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陷阱，中国面临的制约

    ■新观点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自十七大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推出一系列的重大改革部署，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开始作为重要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比如广东省专门成立社会工作管理委员会。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日前举办社会建设论坛，邀请各界专家学者对如何加强社会建设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本报记者现将精彩观点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我今天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建设的基本背景是什么，可能会遇到的最主要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第二个是社会建设究竟应当建设一些什么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内容。

    转型陷阱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现在社会建设要面临的最基本背景是什么。我想讲的概念是“转型陷阱”，现在社会建设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制约条件，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判断是很重要的。现在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词叫“中等收入陷阱”，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好像这两年的情况跟原来有点不太一样，有人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气质在变化，有人说改革已经死亡，总而言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这种说法的背景是什么？现在人们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叫做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提出的概念，指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了人均G D P3000-5000美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槛过不去了，比如拉美国家、亚洲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大家担心中国的国民收入到了4000美元左右时，是不是也要遇到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不是拉美、不是菲律宾、不是马来西亚，中国面临的是很独特的状况，中国会面临的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

    那转型陷阱指的是什么？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在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这样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就要求不要往前走了，要维持现状，然后希望把我们认为所谓过渡型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是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我们假定一个房地产商，对他来说什么样的情形是最好的？当然是能够用行政的方式廉价拿到土地，然后盖成房子，在市场化中把房子卖出去。现在情况对既得利益者来说是最有利的，这样就有可能把这些东西定型下来，形成混合型体制。

    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现在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这样一个转型陷阱，这个转型陷阱的种种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有一次我去某地，晚上区长请我吃饭，就两个人，他说你知道我今年最难的是什么吗？今年最难的拆迁任务100万平米，这和我的乌纱帽连在一起，拆完了还当区长，拆不完区长别当了。我说拆哪，他说拆哪都行，只要拆出一百万平米。我们现在不是经济停滞的问题，而是走火入魔，陷入畸形发展，而这与转型陷阱有着密切关系。

    转型陷阱特征是权力与市场结合

    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中国现在具有重要意义，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究竟身在何处：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处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也不是处在中间的过渡状态，而是处在一种结合了新旧体制的混合型体制的定型过程中。现在对新的体制，混合型体制最好的概括就是中国模式。

    第一，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明确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二，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准确理解到现在改革的主题集中在哪。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今天的既得利益者要固化现有的发展状况。在此情况下，将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绑架社会的现象。

    第三，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改革遇到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现在改革处于停顿状态，我觉得问题不仅仅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更重要的来自于在改革当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吁重新形成改革共识，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改革共识已经相当困难。

    第四，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看清楚种种困惑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发展会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为什么只能在一些特殊情形下的措施会常态化、体制化，所有东西的背后是有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转型陷阱的逻辑。

    第五，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一个问题产生警觉，在转型陷阱的逻辑没有打破之前，那些所谓深化改革的措施，甚至那些想矫正目前问题的措施都可能被扭曲，变成获取既得利益的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会进入进退维谷的状态，不改不行，改也不行。

    第六，转型陷阱的概念有利于澄清笼罩在左与右争论上的迷雾。在转型陷阱的背景下，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左与右的问题，转型陷阱形成了混合型体制，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

    改变社会力量对比打破僵局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转型陷阱的概念对我们认识社会建设当中的一些问题非常重要。就拿目前很棘手的一些问题，比如最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说，如果群众的要求是不对的，不能解决；如果老百姓的要求是对的，更不能解决。为什么？如果群众的要求是对的，解决了，解决一个出来十个，解决十个出来一百个，它已经形成了一种逻辑。再比如土地的问题，征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市场交易的契约上，在法制的框架下进行的，结果产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解决？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其他人的怎么办？原来我们形成的那些问题，已经使得我们用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只能用将来的错误做法维持过去的错误做法。所以，为什么我要提出转型陷阱概念，是因为这是我们整个社会建设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转型陷阱的背景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打破转型陷阱当中的僵局。从这点来说，最近刚刚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个人觉得，这是美国社会运行中机制在发挥作用，他们正处于打破社会僵局的过程中。这些年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表现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失衡。这些年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了吸收社会财富的黑洞，并且社会已经无可奈何，传统的监管措施无能为力。美国财政部长讲了一句话，“法律赋予政府的权力，我们已经基本用尽，但是不起作用。”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当中还是有一种机制在起作用，这个机制是什么，就是社会，就是民众。美国社会的民众开始介入这个过程，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对于打破原来的僵局，改变社会力量的对比，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事情如果利用得好，可能会形成一种变革，通过这场变革改革既得利益格局。

    中国其实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大家知道现在都在讲“温州危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有美国的一个类似因素，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失衡。过去一年，我们的产业经济、实体经济可以说是非常艰难，但前些天某银行行长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年的业绩之好，让我们都不好意思公布了。一个老板讲，我手下1000人的工厂，一年的利润是100万，他说我老婆在上海买了八套房，挣了3000万，老婆这八套房子够我这间工厂1000人干30年。可我们要打破这样的僵局，机制在哪？只有社会力量的发育，我们才会有一个正常的社会。

