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河离延安市多远:龙门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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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魂

(2010-01-28 15:30:30) 标签:

历史

《史记》

斗酒学士

薛仁贵

龙门

分类: 散文

龙门魂 

    龙门,就在今天山西省河津市西北15公里处,于此相邻是陕西省韩城市。此地乃黄河出处晋陕大峡谷之地,是秦晋咽喉要塞。 

    昔日大禹治水,鬼斧神工,所凿为开。滔滔黄河,夺门而出。形成“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壮观景象。 龙门东西山间,左是龙门山,右是梁山。两岸 “层岭危峰,横出天汉”。悬崖峭壁,森然对峙,形如刀切斧削一般,自上而下笔直如线好似一道门户,紧紧卡住湍急的黄河,怒吼的巨龙撞击凸露的岩石,龙腾虎跃,触门磅礴一泻南去 ,故曰龙门。

    龙门是古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是黄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几千年灿烂历史。 

    “大禹伟绩何处在,凿山治水在龙门”。《吕氏春秋》载:“龙门未劈,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禹的父亲曾奉尧之命治水,采用“围堵”的方法未能成功。因此禹承父业,受舜命继续治水。栉风沐雨十三载,三过家门而不入。改“围堵” 为“疏通”。在这里率领百姓凿山开谷, 使桀骜不驯的黄河,像一头被征服的野兽狂奔咆哮涌出龙门,浩浩荡荡,东流入海。《吴越春秋》载:“禹伤父功不成,循江河,尽济甄淮。乃劳身焦思,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禹因为治水有功,舜将帝王传给了他。后来禹传位于其子启,启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夏的开国君主。夏朝的诞生,标志着原始社会的终结,奴隶制社会的开始。

    所以,大禹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开天辟地,承前启后,改造山河,造福于民,结束了荒蛮时代 ,开始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是中国文明前进历程的有了质的飞跃。同时,也为龙门文化的发展开了先河。

    禹的成绩可以和轩辕共美,可以和尧舜齐圣。汉《尔雅释水》云:“龙门地势险,河率破山以行。 禹功与此最难。至是,山断河出,两壁俨立,水势险急。”这就是龙门的由来和概貌。相传,龙门的名称是大禹钦定。后人为纪念大禹之功,也叫“禹门”。《尚书》中所记述“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的大水灾,于是舜帝命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尚书禹贡》“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腾文公》、《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认定:“龙门为大禹所凿,口广八十歩,岩际镌迹尚存。”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在《龙门》一诗中,更是盛赞大禹:“石楼临晴空,南眺出千里。人怜山气佳,予叹禹功美。想彼未凿时,极目皆洪水。谁知耕桑民, 幸免鲂与鲤”。明末清初的大学者,思想家顾炎武在畅游龙门之后,亦写下:“亘地黄河出,天开此一门。千秋凭大禹,万里下昆仑”。龙门之地从战国以来,这里就是战略要地,也是游览圣地。关于称赞“龙门”的文章就有百余篇,这里所说的是具有代表性精品,较为全面地概括龙门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龙门远古时为古皮氏部落;尧舜禹时代为甸服;商代是冀、耿小国。春秋建耿国,战国改皮氏;秦时期设皮氏县,西汉承袭秦制仍叫皮氏县;王莽篡汉改延平县;东汉复皮氏县;北魏成龙门县;公元1120年北宋时期变为河津县;1994 年撤县建市。

    在远古时代,龙门人的祖先也是依河而居,同样也经历过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挖洞穴居、刀耕火种。生生不息繁衍着一代有一代。奴隶制社会的商朝曾经建都于耿。(今河津市山王村)《河津市志》有这样记载:耿都城址位于城区东南十公里处的山王村。(旧称帝王村)据光绪版《河津县志》载:此处两次建都。一为商祖乙迁此建王都,后被汾水所。 一为周初耿国都城,公元前661年被晋献公所灭。今仍有金库、 城前、城后、中宫、暗地等历史名称。城占地约500亩。
    至此,龙门这块地方曾经是我国古代商朝建都之地。成为这个时期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古耿称谓流传至今,也同龙门一样源远流长。

    “一都四国”。一都,指商都。四国。一指皮氏国,二指冀国,三指古韩国,四指周初诸候国耿。“战国七雄”的赵国也是从这里走出,后来形成“三家分晋”。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就是流传民间,演绎于舞台,与古耿龙门息息相关的《赵氏孤儿》事件。

