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纸和普通纸的区别:徐渭-明清-历史人物简介-中国历史人物

　　才名早扬屡试不售

　　徐渭，字文长，又号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出生于山阴（今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亲徐鏓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纳妾生下徐文长，在文长出生百日后就死了。此后徐文长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到十四岁，苗氏死后，随长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岁入赘潘家。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文长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的生母是个婢女，在家中自然毫无地位。嫡母苗夫人将徐文长当作亲骨肉抚养，寄予期望；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在文长十岁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幼年夺母，对徐文长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由于徐文长是庶出，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徐文长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年青时考秀才未取，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很悲愤。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文长入赘妇家，生活当然也不那么自在。一个机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长成，自然容易养成执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文长生性极为聪慧。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二十来岁时他与越中名士陈海樵、沈鍊等人相交往，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沈鍊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文长，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文长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

　　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文长，一向颇有些自负自傲，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二十岁那年，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其间二十六岁时丧妻，从潘家迁出，以教书糊口；三十七岁时应胡宗宪之邀，入幕府掌文书。徐文长在科举中一再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少年时便喜欢博览群书，讨厌八股文字，加之个性显露，情感张扬，恐怕确实写不出合格的、规行矩步而阴沉死板的八股文来。不过徐文长虽然明知八股文毫无用处，对一些从科举出身而绝无才学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但这毕竟是旧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屡试不售，前途无望，对徐文长是沉重的打击。他暮年作《自作畸谱》，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杜甫《早朝》诗句：“鸡鸣紫陌曙光寒”，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

　　从戎幕到牢狱

　　徐文长通常给人以恃才纵诞的印象，不过他也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富有爱国热情的人。嘉靖时期，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徐文长一方面以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徐文长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徐文长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入幕之初，他为胡宗宪作《进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优容。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文长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文长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在总督府中，徐文长究竟为抗倭战事做了些什么，已难以考实。不过，以徐文长的身份，以他好奇计喜谈兵的性格，以他素来对于抗倭战争的热情，可以断定徐文长是参预了不少重要机谋的。在他留存的《拟上督府书》等文章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见——虽然他所提出的治兵之术未免有些峻刻。

　　当然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而徐文长是痛恶严嵩的，他最亲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参刻严嵩而遭到杀害。但徐文长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这真是文人的悲剧。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来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文长也就离开了总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徐文长生性本来就有些偏激，连年应试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长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被关入监牢。

　　初入狱时，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徐文长身带枷锁，满身虮虱，冬天雪积床头，冷得发抖，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抢走。后来他的许多朋友为解救他而四处活动，才使待遇有所改善。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文长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长坐了七年牢，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长已经五十三岁了。

　　潦倒的晚年

　　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文长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出狱后，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四年（1576）夏，徐文长年轻时代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长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文长对此表示赞赏。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

　　六十岁时，徐文长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文长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文长，这使徐文长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使徐文长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文长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文长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说有人来访，徐文长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长似乎特别嗜蟹，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最后几年，徐文长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1593年，徐文长去世，年七十三。

　　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种拟古的风气，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文长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象，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对徐文长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徐文长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

　　徐文长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长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此外，他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解缙(公元1369一1415年),字大绅,又字缙绅,号春雨,又号喜易,洪武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公元1369年12月6日)出生在育水鉴湖(今吉水县文峰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解子元,元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进士,授安福州判宫,迁太史院校书郎,除承务部、东莞县尹,在元末战乱中死于乱兵;父亲解开,二魁胃监,五知贡举,以父死节赠官参知政事不拜,明初授以官又不受,一心从事著述、办学,培养人才;母亲高妙莹,不但贤良淑慧,而且通书史,善小楷,晓音律。解缙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传说他自幼颖敏绝伦,其母画地为字,于褪概中教之,一见不忘55岁时,父教之书,应口成诵；7岁能属文,赋诗有老成语;10岁,日涌数千言,终身不忘;12岁,尽读《囚书》、《五经》,贯穿其义理。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解元);次年,会试第七,廷试与兄纶、妹夫黄金华同登进士第。选为庶吉士,读中秘书。明成祖时,人直文渊阁,进翰林学士,参与机务,后又兼右春坊大学士,一时诏令制作,皆出其手。

　　解缙不仅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为人耿直,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他屡次上疏,针泛弊政,弹劝奸馁小人,由此导致他一生坎坷,时而得宠,时而失宠,时而升迁,时而贬滴,直至被人迫害致死。

