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和妙云:《历史的侧影》之千古一王——陈胜王 - 论坛 - 红袖添香

《历史的侧影》之千古一王——陈胜王
　　从来只有千古一帝之说，而千古一王的称谓，则闻所未闻。
　　千古一帝，要么说的是秦始皇，要么说的是汉高祖，为什么要将此二人推到如此之高的层面？是因为他们奠定了几千年的国家模式。如果以这个标准比照于陈胜，也能找出其中的相通之处。中国历史上称王者多矣，而只有陈胜是居于两个千古一帝之间，灭了一个，兴了一个，这样的王，当然不能与其他的王等量齐观啦。更值得一提的是，陈胜没有一点背景，没有任何根基，没有任何凭借，仅以一介匹夫，奋起于大泽乡，开创了一个时代，也一举扭转了历史的走向。何况陈胜还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气吞山河的语言，辅之以气壮山河的举动，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有了这样一些重量级的参照，菜九给陈胜冠之以千古一王的名头，应该不算太离谱。
　　1． 关于陈胜的是非曲直
　　自从司马迁作《陈涉世家》后，后世因太史公的这一举措而兴起的口舌之争颇多。长期以来是西风压倒东风，近几十年又是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说的是自宋明理学昌盛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搞得特别来劲，陈胜一下子就沦为无君无父的盗贼，而司马迁居然将其列为世家，不攻讦他又攻讦谁呢？东风压倒西风，则是建立新中国政权后，因陈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抗反动统治的农民起义首领，便成了造反的老祖宗。于是乎，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于是乎，不懂历史的今人，往往因司马迁将陈胜列为世家，由此将司马迁列为进步的历史学家，受到较多的尊崇。在菜九看来，无论是东风还是西风，都属于瞎嗡嗡，连边也没沾上，整个是文不对题。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司马迁自有司马迁的道理，说好说歹的人，没搞清司马迁的意思就胡乱说话，想不给他们一个庸人的头衔也不行呀。陈胜在司马迁书中的定位，不是什么别的理由，只因为他有天才式的创举，并开创了一个时代，将其列为世家，是只低不高。值得一说的是，三十多年前的庐山会议上，在批判林彪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论”时，提到过陈胜也是天才之类的话。但菜九以为，这个批判用语，并非是一种真切认识，只是为了批判而生拉硬套的口不择言，不如此，则批判的烈火就烧不起来，批判的力度就达不到。不信的话，可以查一查当时的文件，根本没提到为什么要说陈胜是天才嘛。到阶级斗争不再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陈胜的老祖宗地位似乎也开始靠不住了。在对历史现象认识更加务实的今天，关于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问题又将重新界定，一向搞不清历史的人可能倾向于将陈胜与其他所有农民起义首领一勺烩。于是历史界定又开始了新的一个轮回，陈胜地位大有矮化的可能，大有回到西风压倒东风的趋势，这就有点不应该了。陈胜的历史地位不是因为造反，而是他打破了暴政设的局，从而改变了历史。甚至可以极而言之，我们今天的历史框架，就有陈胜的巨大贡献在其中。
　　实际上，陈胜最早受到的尊崇正是始于大汉王朝开国之初，汉政权是陈胜事业的余绪，也因此成了陈胜受到尊重的始作俑者。陈胜在有汉一代地位的崇高，这一点也不奇怪，毕竟他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上级嘛。司马迁据实而记，记录了他的历史功绩，并以历史学家的笔法将其与古代的圣贤并列。这就与汉王朝的尊奉有所不同了。因为汉王朝的尊奉给人的感觉，好像因为陈胜是刘邦的老上级，所以才受尊敬，如果仅凭这一点，陈胜也不会有太高的历史地位。真正给出历史准确答案的还是司马迁，他说：“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太史公自序》）看看，整个历史的走向都是陈胜开创的。据此，菜九以为，司马迁将其定为世家就谈不上拔高，甚至还可以再高一点。而且无论怎么拔高，也与什么所谓的进步历史观一点也拉不上关系。司马迁书中对陈胜的评价也不止一处，其他的评价是：“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至今血食。”（《陈涉世家》）“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儒林列传》）昔贤提及司马迁称许之人时，总喜欢说史公“三致意焉”，而到了陈胜这里真正是三致意，一处也不少。这就是陈胜的崇高地位的实际体现。受到司马迁极度推崇，并应该享有重要历史上地位的陈胜，后人对他的了解太少也就罢了，问题是这些所谓了解还是错的，这就让人受不了了。
　　2． 陈胜的楚人身份与出生地
　　陈胜是楚人，自古以来没有异议。但其出身地一直存在争议，而正是这个争议，就使得这个楚人身份成了问题。
　　《史记•陈涉世家》曰：“陈胜者，阳城人也。”对阳城之名，从来没有异议。而对阳城一地，向有二说。其一为韦昭说，以为属颍川郡；其二为《汉书•地理志》说，以为属汝南郡。前者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后者即今河南淮阳，也有说在今河南周口市至漯河之间的。清代史学名家钱大昕据汉之阳城为汉宣帝时才有的事实，明确倾向于韦昭之说。不知是否受钱氏影响，后世学者压倒性地都依了韦说，将陈胜故里之阳城定位于河南登封，以至于现在的大部分教科书、工具书都把陈胜说成是河南登封人。不要以为作此选择者多，就以为陈胜的老家的确是在登封。这一次是多数选择了错误。陈胜故里的最有解释权的人，非司马迁莫属。但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听司马迁亲口告诉正确答案，只好综合史书上的相关记载来确定了。
　　登封与淮阳这两个地方都曾有阳城之名，而淮阳的阳城一度是楚国之都，在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即提到阳城。据《辞源》，宋玉为楚鄢人，此鄢，即阳城，距春秋之陈国国都不远。战国后期，即宋玉生活时代，楚为秦逼，东迁以陈为都，这个陈即陈胜所在之阳城。陈胜这个“阳城人也”之阳城，即指现在的淮阳。也只有这个地方，才与陈胜的楚人身份吻合。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阳城是登封也好，是淮阳也好，反正都是河南省的地方，又有什么值得辨认区别的。确实，在今天看来，如此小范围的地域差别算不了什么，如果开个车，都要不了半天就到了。而在当时，这个差别可以决定一个人国籍的不同。战国时期，登封应该属于韩国，淮阳才属于楚国。如果按被更加认可的登封说法，陈胜就是个韩人，但大家又都公认他是个楚人。除非人们把陈胜的楚人身份抹去，否则这个“阳城人也”陈胜的老家之阳城，怎么样也轮不到登封啊。
