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菜毛血旺的家常做法:金雁：从东欧私有化进程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04日 18:57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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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产权改革路径选择
2004年9月4日下午2至5时，新浪财经、《外滩画报》社、《新远见》杂志社联合在京举行了“改革路径的新选择与学者良知”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们纷纷就效率与公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郎咸平与顾雏军就格林柯尔是否在“国进民退”进程中侵吞国有资产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先是张文魁与郎咸平就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是否正确展开了正面交锋，继而是张维迎抨击郎咸平是与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为敌，随后吴敬琏与许小年也在深圳主动做出了对郎咸平观点不尽同意的回应。
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人士，甚至是网民，不由自主地卷入这场争论的人越来越多，争论本身更已由“郎顾之争”发展成了一场关于改革方向、路径的大论战，争论的话题同样也在向纵深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不时提起但始终没有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的话题也被一再“旧事重提”。
最新召开的这场研讨会表明，此番论战的焦点已经上升到了改革开放中效率与公平的理论高度。
而我们也注意到，出于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在这场大论战中官方声音始终付诸阙如。
本次研讨会由《外滩画报》副总编辑陈涛主持，出席会议的专家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侯若石教授、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胡星斗教授、中央编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金雁女士。
以下为中央编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金雁女士在本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主持人：金雁老师是对东欧和苏联有相当深刻研究的学者，她和秦晖老师在这方面发表了很多文章和见解，中国的改革和苏联、东欧的改革确实是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总体说它们走得快一些，走在我们前面，可能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可以吸取的，所以今天特别请来金雁老师从这方面给我们介绍苏东改革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中央编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俄罗斯中心副主任金雁：对于改革当中的公正问题，我和秦晖很早就注意到了。因为我们是搞历史的，大家学过历史的都知道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化的结果。因为农奴改革的不公正才激起了人们的反思。如果我们从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视角来看，确实存在着很多反复，一种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公正。我们从一个横向的视角来看，从各个国家的改革进行比较来看，在改革过程中确实有处理得好的状况，也有处理得不好的状况，这两个交织在一起，就会出现不同的局面。我今天想讲关于俄罗斯东欧改革对我们的启示，以及我们国内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的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知道俄罗斯东欧包括20多个国家，我们不可能把他一锅煮了。对于俄罗斯东欧的改革，国内有人嫌它过于激进、过于平民化，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东欧到底是什么情况，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我谈几个问题：
第一，国内很多人认为，东欧国家的改革是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来设计的，不符合自己的国情。以前我们老是谈“华盛顿共识”（新浪财经注：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该文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搞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现在有“北京共识”（新浪财经注：所谓“北京共识”是指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的乔舒亚·库珀·拉莫在2004年5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该文全面理性地思考与分析了中国20余年来的经济改革成就，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而“北京共识”显得比“华盛顿共识”更高明一点。
还有一点，在整个前苏联、东欧的私有化过程中，导致寡头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忽略了公平问题造成的。这可能在俄罗斯或者甚至没有搞改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问题更突出，但是在东欧恰好不是这样的状况。还有人说休克疗法不是一种急进措施。有人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是华盛顿和北京共识的之争。我认为很多不符合事实。
