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英语作文:从“重庆打黑”看对中国律师制度的践踏

从“重庆打黑”看对中国律师制度的践踏

      根据《南方周末》、《武汉日报》等诸多媒体披露的消息证明，在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运动中的中国律师，犹如天堂里的天使与地狱里的魔鬼在上下翻腾、折腾，有的因涉黑被逮捕，有的接受了涉黑犯罪嫌疑人家属的委托，拿着《委托书》却不知道送达何处，几乎所有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干脆见不到犯罪嫌疑人。参与庭审诉讼活动，其应该享有的诉讼权利连卷宗都不让看，他们“只能到庭上去听公诉人怎么说”。

     尽管重庆律师已经被“训兽人”当做“在笼子外巡视的那个东西”，重庆市司法局在9月8日还是专门发文，要求办理涉黑案件的律师，需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要求相关律师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泄密，对苗头性问题要及时报告。这无疑是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爱护的无奈之举。

     然而从“石板旁边缝隙里面钻出来”的重庆律师，竟然有43个律师相互间未经任何沟通，全部否认了检方对各自当事人的黑社会犯罪指控。有的在法庭上拍案而起，大声高呼“打黑不是黑打！”

     重庆律师的义举，让世人称道。
     恰与其反，重庆开展打黑斗争以来，“有不远千里来到重庆帮助打黑的辽宁律师王蕴采。王蕴采是重庆市公安局长、打黑中坚人物王立军的老朋友。2003年前后辽宁打黑时，王立军邀请她进驻专案组（王蕴彩律师于2000年2月，受王立军的个人委托，在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原铁岭市司法局长王海洲诬陷原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立军一案中，担任受害人王立军的代理人参加诉讼，在铁岭，她从来也没有参与过公安机关的“打黑行动”。）。

     “今年8月，她和其他几位律师来到重庆，再次为王立军打黑参谋，王蕴采告诉记者，这几天专案组取得两个关键性的突破，由于有保密规定，不能透露详情，她和辩护律师不同，我们主要是为案件侦破质量把关，律师的加入，能为侦查机关提供明确的侦查方向，避免浪费司法资源，律师进入专案组为打黑侦查献策，为王立军在辽宁打黑时首创”（见附件《南方周末》）。

     重庆打黑运动中的重庆律师的境遇告诉我们，花了十年功夫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只不过是废纸一张，中国律师连“法庭上摆放的花瓶（张思之语）”都算不上了。

     参与重庆公安机关打黑斗争的辽宁律师的行径告诉我们，司法专制已经让中国的司法体制病入膏肓，个别辽宁律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指引下，晕头转向找不到北了。

     王立军从辽宁空降重庆打黑。

     王立军的老朋友王蕴彩，受王立军的邀请，千里迢迢从辽宁空降重庆帮助王立军打黑，难怪有人说：辽宁盛产“打黑专业户”。
     姑且不谈律师参与侦查活动是震惊世界的奇迹，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奇耻大辱，它将笑柄千秋，仅就打黑英雄王立军首创让律师参与侦查活动就能足以证明，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在我国要大力开展法制教育”，只不过是清风拂面。

     博主做为一个法律界的老兵，不能不说：在现实的中国，什么怪事都会发生。我只能希望——重庆律师，祝您平安，一路走好！辽宁律师，自律尊重，循法守道！中国律师，自省其身，扪心思考！中国律师该是个什么东西呢?

附：打黑中重庆政法界：多律师因限制太多不愿接手

      重庆打黑，两百多专案组在高度保密中运转，谁泄密就可能被捕。专案组请了律师来参谋，要求他们吃住都在专案组。不少涉黑人员被以代号关押，代号不解密，律师也见不到当事人。
     在有的涉黑案庭审时，检察官可以准备多达50万字的公诉预案、几大叠的证据材料，而律师由于不被允许复印审讯笔录等证据，“只能到庭上去听公诉人怎么说”。
     这是被重庆官方认为自1983年“严打”以来最大规模的治安整治，一时间看守所、拘留所爆满。
  

     “进了专案组，像进了情报局。”一位专案组民警的亲戚说，更传一位办案人员因涉嫌泄密被抓。律师也被请来献策，和警察、检察官一样，吃住都在专案组。
     重庆市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上周末有关方面已经决定，另一与乌小青案相关、重庆市高级法院原副院长张弢的案件，将交由异地法院审理。此时正值涉黑案件司法审查的关键阶段，不容有失。
  　 官方所说的两百多个专案组分布在重庆主城区和下辖区县。各专案组由武警、公安局警察、检察官和驻专案组律师组成。进入专案组的人员，都签了保密协议：其中，对他们原单位的领导，无论是谁问及打黑除恶相关情况，只要对方未参与打黑除恶工作，一律必须拒绝回答。“进了专案组，像进了情报局。”一位专案组民警的亲戚说，“专案组的人其实也很不安全。”乌小青自杀两天前，专案组曾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传出消息，一位办案人员因涉嫌泄密被抓。检察官也是这个高强度运转的办案机器中的重要部件。
   