     故事梗概是这样的,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晋景公时,为晋国政权做出贡献的赵氏家族遇到劫难。在满门抄斩的过程中,屠案贾先在晋都{今襄汾县赵康}将赵朔、赵同、赵括等人杀害后,然后领兵直奔耿城,将赵氏全家数百人赶尽杀绝,血流成河、为了保住赵家血脉,韩厥、程婴、和公孙三位义士舍己救人,保住了赵武这位孤儿的性命。15年后,赵氏孤儿赵武长大成人,报仇雪恨 铲除了屠案贾,使赵氏家族重新发展起来。三位义士侠肝义胆、深明大义的作为,成为国人以后效仿榜样。从元代以后《赵氏孤儿》走向舞台。剧中的“三位义士”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被誉为中国十大古典名剧。
   `龙门上行2000米,是黄河最窄地方,这便是石 门,石门宽约60米,石门两壁朽蚀斑斑的图案,似乎隐藏着大禹治水的历史波澜。峡东的山上石壁上,是“梯子崖”,这梯子崖可称“挂壁天梯”。360多个台  阶“之字形中出云霄,云梯之上古洞依稀可见“云梯万丈天台近,雪浪千层紫竹通”。先人们在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凿台开路,其耗时,耗力,可想艰辛。从石门继续前行大约离壶口瀑布3000米处,便是“孟门”。孟门是龙门峡谷入口处,孟门历来有“孟门夜月”之言,孟门有“近看似山,远看似舟,上观如门”。从龙门到到石门再到孟门,就是黄河大峡谷的“三门奇观”,长江有“三峡”,黄河有“三门”,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生生不息的繁衍,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国龙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黄河文化有大禹精神的精髓,龙门文化是大禹精神特写。几千年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以大禹为榜样,在大禹精神熏陶下,世世辈辈延续着那种吃苦耐劳,不畏艰险,老实厚道,面对困难,勇敢向前,持之以恒的淳朴民风。
    黄河水道以龙门为界,分山河和平河。龙门以上的河段河深水急,波浪滚滚,称之为“山河”。龙门以下河面宽阔,水流平和如同一条黄丝带一样,带着流光徐徐远去,称之为“平河”。千百年以来,龙门渡口一直是黄河中游最繁华的 码头,是连接东部和西部的枢纽。
     关于龙门有一个十分美丽的传说就是“鲤鱼跃龙门”。据《太平御览》记述:“河津一名龙门。江河大鱼汇集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故云曝鳃龙门。”每年阳春三月桃花盛开的时候,黄河汛期,鲤鱼自江河湖海上来,向龙门游来,龙门水势高,凡能跃过龙门的,化尾成龙,跃不过的,不灰心,重整旗鼓,明春再来。中国的传说故事很多,“鲤鱼跃龙门" 是精品。
     龙门这块热土,从古老的历史深处走来,沉积了丰厚、博大的文化。孔子高足卜子夏、千古“ 史圣”司马迁、隋代大儒王通、斗酒学士王绩、唐初诗杰王勃、白袍悍将薛仁贵、理学大师薛瑄,无不使世人景仰。于此形成的三代“设教”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一、卜子夏龙门西河设教
    在儒家文化当中,孔子弟子的学术成就非常重要。被称为“孔门十哲”之一的卜子夏,名商,字子夏,公元前507年生于晋国温邕,(今天河南省温县)是中国先秦时代的教育家、思想家。是继孔子之后的教育先行者,其影响遍及全国,享誉世界。

    卜子夏于公元前475年来到龙门西河(今天山西省河津市)时年32岁,在此设教55年,古称西河设教。子夏的西河设教,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55年的设教时间,投入卜氏门下受教育有300余人。他讲“六经”,进行文化教育;讲《春秋》进行形势教育;讲儒家经典,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他将“仁”作为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核心,崇尚周礼。他主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他门下的弟子,贤能济济,群星璀璨。李悝、吴起、段干木、田子方、禽滑厘、公羊高、谷粱赤等弟子,安邦定国,功绩史册,传说至今。