　　可能有人会说啦，难道这么多年下来，这么多的人都会把这么简单或者说这么重要的问题搞错，就你菜九能。不好意思，这个问题菜九以为，不是以人多人少决是非的，当年所有人都说太阳绕着地球转，能改变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事实吗？司马迁写鸿门宴在新丰鸿门，新丰这个地名当时也没有，这是以后出地名记早年事，也不妨以早期地名记日后事。何况汉宣帝以淮阳为阳城，可能正是沿用或恢复其早先名称。所以，每当碰到这种事，菜九的尾巴就会翘到天上去了。把那么多俸禄给专家教授，跟送到狗肚子里去也没太大差别。当然，菜九的这类偏激之辞，只是姑妄言之，算是狂言吧，各位看官当笑话看可也，把菜九当靶子扔砖批判可也。
　　说一千道一万，陈胜的楚人身份，才应该是对阳城汝南说的最有力支持。有关陈胜为楚人的问题，《史记》的相关记载大致是这些：一、陈胜起事前，吴广作狐呼“大楚兴，陈胜王”。果然，陈胜起义之初，即以大楚为号，称王定都于陈后，又建国号为张楚。足见其念念以楚为意。二、陈胜所委攻秦诸将，除周市外，均为楚人；其令徇赵地的武臣，更是陈胜故时所善，所谓“故时所善”，也就是谪戍前就捻熟之意。而武臣为陈人，此陈即陈胜定都之陈，陈王故里阳城，当在陈左近，或即汝南之阳城——淮阳。三、陈胜称王后，其微时同耕之人观其宫中陈设而惊叹：“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司马迁指明楚人称多为夥。而陈胜故旧结伴前来探望一事，亦表明其故里与国都陈相距很近。如果其故里在登封，这些乡亲要穿越战乱地带，颇不容易，成群结队更不可能。四、陈胜起大泽，随后攻克陈并定都之，不再作迁徙。而在其后迅即发展的反秦风暴中，吴广军、周文部、宋留部均克复故韩旧地甚多，尤其是吴广围三川，周章率大军击破函谷关入秦，必克韩之阳城而西。如陈胜是韩人，自应以攻克一旧韩大邑定都定居为务，而事实上，他没有这样做。五、赵高诬陷李斯时，称“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暗示李斯与陈胜有勾结。李斯为上蔡人，上蔡与淮阳距离较近，而距登封的距离就远得多。六、陈胜定都于陈，似有日后项羽所说富贵不还乡如衣绣夜行之意。如果说陈胜身份为楚人当无可怀疑，而其故里阳城为汝南之阳城也没任何疑问，与颍川之阳城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因阳城为旧有古地名，不应牵涉汉宣帝所置事。司马迁写史沿用古地名，如同其写古事用新地名一样，也没什么不可以。因此，我们今天若再论及陈胜籍贯时，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其为今河南淮阳，而不能毫无道理地再指认其为河南登封。
　　3． 陈胜的军旅生涯
　　陈胜起义的地点是大泽乡，地点在安徽宿县一带，其地在河南淮阳以南，而他是在赴渔阳（今北京）途中路过大泽乡的，表明其出发地又要南的多。问题是陈胜一介农夫怎么会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被抓起来了呢？于是，关于陈胜的身份，还是有必要辨一辨的。
　　在我们今天的习惯思维里，总是把陈胜看作是一个农民。原因是人们记住他在与乡亲们（可能就是那些陈胜为王后来探望他的乡亲们）同在田里耕作时说“苟富贵，毋相忘”的场景。人们最熟悉的陈胜话语莫过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是在那时说的。好像他一直以来就是个农夫，这与他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倒是符合的，但与其日后的行为模式又不符合。一个农民能指挥得了千军万马吗？看来陈胜应该还有旧楚军人的身份。而这个垄中之叹，大概是其从军前的事。几乎可以断言，大概在发出这些浩叹后不久，陈胜加入了旧楚军队。这一点，司马迁并没有说，但不妨碍我们根据事实推导出来。据司马迁的记载，陈胜部下那几个有名有姓的，都是陈胜家乡人或家乡附近的人。这些人就是日后陈胜的主要将领，他们是：吴广为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武臣为陈（即河南淮阳）人，周文为陈人，邓宗为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葛婴为符离（今安徽宿州）人，房君蔡赐为上蔡人，邓说为阳城人，宋留为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伍徐为铚人，吕臣为新阳（今安徽太和）人。
　　尽管司马迁同样没能记下他们早先的楚卒身份，但不影响我们作出正确的推断。对于为什么这些人都在比阳城以南的大泽乡还要南的多的地方被秦政权抓了差的最合理解释是，当年秦灭楚时，他们所在的部队战败，且战且退，最后溃散逃到南边，也就在南边安顿下来了，最后再一同被秦政权抓了差。那么，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应该是楚将项燕的旧部。楚将项燕最后被秦击破于蕲，即大泽乡所属之县，其部属溃散南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陈胜等人当是从南方某地出发北上，途经大泽乡而起事，很有一点旧地重游的味道。在秦王朝苛政的氛围下，谋划起义这样的大事问题上，应考虑同乡之间的凝聚力。如果陈胜不是楚人，那些楚地将领能否团结在他周围就很成问题。司马迁记下的那几个有名有姓的人，起义后都统领过千军万马，如果没有行伍经历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让你我带上成千上万的军队试试，恐怕根本玩不转。经过这番指认，兼之陈胜起义形式与日后的作战模式，提示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肯定陈胜及其战友就是楚国名将项燕的部下，这不仅是日后陈胜以项燕的名义起兵，而且陈胜武装对秦的连续作战方式也与项燕连续七战破秦将李信的模式极为相似。有了这个认识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陈胜可能在旧楚军队中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兵挞子，而是有一定职阶的军官。因为陈胜的同伴都有军队的经历，可能也有相应的军阶，在等级制意味较为浓厚的军队里，没有一定的职阶，即使你装神弄鬼说你“陈胜王”，恐怕也没有人会坚定地跟随你。何况，陈胜在这一队戍卒中的身份就是个头目——屯长，这个身份应该跟以前的行伍经历有关。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参考陈胜部的事迹。比如，日后，吴广部将田臧、李归杀吴广的理由就是吴广军事上不行，看来陈胜部下中军事上行或自认为军事上行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我们将陈胜及其战友定性为旧楚军人，不能算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不说陈胜的垄中之叹是秦灭楚以后的事呢。理由之一是司马迁明言那是陈涉少时的事。理由之二就是那些一起耕作的同伴是在陈附近，而那时的陈胜已在遥远的南方了。也不知这些旧日伙伴有没有想起，陈胜说过：“苟富贵，无相忘。”日后看来，陈胜的这个话多半是指望别人不忘他。一开始，那些旧伙伴来看他时，他也与这些人载笑载言。后来大概这些人老不忘提他小时候的糗事，他就恼了。于是，他发起的许诺，失信于人，见笑于世。这当然是题外话了，打住。
