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安全知识培训主持:哆啦A梦：不完美的亚洲英雄

2011年11月，一条机器猫真人化的广告开始在日本播出。这帧名为《30岁的大雄》的广告由妻夫木聪出演大雄、小川直也饰演胖虎、让·雷诺扮机器猫。剧照公布后，在微博上迅速传播，掀起了一股怀念“机器猫”的热潮。而在机器猫诞生的时代，其故事投射了日本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梦想。

贰零零八年3月19日，日本东京霞关外务省大厅。下午5时许，外务大臣高村正彦将满满一筐铜锣烧和一纸“卡通大使”委任状递交给了一只顶着大泡泡头、无耳、三围都是129.3cm的古蓝色机器猫。委任状如是写道：“希望你身为卡通大使，代表日本，将日本的卡通文化介绍给全世界，并且让全世界的人更进一步了解日本的社会、文化，培养更多的日本友人。”

这只其貌不扬但真诚地微笑的机器猫，在亚洲华人地区有多种译名：铜锣卫门、叮当、阿蒙、超能猫……但根据已故作者藤本弘（笔名：藤子·F·不二雄）遗愿，它有一个共通的名字：哆啦A梦（ドラえもん）。

它来自2112年，是野比世修家的猫型机器人，受主人所托回到1970年代的日本帮助世修的“笨蛋”高祖父野比大雄，借以让野比家兴旺。在跨世代的科技差距面前，它似乎无所不能，真诚、义气、善良、极富责任心。但却又不如铁臂阿童木般的完美，它是只俗猫，偶尔也会急躁、好色（共计13次偷窥静香洗澡）、贪吃（铜锣烧）、撒谎、甚至怕老鼠……

正因如此，藤本弘不止一次在谈到哆啦A梦时不住嬉笑：“它的原型就是一只系着铃铛的野猫，我家刚好有一只，说不准你家里也有。”

猫+不倒翁=铜锣卫门

1969年11月末的一天，东京都丰岛区南长崎常磐庄内，电话铃又响了。长条桌围坐着六七个约莫三十岁上下的男人，没人有意接电话，甚至没人有意抬起头来，一如早有默契，只是继续描线、上色，权当是隔壁人家的闹铃在响。

每到月底时候，聚居于常磐庄——这栋被后世称为“漫画水泊梁山”公寓内的男人们最怕的就是电话响，最不在意的也是电话响。除了学运领袖们不顾成本的宣传电话，知道这个秘密据点的只有《漫画少年》（学童社）的编辑们，但临近年关，学运的狂躁在大是大非面前似要为翌年的大阪世博会让路，打电话来的一定是编辑催稿；但最不担心的也是催稿，抛开刚搬走的“漫画之神”手冢治虫不说，聚居于此的赤冢不二夫、石之森章太郎诸位也无一不是60年代日本漫画界涌现出的新锐。

然而，唯独有两个青年是真怕听到电话响，早早便带着纸笔去了附近一家寿司店里苦思。这二人都是富山县人氏，身形清瘦者名为藤本弘，头戴贝雷帽，烟斗不离手，这是当时青年漫画家圈子里最流行的装束，原型便是手冢治虫。另一位身形稍硕者名为安孙子素雄（笔名：藤子·不二雄A），长发后系，是藤本弘的小学同学。二人初出茅庐，在东京漫画界并无根底，每遇编辑催稿，就算挠破头皮也要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入夜，二人依然没想出新作漫画主人公的形象，径自回公寓休息。藤本弘回忆起当年创作《小鬼Q太郎》时花猫进屋的情景，不知不觉睡着了。翌日醒来，又是电话铃响，匆忙下楼，不小心踢倒了女儿的不倒翁。藤本弘灵光一闪，顾不上电话，转身回房，在画纸上草绘出了一只不倒翁一样上下浑圆的花猫。起初，藤本弘和安孙子素雄给这只不倒翁猫取名Doraneko，意为“铜锣猫”。为了更贴近少年读者，使主角更人性化，藤本弘决定将名字改成了Doraemon。emon的汉字是“卫门”，原为日本古代武官职称，Doraemon亦即“铜锣卫门”之意。就此，哆啦A梦诞生了。

12月，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以共用笔名藤子不二雄，将《哆啦A梦》于小学馆发行的儿童学习杂志《小学一年生～四年生》1970年第一期上开始刊载。至1980年时，同时连载《哆啦A梦》的杂志已多达89种。

从1974年开始，由藤子不二雄选出连载结束部分的短篇故事集结成单行本发行，共计45册。根据日本《出版月报》统计数据，自2000年末预计发行超过1.7亿册，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国民漫画。1987年，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拆伙后以笔名“藤子·F·不二雄”继续每年独立完成一部《哆啦A梦》大长篇（电影版剧本）创作。1996年9月23日，藤本弘正在为《哆啦A梦大长篇——发条都市历险记》电影的影画原作执笔时，突然昏倒，在送往医院过程中因肝衰竭死亡。而恰在此前不久，藤本弘还在接受「トランヴェール」（《绿色列车》）杂志采访时说道：“我还不打算将《哆啦A梦》完结，即使彻底绞尽最后一滴脑汁，留下最后一口气，也想继续试着画下去。”不曾想余月之间，誓言成真。