    卜子夏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现在已作为复旦大学百年校训。“四海之内皆兄弟”一词,高悬在联合国总部,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心声,也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词。
     二、 千古“史圣”司马迁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的《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是一颗灿烂的明珠。明代万历年间版本《河津县志》有东汉牟融的《司马迁墓》一诗,诗曰:“一代高风留异国,百年遗迹剩残碑。经过祠客空惆怅,落日寒烟赋黍离。”此次说明牟融是最早来到河津瞻仰凭吊司马迁墓。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汉阳太守殷济来河津为司马迁坟墓扩建。元代王思诚更加肯定司马迁坟墓在河津。明朝李  在他的著作《藏书》中记载:“司马谈,绛洲龙门人,谈为太史公......有子曰:迁于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明代理学大师薛瑄更加肯定司马迁就是河津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桃花扇》作者清朝的孔尚任,在《平阳府志》明确记载司马迁坟墓确切位置。

     一个人生于那里,死于那里或者埋葬那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给历史留下是否有价值的东西。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他继承父亲职务,任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开始了《史记》编写。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解,汉武帝将他入狱。汉朝的法律对判死罪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是缴纳五十万钱,二是接受宫刑。对于司马迁来讲自然交不出此钱,司马迁接受宫刑。他在监狱一直编写《史记》。历经14年,公元前91年,终于完成了《史记》的巨著。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大约3000年的历史事实。《史记》创立了五体结构的述史形式,奠定了历史学的独立地位,开创了史学发展的新时代,成为 我国历史的典范之作。《中国文学史》对《史记》这样评价: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凭借一部《史记》足以傲世,他那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 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见其雄风。一代伟人毛泽东也说:中国有两本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正如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一段话写的:自古以来,富贵而名声埋没不传的人,多得无法记载,只要那些卓异洒脱、才能非凡的人流芳百世。西伯被拘囚而推出《周易》;孔子处于困境而写成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创造了《离骚》;孙膑受刑,撰写了《孙膑兵法》;吕不韦动迁蜀地《吕氏春秋》流传于世;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写出了《说难》、《孤愤》、《诗经》共三百篇,这些人都是情意郁闷,才追 求往事,寄情后人。

     回望司马迁是一位有行为能力的人,有人格魅力的人,以简洁的言语道出人生道理,以坚韧不拔、持之以恒之志,忍人所不能忍,做人所不能做。忍辱负重、甘愿奉献成就了他的伟大精神,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王通河汾设教

     隋末大儒家王通生于公元584年,死于公元617年。著名的《太平十二策》传授着治国、安邦、富民的道理。“得人才者得天下,施仁政者安天下,顺民心者定天下,公而忘私者昌天下,刚柔相济顺乎自然治天下,田不荒废民不缺货不堵塞富天下,功过分明赏罚分明统天下,帮交睦邻强天下,选贤任能合天下,贤臣当政民富国强稳天下,精兵简政居安思危康天下。”王通在河汾设教的地址,起初在当时的龙门县城,后来迁至“白牛溪”。该地位于吕梁山南端,在河津市城区东北17.5公里处。后人称王通居住之地为“飞云洞”。当年,王通隐居此处10年之多,呕心沥血聚徒传授,实现王道,志在兴国富民,天下太平之道理。因此,意在报国的四方学子前来投学。最著名的有魏征、薛收、陈叔达、杜淹、房玄龄、李靖等。这些人中,不少后来成为唐朝的开国重臣,奠定了唐朝的天下,开启了“贞观之治”。可惜,这位才华横溢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日夜操劳,心力交瘁,染病在床,只活到37岁英年早逝。王通是理学思潮的先驱人物,思想重点是去除汉魏以来正通儒学思想中神秘主义和落后的迷信因素,强调仁义道德才是儒学的真正的内在因素,为后来宋明儒学道德理念形成开了先河。
     王绩,王通之弟,自号“东皋子”,人称“斗酒学士”,也是隋末唐初著名诗人,他自比那位梦里桃花源的陶渊明,放情山水,以酒为娱,诵诗自娱自乐。他的《野望》一诗最能体现他高古的意镜和疏淡的诗风。诗曰:
                        东皋簿幕望   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   山山惟落晖
                        牧童驱犊返   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   长歌怀采薇