　　还是初人仕时,解缮曾指责兵部僚属玩忽职守,尚书沈潜对此极为恼怒,上疏诬告解缮。太祖由此也责备解缙“散自怒”并贬他为江西道监察御史。韩国公李善长因罪被太祖处死,缙代郎中王国用上疏为李善长辩冤;他又代御史夏长文革疏《论袁泰奸黠状》,历陈御史袁泰蔑视朝纲,贪赃枉法,陷害忠良之罪。袁泰受到处罚,对此怀恨在心。太祖认为解缙还缺乏涵养,必须修身养性,闭门思过,否则会成为众臣攻击的对象。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太祖召解缙父亲进京,对他直说:“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缙只好随父回归吉水。在老家8年,他闭门著述,校改《元史》,补写《宋书》,删定《礼记》。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太祖病逝,缙进京吊丧。时惠帝临朝,袁泰乘机进诲言,攻击解缙“诏旨,且母丧未葬,父年90,不当舍以行。”帝听信诲言,贬缙为河州(今甘肃兰州附近〉卫吏。当时的礼部侍郎董伦为惠帝所信任,在惠帝面前为解缙说了不少好话,这样,解缙才在建文四年被召回京师复职,任翰林待诏。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成祖朱橡登基,摧解缙为翰林待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J金幼孜、杨荣、胡俨等进文渊阁参预机务,不久,又迁为翰林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列女传》。这时,成祖对解缙很信任,曾对大臣们说;“天下不可一日元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解缙被摧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这是他仕途最得意之时。

　　皇帝的宠爱改变不了解缙刚正不阿、坚持正义的气节,对不合礼仪之事,他还是要反对的。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朱橡召解缙入宫,磋商立太子之事。当时成祖的意思是想立次子高照为太子,但解缙仍直言说:“为长,古来如此。皇太子仁孝,天下归附,若弃之立次,必兴争端。先例一开,怕难有宁日,历代事可为前车之鉴。”橡听后面有不悦,对此议犹豫不决。解缙为说服皇上,想到他特别喜欢长孙,又进言恳谏:“长子且不说,隘下不是很喜欢圣孙吗?”橡想了想,最后同意立长子高炽为太子,次子高照为汉王,并令解缙撰写立储诏书,以告天下。从此,高照深恨解缙。高照自以为有战功,又深得朱橡宠爱,常存夺摘之心。见此情形,解缙上疏劝阻说:“启争也,不可。”橡认为这是离间他们的父子关系,对缙很有意见。永乐四年,成祖赐黄淮等人二品纱罗衣,而独不给解缙。漠国公邱福将朝廷机密"传达延外",高照却嫁祸解缙“禁中语”五年,解缙又被诬为“试阅卷不公”贬为广西布政司参议。临行前,礼部郎中李至刚因与解缙有宿怨,又诬缙,故即改贬交趾(今越南),命督饷化州。

　　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解缙人京奏事,正遇成祖北征未归,故只好晋渴太子高炽而返。于是朱高照又乘机进诲言说:“伺上出,私现太子,径归,无人臣礼!”祖为此震怒。当时解缙已同检讨王fL到广东去了,一路上,他俩看到赣江两岸旱情严重,便上疏请凿赣江通南北,引水灌田。疏上,成祖愈怒,诏令将解缙逮捕入狱。缙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并株连多人。永乐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公元1415年2月22日),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成祖看到有解缙的, 名字,便随问:“缙还没有死吗?”纲一贯草营人命,深为解缙憎恨。因此,他怕成祖赦免和启用解缙,便赶回狱中,假意置酒祝贺,将缙灌醉,活埋于雪中而死。那时,解缙才47岁。解缙被害后,家中财产被抄没,妻子、儿女、宗族都流放到辽东。

　　解缙在朝时,以贤德论主切好就说好,坏就说坏,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成祖曾把朝廷大臣的名单给他,命他“疏其短长”解缙一一写出:“天资厚重,中无定见。夏原吉有德量,不远小人。刘情有才干,不知顾义。郑赐可谓君子,颇短于才。李至刚诞而附势,虽才不端。黄福秉心易直,颇有执守。陈瑛刻于用法,尚能持廉。宋礼直憨而苛,人怨不恤。陈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宾薄书之才,理偿之心。”祖将奏疏交给太子朱高炽,朱高炽又询问尹昌隆、王汝玉两人情况,解缙即刻回答说：“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仁宗即位,拿出解缙的奏疏给首辅杨士奇说:“言缙狂,观所论列,皆有定见,不狂也!”称赞解缙的文章雄劲奇古,新意叠出,可与司马迂、韩愈等人媲美。因此,下诏把解缙的妻子、儿女、宗族赦归吉水。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八月,赦还所抄家产。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为解缙平反昭雪,恢复官职,赠朝议大夫,溢文毅。

　　解缙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亲自主持了《永乐大典》的编篡工作。明成祖即位不久,命解缙编篡《文献大成》,企图把历代文献分门别类地搜集起来,但由于人手少,时间仓促,一年成书,成祖阅后,认为所篡尚多未备,过于简略,不符合他的原意,于是决定增派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等协同解缙为监修官,又征召二千多人参加编专毒、较订、录写、绘图、圈点等工作,重新进行编寨。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这部大类书终于编成,取名为《永乐大典》。全书共有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订成11095册,共3亿7千万字左右,“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成祖《永乐大典》序言)辑人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医学、工技、农艺、志乘等各类著作七八千种,按《洪武正韵》的韵目排列次序。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在世界文化史上,《永乐大典》被誉为编篡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广的百科全书。

