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级防溺水手抄报大全:中国的绊脚石03：上纲上线讲政治【雪珥展望2012】

绊脚石之三：泛意识形态化

当今世界上，或许很少有几个民族，会如同我们中国人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热衷于意识形态之争、“主义”之争。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集体偏好，养成了我们“上纲上线”的行为习惯，总是喜欢将简单的“问题”之争，放大到硕大的“主义”之战，没事找事、小事闹大、大事闹崩，绝不妥协，战斗到底，你死我活，不断折腾。

洋洋二十四史，甚至可以一言以蔽之——“党争”。从汉代开始，唐、宋、明、清，“党争”都成为历朝内乱的根本因素。从统计学的角度看，造成王朝颠覆的第一原因，并非官逼民反，而是“党争”亡国。台湾著名史学家高阳描绘了这种“党争”的模式：“先有政策上的歧见，发展为权势的冲突；党同伐异，掀起政局上的极大波澜，恩怨纠结，终于形成意气之争。到了这一程度，国本自然就动摇了。”“党争”遍布朝野，不仅执政者与在野者之间要争，执政者内部和在野者内部也是山头林立，不断地争斗。而且，这种争斗都将本质上的利益之争遮掩起来，盖上一件“主义”的披风，纷纷自称正义。

这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泛意识形态化”，极具中国特色，看似“路线”斗争、正邪之争，骨子里则无非是“狗咬狗”而已。然而，这种“伪君子”们的争斗，因为有包装，得以将黎民百姓、江山社稷统统扯了进去，其危害之烈，反而远远超出“真小人”们“有一说一”的赤裸裸利益之争。

晚清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大抵如此。各派都将“天地君亲师”或者救亡图存的大旗举起来，争夺合法性资源乃至话语主导权，而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的、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在与时俱进的政改大旗下，精英阶层几乎全部投入了夺权的传统游戏之中，而一旦夺到权力，则一切照旧，口号依然丰满，现实也仍旧骨感。正如鲁迅对清末民初的革命与改革下的断语：“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从甲午战败之后进入“制度万能”的大跃进时代，尤其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启了新一轮“鹿鼎记”之后，近代政治的主流就成为“痞子运动”和“黑帮政治”，高举的旗帜永远只是幌子，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袁世凯称帝的悲剧就在于他试图追求名实相符，却不知道这个社会只能接受伪君子、不再容忍真小人。

泛意识形态化具有极强的自我复制功能，迅速形成了封闭式循环——越上纲上线，就越四面树敌；越四面树敌，就越需要上纲上线。本来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解决、并达成双赢的“软性”矛盾，至此，都必须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的“刚性”零和方式，决一死战，往往是两败俱伤。

在这样的“政治挂帅”的斗争思维中，社会充满了戾气，完全没有信任平台，更缺乏建立信任的机制，如同一个丛林世界，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同时担任受害者兼施害者的双重角色，民族的元气大大受损。

在泛意识形态化之下，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也未必是颟旰愚昧保守。

“政改”中大多数与“改朝换代”根本无关的内容，也因此而遭意识形态“绑架”不敢动弹。比如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从根本上说，与执政集团的意识形态毫无关系，与国体政体无关。绝不能说，信奉某些意识形态就能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信奉另一些意识形态就一定不可能建立。实行君主制的国家，比如英国、日本，与实行共和制的国家，比如美国，都同样需要并能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家天下”时的古代中国，有政通人和、赋均讼平的太平盛世；而所谓的“中华民国”，虽然理论上都是“公仆”和“临时工”当政，却也依然变身而成“中华官国”……

“政改”的大量内容，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技术层面、“器物”层面的。这就如同企业一样，无论国有、民营还是合资哪种所有制，企业管理都有其规律、有其共性、有其科学；如果非要将所有制改造当作公司治理的预置前提，要么是掩饰无能，要么是别有企图。

“政改”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主要是一门“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对于成员人数超过很多国家人口的超级大党来说，这种改革本身就是保持机体活力的“健康”之道、甚至“生存”之道。对这样的改革，如果进行“泛意识形态化”的解读，执政者这么做，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而在野者这么做，只是着眼于夺权的忽悠——尽管它总是愿意并善于指责执政者在这方面的忽悠。