一代诗人,自有一代诗风。龙门热土孕育的诗人,开创了大唐诗歌的健康诗风。王绩一生,与统治者不合,他在《自撰墓志》中曾经写到“才高位下,免责而己,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无闻焉。”王绩怀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最终不被重用,过着隐居的生活。王绩一生对酒特别有研究,把制作酒的方法编著为《酒经》,把收集整理的酒配方,写成《酒谱》。王绩除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外,还是一位杰出的酿酒大师。只可惜年代久远失传。
     被誉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是王通的孙子。著名的《滕王阁序》以高屋建瓴之势,气吞山河之概,跨越历史长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千古绝唱已家喻户晓,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意境开阔,格调高亢,博大精深。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号称“初唐四杰”。后因为写了一篇游戏文章《檄英王鸡》文,被唐高宗逐出。王勃才高自负遭到同僚嫉妒,在任上因故坐牢,后遇大赦放出,官被革职。王勃看望父亲,路过洪洲{江西省南昌市}适遇阎伯屿都督在“滕王阁”上,邀请文人墨客为滕王阁撰序,大家借故推辞。20岁的王勃一气呵成,浑然写就令人称是的《滕王阁序》。多少年来,凡是到过滕王阁的人,无不夸耀这位龙门才子。王勃的一篇序文也是滕王阁声名天下。只可惜这位龙门少年26岁在看望父亲归途,路上遭遇风暴 ,溺水而亡。
    纵观王通、王绩、王勃祖孙三人都具有文人的不屈不媚,不与世俗同流,不与官场为伍的气节。超离现实、风骨高雅、才能非凡、皆然洒脱的气质。

   四、一代名将薛仁贵
    “凛凛威风冠世雄,扶持唐室定辽东。能叫海外烟尘净,功在天山三箭中。” 白袍将军薛仁贵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公元614年,薛仁贵生在绛洲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市},15岁因为家境衰败靠打柴、卖炭、射雁、扛长工为生。常年住在“卧虎岗”寒窑。这段苦难的经历,锤炼了薛仁贵的意志,是他养成了吃苦耐劳、疾恶如仇、面对困难、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良好品质。在辛勤劳作维持生计同时,强身习武,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千年桑木做弯弓,神箭常追大雁声。练就兴邦真本领,汾河湾里论英雄”。它一直被人们久久传诵着。公元641年,薛仁贵给一柳姓员外打工,干活实在,饭量大,力气也大,深得众人信赖。后于柳员外之女柳英环一见钟情,结成连理。生活虽苦,也很幸福,过着男耕女织,相敬如宾的日子。妻子柳英环说道:“有超群才能的人,关键是要遇到好的机会才能发展,现在天子亲自出征辽东,选求猛将,这是难得的机会,夫君何不从军报国使自己显赫?然后富贵回乡,光宗耀祖。”薛仁贵听从妻子劝告,就去张士贵部所在地绛州应征入伍,从此走向杀敌报国的道路。   
     薛仁贵在公元645年二月随军东征,六月抵达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市}。后来双方军队开战,唐军将领刘君昂遭到敌人包围。薛仁贵着白衣、跨战马,手持长枪闯入敌营,力斩敌将,把他的首级系在马鞍上,给刘部解了围。唐部队进攻安市城,高丽派高延寿率领二十万士兵抵抗,唐太宗命令军队杀敌,薛仁贵英勇出击,所向披靡。他发现敌兵偷袭指挥作战的唐太宗李世民,情形危机,奋不顾身驱马救主,使李世民安然无恙。此一战薛仁贵初露锋芒,名声大振。唐太宗亲自召见,赐给他很多黄金绢帛,奴婢马匹,并任命为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都尉。唐太宗李世民说道:“朕的旧部都已年老,想提拔勇猛的人在外统兵,没有一个向你这样的,朕不高兴得到辽东,而高兴得到你这位勇将。”

