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广告法虚假宣传处罚:伪满朝廷垮台的前前后后

  历史一瞬 尽显道义

  “历史是最公平的，在它长长的轨道上所反映的不仅有事件本身，还有人心向背。”老公安郭航说：“日伪元凶出逃后，留守在‘新京’的伪满大员们面对中苏军队的逼近和老百姓自发的反日活动，十分焦急和恼火。”

  爱国青年解救同胞

  据郭航介绍，为了维持残局，这些伪满大员们推出了一系列管制措施，但遭到人民的强烈抵制和反抗。留在“新京”的伪满大员们首先下令大肆搜捕“战时通敌分子”及“经济犯”。仅一两天的工夫，各监狱及看守所就已经人满为患了。他们又“密裁”将数十名“政治犯”用囚车拉到市郊执行枪决，当经过石碑岭时，被伪军校的爱国青年截获，采取果断行动，将日籍武装看守打死，就地释放了即将执行枪决的“政治犯”。

  另外，这些伪满大员疯狂地抓人充当壮丁和劳工。他们以二道河子、八里堡、团山堡和宋家洼子等贫民区为重点，日夜抓人强行送往前线和军事施工要地，为日伪充当炮灰和苦役。人们对此举深恶痛绝，在光复前几天，老百姓对抓捕壮丁和苦役的日伪分子进行了反抗。

  伪满帝宫禁卫军血战日寇

  在日伪的高压政策下，伪满帝宫的御林军——禁卫军，在团长乔雨春的带领下倒戈。1945年8月13日，倒戈的军人们将该团日籍军官杀掉后，向吉林方向进发，计划到二龙山打游击。行至南关区时，日寇乘四辆装甲车追了上来，双方在东大桥西端交火，激战许久后，这些勇猛的将士终于将日寇全部消灭。

  骑战马跨洋刀的儿玉铜像倒了

  出于对日寇侵略和残酷统治的不满，群众自发地将竖立在儿玉公园（今胜利公园）的骑战马跨洋刀的儿玉大将铜像推倒，任人唾骂和践踏。同时，群众四处寻找那些平日里激起民愤的日伪分子报仇雪恨，日伪分子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出逃前他们在干啥

  张景惠曾想“中立”

  得知伪满朝廷要逃往通化后，张景惠乘车赶到关东军司令部。这时，山田乙三已乘飞机先行出逃，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接待了他。张景惠以嘶哑的嗓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报告太君，鄙人有一见解，特来奉告，即能否将‘新京’列为不防城市，这可以保持中立！”

  秦彦三郎不加思索地反驳道：“战争已经开始，交战各方的‘首都’哪有中立之说！”张景惠自感没趣，便起身返回公馆，心慌意乱地收拾金银细软逃命去了。

  今日，我们很难想象张景惠当时会提出“中立”的想法，但是张景惠晚年曾说过一句话：“老子白替蒋介石看守东北了。”不知其中有没有什么约定。

  逃跑不忘掠财

  据郭航介绍，在逃跑前，日伪元凶们决定抓紧时间毁灭罪证，焚烧机密档案、历史纪实影片和政治图片等。他们先在楼内的锅炉里焚烧，但因为正值夏季，室内温度太高，难以忍受，后又改在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帝宫院内，在重兵把守下，将堆积如山的历史罪证浇上汽油，以火焚之。同时，伪满帝宫内供奉日本天照大神的建国神庙也列入烧毁之列。事先由伪祭祀府总裁桥本龙之助进入庙内，将象征天照大神的三种“神器”：一块代表“仁”的玉器、一面代表“智”的镜子、一把代表“勇”的刀取出，用布包好，挂在脖子上，用手捧着，一同随溥仪逃往通化山区大栗子沟。

  日伪元凶这次逃亡，是在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首先，他们为“满铁”里的日籍人员以“长官巡视”的名义编组，确定日籍司机及乘务人员，又编制始发和到达的车站时间表，还为伪满军事部、日本宪兵团部署火车沿途军警岗哨、巡逻等事项。此外，在他们逃亡那天，为了戒严，竟然假造空袭警报和灯火管制，并实行净街，严禁人与车辆通行。最后，他们确定于1945年8月11日午夜在“新京”东站发车。