    人物简介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杨廷和之子，公认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 明代文学家，新都(今属四川)人。少年时聪颖，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人皆惊叹不已。入京作《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大议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

　  幼年时代

　　升庵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他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十二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复命拟《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自矜谓：“吾家贾谊也”（陈文烛《杨升庵太史年谱序》）。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他十三岁时，就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明史》卷192），并称杨慎为“小友”。升庵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己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的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杨慎终于在正德六年（1511年）他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修撰。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

　　政治生涯

　　杨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艰辛的。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燳是一个著名的色鬼，他不肯读书，不务朝政，专门寻花问柳，设置“豹房”，昼夜荒淫，还带着宦官，化装外出，到处奸污民间妇女。针对武宗荒淫暴行，杨慎不避斧钺，敢于犯颜直谏，于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朱厚燳“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朱厚燳根本不理睬，依然在歌楼妓院里通宵酣饮，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升庵目睹民不聊生，国事日非，实在气愤不过，写下“紫塞朝朝烽火，青楼夜夜弦歌”（《西江月》）的词句，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终被害死,死因不明,成为一场悬案，因无子嗣，由其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授杨慎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升庵利用给皇帝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升庵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世宗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朱厚熜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这样，升庵由于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杨慎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

　　特别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事情是这样的：朱厚熜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世宗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当时，张聪、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睿宗（兴献王朱祐杬），德高望重的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被迫辞官归里，升庵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对此，刚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气，他一意孤行，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升庵“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世宗更加震怒，竟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升庵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

　　杨慎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仍然奋发有为，不肯向邪恶势力屈服。他路经湘西，想起了被楚怀王放逐的屈原，情不自禁地哼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贵州，他想起了流放夜郎（今桐梓县）的李白，感叹“我行更迢递，千载同潜然”（《恩谴戌滇纪行》）。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为白族修史。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他在永昌看到“背日而开，与蜀葵相反”的唐婆镜花，就慨叹葵花向日，固然是忠臣的象征；唐婆镜花背日而开，应是诤臣的表现。诤臣往往受到诌媚佞臣的排挤和诬害，无耻小人又经常乔装成向日蜀葵，使人忠奸难辨，真假难分。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伉俪情笃

　　杨慎的政治生活虽然十分坎坷，但爱情生活却很幸福美满。他的夫人黄娥，字秀眉，四川遂宁（又称黄安）人，长诗词，尤擅长散曲。婚后他们夫妇感情非常融洽，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相敬如宾的甜蜜生活。他俩经常在湖畔散步，榴阁赋诗，相互酬答。杨慎夫妇虽然情投意合，但并未陶醉于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婚后第二年，在黄娥的支持和劝促下，升庵就动身进京复官。

　　杨慎与黄娥的忠贞爱情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因为在他俩的生活旅途中，春光明媚的顺境是很短暂的，而更多的是漫长的急风暴雨的逆境。当杨慎因仗义执言，遣戍滇南时，黄娥对丈夫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深表同情，曲意劝慰，殷勤照顾。黄娥不辞风霜之苦，千里跋涉，亲自护送升庵从北京到云南。嘉靖三年（1524）十二月十五日这个天寒地冻的夜晚，黄娥陪伴着骨瘦如柴，身带枷锁的杨慎，行至江陵的驿站门前，他看到妻子风尘满面，疲惫不堪，再也不忍心让她向前护送了，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临别之际，升庵填写了一首《临江仙》词云：“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戍云南·江陵别内》）。情辞凄楚，催人泪下。黄娥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旧，物是人非，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一作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感情十分真挚。此后，黄娥曾越山涉水，到云南永昌探望杨慎，并在戍所住过两年多的光阴，嘉靖八年（1529）杨慎父亲去世，杨慎赶回新都治丧，夫妇才得短期会面。相见时难别亦难。临别时，黄娥写了《罗江怨》散曲，与升庵送别。曲云：“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其三）”以冷与热的强烈对比，反映自己内心的一片深情，凄婉动人，遂成千古名句。

　　“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勤于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学家。他不仅对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无所不通，而且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如他任翰林时，正德皇帝朱厚燳问钦天监及众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张口结舌，无以对答，独杨慎从容对曰：“柳星也”，并历举《周礼》、《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他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不为尊者讳。他在长期流放中，仍然“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史·杨慎传》）。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尽管图书资料奇缺，升庵仍嗜书成癖，“书无所不览”，经常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明史·何孟春传》）他认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二是依靠“载籍”，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因此，他不仅刻苦读书，手不释卷；而且每到一处，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仅凭自己苦学、实践、记忆，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如《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记》、《南中志》、《滇载记》、《记古滇说》等书。据《升庵杨慎年谱》的记载，杨慎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种。所以，《升庵外集》序称：“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后人辑其重要著作编为《升庵集》，散曲有《陶情乐府》。

　　杨慎于嘉靖三十八年（1599）七月六日卒于戍所，时年七十二岁。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