尊严，为了惩罚自己的过错，我决定，从今天起，连续三天，每天只吃一碗素食。

这相当于半绝食。免除老人不死，自己却要坚持受罚。难能可贵啊。

第三天，半绝食结束，他下达“罪己诏”，就是向全国人民作公开检查。承认自己有三大罪过：知人不明，用人不当，第一大罪过；以情免死，以私乱法，第二大罪过；善行未赏，恶行未罚，第三大罪过！

人家一个皇帝，做错了事情，还敢于向全国人民认错，现在那些明明犯了错误，却一味狡辩、醉死不认那壶酒钱的人，可是为数不少啊！

有这样的皇帝，有这样的处事态度，谁还敢轻易贪污呢？

李世民通过这件事情告诉大家，党仁弘贪污，我虽因他年龄大赦免了他，但是我却替他承担了很多罪名，而且也受到了惩罚，今后若有人再贪污，你就看着办吧！

贞观时期吏治清明，除了李世民严格要求自己，清廉不贪之外，还与他的老婆长孙皇后不贪有关。要知道，很多领导人，事儿都坏在老婆身上。长孙皇后不仅不贪，而且还在一旁监督丈夫，让他一心做个清正廉洁的好官。

有一次，李世民准备提拔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担任丞相，而且一再说，之所以提拔他不是因为亲戚关系，而是因为他的功绩和能力，但长孙皇后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他是自己的哥哥！

如果不是长孙皇后，换个其他人，会这样做吗？当然不会，她们会想尽千方百计让皇帝提拔重用自己的亲兄弟！有这样通情达理的贤内助，自然就不会有贪赃枉法的坏丈夫。

对于一般皇帝来说，身边既需要有工作能力、能替他做事的人，也需要会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的人，他们也总是善于在不同的人之间搞平衡；而李世民却不是这样，他的用人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有能力，能替他，或者说能替国家干事。因此，他不像乾隆皇帝一样，既重用纪晓岚，也重用和珅。这也就决定了，他的身边没有那些投机取巧、贪赃枉法的人。房玄龄不是，杜如晦不是，长孙无忌不是，其他一干官员，也都不是。

试想一下，皇帝是个清正廉洁的人，皇帝的老婆也是清正廉洁的人，他身边的大臣也都是些清正廉洁的人，如此一来，其他官员还敢、还好意思贪污腐败吗？答案显而易见。所谓上梁正下梁歪，这话倒过来，也同样成立。

以上所分析的，是人治，从制度建设上来看，李世民也有一些预防和杜绝贪污问题的好办法。

第一个好办法，强化监督监察力量。贞观之初，有个御史大夫名叫李乾祜，他向李世民建议，增加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的定员定编，当时李世民正忙于压缩行政机构，但对这一建议立即采纳，中侍御史由4个增加都6个，监察御史由4个增加到8个。这些人，不是白吃皇粮的，而是要承担“弹纠不法”职责的。事实上，他们也很好地履行了这一职责。

第二个好办法，改革吏治，精简机构。他推行“三省六部制”改革，相当于现在实行的“大部制”，精简省级地方官员，合并州、郡、县三级管理机构为州、县两级。这次机构改革，“中央政府”官员减少三分之一，地方州减少一半左右，减轻了财政支出和百姓负担。

第三个好办法，建立领导干部现场观刑制度。对各地发生的重大贪污犯，一律押赴首都问斩。行刑时，让各地刺史、都督都来首都现场观看。这是最有效，最刺激的廉政教育，意思是：谁若贪污，下一个就是你！

这一招真是太绝了。眼看着贪污者被杀，谁还敢以身试法呢？当今贪污腐败屡禁不止，不妨也学学李世民的做法。

2011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