　　4． 陈胜破了秦始皇的局
　　尽管秦以前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只有秦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一统天下。因为前三个朝代只能算是部族联盟，最高统治者也只是为各方所尊奉，对各个盟友或部落并没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遇到事情也只是商量着办，而不能真正做到发号施令。所以，秦始皇及其臣子，认为秦始皇的功业超过了三皇五帝，属于功德无量。既然如此，秦始皇的享受也理所当然地要前无古人。所以秦定天下后最急于办的事就是大肆兴建供皇帝享乐用的建筑与道路，对于刚刚结束战乱的天下百姓来说，就是苦难加重的开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强。这样的话，在过去未远的那个年代我们可是耳熟能详的。秦王朝对人民的压迫可以说是空前的重，而且并非始于陈胜起义时，而是由来已久。事实却是，在陈胜起义之前根本没有可以称之为反抗的行动。
　　就拿秦始皇陵来说吧，从秦始皇十三岁继位为秦王时就开始建造，当时可能因为战争的缘故，也因为秦始皇当时只是个年幼的列国之王，其兴建的规模与力度都不能得到保证。到了一统天下，可以驱使天下民力，而秦始皇又自认功超三皇五帝，这座陵墓的规模可能就非当初计划可限。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要兴建这样大的工程，就得加倍压榨百姓。秦亡后，汉人总结秦的残暴说其“收泰半之赋”，也就是说百姓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收入供统治者享乐。这样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的百姓会不会对统治者形成威胁？从理论上说，活不下去的人民会铤而走险，我们今天评价陈胜起义时，也用了这样的观点，以为陈胜是面临处决的前景才起义的。但菜九要说，至少这种看法用于陈胜不合适。考之于史，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陈胜的举动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在秦始皇一统之初，为了他的家天下能二世三世乃至万世地传下去，并且不影响他们这些最高统治者大肆享乐，他就防着这一手了。
　　秦统一后为了后世的太平干了这样几件事，第一是销毁天下兵器，第二是拆除各地的城防关隘，第三是将各国有名望的宗族迁往旧秦腹地，第四是禁锢各种思想，第五是颁布各种惩罚条例实行恐怖统治。经过这样的精心布局，对秦政权的威胁确实是小得可以忽略不计。汉人记载了当时的不满气氛，从天下半数人想反直到百分之七十的人想反，但都没有形成像模像样的反抗。原因在于，统治者的残暴还不足以构成反抗的必然条件。对于人民来说，秦的残害不仅是现实的，同时也是历史的，秦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斩杀无数各国士兵，更有不知其数的百姓死于非命。所以当时最流行的话语就是“天下苦秦久矣”。但苦归苦，你还非得忍受不可。于是，无数的百姓在修建秦宫室的工程中使尽了最后一丝气力而毙命，也绝难看到哪怕有一丝反抗气息的迹象。刘邦、项羽都是服过繇役的，除了留下对秦始皇地位的仰慕言辞外，一点也看不到欲有所为的迹象。只有黥布似乎是从繇役现场逃走，落草为寇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在传统上，秦成了名正言顺的统治者，仿佛天命所归，又掌握强大的专政工具，百姓的怨气再大，也只能是呻吟着的一盘散沙，而形不成足以撼动统治的力量。当时最流行的反抗也只是不合作，而不合作的形式主要是藏起来。张良就藏起来了，刘邦也藏起来了，项梁也藏起来了，吴广在起义前也口头威胁朝廷军官准备逃跑藏起来。其次就是当山大王，比如黥布与彭越就搞起了小打小闹的打家劫舍的营生。但是，不论你是藏是当土匪，都奈何不了秦王朝一根汗毛，它照样继续它的暴政，大批的民众继续沦为暴政的牺牲品。就在这万马齐喑、举国绝望的情况下，有一个小人物，一个统治者根本不屑防范的小角色，一个行将成为暴政牺牲品的苦役犯，发现了秦政权的命门所在。这个人就是陈胜。历史就是这样，秦始皇为了一姓江山能千秋万代传下去，所有可能想到的各种防范措施做了，而且应该说这些措施都奏效了，上面说的五个方面确实没给他添乱，但却由陈胜这类不入法眼的小角色掀起了冲天巨浪，一举颠覆了秦王朝。
　　陈胜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秦始皇刚刚去世，传位给了秦二世胡亥。秦二世全面继承了秦始皇的暴政，一面宣扬秦始皇的丰功伟绩，一面继续秦始皇生前未曾完工的各项享乐或显示权力的建设。而就在秦二世继续着其父的享乐事业没过多久的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与他的九百同伴在大泽乡掀起了反秦风暴。
　　当陈胜这些旧楚军人集体被秦王朝抓来戍边充军行走到大泽乡这个地方，遇到了连绵大雨，耽误了行程。按秦朝的法律，不管什么原因没能按期到达指定位置，就犯下了杀头之罪。于是，陈胜等人面临着送死的前景。送死还是逃跑，这是最现实的选择，但陈胜两者都没选，而是选择了“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道路。因为区区九百人起来向暴秦发动攻击，与送死也差不多。区区九百人，能对秦王朝构成什么威胁，能有什么取胜的希望？当年被秦灭掉的各国，哪个没有几十万军队，但在强大的秦军面前，还不是都如摧枯拉朽般地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秦之关中作苦役的刑徒动辄几十万，其强悍足以打退陈胜的几十万大军，但在暴政的压制下，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在天下苦秦久矣的总体氛围下，要说不想反那是不真实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反抗的合适名义。换言之，如果有一个合适的名义，反抗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个名义被陈胜找着了，或者说是发掘出来了。
　　陈胜是怎么样发掘出这个名义的呢，司马迁在《陈涉世家》里是这样记的：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原来这个反抗的名义，就是要将统治者置于不合法的地步。看来打破统治的利器还是要从统治的营垒中去找，在陈胜这里，就是要将秦二世弄成篡位之人。