    建利益均衡机制和基础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建设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但是这个社会建设最主要的是要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有六大问题：

    问题一：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这是我在2005年提出的。我们到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利益能不能有一个相对的均衡，关键在于有没有一套利益均衡机制。我们现在经常在讲这个问题，讲现代利益关系的时候就说，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是一个社会力量的失衡，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失衡，如果没有这样一套新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利益关系很难平衡。

    问题二：要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优化社会结构。我们前段时间讲得比较多的，是以中产阶层、中产收入为主的社会结构，但是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条，就是结构要具有流动性，能够给人们提供希望。在这样一个转型陷阱的背景下，实际上不仅仅结构是不合理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定型化，定型后人们的机会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社会流动正常的渠道，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这个渠道提供希望，没有希望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问题三：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

    问题四：要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方式。现在人们都在强调社会矛盾多，社会矛盾尖锐，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中国最主要的问题，问题是缺少制度化的办法来化解社会矛盾。

    问题五：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社会建设不能缺失政治学的视角

    ■多角度

    □肖滨 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来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主要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分析原因，我们还是做了一定的政治改革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调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当时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放权，广东为什么能够发展，是因为当时中央对广东有八字政策“灵活措施，特殊政策”，广州内部也放权了，给乡镇很多自主权。还有还权，比如政府把市场权力还给企业，当时省委书记说，不是放权而是还权，因为这个权力本身就是属于企业的，所以要还权。还有限权改革，比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通过放权、还权、限权改革，政治体系外围结构松动，这种松动和变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市场的空间让渡出来了，经济有活力了。

    所以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当年的经济改革，离不开政治改革和一定的政治调适，这是历史经验，我们要注意。今天我们要搞社会建设，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和调适，也是推行不下去。

    我觉得中国的社会建设应该在四个方面推进：

    第一，优化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结构向菱形结构转型。社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在我看来是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如果要打破目前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利益表达机制要跟上，最重要的是政治力量与政治表达，比如人大制度。

    第二个层面，改善民生。以社会政策引导社会建设，这当然没有说错，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里面涉及到了公民的社会权利问题，这是公共财政的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干部们可以享受公车，孩子们却没有校车。社会民生这块，主要是公共财政问题，而制度结构要调整，需要政治改革和政治调适。

    第三个层面，社会建设强化社会组织，更与政治有关系。

    第四个层面，社会建设主要是民权建设，而民权的改善，需要公权改革。当年孙中山写社会建设的时候，旁边有一句话，民权促动。社会建设是民权支持，民权促动。

社会建设来自于有秩序的公民行动

    □朱健刚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对社会转型的理解有非常积极的一面，就是一边在溃败的同时，还一边在建设，社会本身开始积累。我要探讨的题目是如何在社区中建设公共空间。

    一种是政府进行家国型的公共空间建设，家长式的权威，轰轰烈烈地搞活动，大家作为党员，积极分子，积极去参与。一种是搞运动，抗争性的公共空间，所谓的抗争政治，这种公共空间非常多，但是非常短暂，非常临时，但是一旦利益得到满足就立刻消失。还有一种是一些人建立了组织，主要不是为了抗争，而是为了各种社区建设，搞搞娱乐或服务活动，形成了公益型的公共空间。

    谁来做，肯定要有社会组织来做，根据我的研究，在社区组织里，权威型的组织主要是业主委员会和居委会，很多都是自上而下的，动力来源于一种授权，基本上很难形成公益性的公共空间。另外两种，一种是内生型的，比如志愿者巡逻队、歌舞类等，虽然非正式，但绝对是有组织的，也能够自己筹集经费。另一种是外部组织的进入，不是N G O，就是社工机构，这种外来组织会来做，但是带有很多民间色彩，这个过程是非常关键的。后面两类组织的合作或互相催生和支持，是构成公益型空间的非常重要条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凤凰城的“爱心公社”，他们想，闲着也是闲着，想着做一些事情，渴望找到熟人，渴望交流，就以公益的方式形成了联络。

    从外部进入的公益组织，主要的过程就是培育的过程，培育当地人的力量。在这种活动里，不在于人多，而在于发现社区的一些骨干人物，要讨论议事规则，一起协商公共议题，培育一些领袖人物，最终可以让人们自我组织起来，这样社区的能力就产生了。

    我认为有一个更大的作用，就是培养一种文化的再造，把这些人，小区居民开始公民化，逐渐具有一种主体性，觉得社区是他的，可以平等和人们交往，允许多元的观点，他们会积极行动起来，我们用了一个概念叫“积极公民”。社区公益事实上需要整体的配合和支持，需要外部的N G O、基金会，包括国际机构的支持，需要制度环境的支持，需要公益文化的支持形成一个普通人的公益行为。在我看来这种公益很重要，在社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落脚点落在社区上，我认为这个系统对文化的再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民组成的社会，主要从日常生活中来，从社区里来，应该有些美德，能够包容，能够开展行动，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社会矛盾，解决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通过理性、和平和建设性的行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认为与民主主义运动是不一样的，社区的变革会带来更大的改革，动力不再来自于精英，更多地是来自于公民和有秩序的公民行动。　　(南都评论记者何雪峰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