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交通安全承诺书:中国的易学研究与中美外交策略调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5 22:44:26

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研韬副教授

 

  中国的易学研究与中美外交策略调整

 

 

 

 

 

 

  朋友向我推荐《唯易论》,于是随手翻翻,不料小吃一惊:作者林清泉先生寥寥数语勾勒出的易学发展史竟与传播学的发展轨迹惊人相似!www.zgfsxy.com  

 

  大师在“开篇弹词”中说,易学分阴阳:理学派属阳,数术派属阴。古代阴盛阳衰,近代阳旺阴虚。随着西方科技的引入,数术派逐渐凋零,学院派一支独大。阴阳分离,结果“易坛寂静”。大师认为,只有“阴阳结合”,才会出现易学双精人才,“易坛”才会繁荣昌盛。

 

一、“阴阳结合”

 

  大师未必了解传播学,却无意间揭示了传播学的发展现状。传播学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传入中国,可至今其威力和魅力都未能在我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原因之一,笔者先前已阐述过:中国的传播学者大都囿于象牙塔内,为学术而学术,不屑或不敢“直面现实”,而实战派人士则相对缺乏深厚的学术素养(与美、英、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导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阴阳分离”。原因之二,目前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者主要来自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具有实战经验或受过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训练的学者屈指可数。因而从整体上看,中国学者更习惯于使用批判方法(critical method),而对西方人倚重的实证方法(empirical method)尚不够娴熟。

 


 

  

 

事实上,西方传播学界也曾有过方法论(methodology)之争。美国人曾侧重于实证研究,属经验主义学派,而欧洲人曾严重依赖批判方法,属批判主义学派。但争论的结果是,两种方法各有所长,所以今天两大学派日渐融合。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于“旋转门”的存在,美国的学者更容易转向政界,而政客也很容易转向学术界。这对促进美国传播学领域的“阴阳结合”大有助益。

 

  笔者曾经在英国学习国际传播,知道西方的国际传播学者视野很开阔,研究方法也很严谨。而在研读了前日本驻美公使近藤诚一所著的《日美舆论战》之后,笔者更加坚信:当今的国际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一门可以用实验、数理等综合手段加以研究的精密学科。

  让笔者欣慰的是,如今越来越多富有远见的中国传播学者已经意识到了症结所在,并已开始探索解决之道。笔者相信,随着第二代传播学者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传播学者必将能达到“有理有法,理法联通”的双精地步。

 

二、“整体而学”

 

  《唯易论》在“简介”中说,林清泉先生“避开西方的分科而学的科研老路,选用整体而学的东方求索新路,又采用‘东方易理加西方数理’的方式,对天地人诸多神秘现象开展综合性、全方位、超常态的立体探索”。而大师的这一观点又恰与整合型传播(integrated communication)观相切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西北大学的唐·E·舒尔茨教授提出的“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简称IMC)概念,深刻影响着传播学界和业界。这一本来是适用于商业传播的理念被迅速运用到国际传播中去。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把未来外交称为“新时期外交政策”,并指出“新时期外交政策”要强调“统筹内外”、重申“和平发展”。台湾陆委会对此的解读是,大陆未来外交政策将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与环保”五个层面揭示“和谐世界”的基本内涵,“这显示大陆在执行外交政策手段上出现调整,开始利用中国逐渐提升的综合国力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

 

  无独有偶,对美国政坛颇有影响的“阿米蒂奇-奈”系列报告11月6日推出“聪明实力”(smart power)报告。“聪明实力”是结合“软实力”(soft power)与“硬实力”(hard power)之所长,超越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这份报告是由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领导的跨党派“聪明实力委员会”在会诊美国日益下滑的国际形象后,提出的超越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聪明实力外交方略。

 

  与此同时,美国官方智库“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主席Charles E. Morrison和高级研究员Peter A. Petri在近日共同发表的文章中建议,美国在处理与亚太国家关系时,应该考虑进一步使用非政府力量,重新审视传统的“软实力”外交模式。

  其实在国际宣传上,法国哲学家雅克·艾略尔(J. Ellul)早就说过,“宣传必须是总体的。……。宣传家必须使用所有工具。”曾任美国副国务卿、负责公共外交的夏洛蒂·比尔斯(Charlotte Beers)更是直言不讳:“我会选择任何传播方式,只要它有效。”而笔者在今年9月份于香港出版的《用信息颠覆世界》中指出,在当今“后军事主义”时代,国家的武器系统应该包括传媒、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和情报“七张牌”。

 

  事实上,笔者认为,整合型传播不仅可用于商业传播和国际传播,还对政治传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就是我即将赴欧洲研究“中国的整合型政治传播策略”(Techniques for Integrated Political Commmunication in China)的主要原因。

 

主要参考文献

 

  1.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eter A. Petri. “Renewing the Pacific Partnership”.

  http://www.eastwestcenter.org/news-center/news-releases/renewing-the-pacific-partnership/

  2.“Soft Power and Public Diplomacy”.

  http://www.cgp.org/index.php?option=article&task=default&articleid=314 .  

  March 20, 2006

  3.毕研韬.用信息颠覆世界.香港:合一文化出版社. 2007年9月

  4.美国正酝酿聪明实力软硬兼施挽回国际形象.

  http://www.singtaonet.com/america/200711/t20071114_668693.html. 2007年11月14日

  5.台湾隔海看大陆:外交愈来愈重视综合国力.http://www.singtaonet.com/china/200711/t20071116_669948.html.2007年11月16日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本文由《光明网-光明观察》首发。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