　　应该说陈胜的第一谋画，就有两大高明之处。其一是置暴秦的最高统治者于不合法的地位，以瓦解敌方阵营；其二是推出已不存在的老长官项燕，以号召楚地民众。看来，秦始皇没防范到陈胜这一层面应该是一大失策，但谁能保证即使防范到这一层面，在其他方面就不会出问题呢？可能后人会说，这个创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是因为陈胜找出来后人们才这样说的，当时可不是这样。张良、刘邦、项梁、韩信这些后世公认的聪明人都没想出来嘛。如同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在后人看来不过是只要一个劲地向东行驶就能办到的事，没什么了不起。但这个首创之功是不容磨灭的。所以司马迁才会给陈胜以极高的评价，将其推举到与商汤、周武王、孔夫子相提并论的层面。
　　正是在陈胜天才的创意下，今天所认定的秦二世少子说出笼了。但我们要说，这并不是事实。陈胜言二世为少子一说，当是二世少子说的最重要历史来源。陈胜是否知道秦始皇所有子嗣的齿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解决当时局面的钥匙。秦王朝的残暴统治人所皆知，为什么皆隐忍不发，其原因或在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须知，统治者的残暴还不是充分的理由。此前的刘邦、彭越、黥布、张良皆一代人杰，因为没有合适的理由，只好选择了隐匿。陈胜此说的提出在当时可以看做是革命性的创举。秦二世的残暴再加上其继承权之不合法，就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起而抗争。
　　5． 秦二世的继承权之谜
　　为什么要说陈胜的二世少子说是天才创意？因为秦二世既不是少子，甚至其继承权可能也完全合法，但陈胜可管不了这么多，先这么定了再说。关于秦二世非秦始皇少子事，菜九曾做《秦二世少子身份辨》，议之较详。现撮其要而言。
　　世人以秦二世为少子，可能是受其年龄之惑。史称其年龄有二处，一曰十二岁，一曰二十一岁。以秦始皇死时五十岁的年纪推算，其生秦二世的年纪分别为三十岁及三十九岁，很难设想，精力旺盛的秦始皇会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没有生出其他子嗣。何况秦二世葬秦始皇时，曾将未生育子嗣之人悉数陪葬，即表明有相当数量的生有子嗣者生存了下来，而其中应该有男性幼儿。而只要秦始皇三十九岁之后生育出男性子嗣，秦二世就不是所谓的少子。秦二世即位的年龄应该是二十岁，只有在这个年纪，才可以掌握朝廷大权。在秦二世死前，朝廷大权始终为其掌握。这样一来，又为秦始皇争取到了九年的生育时间，则秦二世为秦始皇少子的可能性就更不存在了。但不是少子的秦二世是否就没有继承权呢，换言之，他的即位接任是合法还是非法呢？
　　除了陈胜提出的这个非法的说法，应该说秦二世的继承有其合理之处。《史记》中那个著名的沙丘之谋，看起来严丝合缝，但其真实性甚为可疑。因为这种在密室里的策划，如果不是拿着笔和纸在一边记着，是很难这样生动传神的。既然司马迁没在一边看着听着，怎么会有这个记载流传下来呢？答案应该是：有人创造了这个传说，并使之广为流传。由于这个传说的核心是秦二世没有权利继承秦始皇的宝座，因此，菜九以为这个传说是陈胜及其部下制造出来的。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秦二世作为继承人的可能性如何。
　　《秦始皇本纪》记曰：“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这是秦二世少子说的出处。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但独独秦二世追随其东巡，就说明秦始皇对秦二世的信任。根据《蒙恬列传》，赵高言蒙毅曾经阻挠胡亥为太子，二世也以此为由给蒙毅定罪。这一事实表明，至少在秦始皇生前，有一度曾打算立胡亥为太子。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将蒙毅下狱问罪，蒙毅自辩称：“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按这番说辞，秦二世正式继位前的身份就是太子，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蒙毅等人阻挠秦二世为太子的企图没有得逞。根据这个记载，秦二世不仅有极大的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而且更可能这个太子已经是既成事实。如果这样的话，历史公认的二世之立，能否定性为篡位就成了疑问。事实还表明，秦始皇偏偏选中的秦二世，并没有看走眼，秦二世还真是最能继承秦始皇遗志的最佳人选，其继位之后，在享乐之余干得最起劲的事就是，大肆修建秦始皇陵及继续将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刻在石头上传之久远，而这些都是深得秦始皇的人心的事。如果秦始皇还活着，他在享乐之余要做的，无非也就是这些事情。
　　当然，历史的记载也有不利于菜九推断的。如蒙恬制止扶苏自杀时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李斯列传》）日后，汉儒叔孙通谏刘邦不得易太子时说：“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叔孙通为秦始皇朝中的博士，刘邦也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对当时的情况应该有所了解。但谁敢说他们的这些看法不是受到当时宣传的影响。因加速起义形势发展的需要，陈胜部在向秦攻击时应该是大张旗鼓地宣传二世少子说及其配套传说。因为宣传规模的浩大及持久，这些宣传可能会对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依中国人最不认真的特性，很可能会将这些宣传当作自己的发现，从而信以为真。刘邦部中有相当多的人原为陈胜旧部，到汉王朝建立后，此说当能延用下去。故后世只知道秦二世是秦始皇少子，且为阴谋篡位之人，根本不去考虑其既非秦始皇少子，而且可能还真是秦始皇选中的接班人呢。
　　因此，菜九以为，可能秦二世的太子名份已定，只是没有公之于众，但秦朝廷的上层人士是知道他具备这个资格的。所以秦始皇一死，他也就很顺利地继位了。
　　在出现两种不同记载的情况下，秦二世有权继承的赢面可能还更大一些呢。但这其中的关关节节陈胜可不知道，且管不了这么多，只要给秦二世安个篡位的帽子有利于起义，那就给他安上吧。所以汉王朝的建立者，视陈胜为圣人，这比司马迁将陈胜与汤武孔子并列又要早得多。刘邦的孙子刘安与属下伍被讨论反叛时曾有论曰：
　　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淮南衡山列传》引伍被语