泛意识形态化之下，喜欢拿着“主义”来处理“问题”的朝野各方，看似矛盾对立，其实都是根基于同样的思维方式，高举的都是同样的“政治挂帅”的旗帜。近现代中国的政权更替，尤其是借助血腥的暴力革命实现的政权更替，总是到一定时候，又走到了前政权当年面对的同样的发展困境。

绝大多数“问题”与“主义”无关，指望着用“主义”解决“问题”，开错了药方拿错了钥匙。中国的问题，固然有的是心脑部位的大问题，但大多数无关心脑。而我们的习惯是，有个感冒发烧，也会上纲上线，认为心脑出问题了，最好换去；以为心脑一换，手脚等各处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于是，不断地挖心、挖脑，过度治疗，而且还治不对症。结果，各处的小问题丝毫没解决，心脑的机能也未能强健，整个人体倒是日渐衰落，元气大损。这种过度治疗，小到个体——抗生素的滥用，中国居全球首位，大到国家——近现代革命之频繁和惨烈，中国亦居全球首位。

当代改革、尤其是政改中，依然充斥着“泛意识形态化”的痕迹。

一些政府管理方面的技术问题和能力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造成的一些冲突，甚至民间围绕具体经济利益的一些冲突，都被人有意无意地上升到了执政者意识形态的层面。其实，类似问题在各国都会出现，与意识形态无关。这种政府管理的技术，恰恰也是我们这个长于夺权破坏、短于建设的民族所极为欠缺的。而其中某些问题，比如食品造假，比如缺乏商业诚信，比如缺乏公关道德，在中国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出现，其主要源于民族劣根性，却也被归咎于执政者，这实在是国人推卸责任的好办法，什么问题都往“万恶”的**头上一推，自己就都是无辜、正义和无责任的了。

同样的，执政者也傻呵呵地主动对号入座，大包大揽，将一些针对具体人和事的批评，非要上纲上线到意识形态攻防战的高度，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结果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在改革博弈中产生的正常磨擦，揽到了自己身上，变成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与政府的磨擦。这种无谓的包揽，将社会正常博弈产生的波动，解读为“不稳定”，进而为了维持刚性的稳定，强行压制各种摩擦，结果酝酿出更大的摩擦。广东的改革老帅任仲夷曾说：“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去解决矛盾，矛盾最后就会压倒稳定。”此乃老成谋国之言。而要解决此类问题，根源上就是必须走出“泛意识形态化”的桎梏。

在民间，“泛意识形态化”已成为一些无谓无聊争论的推动力，比如“五毛党”与“美分党”、乃至“汉奸”的帽子漫天飞、棍子遍地打，就是例证。所谓的“公知”们，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将人际之间的小冲突，放大成所谓个人对“体制”的抗争，将自己在情商上的缺陷，放大成对所谓“暴政”的反抗，争夺眼球和“粉丝”。

“泛意识形态化”的各种帽子、棍子，伴随着汉语中最为低俗和恶毒的污言秽词，在微博等公关平台大量传播。而这些恰恰就是“公知”们在刻意地拿捏着自己、传播“普世价值”时，不经意传播的“普世负价值”——贪婪、刻薄、不择手段，而“普世负价值”往往比“普世价值”能够更快地被复制和效仿。

结语：蔬菜店的标语

    著名思想家哈维尔常常提到一个案例。

某家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哈维尔认为，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经理之所以照贴不误，是为了避免麻烦而已，表示“我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

而这个“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比起“我胆小怕事，最守本分”这种更接近真实的标语，更能掩盖人们唯命是从的可鄙心态，同样也掩盖了权力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哈维尔认为，蔬菜店的经理之所以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是因为恐惧。因此，哈维尔提出来要在“在真实中生活”（Living in truth）。

如将这个案例运用到中国，哈维尔至少还忽略了“恐惧”之外的另一因素、甚至是更为主要的因素：投机。

“恐惧”是被动的，“投机”是主动的，而中国人在将一切外在框架异化为投机牟利工具方面，具有超常的能力。近现代的中国，几乎成为各种“主义”的密集试验田，如同如今的中国大都市成为世界最大的怪异建筑试验场一样。而各种“主义”进口到中国后，无一例外地都被彻底变型走样，实现了国产替代。

这是中国特色的虚妄与虚幻，走出这种虚妄与虚幻，大约中国就能脚踏实地、少摔跟斗了……

（续完。本文已发表在2012年1月7日《中国经营报》，发表时有删节，题目改为《中国曾经跌倒在哪里》。此为足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