当梦想照进现实

1944年，11岁的藤本弘就读于富山县高冈市立定塚小学。这个终日与漫画为伴的少年运动能力一般，学习平庸，更不善交际，如同这个北部小城一般普通，静谧。某日，一位名为安孙子素雄的转校生引起了藤本弘的好奇。与藤本弘一样，此时的安孙子素雄也不善言语，课间时候总是自顾自地在课桌上临摹漫画绘本。因为爱好相同，藤本弘主动上前攀谈，言辞间甚为投机，自此结为好友。

1947年，19岁的手冢治虫出版的处女作《新宝岛》大获成功，这让两个少年在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漫画之神”身上看到了将爱好变为职业的希望。为表仰慕，二人开始以“足塚不二雄”为共用笔名向《漫画少年》投稿，每有稿费收入，便相约看电影，锻炼构图手法。1951年，二人共同创作的《天使之玉》在《每日小学新闻》上以四格漫画的形式连载，初获好评。这一年，两个年轻人带着准备投稿的新作《宾汉》前往兵库县宝塚市拜访手冢治虫，希望得到偶像指点。没曾料到，手冢治虫只是一句“嗯，不错嘛”草草作答。二人心灰意冷，连夜返回富山老家。然而在二人走后，手冢治虫却心生赞叹，“说不准将来能成为自己一生的对手”（据《手冢治虫的世界》，大和书房出版），并将两位少年带来的作品珍藏。

1954年，已经供职于一家糖果公司的藤本弘不甘心就此中断漫画梦想，仅仅上了三天班就辞职不干，相约安孙子素雄一道“上京”。与如今中国的艺术青年大量进京“北漂”一样，五六十年代日本的上京热潮同样是一次掺杂着希望与绝望的冒险。已在报社谋得一分安稳工作的安孙子素雄举棋不定，决定与母亲商议。母亲没有多言，只说了句“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吧”。安孙子素雄觉得母亲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便一气之下辞职上京。

初到东京，怀揣成为正真漫画家梦想的二人并不顺利，没有约稿，没有固定职业，收入更无从谈起，只能租住在安孙子素雄远房亲戚家的2畳（日本房屋面积单位，1畳约合1.62平方米）小屋里。直到1963年，二人合作的《小鬼Q太郎》出版，事业才稍有改观，藤本弘也以这本漫画的稿费娶妻成家，成了“正式的东京人”。

此时的日本，国民内心中对于战争的惨祸以及战后混乱、贫穷的记忆依然挥之不去，但无不坚信日本会从焦土中急速复兴至战前水平。

这是一个经常被后世以国家振兴、经济复苏等等激荡词汇简单概括的年代，人人甘愿粉身碎骨，人人争做“企业战士”“一亿总中流”（60年代至泡沫经济破灭前，日本90%以上国民认为自身经济及社会地位处于“中间阶层”）的意识洪流让日本国民无不相信自己现在活得还不错，未来更会“金满日本”。而初出茅庐的藤本弘、安孙子素雄，甚至于二人笔下《哆啦A梦》中的野比大雄一家，也无一不身处这“一亿”中间阶层当中。这是一个形象模糊的群体，他们远不如社会两极那般面孔清晰，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被后人忘记；他们胆小怕事，资质平庸，缺乏上进心但心地善良，租住于租金低廉的东京郊区，父亲单身通勤，母亲全职主妇，独子，家庭经济状况温饱以上，小康上下，房东不断加租，家庭常常财政赤字，但同时也格外勤奋，守则、节俭、自律，因为他们也有梦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户建”，立足东京。

《哆啦A梦》第一次出刊时面对的直接读者——“哆啦A梦世代1号”（亦即1970年左右就读小学1-4年级人群）同样来自这一基数庞大的中间阶层家庭。他们家庭条件一般，没有足够的零花钱购买最新型的玩具，只能以价格低廉的漫画为伴；他们功课一般，体力一般，经常被欺负，依赖成性，希望得到英雄庇护，但又不敢奢求超人般完美；他们上进心一般，意志力一般，易满足，仅仅希望能与眷顾自己的英雄同吃同住，会陪自己去附近的空地打棒球，与胖虎的“巨人棒球队”对抗，有时还会和自己挣抢铜锣烧。

当“哆啦A梦世代1号”们在学校受到欺负、被严格的母亲责骂流下眼泪之后，总能在野比大雄身上看到自己的怯懦，总能在哆啦A梦身上找到慰藉，于不完美中萌生出“未来一定会更好”的希望。正如藤本弘在采访中所说：“哆啦A梦登场的街道和空地，以及人际关系，全部都是孩子们自身的体验。我所描绘的漫画人物，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读者的。”（《儿童心理》1996年7月号）

