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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漠视“新人口危机”的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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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向宏：不可漠视“新人口危机”的警号

2007-05-19 01:51:17　来源: 南方报业(广州)　网友评论 0 条 进入论坛

实行计划生育的理由，不是像绝大多数人简单理解的那样，是“中国人口太多”了，而是因为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为当时数量的中国人口创造足够就业。
作者：吴向宏 国际商业顾问

最近媒体都在猛烈地报道社科院人口专家蔡昉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劳动力将进入短缺时代。其实，这并不是蔡先生一夜之间抛出的新观点，而是他一段时期以来一直着力宣扬的一个结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蔡昉的博客上看个究竟。简单来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间，农村提供大量剩余的廉价劳动力，用低工资和收入差距拉大的代价促进经济工业化。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直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达到所谓“刘易斯拐点”。此后，该国要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么将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拖累经济增长。蔡昉通过自己的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

中国劳动力会出现短缺？不少人可能觉得难以置信。也许大家听过了太多的“人口众多、就业压力沉重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用世界上最少的人均资源养活了最多的人口”之类调子，所以脑筋很难转过弯来吧。其实，需要质疑的本来是上述“人口负担沉重”等说法。据有人计算，世界上有将近60个国家人口密度比中国还高，包括日本、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瑞士这样的发达国家，以及韩国、新加坡这样的近发达国家，它们的人口密度有些高达中国的两倍甚至接近四倍。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劳动力过剩，相反多有充足的就业和充分的失业保障。世界上也有许多比中国人口密度低很多的国家，却是经济低迷，失业高企。

劳动力供给过剩或者不足，主要并不是取决于人口数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取决于人口的结构，而是取决于一个经济体制能否创造出和自身人口数量、结构相适应的就业需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可能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新型人口危机。我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有一定必要的。但实行计划生育的理由，不是像绝大多数人简单理解的那样，是“中国人口太多”了，而是因为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为当时数量的中国人口创造足够就业。反过来，今天之所以中国可能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也不是因为现在中国人太少了，而是因为中国过去若干年的产业结构的提升，并未跟上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错位。

错位的明显表现在于：一方面，大量的新毕业大学生难以找到工作，出现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低于农民工的新“脑体倒挂”；另一方面，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进器——沿海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却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劳工荒”，尤其难以雇用到有经验的熟练技术工人。我在一年前的一篇文章里就指出：中国经济过去几年里显著地走向了“粗笨化”。特别是2001年之后，在低利率、低汇率政策扶持下，重型产业加速发展，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近3/4来自重制造业。相应地，中国知识型服务业岗位——基本上属于所谓“白领”岗位——需求相对不足，这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基本成因。相比之下，人均GDP比我国还低的印度，其经济总量超过一半已经来自服务业！换句话说，印度经济增长落后于中国，其产业结构却大大领先于中国。

换句话说，“刘易斯拐点”并不一定仅仅意味着劳动力供给过剩。在该拐点来临之际，如果应对不当，将有可能出现结构性大规模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结构性大规模失业并存的怪象。这就是我所说的“新人口危机”。应对这样的“新人口危机”，固然需要适当调整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但这并非全部。即使马上调整生育政策，新出生人口也要将近20年时间才能进入劳动力队伍。眼前更急迫的，在我看来，是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使之能够适应新的人口结构。

有趣的是，我国现存经济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那恰恰就是很多政策制定者对中国人口状况的误判。他们潜意识中总担心中国“人口负担沉重”，害怕就业危机，所以就拼命鼓励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适合于吸纳18-40岁、低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口，而这部分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显著下降(参见蔡昉的文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新形势下，并不能继续解决就业问题，反而由于经济资源片面流向该领域而抑制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会导致中国出现“白领就业难”的新型人口危机。

从更大的视角看，在长期的一胎化政策之后，中国将面临较低比例年轻就业人口抚养较高比例老年人口的境况。也就是说，更少的就业人口需要创造更多的产值，这就更要求中国大力发展高收入的知识型服务业岗位。否则，中国可能进入一个就业者家庭和社会负担极为沉重、个人消费严重不足的时期，导致经济停滞，并进一步导致失业率上升，从而陷于新人口危机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