　　这里的圣人指的就是陈胜。刘邦说这话时，他已同秦王朝决裂，其时间可能要早于陈胜两三年，但也仅仅是躲起来无所事事而已。但躲起来的又岂止刘邦，勇悍如项羽，机变如张良，也都只能在秦始皇设的局里躲躲藏藏，真可谓智勇俱困，可是陈胜这个败军之兵信手拈来个二世少子说，就破了这个局。能破这个局的人，当然是圣人了。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六国几十万之师都非秦人之敌，而陈胜的九百人竟然奏功。但陈胜的九百人在当时其实不是个小数字。所以菜九要说古人所说的天亡秦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明人张燧说：“秦灭六国，楚独无罪，诱怀王而幽囚以死，骨方未寒，王翦六十万人，风骤雨至，五湖七泽，势如破竹，陆终、熊绎之后，荡无孑遗，即于此时生二男子于东楚，曰陈胜、吴广，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刘季、项籍，奋臂大呼，四方响应，神都天阙，三月烟飞；七百年之基，拱手付焉。此四人者，盖从外取之。楚国之愤气所化也。孰谓天道聩聩耶！（《千百年眼》卷四《天亡秦》）这里的东楚西楚，可能不确，但事实倒是存在的。就是陈胜及其同伙在举事前一直没散，可以比较的是刘邦为沛送徒咸阳，还没走出所治地面，就跑了一大半。而陈胜所部行伍出身者甚众，居然一个都没跑。如果他没有九百人众，其下场恐怕也会如黥布一般，落草为寇了，就不可能撼动秦王朝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灭秦是上天的意志，秦始皇人算不如天算。更有奇者，是陈胜起义的地点，大泽乡正是秦将王翦破楚将项燕的地方，可能陈胜及其战友正是在经这一战败后，星散到南方的。所以王应麟说：“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楚之灭秦也，陈涉起于蕲大泽中。同此地也，出尔反尔，天道昭昭也。”（《困学纪闻》卷二十）王翦杀了项燕，而项燕的孙子项羽又反过来活捉了王翦的孙子王离。项燕死而楚亡，王离禽而秦殆。真是天道好还。
　　6． 陈胜的成绩单
　　对于历史人物，我们后人总是有给他们下评语的习惯。这一点也不奇怪，既然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哪能没有历史结论呢？盖棺论定，到陈胜身死之后，世人是可以替代其清算一下成绩了。而对陈胜的历史评价，在陈胜生前就已有人做过了。比如陈胜起义之初，陈中豪杰父老就评价曰：“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张耳、陈馀也说：“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亡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陈胜为王后，他的一些早年同伴结伴来看望，并留下一句名垂史册的话语：“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这些陈胜老乡发出的感慨，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哥们看呀，我们的陈胜当了个王，还蛮像那么一回事嘛。这也算是对陈胜的一种评价。我们要说的是，这些老乡看中的只是陈胜的排场与派头而不及其他。那么，排场之外，陈胜这个王当得怎么样，应该是我们的着眼点，好像司马迁也是以此来评价陈胜的。因此，我们可以不去管他谱摆得大不大，架子端得正不正，而只看他这个王当得如何。
　　那么，陈胜这个王到底当得怎么样呢？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在陈胜失败之前，旧秦的关中以外之地域，基本上全部光复，其成绩有目共睹，十分的光鲜显赫嘛。尽管陈胜最终失败了，但这样的成绩单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指责了。何况陈胜的成绩单，应该持续到其身后，即司马迁所说的：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陈涉世家》）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陈涉世家》，就一目了然了。清人郭嵩焘说的再明白不过：“案陈涉首事仅一攻蕲下陈，而所遣诸将，武臣则自立为赵王，韩广则自立为燕王，周市则立魏咎为魏王，葛婴则立襄彊为楚王，秦嘉又立景驹为楚王，其自立者，齐王田儋而已，余皆陈涉所遣将也。陈涉起未久，事迹无可纪者，而楚、汉相争大局并由陈涉发端，史公叙汉世家，首陈涉以此。” （《史记札记》卷四）郭嵩焘的这一番言论，当视之为司马迁评价的注脚。应该说，到司马迁评价作出后，陈胜的评价应该是定型了。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陈胜王，就有一千个对陈胜的评判。尽管有司马迁的评价横亘在人们的面前，但人们还是纷纷用自己的标准替陈胜的历史作用打分，并且史不绝书，未有穷期。看来对司马迁给出的评判不服气者甚众。但菜九要说的是，这个事情可不是以人多为胜的，一千个臭棋篓子，加在一起就能赢得了棋圣吗。大跃进年代，曾人人写诗，想加在一起超过杜甫；人人读书，想加在一起超过陈寅恪；结果如何，多是多矣，终归屁用不顶。
　　我们今天给历史人物做鉴定时，最喜欢讲人家有局限性。这种话基本上可以当做屁话。谁没有局限性？讲这个话的人就没有局限性啦？局限性人人都有。问题是，当人们说这种话来为他人作评价时，基本上把自己从有局限性的人群中摘了出来，居高临下，口气老大，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啦。这种人的局限性只怕会更大。因为装了一脑门屁用不顶的主义就开始坐井观天了，谁都看不上眼，自然说话没边没沿。对比于后人的轻薄，史公的三致意焉，如何郑重。司马迁为何要如此郑重呢，因为像陈胜这样起到圣人作用的人，只有以这种恭谨态度才合适。对司马迁，菜九是提倡搞两个凡是的。菜九在《鸿门宴结论与两个凡是的关系》中说过，对司马迁其书其学还应该再增加两个凡是，即凡是撇开司马迁的说法另搞一套的作法，不是浅薄无知，就是痴人说梦；凡是对司马迁结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不是信口雌黄，就是没事找抽。据此，那些看不上陈胜的人，那些将陈胜说的一钱不值的人，自然也应该进入被咬被抽的范畴。休要怪菜九不给面子，谁要各位读书时不动脑筋呢？把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就怨不着别人抽你。
　　话虽这么说，但陈胜的历史局限性还是应该给他指出来。前人指责其重用小人，就是局限性之一种。赵高推介给秦二世的远者近之、贱者贵之的统治术，实际上是秦苛法之一种。陈胜重用朱房、胡武等人，正是沿用了赵高的一套，此举使部属寒心，亲信疏远，也是其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在陈胜来说，也有他的不得已。他毕竟出身于社会底层，不谙统治之道，只能拣现成的办法做起，而现成的办法恰恰是他竭力反对的秦暴政。我们后人站着说话腰不疼，如设身处地，恐怕行事也没什么两样。谁都有局限性嘛。而且这个现象可能还不是一个局限性所能言尽。这里可能牵涉一个统治精髓，是不是有一个以不干活的整干活的规律。不如此，那些干活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怎么办？陈胜身在局中，在所难免，这也叫无可奈何。不过尽管很快就失败了，陈胜也确实过了一把当王的瘾，他的老乡亲说他那个王当得还蛮像那么一回事，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不止是王当得像回事，他的话也没人敢不当一回事。武臣自立为王后，陈胜还一个劲地催武臣击秦，武臣一百个不情愿，也只得照办。到陈胜死后，楚王景驹的使者催齐国攻秦，就让齐国给砍了脑袋。如果是陈胜的使者，可能他们就不敢这么做。