“哆啦A梦杀人”事件

2004年6月3日，日本评选出历史上最受国民欢迎的漫画人物。哆啦A梦（非人类）以绝对票数荣登榜首，其后分别是《七龙珠》中的孙悟空（进化前人类），となりのトトロ（非人类，中译名：龙猫），鲁邦三世（人类），机动战士ガンダム(非人类，中译名：高达、敢达等)。

前五中，有四位最受欢迎国民漫画偶像都是非人类原型，其时，有多位评论家及媒体为此表示过担忧：作为小学成长期模仿偶像的漫画人物，排名靠前的大部分都是“全知全能”的非人类偶像，是否说明“后哆啦A梦世代”人际关系疏远和少子依赖性的增强？事实上，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1999年4月14日，山口县光市发生一起恶性杀人事件。当时18岁的少年A将一名家庭主妇（时年23岁）杀害后奸尸，随后将其11个月大小的女婴置入抽屉当中，窒息而亡。虽然犯罪嫌疑少年A很快被逮捕，并以强奸致死罪及杀人罪起诉，但因当时未成年，并未受到死刑判决起诉。这本该是一次速断速决的审判，但因在第一次庭审中A少年陈述的杀人理由，使这次恶性杀人案激起了社会舆论轩然大波，至今仍处于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审理之中。

A少年的杀人理由是：将婴儿置于抽屉当中是为了获得哆啦A梦的帮助，哆啦A梦一定会从时光机（抽屉）中爬出来；而死后奸淫受害者，是为了仿效《魔界转生》（山田风太郎）中令死者复活的仪式。A少年“为了召唤出哆啦A梦搭救我”的杀婴理由引起社会哗然，甚至有媒体惊呼其为“哆啦A梦杀人”事件。其时，80年代出生的人群正值成年（日本民法第四条规定，20岁前为未成年）前一二年，而触法未成年人受《少年法》保护，一般不受成人刑事处罚的同等处罚，原则上只在家庭法院以“保护再生”目的进行处置（如死刑刑罚定罪无期，无期刑罚定罪10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这一人群在小学初中阶段时，因日本女性全职主妇人口减少，父母双通勤，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是以漫画为伴。

因为相信哆啦A梦等全知主人公的存在，使得这一代人群具有强烈的依赖意识，从幼儿期开始，不自觉地将受到哆啦A梦庇护的“野比太郎情节”植入自身,幻想自己身边拥有一个万能同居者（哆啦A梦），或者邻居是会忍术的哈特利（《忍者小精灵》主人公）、会通灵的魔法少女，“无论什么时候，绝对会有什么东西来帮助自己”。

然而，现实却如日本漫画评论家石子顺造所说：“漫画，不挑选读者，它以所有读者为对象，它塑造冲突，肯定会有善恶，但是不会教化善恶。你可能学习哆啦A梦的牺牲精神，辅助大雄，求仁、向善，也可能不是，这都取决于读者自己。”这种幻想与现实的反差，不能说直接导致90年代末日本未成年人猎奇伤人事件频发，但或许确有某种内联关系。

2002年3月22日，“光市母女杀人”事件一审宣判，被判无期的A少年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如今的世道，始终微笑着，就是罪过。小混混从痛苦中逃脱，傻子从精神病中逃脱，我因为这个世道而得以逃脱。”

与哆啦A梦同居

2002年4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25位最能代表亚洲形象的“亚洲英雄”，日本五人上榜：棒球手铃木一郎、足球运动员中田英寿、电影导演北野武、作家小田实、以及唯一的非人类英雄——哆啦A梦。在哆啦A梦的上榜评语中，《时代》编辑这样写道：“它把就算现在失落也一定能幸福的信息传递给全亚洲。”

自诞生之日起已逾四十年的哆啦A梦，虽然偶受非议，同时面临着后起之秀们的挑战，但始终无人能替代其作为日本国民漫画偶像的地位。

代际差异使得读者对漫画的接受类型各有不同，如今日本ACG（Animations、Comicsand Games，即动画、动漫、游戏）的大本营秋叶原，已经被新的御宅（Otaku）文化、萌（Moe）文化、女仆、猫耳、女巫等青年系漫画占据。然而，哆啦A梦作为少年漫画中的经典形象，早已深植于日本国民的性格与日常生活：清晨被哆啦A梦闹钟唤醒；去肯德基吃份早餐便可任选哆啦A梦FM收音机或者文具屋做礼物；搭乘小田急新开的哆啦A梦电车上班，电车的大门甚至被设计成了“任意门”的模样；下班回家，可以在任何一家7-11或者森永便利店里买到哆啦A梦系列商品，软糖、巧克力、甚至哆啦A梦的秘密道具；假期去旅行，一家人搭乘穿越青函隧道的JR“哆啦A梦海底列车”体验一次时光旅行；或者去富山，那里是藤子不二雄的故乡，漫步在哆啦A梦步行道重温童年记忆……正如杨照在《文学、社会与历史想象》中所说：“所有的人都能了解的才是真正的艺术，讲艺术似乎很高尚，实际上生活中处处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