  郭航说：“日本关东军决定趁此机会，掠夺伪满中央银行存储的5亿元伪币，大量的金银珠宝和4吨鸦片。有关人员还从中捞取好处，将这些不义之财作为其最后垂死挣扎和逃亡的资金。”

  长春遇袭与溥仪退位

  关东军司令部成第一空袭目标

  前苏联继1945年5月在欧洲反法西斯战场消灭德国后，于当年8月8日向日本宣战。9日午夜，苏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沿中苏、中蒙边境向日伪军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日伪当局对苏军参战虽然早有预感，但判断有误，他们估计苏联从欧洲战场调转军事矛头“进犯满洲”，最早也得深秋季节以后，因此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伪满军事部次长直井鹤吉中将均远离“新京”大本营，分别在大连观赏歌姬表演和泛舟松花江。当他们获知风云巨变时，如遭五雷轰顶，急忙赶回“新京”。

  山田乙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报战况，制定对策。不料，苏联飞机已开始轰炸“新京”，并将关东军司令部列为第一空袭目标。为躲避轰炸，他们在手忙脚乱中逃至伪满建国大学（今长春大学所在地）南端的“司令官战时指挥所”洞穴内，因洞内积水甚多，电线浸泡断电，根本无法进入，不得已又返回关东军司令部地下室，冒着被轰炸的危险，策划垂死挣扎的措施。

  伪满朝廷逃至通化山区

  此时，一般人都能看出，日伪当局正处于内外夹攻状态，内有抗日武装的反攻，外有苏军的逼近，不管日寇怎样挣扎，也无回天之力了，日伪朝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危在旦夕。

  日伪元凶们表面上疯狂叫喊“誓死效忠天皇，坚决完遂大东亚战争”，但在暗中却根据日本最高当局的指令，一方面准备与中、苏军队决一死战，进一步把东北推向绝境；另一方面决定将其“新京”大本营迁至通化山区，确保“东边道”防线，妄图借此保障朝鲜半岛乃至日本本土的安全。

  当山田乙三、武部六藏分别将此决定通知溥仪和张景惠等人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感到，这个连想都不敢想、连听都不愿听的丧钟终于敲响了，他们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地作出了选择。此时，他们不走性命难保，走了也是凶多吉少，只能碰碰运气了。

  为了支撑门面，维持残局，山田乙三决定将驻守四平的一个师团军调入“新京”，委任该师团军指挥官坂田为“新京”地面防卫司令官，又委任伪满大臣于镜涛、吕荣寰等为“留守大臣”，由他们担任“非常时局”的军事指挥官，负责伪政府的善后事宜。

  8月11日，经过精心谋划，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伪满皇帝“御用挂”吉冈安直，伪祭祀府总裁桥本龙之助，伪满皇帝溥仪，伪满大臣张景惠、熙洽等携家属、亲信乘火车向东逃窜。

  溥仪通化退位沈阳被捕

  日伪元凶逃到通化山区不到两天，就接到留守“新京”的关东军司令部情报参谋官野田中佐的紧急电话：“接日本大本营电，东京有重大情况，急需总司令官返回‘新京’。”山田乙三立即率领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等乘机于傍晚返回“新京”。当晚又接到日本大本营电告：“明日，15日中午有重要广播，希届时收听。”翌日中午，他们都提前聚集在关东军司令部会议室，以惴惴不安的心情准备收听广播。12时整，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宣读《投降诏书》。听毕，这伙法西斯分子有的仰天痛哭，大喊“要为天皇而生，要为天皇而死”，有的拔刀剖腹自杀。

  此前，关东军司令部也通知逃到通化的日伪头目按时收听重要广播。溥仪等人凑到日伪铁矿株式会社办公室收听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溥仪当场声泪俱下，跪在地上面朝东南（东京方向）为日本天皇祈祷不已，还打了自己两个耳光。据说，溥仪这一滑稽表演，连在场的武部六藏、吉冈安直等都感到莫名其妙。