　　陈胜虽死，其事业仍在继续。陈胜生前建立起来的巨大声望，使其成为一面旗帜，即使其死后，对这面旗帜的争夺，也就是对陈胜法统的争夺仍然非常激烈。谁争得了这面旗帜，就取得了对楚乃至于对天下的号令权威。所以对陈胜法统的争夺斗争在陈胜死后不久，就立即展开。秦嘉擅自立景驹为楚王，就是为了继承陈胜的法统。但其势单力薄，不足以服众，遂为项梁所败。项梁灭景驹的名义却是借口陈胜生死不明，景驹自立为大逆不道。看看，连大逆不道都用上了，陈胜的作用与地位非同小可。在司马迁的笔下，对这个法统也是有交代的，陈胜的世家就是以项梁立楚怀王心为楚王而收结的。而项梁失败后，正是楚怀王心整合了刘项的部队，重新授予二人名号，所以这三户亡秦的另两人，就成了陈胜的部下，法统上的部下。所以，汉定天下后，楚的国号不灭，由韩信从齐王改为楚王，说是义帝无后，其中也应该包含了对陈胜之统的尊奉。菜九以为，这样的尊奉是大有深意的。哪能让一个为亡秦首建的政权之名号随便消失了呢？不仅如此，汉高祖还为陈胜安排了三十户人家为其守墓。在《高祖本纪》说安排了十户人家，可能不甚符合。因为对反动头子秦始皇，汉高祖还安排了二十户人家守墓，焉能对自己的老上级只安排十户人家？显然没这个道理。推究起来，汉高祖还不能算是陈胜的正宗部下，但陈胜的历史功绩，汉高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给予最高的礼遇，也是应有之义。比之于汉高祖的尊重，比之于司马迁的推崇，我们后人不知天高地厚地妄议前贤，真是罪过啊。
　　司马迁记下陈胜说过的两句话也足以让世人永远忘不了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除陈胜外，又有那个农民起义的领袖留下了什么足以传世的话？所以千万不能把陈胜与其他农民起义领袖混为一谈。
　　本文出自菜九段历史的侧影
　　历史的侧影目录
　　诗经里的假大空
　　触龙赵太后，千古大忽悠
　　千古一王——陈胜王
　　千古谁识战钜鹿
　　千古不散鸿门宴
　　生为亡秦楚义帝
　　才高九斗说项羽
　　不死的项羽
　　汉高祖招谁惹谁了
　　附　古风探求
　　当刘邦想起项羽的旧情来
　　张良的地位是铁哥们刘邦捧起来的
　　附　 股评家张良与操盘手刘邦
　　吕太后的婚前协议
　　附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汉孝惠帝的身世成谜
　　千古谁识汉贾生
　　司马迁的死生棋局
　　附　皇帝的家谱
　　沉甸甸的武则天现象
　　浩 然 与 溟 涬 同 科
　　——《历史的侧影》序
　　田秉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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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九段先生的新书《历史的侧影》将要版行海内，嘱我为序。油然想到程千帆先生关于如何写序言的教诲，不觉怅然。1993年圣诞节前，为了延请程千帆先生担任《淮海文汇》杂志的学术顾问，我在冯保善先生陪同下，叩响了程先生南京大学南秀村寓所的门环。先生和善如佛，慨然应允了我们的请求。那天谈了很多，其中便有作序的两难。话头是由某学生请程先生为其新书作序引发的。程先生说，当时没有应允。我与保善先生问何以故，程先生说：写序，就要有好说好，有歹说歹。如果有三条长处，我写三条；有两条短处，我写两条；自己就感到说了实话，心里高兴。但求序者多喜人说好，多怕人说歹。我不说真话，我不高兴；听我说歹，人不高兴，又何必找这份不愉快呢？最后，先生绕回话头，微笑着说：“序文我不作，你要出书，我乐于题签，我的字还是不错的！”
　　教言在耳，先生已经远行。
　　菜九段先生是我的朋友，也曾经在程千帆先生治下编过中华大典文学典。为他的新书作序，自然也要坚持程千帆先生的教诲：有好说好，有歹说歹。
　　菜九段不姓“菜”，亦不叫“九段”。菜九段，网络笔名也。在《古史杂识》的前言里，作者这样解释：“菜九乃菜九段之省称，而菜九段作为网名，则是超级菜鸟之意。本意是说上网的水平很差，但也不妨推广到其他方面。”
　　我识菜九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他供职于江苏古籍出版社，担任中华大典文学典的编辑，业余时间对写新诗投入颇多，给我的印象是，其关注点似乎偏重于对生命意义的探求，这样的创作与探求甚得我心。
　　1993年秋，我从徐州市文化艺术研究所调入《淮海文汇》杂志社。该杂志的前身是《淮海论坛》双月刊。1994年元月，更名《淮海文汇》，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当年即刊发菜九的人生感悟两则。但在1995年末，菜九段忽赐我《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一稿，心中不由一懔：莫非这个医学学士、中医学硕士、新诗写手，改行搞历史了。及读文章，更觉惊异。徐州是汉天子、汉功臣的故乡，从来汉文化研究者人才济济，这么一个机密问题竟然被非徐州籍的客串学者抓去，真让人赧颜怀愧。此文刊布后，徐州汉文化学者多所扬誉。后来，一半相约，一半相赐，菜九先生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于《淮海文汇》上刊出了他关于“秦楚之际”的历史研究论文竟有七篇之多。如《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秦代楚地吏治松懈刍议》、《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试论三户亡秦的历史应验》、《项羽分封新论》、《鸿门宴结局与刘项关系识论》、《项羽败亡原因新探》等。看一看标题，即可估量出菜九段独特的学术眷顾和学术考量。《淮海文汇》1997年年底停刊。十数年后，回首前尘，我仍然坚信菜九段的那些篇文字为这个小刊物创造了学术光荣。此后在我编辑《徐州文史资料》时，曾向菜九段约稿。他的长篇论文《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一经刊出，学术界就有人指出它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
　　以上，是我站在纯然“编务”立场对菜九段若干篇论文刊布过程的怀想。当菜九段告别纸质载体，游弋于网络天地的时候，他的学术研究才算是跨越了热身期、走向了超越与创造。作为朋友，我们一直热线联系。关注他飞翔的时候，我也放飞自己的文化之梦。曾经两次约他参加沛县刘邦文化节 ，我也多次南下金陵相访。饮酒泗上，登歌风台以说古；品茗白下，游玄武湖而讽今。年龄悬殊，专业反差，江淮阻滞，稻粱忧烦，似乎都没有限制我们对《史记》这一本书、对刘邦、项羽这一对古人、对“秦楚之际”这一特殊时段、以及对两汉文化诸悬案难题的思考。比如“秦楚之际”，也就是从陈胜起义，到楚汉相争的这段岁月，司马迁曾以“月表”的方式加以排列，可见是万分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为补历史界对这一特殊时段的粗略之憾，我与菜九先生曾拟仿《资治通鉴》体例，合撰《秦楚纲鉴》一书。思路理清后，所有的案头梳理工作都由菜九先生一人完成。六十万言，如沙堆山，检讨懒怠之外，我深佩菜九的学术坚忍。网上诸友，但知菜九出言快捷，横扫落叶，极少有人知道他是扎死营、打硬仗的角儿。