我们说第一个，大家知道（休克疗法）东欧是比较典型的，我们从第一梯队来看，最典型的三个国家，捷克、波兰、匈牙利，一个是分的典型，一个是卖的典型，一个是内部雇员私有化的典型。我们对这三种都有很多的看法，可是他们每一种策略的出台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
捷克为什么是分的典型？捷克是二战之前是世界上一个工业大国，捷克继承了奥匈帝国21%的人口和20%的土地和80%的工业生产能力，而且是东欧有左派传统的国家。开国以来第一任首脑全都是左派。像这种国家，他们也认为财产是全民创造的，不可能只给工人，只给城里人，这是行不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捷克设立了证券私有化。但是萨柯斯曾经跟克劳斯（当时捷克的总理）建议说，东欧搞不好就是福利太重，他们应该向亚洲和中国学习，把这个包袱甩开，现在甩开的话，改革就如虎添翼，转型就会走得很快。大家都知道，克劳斯是成天把市场经济挂在嘴上的，但他说：“欧洲的人的水平怎么能降到亚洲人的水平上，福利是我们的基本底线”，所以证券私有化是从这个情况下出台的。
我们看一下匈牙利，匈牙利在二战以前是农业大国，原来的发展很不错，可是搞了计划经济20年以后很快就从东欧第一梯队掉下来，56年的匈牙利事件把这些都给扼杀掉了，在这种情况下，跟原来相比（因为大家都会跟战前相比），战后比战前的状况差的话，就没有办法继续再走下去。在60年代苏联有所松动的时候，匈牙利开始搞改革，所以像匈牙利和波兰是很早提出市场经济的国家。从60年代一直到89年的时候他们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一方面是法规跟西方的法规100%接轨，公司治理权非常明确。因为100%的法规跟西方接轨，所以匈牙利在这点是放开，还有一方面就是提前全球化。所以它主张卖，因为它的宏观经济非常糟糕，外债已经达到国家没有支付能力的状况，连利息都付不起，如果要分的话，谁来还这个帐，所以有它自己的国情。
我们再说波兰，波兰其实有相当的民主传统，但是波兰的民主传统跟捷克不一样。波兰历史上是自由选拔，贵族民主，一票否决。在这种状况下，波兰又有强大的工会传统，虽然它的状况跟捷克很相象，但是在波兰，工会的力量如此之大是捷克不能相比的。因为历史原因，波兰人对俄国人的仇恨、逆反心理非常强。这在二战的时候最突出，所以，民族自尊心不允许他们采用卖的方式。前苏联对波兰人的心理多少有些顾忌，因为波兰历史上曾经四次被瓜分，这使得波兰人的心理创伤非常大。68年苏联可以出兵到捷克，但是如果是波兰的话，俄国人就会考虑一下。波兰的历史上是五年一大闹，十年一大变，20年来一直不停地在动，很早就提出市场体制。还有一个波兰特色就是强大的天主教传统，教皇保罗二世还是波兰人，天主教的影响非常强大，设置超过波兰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影响力。
人与生具有来有两种本能，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拿自由换安全。60年代的时候，爱丁堡提出一个理论叫“沉默的理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不惯的话可以保持沉默，如果在面包和自由之间我们选择什么？最后回答的是面包。人性的两种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改革是农民是最大的动力，而波兰是反之。在改革当中，中国农民失去的是枷锁，得到的是自由；波兰正好相反，他们真的没有得到什么，因为他们原来就是很自由的，而且有很多保护措施，改革后这些保护要失去。在这种状况下，加之又有强大的工会，我们知道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的瓦文萨所在地的造船厂，五次改造方案都给推翻了，所以我们说，在波兰，工会吓到投资者是常有的事。这种公民主义使得它确实也只能走内部雇员私有化的道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老说东欧改革不符合自己的国情，我认为肯定是因为不了解这些国家，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设计自己的改革方案。我们话说回来，不管是分、卖还是搞内部雇员持股，这些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最后任何措施也都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具体的选择都是面对国情的具体结果做出来的，后来的方法几乎有的时候是三法并用，互为补充，只不过比例不同罢了。所以我们说任何一种方法都会有缺陷，分就会带来股权的分散，捷克就有这样的问题，曾经俄罗斯也是分，也搞过证券私有化，为什么俄罗斯形成了寡头？我们经常对东欧的批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寡头，权力过大；另一方面股权分散小，不利于改造。我说这其实就是拿你的矛戳你的盾，因为不可能同时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寡头存在就不可能出现股权分散。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就有两种方式，俄罗斯并不是没有搞证券私有化，是因为没有搞下去。很多人说寡头收购证券，用一瓶酒就把证券廉价收购了，其实当时证券私有化的600家公司没有一家形成寡头，寡头恰好在证券私有化之后把国家不愿意卖的东西通过权钱交易交到信得过的人手里了。捷克没有一家形成寡头，我们可以看出来。所以每一种方式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会存在很多问题。
但是关键在于什么？就是公平问题。不管采取分也好、卖也好，内部人私有化也好，我们知道匈牙利在卖的过程中，有一桩最大的丑闻，我们叫托奇勒事件，在社会党掌权之后，有人通过收佣金拿到580万美元，这是最大的丑闻，被新闻媒体认为是社会党在转移资产，就这样一件事情在匈牙利炒得沸沸扬扬。因为他同时要卖给外国企业和个人，要保证公平、透明、监督。所以卖也好、股权私有化也好，都有做得好、不好的典型。斯洛伐克也是这样，意识到这个问题后马上就调整了。波兰也是股权内部私有化，起码在内部人当中还是相当公平的。可以看得出分的里头捷克搞得好、俄罗斯搞得不好，卖的里面匈牙利搞得比较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搞得不好，内部私有化里头波兰搞得好，保加利亚搞得不好。我们现在可以说左右派轮流做庄已经各自轮了两轮，现在没有任何一方对以前的产权改革方向提出过质疑，因为实际上我们感觉不谈私有化。