     公元654年,唐高宗李治在万年宫,山洪暴发将淹没到玄武门, 警卫士兵将要散去,薛仁贵说:“当天子危险的时候,你们这样怕死?”于是,召集众人叫醒宫内所有人,唐高宗急忙登上高处躲过一劫。事后,唐高宗李治对薛仁贵说道:“依赖于卿我才免于一死,我现在才知道有忠臣。”特把御马 赏赐给薛仁贵。        
     公元657年,唐朝将领苏定方准备征服西突厥。薛仁贵向朝廷建议优待被俘人员,分化瓦解西突厥力量。唐高宗采纳了薛仁贵的建议,释放了被俘人员, 这些人主动为唐朝效力,帮助唐军队消灭了西突厥部落。
      公元658年,薛仁贵以右领军中郎将身份跟随程名振再次出征与高丽激战,大获全胜。次年,与梁建方等人在高丽掀起横山大战,薛仁贵单骑闯入敌人阵地生擒敌射手。在石城战役中,敌人中有个善于射骑的人,射杀唐军十多人,薛仁贵大怒,突入之中活捉了他。不久,又在黑山打败契丹,俘获敌王阿卜固押送到东都河南洛阳。朝庭封武为将军,河东县男。公元661年,薛仁贵以副大总管之职与大总管郑仁泰进军西北。唐高宗李治盛宴践行,席间唐高宗说:“古代善于射箭的人可以射穿铠甲上七层金属叶片,卿试着用五层甲片来射看看。”结果,薛仁贵一射就穿了,皇帝大为吃惊,拿出更加坚固的铠甲赐给他。后来,九姓铁勒部落以骁勇善战部队前来挑战,薛仁贵发三箭,杀三人。铁勒部上下震动很大非常害怕,前来投降。此后,天山乃定。于是,“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被作为颂扬薛仁贵征战有功的经典文采。公元666年到668年,这一时期是薛仁贵一生辉煌的顶点。先后攻克扶余等城40余座,官位升至右威武大将军、检校安东都护,封爵平阳郡公,带兵二万,镇守平壤,管辖9个都督府、42个州、可以称谓封疆大吏。

     人生难免有沉浮,大将也有落难时。公元670年,唐高宗封薛仁贵为罗沙道行军大总管,郭待封为副帅,率领军队进攻吐蕃。由于副帅郭待封不听命令,加之地形复杂,在大非川血战半月,最后惨败几乎全军覆没,被朝廷贬为庶民。又被启用赴高丽平叛。公元674年到675年,薛仁贵因为斩杀俘虏事件受到牵连,又被贬官象州。后来四年,是薛仁贵一生一段清闲岁月,潜心研究《周易》,并 提出了:“立天之道,有阴有阳;立地之道,有柔有刚;立人之道,有节有义”的哲学原则,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一席之位。公元683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一代名将薛仁贵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0岁。官职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官制灵柩,埋葬故里。

      五、理学大师薛瑄在河汾设教

      薛瑄是明初期的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缔造者,“关中之学”的奠基者。他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并在朴素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思想基础上,确立了系统的“实学”理论和学风,对明代“实学思潮”的兴起起了直接的先导作用。
      薛瑄生于1389年,卒于1464年。生前官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卒赠礼部尚书。少年时代的薛瑄就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展示出聪明的才知,他的爷爷是启蒙教师,31岁乡试第一,33岁考取进士。公元1428年薛瑄40岁时进京做官,被任命“广东道监察御史监湖广银场”一职。监察御史隶属都察院,七品官员待遇。当官之后他以“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作为一生清正廉洁的座右铭。最能体现薛瑄正气凛然人格魅力的是同宦官王振的殊死搏斗。1441年,薛瑄回到京城任大理寺左少卿、大理寺右寺丞、南京大理寺卿等职务时所发生的事情。这期间 薛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抗击权贵,伸张正义,为民请命,平反冤案。所做的一切都能召来杀身之祸,他泰然处之。宦官专权是明朝一大顽疾。宦官王振凭借侍奉太子的条件,官职司礼太监。王振广结死党,揽权干政,诬陷忠良,朝野上下均惧淫威而趋炎附势。薛瑄到任之后,很多人劝他到王振府上拜访,他既不拜会,又将王振为笼络他而送的礼物退回。更重要的是他矫正了王振党羽制造的冤假错案,王振怀恨在心,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向朝廷诬告薛瑄。1443年薛瑄55岁的时候,被朝廷无辜下狱处以死罪。王振预谋杀害薛瑄,遭到朝野上下大为不满,朝廷迫于压力免除死罪,解除一切职务和待遇被贬放故里。
      公元1444年,薛瑄回到故乡后,忍受着个人的巨大不幸,以卜子夏、王通等先贤为榜样,发扬“河汾设教,西河桃李”的精神,在河津老城进行设教活动。薛瑄原在河津县城南街有一宅院,他便在此一待就是六年,设教河汾,著书立说。当时,薛瑄在河津县城的住宅被称为“南书院”,以后称为“文清书院”。那个时候四方学子慕名前来,以致住宿都很紧张。所授内容《小学》、《大学》等。循序渐进,逐步深入,把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传授给大家。薛瑄的教育特点是“拳拳以‘复性’教人”,这说明“复性”是程朱理学最重要内容,他倡导的“不事言语文字,而必责诸躬行之实”是对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进一步贯彻和实施。随着薛瑄理学思想的高度成熟化,他的教育理论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薛瑄理学的特色是务实致用,反对空谈。他强调“千言万语,只在实”,“人而不实,无一而可”,“为学不实,无可据之地”,所以“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薛瑄不仅创建了“实学”理论,而且以“实学”为基础,创建了“河东学派”。“文清书院”, 就是河东学派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以薛瑄为代表的河东学派,和以王守仁为代表的江浙学派,是纵观我国明代理学思潮的两大学派,对中国古代文化起到了推动和发展作用。薛瑄不仅是一位理学家,在诗词、散文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四库全书》对待薛瑄有这样的评价:明代醇儒以薛瑄为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绝不以俚词破格。其诗如《玩一斋》之类,亦间入理路,而大致冲淡高秀,吐言高拔,往往有陶韦之风。盖有德有言,瑄具当之。薛瑄的哲学观点,可以从他的《读书二录》中看到,他的施政见解集中在《从政名言》里;在文学上他的《游龙门山记》被称谓明代散文之冠,现已选为中学课本。
      就在薛瑄在故里期间,朝廷发生“土木之变”,王振被杀,时年61岁的薛瑄又被召回任大理寺右寺丞,67岁时官升通议大夫大理寺卿,69岁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直文渊阁预机务,同年,又任礼部左侍郎。此时,朝廷接连发生“夺门之变”、“杀害于谦”,等重大事件,政局颓变。薛瑄三次上疏,朝廷批准告老还乡,69岁时返回故里。从薛瑄生活的中国封建社会可以看出,薛瑄是怀着及其复杂的心情告别政坛,对待官场“狐趋狗媚”的风气,觉得自己没有扭转乾坤的回天之力,只能远离官场。

