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qq同步通讯录:江东晛：“大屋顶”建筑

    每当从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出来，我们都会看到周围的建筑有一种奇怪的风格：这些建筑都很高大、很现代，然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顶部加上了中国古典建筑中的“大屋顶”，或者在立面用覆着琉璃瓦的屋檐进行装饰。很明显，这些细部的设计是为了与北京站和北京西站这两座主体建筑相协调：建成于1958年的北京站，立面用四个重檐攒尖的清宫式亭子装饰钟楼和东西出入站口，而1996年竣工的北京西站本身就是中国古典的城关式建筑的现代翻版。除了这两座车站，我们在北京的很多地方，甚至是全国的很多城市，都能够看到这种建设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仿古建筑。在中国的建筑学界，它被称为“大屋顶”样式。那么，这种建筑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在北京如此常见呢?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讨论这一问题。

　　一、“大屋顶”建筑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的侯兆年书记在《北京近百年建筑三次“大屋顶”高潮综述》一文中，对“大屋顶”建筑进行了定义，并梳理了这种建筑样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为人们俗称的大屋顶，就是具备近现代功能的仿中国传统形式的仿古建筑，也称为‘民族形式建筑’。其特点是建筑带有曲线和较大出檐的大屋顶，立面用中国传统红柱子竖向分割，屋檐下有梁枋、彩画和斗拱造型，基础有块石台基和汉白玉栏杆，建筑材料、结构和功能却是近现代的。”[1]“大屋顶”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构成部分。除了泄雨、保暖等实用目的之外，“大屋顶”还具有其自身的政治功能。屋顶样式的不同体现了社会等级的不同。皇宫建筑的屋顶之大远远超出了建筑上的实用性，其目的正是要体现出皇权的至高无上。民国成立之后，旧有的等级意识形态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然而大屋顶的建筑并没有就此立即成为“糟粕”。很多西方的建筑师进入中国，发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美感，自觉将这种风格运用到自己的实践当中去，创作了很多如上定义所述的“大屋顶”建筑。在北京，协和医院是“西方建筑师设计的中国‘传统复兴式’(也称‘宫殿式’)建筑的第一个成熟作品。”[2]我们现在的燕园，以及内城恭亲王府旁的原辅仁大学教学楼，则是这种风格的延续与发展。

　　到了建国之后，这种民族形式的建筑则为中国建筑师所自觉运用。从1952年到1956年，北京的第二次仿古建筑高潮到来。较为熟知的有中央民族大学建筑群、三里河“四部一会”大楼、北京友谊宾馆、总政地安门宿舍楼、人民英雄纪念碑、外贸部大楼、北京亚洲学生疗养院、北京体育馆、北京建工部大楼、全国政协礼堂、首都剧场。[3]但是，从1955年开始的反浪费运动则宣告了这个高潮的戛然而止，我们将在下文提及这段历史。

　　第三次的高潮则在1958和1959这两年到来。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突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气度，中央政府决定在首都兴建十大建筑，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和北京工人体育场。其中，民族文化宫、钓鱼台国宾馆、北京火车站和全国农业展览馆则明确使用了中国古典的大屋顶形式。

　　侯兆年的文章仅仅梳理到上世纪60年代开始前。其实，在北京，“大屋顶”的建设远没有就此结束。比如60年代建立的中国美术馆，则是对莫高窟建筑的模仿与现代创新。而直到90年代，北京西站的建设仍然用仿古城关式建筑。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为了与周围的传统式建筑协调，也设计成了“大屋顶”的样式。这一民族风格的建筑实践到目前还未结束。

　　二、“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建国后“大屋顶”建筑的兴起

　　从上面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民国时期，中国“大屋顶”建筑主要是西方建筑师的实践。到解放之后，中国的建筑学家才自觉使用这样一种形式。那么，为什么在建国之后会出现民族风格建筑的勃兴呢?这里面，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苏联专家的建议，而梁思成的奔走也与此有很大关系，以至于到1955年反浪费时，梁思成成为了所有大屋顶建筑的“罪魁祸首”。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国际形势的制约，中国在外交上选择了对苏“一边倒”的战略。为了能够尽快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首都，新中国政府邀请了很多苏联专家到中国来进行指导。这里面，最知名的一桩公案就是以梁思成为首的“梁陈方案”与苏联专家方案的争论。梁思成和陈占祥继承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城市规划思路，认为在北京西郊新建一座行政中心将大大节省成本，而且也能够将内城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一座庞大的博物馆。而苏联专家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改造旧城可以利用原有的基础设施，这样会使成本降低。不管是外交上的考虑还是主观偏好，毛泽东最终选择听从苏联专家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人民能够实现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应该有能力将北京旧城从一座封建时代的皇城改造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首都。

　　苏联专家不仅仅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也带来了当时在苏联盛行的建筑理念。王军在《城记》一书中将这一段历史梳理地非常清楚。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进行了批判，认为那是资产阶级利用割断历史的形式主义的艺术来模糊阶级斗争意识和民族意识，因此，苏联的建筑思想应该是“以民族的形式”表达“社会主义的内容”。[4]建筑的问题用阶级斗争的政治语汇表达了出来。不过，苏联专家的想法也有其合理性，这种认为现代性将“割断历史”的哲学思想也是很多后现代哲学家所持有的，如波德莱尔等人。因此，为了能够保持世界的多样性，各个民族应该在社会主义的内容上探索本民族的传统。

