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小学生防火安全顺口溜:江青秘书只因送错一封信换来八年秦城生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22:04:26
从“座上客”变成“阶下囚”：
江青秘书只因送错一封信换来八年秦城生活
阎长贵
2011年01月14日08:44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关于江青诬我是“坐探”的事，在这里补叙一下。我直到“文革”结束很久，到了两个世纪之交，即2000年前后，我才找到一个原始根据。江青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队代表时讲话，在讲到我时，她说：“1967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 本文摘自《温故（十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成为“坐探”以后
送错一封信，成为“阶下囚”
在1967年12月底的一天，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转来的给江青的信。这封信是北京某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工作忙，不断地收发文件和接电话，这封信我是分几次陆续看完的。在这封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就是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的话，等等。她写这封信的目的，无疑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去她正受到的冲击。我感到这封信很难处理——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我误会了这封信的内容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我把这封信附上一张条子送给江青。条子上写的是：“江青同志：这封信有您的名字。”我所谓“有您的名字”，并不是说信的“抬头”，这是写给江青的信，当然抬头是江青，而是信的内容中有江青的名字——意思是说，此人以及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再说一次，这一点我是误会了——确确实实误会了，这位写信人和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什么关系。我万万没想到，由此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一下子，我吓呆了，不知怎么回事。低头一看，是我“请示”她的那封信，我轻轻而又胆怯地说：“来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没动动窝，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江青这个严厉斥责后，我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讲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江青的名字。
尽管江青声色俱厉地斥责，但由于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对我的态度却变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江青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或发文件。恰巧这个星期和我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奔丧了；待杨1968年1月8日晚回来，1月9日上午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后，我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是1967年国庆节后调来的，还未单独直接见过江青）。我向江青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悻悻地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
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他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他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的一间屋里，汪东兴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汪东兴；“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从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