谈产权改革，他们搞得轰轰烈烈，我们总是觉得大规模地在搞，其实从速度上来说，我们比波兰，比很多国家速度快得很多。我们曾经专门搞过一个调查就是这样的，在波兰搞产权改革是非常难的，是由企业、政府、工会、外资几方来谈，谈一件事情非常难。罗马尼亚因为跟波兰有些相同，有夕阳产业，它自身存在两种问题，一方面即属于产权问题，还有改革问题。波兰的工会强大到什么地步呢？他们是谁上台就跟谁作对，不管政府是左派还是右派，每一届政府都是被工会搞垮的。所以他们的经济学家说，“如果我们私有化改造不让工会进来会一事无成”。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工联主义的难处在什么？第一，要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会排外性很强；第二，工会人都是全持股，既不能炒鱿鱼，又不能干什么。但是，我们在克拉科夫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经常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办学习班培训，已经有很多的改变。
提问：波兰的工会是自发组织的吗？
金雁：独立工会当然是这样。
提问：本来这个企业是国家的，分给这些现有的职工，其他人拿不到，这样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啊？
金雁：当然，他们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也搞了证券私有化，是面向社会的。光在工人内部的话，整个社会上也会有很大的反对意见。
（演进继续进行）
另外，我们要谈的一点就是说私有化，并不是搞私有化就导致权贵主义的形成，关键是路径选择怎么样，看你有没有注重公平问题，如何对待弱势群体？
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老是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巨变方面会导致社会主义的终结或者导致左派的终结，我认为是无稽之谈。我们看到东欧是左右轮流坐庄，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左边这边始终是改造以后的共产党，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右边这边每次都要重新轮换，四年以后政府换了马上就散了，再有的话就要重新组合。我们看到两派轮流坐庄不会导致左派终结，也不会导致社会主义终结。左派在这几轮当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在朝的时候可以推行他们主导的改革方式，在野的时候总结经验，很快东山再起，整个东欧给我们的感觉可以说左边的力量始终是很强大的。
还有一个我们要谈对休克疗法的感觉，很多人一谈到休克疗法，说是激进措施，在社会承受能力很弱的情况下非常激进的措施，休克疗法现在是贬义词，很多人不愿意提，波兰人说自己没有搞过休克疗法，真正搞休克疗法的是中国。真正从狭义来说，休克疗法是稳定社会的情况下用通缩治理膨胀，在南美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措施。但是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平台，按照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应该先私有化建立一个市场，然后再搞稳定化，这样可以靠一只看不见的手维持下去，但是东欧国家，像匈牙利、波兰面对那样的财政危机状况，不得不搞休克疗法，因为那是别无选择的，并不是代表意识形态，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很快治理。如果私有化不跟上的话，也会有问题，越南也搞过用通缩的办法解决问题，但他利用的是计划经济的方法维持，东欧这些国家是靠看不见的手在维持。从广义上来说，休克疗法也包括产业改革。
有人会说我没有谈到俄罗斯，跟东欧相比搞得很糟，为什么这样？首先我们看到俄罗斯面临的是两重经济空间，过去是俄罗斯联邦大的空间，和加盟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第二重空间是经合会。所以转型以后，双重经济空间瓦解，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中国没有面临这个问题。我们举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来，不是俄罗斯的，经合会解体以后，一个是朝鲜，朝鲜95年经济下降了50%，芬兰的经济下降三分之一，还有加勒比海的古巴都是没有的经济巨变的国家。
还有苏联原来的计划经济，理性计划远远比我们发达，他的计划性路程走得越远，可逆性越差，中国某种程度上搞的是命令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也就是说我们的包袱要小，可逆性要大，无论是治理整顿方面，我们向马钢的方案走还是向计划经济走，选择要大一些。因为在计划到非常周密、完善的情况下，稍微一改两者的矛盾就激发起来。改一改觉得不行，就又回到计划经济，东德也是如此。这是我们没有的。还有一种跟波兰相似的，就是说它们经过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其实我们也知道30年代搞集体化的时候非常残酷，但是到60年代的时候，步子迈过去以后，工业已经反哺农业，整个国有农场工人就跟产业工人一样，既发工资又有劳保，那么改革的难度就会增加。但是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什么？如果我们放弃的话，没有损失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我强调的是文化意识，虽然秦晖不太同意我这个观点，但我还是要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转轨好的这几个国家，捷克是新教，波兰是天主教，匈牙利是天主教和新教。而转轨不好的俄罗斯是东正教、保加利亚是东正教。因为东正教本身很强调集体主义，东正教的要义，我把它叫教会集体主义。东正教有理性传统，因为他天然的东西确实很强调这点。还有就是改革，可以说俄罗斯开始设计的时候，他们很急、希望很快的迈向私有化。他们认为很快的从私有化转型到公有化很难，而公有化转型到私有化很容易，其实不然。再有就是俄罗斯并没有真正把休克疗法坚持下去，在90年代上半期的时候，因为议会和政府之间的斗争很厉害，当时切尔诺梅尔金搞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坚持不下去了，所以老是搞搞停停，没有坚持下去。曾经有西方学者说，如果你们用斯大林搞集体化的铁腕搞私有化，这个难关就过去了。如果说集体化，斯大林最困难的时候都走过去了，而他们是搞搞停停没有走下去，最终承担了更大的代价。这其中正好碰上98年的金融危机，还有石油问题，所以俄罗斯的问题更复杂一些。我认为大家对俄罗斯东欧的了解要稍微全面一些，深入一点，不要只看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