　　由于政治上的一边倒，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一致认为应该学习苏联的建筑理念。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认为，现在不能像五四那样，对传统文化一味批判，因此苏联专家的意见是有价值的。教育部长钱俊瑞在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讲话中甚至提出，我们现在还没有经验，开头不妨先“教条主义”一下，把苏联模式整套搬过来再说。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建筑问题上也大量介入，“事实上，北京许多建筑上的‘大屋顶’都是负责审查图纸的苏联专家硬加上去的。”[5]因为“大屋顶”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最典型的体现。

　　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建国后“大屋顶”建筑的盛行，苏联专家是主要的推手。然而，梁思成的努力也是不可忽视的。从历史的眼光看，梁思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权力让新建的建筑强行加上大屋顶，然而，他的建筑理念却是与苏联专家相契合的——他明确主张应该用民族的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的内容。

　　在王军先生的笔下，梁思成的建筑理念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在建国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作为复兴传统式建筑的批判者存在的。他曾经直接批判过北京的协和医院等大屋顶建筑，认为其不伦不类。而他跟林徽因设计的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则力求现代建筑的简洁明快风格。这与赵辰先生在《民族主义与古典主义——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与悲剧性》一文中的叙事有所偏差。在赵辰的笔下，梁思成的民族情怀一直很浓，追求传统复兴式建筑一直是他的理念。但不论如何，历史上的定论是，在解放后，梁思成成为了传统建筑的捍卫者。在《祖国的建筑》一书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梁思成对传统建筑元素的推崇：“我们中国本来有我们中国体系的建筑。但是百余年来，在我国大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所谓西式建筑，它们具有英、法、美、德等国的不同形式和风格，近二十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没有民族性的所谓摩登建筑，好像许多方方的玻璃匣子。过去四年中人们对于建筑的民族性的问题有过不少不同的意见。最近由于大家进行了学习、讨论，并且苏联专家热诚地给我们介绍了他们过去的经验，我们的认识才渐趋一致了。现在大家都认为我们的建筑也要走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路，那就是走‘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路，而扬弃那些世界主义的光秃秃的玻璃匣子。”[6]他还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原则的赞同：“我们将来的建筑应该向哪个方向走呢?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节就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建筑“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7]具体到“大屋顶”的问题上，他认为，过去那种“洋房中国帽”式的建筑，“问题在底下的洋房而不在瓦顶”。“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建筑的高度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8]

　　然而，在主动追求民族建筑风格之外，梁思成坚持“大屋顶”设计还与自己的“梁陈方案”被否定有关。王军先生在《城记》中考证，对“大屋顶”的坚持实际上是梁思成“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在“梁陈方案”中，梁思成提出在旧城西侧发展新的行政中心。由于这样能够使故都完整保存下来，新的行政中心就不用太受到建筑风格和高度的限制，可以进行较为自由的创造了。然而，这一方案受到了苏联专家的否定。在一切“一边倒”的背景下，中央部门涌入旧城，甚至要布局在长安街的两侧。这样一来，故宫等文化遗产的周围景观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动，如果未经精心规划，这种变动很可能是负面的。为了防止新建筑与古建筑争高，破坏故都的天际线，梁思成与林徽因力主内城的新建筑不能高过三层。并且，为了与天安门调和，还必须加上“大屋顶”。然而，这种纯美学的考虑被苏联专家否定了，因为根据莫斯科的经验，将楼层高度控制在5到9层是最划算的，这样一来可以最充分利用土地面积和基础设施。因此，梁思成在这个问题上也无法取得胜利。最后，梁思成在考察莫斯科之后发现，如果经过精心的规划，让新建筑在外轮廓上与周围旧景物协调，也可以适当放开高度的限制。因此，一退再退之下，梁思成最终将底线放在了“大屋顶”上，并就这个主张进行积极的活动。一份材料显示：“照梁思成看，建筑物不论什么地点，也不论什么性质，都必须用大屋顶：东单的几个部，在审查建筑图样时，他建议各部加大屋顶，公安部、燃料部、纺织部没同意，贸易部迁就了，搞了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在他看，天安门广场周围，就更要大屋顶了，理由是不然与周围环境不调和。公安局的大屋顶，就是他强制加上的，据公安局说他们因此少建了四十多间房，而且搞的样子很难看，就连梁思成自己也承认只值两分……他曾固执地对我说：‘虽然只值两分，但设计的方向是正确的。’”[9]在《祖国的建筑》一书中，他还想象着设计了一座高约35层的大厦，所采用的正是“大屋顶”样式。而他认为，“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10]这个大厦虽然是想象中的，但在形式上，却与后来的民族文化宫非常相似。