　　2005年，菜九先生推出史学文集《古史杂识》。“古史”云者，仍是以“汉史”为主，以“秦楚之际史”为主。纸本的东西，让人踏实，但毕竟流布不广，知者不众。广大网友，多是通过虚拟化的刀兵布排，认识了菜九段的斩关夺隘。这也让久耽学院自傲的史学教授们屡屡惊诧：教科书外，居然还有天地！
　　历史被误读，由来已久。历史被戏说，则是近年的热闹景。结果是历史的蒙昧主义泛滥而世人不觉。一个民族愚昧与否，有一个参照系，即看这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认识是否客观清醒。数典忘祖，数典侮祖，或既不数典，又不要祖宗的现代人真还不少。因而，历史精神的迷误，已是一个严重的时代问题。
　　重温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历史是一个消失的过程。连历史本身都消失了，它还在乎后人的指指戳戳吗？读史，是一个借史而引动的启蒙运动、智慧工程。我们在追寻历史虚实、真伪时，其实是在寻找今日如何活得明白；换言之，进入历史，是在寻找今日的精神幸福。
　　菜九先生明白这一点。当他选择以《史记》为资料库构建个人的话语平台时，他已经把历史的哲学思辨放到了追求的首位；把开辟第二战场，建立个人的学术根据地当成了阶段性任务；把一个科学工作者注重事实、质疑求证的学术品格贯穿于始终。我欣赏他的挑战气度，我尊重他的平民探究，我佩服他每于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我尤其惊叹他突破陈见每每推导出颠覆性的结论。
　　《历史的侧影》一书是菜九先生继《古史杂识》后的又一学术研究随笔集，除了改写了《古史杂识》的相关篇目外，又增加了一些精彩章节，如论张良，论陈胜，论义帝，论刘项、论鸿门宴等，其中的观点都是经过网络锤炼的。与《古史杂识》比，语言更加犀利，立论更加冷峻。该书除表现菜九先生在研究方面的写作追求外，还将给网络以学术，给学术以自由，给“史记学”一份惊喜。
　　时下有“草根”或“山寨”文化盛行。菜九段的史论文字虽然游离于学院派之外，但其不媚俗、不仿拟、重独见、重原则的风格，却恰恰张扬了近代国学大师们倡导的自由精神。
　　从这个角度看，菜九段是一位精神斗士。
　　菜九段有一份工作，他的做学者、做写手，都是业余的。自然有其长项，也有其弱势。长项是他的自由搜索，博览约取，见缝插针，无往不通；弱势是因为他没有受过学院派的史学训练，因而不能保证学术文章的四平八稳，无懈可击。说“翻案文章”，言重了；但菜九段的大多数文章都带有针对性或矫正性。也因其缺了最基本的文史学术写作调教，故而菜九的行文无所顾忌，笔下毫无遮拦，不依不饶，言辞咄咄逼人，杀伤力甚强，难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有违忠恕之道。英气不可缺，霸气不可长。可能要等到他真正变得老奸巨滑的那一天，这些学术写作上的小瑕疵，才会从他的笔下淡出。另外，就是学术建构的任务，目前，已有阵列，已有声威。但“细柳营”的营建，对周亚夫来讲，比打一两场小胜仗更重要。但不客气地说，学术构建的重任，以菜九先生目前的学术准备，恐怕还需期以时日。
　　尽管如此，借着网络交锋，菜九段还是磨砺出了自己的学术机敏和坚韧。但上阵之前，我知道他的读书求知从未放松过。“好古敏以求之”，这是孔子的教诲。菜九段或者已得一“敏”字。以我对他的学术期盼而言，“敏”之后，他的学术风格还会趋向中平。但菜九似乎也太满足于这个“敏”字了，由此，其最终的学术追求，可能也将终止于这个“敏”字。因为我不止一次听菜九说自己，一个学术上的门外汉，能搞成这个样子，也说得过去了。老实说，他的这种态度，我是不满意的。但考虑到他非专门训练的基础条件，他的这种态度或者也是一种自知之明。
　　历史太厚重。历史谜太多。以历史作为思想话题，是聪明的选择，也是疲劳的选择。为了节省体力，攀登高峰，我们在旅游沿途肯定要忽略许多风光秀美的景点。这是我对菜九先生的提醒。不过，我相信他将是一个笑傲雪峰蓝天的人。
　　是为序，并摘庄生语、太白诗为题。恰好菜九对庄、李二家也颇有心得，可谓不谋而合。仅以此与朋友共勉。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下令征发淮河流域的900名农民去防守渔阳（今北京密云）。佣农出身的陈胜和贫农出身的吴广被指定为屯长。当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安徽宿县西南）的时候，连绵的阴雨把他们阻隔在这里，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按照秦法规定，误了期限就要全部被处死。陈胜吴广便号召民夫：遇到大雨，都已误期，误期要被处斩。壮士不死则已，既然要死，就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于是大家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组成一支农民起义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爆发了，“秦法误期当斩”也成为通论。
　　1975年11月，在湖北省孝感地区云梦县出土了大量秦竹简，其中大部分是法律条文。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就有秦律中《徭律》部分条文的抄录，其中就有“御中發徵，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水雨，除興。”（为朝廷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二甲。迟到三天到五天，斥责；六天到十天，罚一盾；超过十天，罚一甲。如果遇到发大水或下暴雨无法起行的，可免除本次征发）的记录。
　　根据出土的秦律，政府征发徭役，对迟到者最高处罚只不过缴纳价值一副铠甲的罚款，而且因为大雨导致的迟到和误工，是不会进行处罚，而且会取消征发的命令。这一记录和陈胜吴广起义时声称“因大雨耽误日期，肯定会被处死”截然相反，到底是秦律出错还是秦律的规定只是故作仁慈，实际并未执行，还是陈胜吴广故意扭曲法律，为鼓动起义而故意夸张了徭役迟到的惩罚，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首先，出土秦律出错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秦国是崇尚法家思想的国家，其对法律的态度非常认真。秦律中《内史杂律》中明确规定“縣各告都官在其縣者，寫其官之用律”，意思就是要求各县应分别通知设在该县的都官，抄写该官府所通用的法律，以保证各级官吏熟悉法律条文，以依法办事。秦律中《尉杂律》中还规定“歲讎辟律於御史”，意思就是要求负责司法事务的官吏每年必须到负责档案文书的御史处去核对法律条文。这一规定是为了保证执行法律的官吏手中的法律条文和国家最新法律条文相一致，防止官吏错误执行已经被修改过的过期法律条文办事。虽然根据现存的秦律仅仅看到要求廷尉定期核对、更新法律条文的规定，但根据常理推测，其他秦国官吏也会定期去抄录、更新法律条文。睡虎地秦墓的墓主喜是地方负责法律的官吏，墓中随葬的竹简也都是其根据秦律规定，在工作中抄录的法律条文。