     六、龙门文化的精髓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

    元代王思诚在《河津县总图记》中对龙门人的评价为“其民质直好义”。王思诚的评价太准确了。龙门人的“质朴”、“正直”、“正义”、“实在”正是从古到今的道德规范的坐标,它是龙门文化的高度概括,也是龙门人的灵魂。

    早在东周时期郤缺在龙门大地演绎了动人的相敬如宾恩爱故事。郤缺在遭贬故里时,仍然“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恪守道德,不失礼仪,在田间地头过着艰苦的生活,夫妻双方依然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受到世人的称赞。“相敬如宾”的典故便由此而得。

    明清两代,在龙门大地先后出现了任氏“兄弟义民”和阮氏“父子义民”。

    樊村的任宽、任直兄弟二人和西梁村的阮廷实、阮凌云父子二人,他们都有朴实厚道,乐善好施,扶危济贫,德性卓越。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朝廷颁发圣旨,旌表任氏兄弟义行。由5省69县上百人倡导修建的阮氏父子“义行双碑”至今仍然伫立在西梁村。

    龙门大地古往今来先后出现“父子宰相”、“叔侄宰相”与“父子进士”的现象。位于清涧村春秋战国时期“相敬如宾”的郤缺与其子郤克,先后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出任中军主帅执国政。(宰相)另一个位于东光德村的金代李华、李复亨叔侄二人,五年内该村连出两位宰相。老城明万历年间(1616年)进士庞尚廉,官拜河南御道史。其子庞褆与父亲合称为“父子进士”。

    在中国现代史中,有辛亥革命打响太原起义第一枪的姚以价将军,被誉为“辛亥革命元勋”。解放战争时期,董其武将军深明大义,在绥远率部起义,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起到了推动作用。

    明末清初的严慎修,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学者和教育家。爱国名师乔鹤仙、国学大师李亮工、蒲剧史魂墨遗萍、梨园老人李尤白等等,都是龙门人的骄傲。

    兴学重教对龙门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从卜子夏的“西河设教”到王通的“白牛溪设教”。从薛瑄的“文清书院”到乔鹤仙的“养晦学舍”,都为龙门大地及其整个华夏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人才。卜子夏“一圣育七贤”、王通“一师育七宰”为龙门的教育事业写下了重重一笔,也为华夏文化的向前推动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所以自古以来就有“西河桃李满天下”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