　　三、“反浪费”：中央对“大屋顶”建筑的否定及对梁思成的批判

　　然而，梁思成对“大屋顶”设计的坚持很快就遭到了反击。而这反击并不完全是从中国内部发起的，苏联方面的新动作又成为了主要的动因。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立即对于过去的建筑思想进行了纠正。在1954年11月苏联第二次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论在建筑中广泛采用工业化方法，改善质量和降低造价》的报告，在苏联建筑界掀起了批判复古主义的浪潮。很多在斯大林时期坚持“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人又反过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且在建筑中浪费了大量不合适的资源，这与人民的利益不相符合。借着这个机会，中国政府中对于梁思成积累起来的不满也爆发了出来。毛泽东首先用极富个性的语言说：“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龟壳子。”彭真接下了批判梁思成的任务。必须指出的是，这场批判进行的还算理性，特别是相比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言。在1955年2月彭真的批判中，并没有太多意识形态的术语，而主要是指出“主管建筑部门的有些人，到处滥用职权，对建筑形式任意干涉，强迫人家盖大屋顶，或强迫人家‘这样’‘那样’，而市政府是没有给他们这种权力的。”这一批判，是从职权关系上做出的。而《人民日报》上进行的批判也比较理性，重点从“反浪费”着手，并且罗列因为“大屋顶”而造成的浪费的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当然，数据是否有夸张，这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在宣传口，周扬更是定下了基调，不要让批判上升到理论层面，因为“马列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是美学部分，中国对马列主义美学的研究更少，你们写了这些文章，连我这个外行都说不服，怎么能说服这样一个专家呢?”他还认为，建筑有民族形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就好像拿出一把刀从风格上就能判断出来是日本刀还是缅甸刀那样明显。因此“我们只能批判浪费，从理论上我们还没有依据，这方面的理论我们要派人去研究。”即便是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的理论性文章，在现在读起来也是论证清晰的：既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人民政权的建筑就要体现出其“人民性”，而不能割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一味崇古。更何况，新政权的经济实力还十分薄弱，在每个建筑都加盖大屋顶将造成很大的浪费，妨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11]

　　梁思成当然并不同意这些批判，林徽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出来辩护，认为“浪费”被夸大了。梁思成晚年的伴侣林洙披露，经过中央领导的反复恳谈，梁思成最终只能接受这一职责。1956年1月，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做公开检查。[12]“大屋顶”的计划也随着反浪费运动而戛然中止。甚至四部一会大楼一侧的“大屋顶”的建材已经被运上了顶层，也立即被叫停。直到现在，这个规划中的屋顶也没有被安装上去，导致其与建筑群中已经安装“大屋顶”的其他建筑产生了不协调。[13]

　　四、“好社会主义之大”：国庆十周年“大屋顶”建筑的复兴

　　从上面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筑实践一直没有其独立性，而是完全受政治的制约。而建国初期受到内政和外交的影响，政策又是翻云覆雨，建筑师的一项设计一会儿受到肯定一会儿遭到批判，导致他们在设计问题上谨小慎微，不再敢进行大胆的创新。然而，国庆十周年的到来又给了建筑师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为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58年，周恩来总理将全国优秀的建筑师集中到北京，设计“十大建筑”，而指导思想就是“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要“大而有当”。而且，在建筑思想上，也要遵循自由原则，甚至原先遭到批判的“大屋顶”方案，如果在展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恢弘气度上有用，也一概不要有思想负担。因此，北京站、农展馆、民族文化宫等“大屋顶”建筑才能够设计出来并立即上马。

　　但是，关于为什么“大屋顶”在反浪费运动之后4年之内就“重出江湖”，原因并不明朗。毛泽东时代，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在决策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除此之外，对外关系的因素可能也影响了“大屋顶”的命运。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前，中苏关系一直处于蜜月期，所以，苏联老大哥的国内动态，必然会对中国的内政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然而，在1956年之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越来越看不惯。1958年炮轰金门，毛泽东甚至违背同盟条约的规定，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故意没有知会苏联，导致赫鲁晓夫面对这个事情措手不及。再加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和平竞赛”、“平起平坐”等思想的批判，到1959年，两国关系已经貌合神离。更有甚者，理想主义的毛泽东还摆出了积极的姿态，要与苏联争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权。在这个时期，新中国外交的独立性大大加强，因此，他有条件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探索本身的前进道路。“大屋顶”建筑在这个时候的复兴以及在此后的继续存在，应该与这一历史大背景不无关系。

　　2011-12-16于燕园

　　[1] http://www.oldbeijing.net/Article/Class81/Class88/15649.html

　　[2] 李路珂等：《北京古建筑地图(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3] http://www.oldbeijing.net/Article/Class81/Class88/15649.html

　　[4] 王军：《城记》。北京：三联书店，第138-139页。

　　[5] 同上，第139-140页。

　　[6] 梁思成：《祖国的建筑》。北京：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出版，1954年，第2页。

　　[7] 同上，第39-40页。

　　[8] 王军：《城记》，第142页。

　　[9] 同上，第151页。

　　[10] 梁思成：《祖国的建筑》，第48页。

　　[11] 王军：《城记》，第149-157页。

　　[12]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334页。

　　[13] http://www.infzm.com/content/58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