  之后，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操纵下，在通化山区大栗子沟，由武部六藏、吉冈安直、张景惠、熙洽等人出面，举行“满洲帝国皇帝退位仪式”。张景惠交给溥仪一份由日本人写好的“退位诏书”，溥仪以颤抖的双手捧读完毕后，武部六藏又用日文宣读了一遍。至此，日本军国主义扶持的伪满洲国和伪满皇帝都被彻底地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日方认为溥仪是日伪勾结的当事人、历史见证人，若放任自流，有可能被不同的政治集团劫去当人质，以挖掘日本侵华内幕和史料。如果那样，还不如将溥仪送到日本，用从伪满国库掠来的钱把他圈养起来。于是，由吉冈安直出面，通知溥仪立即准备去日本。

  8月19日，吉冈安直等人带领溥仪及其亲信共13人从大栗子沟到达通化机场，分乘3架小型飞机飞往沈阳，准备转乘大型飞机逃往日本。到达沈阳机场上空时，有苏联飞机追过来，要求溥仪等乘坐的飞机立刻降落。

  这伙逃亡者见到此景，深感形势不妙，但也无能为力，只好乖乖地跟随苏军飞机降落。当他们惊恐万分地走下飞机时，有位苏联军官宣布，他们已经被俘，即将被送往苏联，接受历史的审判！

  我情报组织智擒汉奸

  “我党情报战线的精英们，在紧急关头，没放一枪一炮，没伤一兵一卒，就将这伙卖国求荣的家伙抓获。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被誉为现代情报斗争史上的‘历史绝唱’。”郭航细数伪满垮台前后那段历史时充满了自豪感。

  道高一丈

  张景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在大栗子沟为溥仪举行“退位仪式”后，老谋深算的张景惠潜心观望形势，以求死灰复燃。他从广播里得知留守“新京”的伪满大臣吕荣寰等人已经组建了“东北地方治安维持会”后，伙同其他伪满大臣于1945年8月17日告别溥仪，返回长春。

  次日，张景惠在其公馆召开紧急会议，推翻了吕荣寰、于镜涛组建的“东北地方治安维持会”，另外组建了以他自己为会长的“东北地方治安维持会”，并通电全国，“恭候中央接收东北”。

  当年活跃在日伪上层开展情报斗争的我晋察冀边区社会部领导的“新京——长春情报组”侦悉张景惠等人至死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仍妄图东山再起的消息时，认识到这伙人不除掉必有后患。但此时，八路军尚未进驻长春，这伙人还握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残余力量。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该情报组组长田琛同志急中生智，遵照中央关于配合盟军消灭残余的敌伪势力的指示精神，派会俄语的情报员张绍纪同志（张景惠之子）与苏军联系，以求合力消除这些伪满大臣的影响。经过沟通后，苏军对这些伪满大臣的政治动向极为重视，便制订了智擒的方案。

  技高一筹

  伪满大臣被苏军一窝端

  8月24日，长春秋雨连绵，凉风习习。张景惠等伪满重要官吏在家分别收到了苏军东北卫戍司令部的“请帖”，邀请他们次日10时前往指定地点开会。张景惠等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苏军初到东北，不了解当地情况，还得依靠他们这些人，找他们开会必然是“共商东北大事”，于是准时赶到会场。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熙洽、臧式毅、邢士廉、阮振铎、谷次亨等人。主持会议的苏军军官看到通知的人都已经到场，便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很想溥仪，溥仪也很想你们，今天天气很好，现在就送你们去见溥仪。”这段话是由在场的我党地下情报工作者张绍纪翻译的。这些人听完这番话后，立即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他们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时，数名苏联红军战士持枪进入会场，把他们押出楼外，送上汽车，直奔长春机场，送往苏联伯力战俘营。

  这其中还包括溥仪的岳父荣源。荣源根本算不上伪满大臣，他把家小扔在北京，只身前往长春。日本人给了他一个只拿薪水不上班的职位，呆在家中由一个姨太太侍候着抽大烟。由于婉容被打入冷宫，所以荣源几乎一年也不进宫，也没机会和溥仪见面。他本来算不上战犯，但是苏联红军搜捕落网的伪中央银行总裁荣厚，偏巧找错了人。荣源的邻居说：“我们这里有个姓荣的，是溥仪的老丈人。”苏联红军也不清楚他是干什么的，反正姓荣，又和溥仪有关系，就一起俘虏了。

  当晋察冀边区社会部领导的包括“新京——长春情报组”在内的情报工作陆续打开局面，取得辉煌战果后，毛主席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境线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