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厘岛的烟marcopolo:中国当前社会管理存在问题突出 考验政党执政能力

社会矛盾新触点预判
如果说，新世纪头十年，社会矛盾处于“弱势阶段”——矛盾的一方主体主要是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工人、征地拆迁带来的失地农民和失房居民、退伍转业军人、被企业侵权的农民工等相对弱势群体。那么，进入“10年代”，社会矛盾呈现明显的“强势”特征。利益被调整的群体呈散点状态，矛盾的主体一方，加入了“强势群体”——事业单位干部、中产阶层。
新触点之一：事业单位从业者。
中央大力推进的事业单位改革，在“10年代”将进入攻坚阶段。这支拥有3000余万人、主要由财政供养的队伍，一直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提供理论支持、技术支持，是话语权的主要掌握者。无论是国企减员增效、打破铁饭碗、全员劳动合同制，还是政府机构精简、公务员分流，种种对当事人利益造成巨大冲击的改革，都得到来自这个群体的支持。
而这个群体本身的改革，一直朝着“增利”方向。在工资、医疗、退休等福利待遇上，要求向公务员看齐；在自主创利上，又要求“企业化”管理，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既得利益群体。与事业单位相关的体制改革，如科研机构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及医疗机构改革，几经反复，进展缓慢。
在事业单位，出现两种奇特现象。一是在整个社会的剧烈竞争环境中，事业单位大都像一个个大观园，内部盛行大锅饭、平均主义，非生产性人员聚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二是出现“赢者通吃”的特殊精英群体。
这边，各路专家学者引经据典猛烈抨击党政干部经商；那边，同样是财政供养的大学教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在工资不断增长的同时，被准许经商办企业，准许用职务发明入股，准许在工作时间外出开班讲课、串场走穴。这些特殊政策，无疑有利于发挥知识力量创造社会财富，但这些人本身的利益追逐缺乏法制约束。
中央政府下定决心，全面推开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第一回合，在医疗卫生、教育领域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实施养老金社会统筹制度。这种在整个社会已经普遍实行十余年的分配方式和社保制度，在这两个领域能否顺利推进？这场牵涉3000万社会精英的改革，将成为“10年代”的社会“震源”之一。
新触点之二：城市有产阶层。
对生活质量的追求，遭遇疯长的房价。不仅令无房族、小房族为房折腰，身心俱疲，有房族亦如惊弓之鸟，对房产周边的任何城市规划改动都敏感异常，业主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保卫家园”的抗争，成为发生在城市小康以上群体的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因。
事件产生、升级的常规路线图是：人口稀疏之地，一经大片房地产开发，立即发生交通、供水供电、垃圾处理等困境。这类基础设施，有的本来事先有规划、有预留地，但由于未达到人口规模，暂未动工，有的先天不足未作规划。但不管怎样，一旦动工，势必遭到居民剧烈反对，甚至拼死抵制。
比如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一带，原属近郊城乡结合部，随着城市扩张，供电负荷严重不足，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而政府也有规划在先，并且预征了建设变电站的土地。一个售价超过万元的中高档楼盘紧挨着变电站新址，居民坚决反对兴建变电站，反复堵塞主干道抗议。2009年发生的广州番禺会江村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把这种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引起的社会冲突，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这些事件中，矛盾的另一方不再是企业，而直接指向当地政府。政府本来只是代替公众分配城市公共资源，但在现行决策机制下，公共资源分配的公众参与程度低，因此表现在一个个具体事件中，政府本身却成了市民的对立面。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强势群体”为主体的社会冲突，在采取堵马路、集体上访等传统冲突方式的同时，也大量加入“现代文明”元素。如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居民们在游行上访收效不大之后，发起对政府主办官员“人肉搜索”，对其可能存在的腐败、利益因素深挖猛打。
“体制性思考”特征显现
如果说，21世纪头十年，群体性事件的目标相对局限、起落分明——被侵权群众以聚集形成压力、要求解决问题，或者心有积怨者借机起哄发泄不满，被侵权者权益在政府干预下得到维护、满意而去，起哄泄愤者自然偃旗息鼓；进入“10年代”，社会矛盾呈现明显的“体制性思考”特征，即使事件平息，对于政府的行政体制、公共管理方式的思考与争议仍余音缭绕，而由此引发的参与政治、民主管理的热情，日渐高涨。
如果说，21世纪头十年，社会矛盾还是以偶发、个案事件为主；进入“10年代”，社会矛盾呈现明显的“复制”特征，同类人群同类事件在各地产生连锁反应、不断复制。这种复制特征，在头十年已有萌芽，典型案例就是厦门“散步”事件。
现在，一些社会冲突在发生的时候，当事一方就主动联系有类似情形的地区，发起抗议，以增加压力。如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之后，业主们发动广州其他焚烧发电厂周边居民，对已建成的焚烧发电厂也展开抗议活动。
如果说，新世纪之初“非典”早期的社会恐慌源于政府“失语”，那么进入“10年代”，导致社会矛盾久拖难解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权威失信——政府官员说的，受到质疑；专家学者说的，受到质疑。
当前，要求“第三方介入”是最时髦的口号。殊不知，“第三方”也不是神。当“第三方”说的不合自己的心意时，照样受到质疑。由于社会冲突的一方是“强势群体”，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力十分自信，因此更不容易被说服。
由于近年来腐败问题未能根治，官员利用公共事业牟利的案件时有发生，公众对于“利益关系”异常敏感，只要被怀疑有利益关联，再有道理也不愿意听。而网络、手机短信流行的似是而非的“科学知识”，因其“没有利益关系”，反而得到许多人坚信。
因此，质疑往往直冲发言者的“动机”——为利益群体谋利。甚至一些向来以敢于为民请命著称的知名人物，当他的发言不合自己的心意时，公众照样对其动机大加质疑。一些人当中悄然流行“愤青思维”——轻信政府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比如在广州市番禺区会江垃圾焚烧厂事件中，为了取得居民理解，区、市两级政府先后召开媒体通报会，反复解释焚烧无毒，承诺环评不通过决不动工，但都不能消除所在地居民的疑虑。
一些居民始终坚持认为：政府请的专家替政府说话，环评不可信。甚至连焚烧发电“是不是世界流行的垃圾处理办法”、“是不是国家政策”这样的知识性问题，在资讯极度发达的今天，弄清真相本不困难，但争执多时，官民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政府说“我们的焚烧厂设备由世界最先进的某某企业制造”，居民就说“那是因为发达国家都已禁止焚烧发电、外国企业向中国倾销淘汰设备挖最后一桶金”。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之下，对话的结果可想而知。
文章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责任编辑: 钮东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