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团和气”过新年

我本来就爱好木刻版画，1947年秋来苏州社教学院攻读美术本科。画素描之余，又萌发了自修木刻艺术的念头，但因没有刻版而搁浅。幸亏有个同学是苏州人，主动领我到桃花坞大街的年画铺去买梨木板，不但解决了我的需要，且意外发现了《一团和气》，可谓“不期而遇”大开眼界。

我是河南人，新年年画大多为长方的“灶君”“门神”之类，乃朱仙镇出品，花样不多（1962年初到开封朱仙镇年画社参观时也仍是这类产品）。而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铺的货架上不但“堆积如山”，而且“琳琅满目”，其中最引我惊奇的是有一张正圆形的拼图，一个双髻胖脸，甜笑如饴，双手展开的卷轴上写着“一团和气”，令人忍俊不已。从此，凡谈到桃花坞年画，便会想到《一团和气》，印象很深。宋代大儒朱熹就说他的老师“明道终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浑是一团和气”，形容程颢大师的和蔼可亲。此后，这“一团和气”四字成了成语流传开来，成为一种正圆构图的特色画型，这一形式的绘画竟然也是明代成化皇帝朱见深（1465～1488在位）的首创。

成化皇帝工书善画，山水人物无不“超然尘表”，看来他还是戴着皇冠的“文化画者之流”。鉴于前朝的冤案祸国，皇戚不和，他为振朝纲、消民愤、谐诸王、固王位，在平反冤案和调息朝内嫌隙的同时，还亲自画了张《御制一团和气图赞》（现存故宫博物院），图中由两个面孔相向而拼成一个正面含笑的头像，左右两臂的长袖以弧形紧裹身躯，而凑成一个正圆形画面，无疑是一种有趣又含寓意的巧妙设计，评者谓“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构图是前所未有的”（详见1981年《文物天地》第三期）。以三个面孔合而为一个面孔的典故并不重要（注：三个面孔合而为一，乃沿袭晋代陶渊明（儒）陆修静（道）和慧远（释）交游逸闻，世传《三笑图》而来。在“赞”中更强调“合三人以为一，连一心而无二，忘彼此之是非，蔼一团之和气。”）重要的是号召臣民和合相处，作者觉得意犹未境又在上面写上“图赞”以号召“噫，和以召和，朋良其类。以此同事事为成，以此建功功必备。岂无斯人，辅予盛活。披图以观，有概予志。聊援笔以写怀，庶以惊俗而励世。”由此看来，这位皇帝还很懂得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故而以画图申之，就在上台伊始便以“图”“赞”训戒大家了。

无独有偶，过了两百年，在嵩山又出现了一座《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刻，也是《一团和气》型的，目的是提倡（或者是号召）各教派之间的和谐相处，避免磨擦。

儒、释、道三教出现后，或为统治者用以自利，或相互争做老大以示众，由斯而发生抵牾。时隐时现，时缓时烈，以至风波迭起，世间不宁。因此，不同宗教间的和睦相处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中岳嵩山向为儒、释、道荟聚之地，释家少林寺以佛教禅宗和武林绝技而名扬中外。其东的中岳庙规模宏大，是历代皇朝祭祀中岳的圣地，也是我国最古老的道观之一，可见其品位之显要了。两者之间是我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乃儒者之流的讲坛。自汉代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后，尊孔之风大盛，儒教成了“国教”。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朱熹在此授徒；北宋程颐、程颢在此创立“工程书理学”。于是，高道、名僧、鸿儒挤在这区区之域，不免有些是非。为息事宁教便立碑为戒，昭示修好。碑上刻的是《嵩山混元三教九流图》，章法一如《一团和气》，不同的是面孔由两个“美髯公”相向又凑成一个正面的“美髯公”。其刻线流畅，刀法娴熟，似出高手。老子和孔子有胡子自不用说，而释氏有无胡子则不得而知了。一般说来，和尚总是光头无须，但在李耳和孔丘的影响下，佛祖也“随乡入俗”而留起了胡须，虽说离谱，但也无奈，还很潇洒。于是，儒、释、道合而为一，皆大欢喜。他们手中展开的卷轴中刻着九条河流（即“九流”），由中心点流向四面八方……“九流”究竟指的是哪些学派，说法不一。愚以为“九”用言其多也，并非实数，如“九重天”“九牛一毛”“一日九回肠”“九流百家之学”等等。“混元”意为开天辟地，极言其源远流长矣。借《一团和气》之形象来呼吁教派和流派之间的和睦相处，通俗而诙谐。这种“拿来主义”实是“巧借”而非“抄袭”，更不是“侵权”。放在今天，说不定原创者会与之对簿公堂，以争夺版权或“抽大头”呢。据说北京在明代后期也出现过此图，恐怕不是同一版本，由此也得知《一团和气》型的广为借用了，但多为宫廷和教派间采用而未成气候。

然而，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则融入了中国民间特别重视的春节风俗之中，成为民俗一景，其造型、色彩、寓意以及形制，都与广大民众的欣赏趣味和祈福愿望相呼应，旧时几成家家户户春节购买的“年货”。由斯自成一家，很有影响。而《一团和气》尤为突出地向人们展示了喜庆欢快的情趣，因而更加成了桃花坞木刻年画的“标志性”作品，且产生过多种版本，除了《一团和气》之外，还有《如意一团和气》《和气致祥》《和气吉祥》等等，这与如今提倡“祥和”两字是一个意思。

正当《一团和气》走红的时候，反对“和平演变”的文化大革命从天而降。《一团和气》首当其冲成了“四旧”，桃花坞木刻年画被荡涤摧残，人员转业，存货毁坏，刻版后被转到了红木雕刻厂，因“不派用场”而被用作了踏脚板，任人践踏……1978年春，我曾到该厂视察，但见屋檐下仅剩的一堆灰黑色粉末，不觉黯然神伤。百年辛苦，一旦化为尘土；满脸笑容，而今只有凄楚！人去楼空，风流云散，何日筋骸苏？那年秋后，在工艺美术研究所的配合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慷慨资助，市文联和工艺局联袂组织三十多位艺工，创新设计了六十多幅刻品，至1979年2月恢复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时，有了一些刻印稿本。但是内容丰富的传统刻版却无处觅见，没有它们，谈何桃花坞木刻年画呢？恢复它们，另辟蹊径创造几个“新派别”替代原作，又谈何容易，有何必要呢？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周良同志率先捐出了自己珍藏的近百种传统年画，这些保存完好的原版刻印，我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恳请顾公硕前辈亲自选过（顾老对苏州工艺美术事业贡献不小，1960年被聘为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没有他的遴选就没有今天桃花坞木刻的传统刻版，接着钱璎等同志也捐出了各自的珍藏。这些宝贵的传统年画版本和1979年创作的新年画携手进京，又飞向意大利、卢森堡、比利时、日本……从此，《一团和气》重又张开了笑脸，好不风光――但愿它能梅开二度，笑口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