     加入打黑战役中的，还有不远千里来到重庆帮助打黑的辽宁律师王蕴采。王蕴采是重庆市公安局长、打黑中坚人物王立军的老朋友。2003年前后辽宁打黑时，王立军邀请她进驻专案组。今年8月，她和其他几位律师来到重庆，再次为王立军打黑参谋。
      11月23日，重庆市打黑专案组的法律顾问王蕴采告诉记者，这几天专案组取得两个关键性的突破，由于有保密规定，不能透露详情。
     这些公安局聘请的律师，和警察、检察官一样，吃住都在专案组。王蕴采说，每天也看案卷到十一二点，“和辩护律师不同，我们主要是为案件侦破质量把关”。
     律师进入专案组为打黑侦查献策，为王立军在辽宁打黑时首创，这次被复制到重庆打黑上。王蕴采说，律师的加入，能为侦查机关提供明确的侦查方向，避免浪费司法资源。
     涉黑被抓人员的家属称，常常不知家人被关在何处，因为家人被以代号关押，专案组也没有固定办案地点。律师说：只要是以代号关押的，律师就见不到，除非代号被解密，这在以前没有过。
     9月中旬，吴女士的丈夫因涉黑被警方带走。在最初一个月里，她问了几个公安分局，“都说自己不是专案组的人，也不知道专案组在哪办公。”
     坊间有消息说，专案组包下了几家宾馆和郊区僻静的农家乐，作为办案地点。一位涉黑被抓人员的家属说，她每次送东西，都放在某家宾馆门口，专案组的人出来收。
     因为专案组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律师韦峰不知道律师委托文书该往哪里送。“律师连个（跟公安或者检察院）接头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向当事人家属交代？”最后，他只能请一位以往打过交道的检察官收下。
  

     除了专案组不对外公开外，涉黑人员被逮捕前关在哪里，也是个谜。韦峰说，他曾看到一份讯问笔录上面，关押地点一栏赫然写着“临时羁押场所”。“只听到轰隆隆的响声，可能是在机场附近。”一位被请去协助调查的人士说，“一直戴着头套，在市区转了很久，最后就到了那个地方。”
     丈夫被带走将近40天后，吴女士收到了重庆市九龙坡公安分局的逮捕通知书，告知她丈夫关在九龙坡区看守所。在看守所的接待室里，吴女士碰见了几位涉黑人员的家属。因为说不出代号，看守人员拒绝为他们转交衣物。
     她随即想起了之前公安局内勤部门代交衣物留下来的一张收据。“上面写的交款人没有姓名，只有四个数字，我当时就记下了。”她说。吴女士报出了那四个数字，看守人员查对后，把东西接了过去——尽管无法确定代号对应的是不是她丈夫，东西是否送到了他手里——她还是觉得庆幸，“至少能把东西送进去”。
     “只要是以代号关押的，律师就见不到。只有代号被解密，看守所以人名管理时，才能见到人。”律师韦峰说。在以往办理刑事案件的经历中，他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韦峰将所有功劳归于第一个登场的辩护律师赵长青，“没有他，后面的律师都会垮掉”，“43个律师相互间未经任何沟通，全部否认了检方对各自当事人的黑社会犯罪指控”。
     韦峰是这个系列案第23个上场的律师，为重庆市巴南区公路运输管理所所长蒋洪辩护，蒋被指控涉嫌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他的表现也为媒体所称道。
    “黎强的辩护律师赵长青给我们定好了调子，没有他，后面的律师都会垮掉。”韦峰将所有功劳归于第一个登场的赵长青，“43个律师相互间未经任何沟通，全部否认了检方对各自当事人的黑社会犯罪指控。”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有个律师甚至在庭上慷慨陈词，大呼“打黑不是黑打！”令一旁听者印象深刻。
     重庆市司法局在9月8日专门发文，要求办理涉黑案件的律师，需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要求相关律师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泄密，对苗头性问题要及时报告，等等。多项限制让很多重庆当地律师不愿接此类案件，更有律师表示，即使没这些限制，他也不想接，因为这类案件发挥空间太小。
     记者们都在打听文强的辩护律师到底会是谁，来自重庆市律协的消息称，文强家属请的是北京的律师。在接下来即将进入法院审理阶段的陈明亮、王天伦等案件，将有来自北京的律师亮相。
     在2003年轰动全国的辽宁刘涌涉黑案中，北京律师田文昌曾因为刘涌辩护而名声大振，同时也遭到公众的唾骂和舆论的重压。在那之后，他几乎不接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案件。
     乌小青自杀消息一出，引发了重庆打黑以来外界对官方的首次普遍质疑。有人认为，这是反思重庆打黑得失的最好契机。不过，同时也有重庆网友称这只是打黑的又一小杂音，不必理会。多位重庆市政法界人士也对记者表示，此次事故不会影响打黑的整体步调，“不可能有影响，还是该干嘛干嘛。” （源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