喜在工作中必然是会更新其手中的法律条文抄件，不可能出现抄错的情况，因为秦律明确规定“擅自增减律文中一字者，罪死不赦”。即使出现抄错的情况，也只会抄错若干字，绝不可能抄错一整条条文，更不可能捏造一整条条文。而出土的《徭律》条文层次清晰，语意明确，不存在误抄出错的可能性。将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条文和云梦龙岗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条文相比，相同律条的法律条文基本一致，从而也佐证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法律条文并未出错。而且睡虎地秦墓中还出土了秦律《敦表律》，其中规定“冗募歸，辭曰日已備，致未來，不如辭，貲日四月居邊”（应蓦的军士回乡，声称服役期限已满，但是证明其服役期满的文券未到，这种情况与本人所说不符，罚居边服役四个月）。服役期未满而回乡也只处罚居边服役四个月，而戍边迟到的危害程度远不如服役期未满而回乡，其处罚也必然低于居边服役四个月，否则必然造成法律轻重失当。
　　　　其次，也不太可能出现秦律的规定只是故作仁慈，实际并未执行的情况。从出土的《徭律》条文看，秦对徭役迟到的惩罚并不重，仅仅是罚金刑，与秦律中经常使用的劳役刑、监禁刑、肉刑、死刑相比，属于处刑很轻的条文。是否可能存在秦律的规定只是故作仁慈，实际并未执行的情况。从当时的其他记载和常理推断，可能性也不大。秦国是崇尚法家思想的国家，而法家思想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法律必须公布并且严格执行，绝对不会允许法律公布而不执行，实际执行另一套规定的情况出现。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21年。即使在商鞅死后，历代秦王仍坚持了商鞅之法。从而使商鞅之法在秦国上下深入人心，连妇女儿童也能“言商君之法”。如果有一些名义上存在，但实际上不执行的法律条文，对整个法治环境是很大的破坏，也是秦国统治者不能容忍的。
　　而且当时的统治者是否要颁布一条法律来故作仁慈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秦国一向被认为是不守礼义的虎狼之国，为了富国强兵，公然以《军爵律》鼓励国民去战场杀敌，以敌人首级来换取名誉地位和财富，尽管因此被其他各国所不齿，但也坚决执行。因此，决不可能为了假仁假义而破坏国家法治环境了。不但是秦国，就是山东六国，主要的政策也是奖励耕战、严刑酷法，儒家的礼义之说并未上升至国家政策。战国儒家的代表人物孟轲曾针对当日儒家思想衰弱，思想领域“不归杨，则归墨”的形势大声疾呼：“杨墨之道不去，孔子之道不着”。史料中也记载：“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在当时儒家思想并未成为统治思想的情况下，急于富国强兵的各国诸侯，是否有积极性去假仁假义，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与秦律同期的魏国《奔命律》明确规定“假門逆旅，今遣從軍，將軍勿恤視。享牛食士，賜之參飯而勿鼠殽。攻城用其不足，將軍以堙豪”（对于流民，现在派他们去从军，将军不必怜惜他们。在杀牛犒赏军士的时候，只赏他们吃三分之一的饭就够了，不要给他们肉吃。攻城的时候，哪里需要人，就把他们用到哪里，将军可以叫他们平填池壕）。血淋淋的法律条文中丝毫不见仁慈。六国都如此，更何况秦国。
　　最后，是否存在陈胜吴广故意扭曲法律，为鼓动起义而故意夸张了徭役处罚迟到的惩罚的可能性呢？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也并不大。上面已经论述过，秦国是崇尚法家思想的国家，而法家思想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法律必须公布并且严格执行。秦王政二十年，南郡守腾专门发布《语书》，宣布“故騰為是而脩法律令、田令及為閒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之，毋巨於罪”（我把法律令、田令和惩办奸私的法规整理出来，命官吏公布于众，使官吏、百姓都清楚了解，不要违法犯罪）。南郡守腾之所以要发布《语书》及将秦国法律公布于众，就是因为南郡是秦国刚刚征服的楚国领土，其民众不熟悉秦国法律。秦王派往南郡的郡守腾的首要任务就是公布秦国法律，让南郡的民众熟悉知晓，以便统治。由此可见，无论在秦国本土还是从六国手中夺取的领土上，秦国的普法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以至于连妇女儿童也能“言商君之法”。造反起义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秦律确实规定因大雨迟到不必接受惩罚或者惩罚仅仅是罚款的话，被征发的民夫会轻易被陈胜吴广忽悠而参与起义吗？从常理出发，这也肯定是不可能的。虽然陈胜吴广在酝酿起义的时候，曾采取过在鱼腹中塞文书、装狐狸叫等故弄玄虚，装神弄鬼的手段，但在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上说谎，被揭穿是必然结局，反而会影响鼓动起义的效果，陈胜吴广当不会就此问题说谎。
　　三种可能性都不存在，唯一的可能是什么？那就是秦始皇或者秦二世修改了这条法律。根据法医鉴定结果和出土的竹简佐证，睡虎地秦墓的墓主喜是在秦始皇三十年，其四十五岁时死于安陆令史的任上的。因此其随葬的法律，也是秦始皇三十年时的法律。秦始皇三十年即公元前217年，是秦统一中国后第四年，当时秦朝的征发徭役还不是最多。但两年后，即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率兵三十万北攻匈奴。次年，秦军掠取南越之地。大规模的征服民夫从军或到边疆进行军事工程建设就此开始。很有可能在秦帝国的后期即秦始皇三十年之后，秦国修改了法律，加大了对征服民夫迟到的惩罚力度。究竟是秦始皇修改了这一规定，还是秦二世修改了这一规定。从现有证据看，秦二世修改的可能性更大。除了在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部分秦律条文外，云梦龙岗秦墓也出土了一部分秦律条文。云梦龙岗秦墓竹简中法律条文中的年代大约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也就是秦始皇去世当年。将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条文和云梦龙岗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条文相比，相同律条的法律条文基本一致，从而也佐证了秦始皇统治期间法律条文并未有太大修改。最有可能的是秦二世上台后，变本加厉，在秦始皇滥用民力的基础上，继续征发民力，并修改法律，加大了对征服民夫迟到的惩罚力度。史记中也记载赵高怂恿秦二世制定严刑峻法来镇压民众的反抗，也增加了加大对征服民夫迟到惩罚力度的法律是秦二世制定的可能性。无论如何，秦朝统治者统一全国后就忘乎所以，滥用民力，修改法律，使法律严酷得让人无法接受，直接导致亡国，是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