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女飞行员余旭丈夫:[转帖]曾经横行多年的伪科学：“米丘林学派”[兴华论坛]

转帖]曾经横行多年的伪科学：“米丘林学派”　 　李森科、米丘林学派在苏联的崛起
　 　李森科无耻地以米丘林的继承人自居，在所谓“遗传学理论”和“复合辩证法”的基础上编造了一套说法，完全否认了基因的存在，认为遗传是生物的一种普遍内在特性，不需要由染色体中的基因来决定，人类可以用改变环境的作法按预定方向改变生物的特性，李森科与他在哲学上的合伙人普莱森胡诌什么在有机体中和细胞中，没有什么特殊的遗传物质，遗传物质存在于一切细胞的活质中、点点滴滴都是遗传，在做出了这一颠倒黑白的论断后，李森科偏执地断言“遗传学是有害的胡说八道！”
　　1929年，斯大林为了镇压异己提出“组织社会主义全线进攻”，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的理论不仅完全是一派胡言，而且简直就是江湖郎中招摇过市的狗皮膏药。但是李森科狐假虎威欺行霸市的流氓习气和投机取巧、欺名盗世的“研究方法”使得他与斯大林一拍即合，得到了斯大林全面的政治支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基因、染色体学说被扣上了“孟什维克化唯心主义学派”的帽子，研究机构被解散，相关科学家被停职甚至被流放。尽管在学术上一无所长，但善于钻营、见风使舵而又熟知政治动向的李森科仍然踩着苏联遗传科学的废墟扶遥直上。李森科先后得到苏联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8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9次列宁勋章的获得者、3次斯大林奖金，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俨然苏联科学界的红色教父，以他为首的“米丘林学派”及其获得性遗传理论、蛋白质遗传理论成为不可触犯的神圣的遗传学教义。
　　米丘林的学说横行中国
　　毛时代，文字狱在科学界也遍地开花，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说、禁止不同学说发表、搞一言堂的情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至于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的毒草不要资本主义的鲜花”。不管什么都要被贴上“封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一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本文说一说在遗传学领域横行的伪科学：社会主义的米丘林学说。
　　1955年，在苏联，米丘林学说的代表人物李森科已开始沦为落水狗，“米丘林生物科学”被苏联学术界穷追猛打。虽然李森科在他的祖国成了落水狗，但在中国却是大红大紫，大受崇拜。中国二十世纪中期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搞一言堂，完全禁止经典遗传学派、基因、染色体学说的教学和研究，而且还对反对经典遗传学派、基因、染色体学说的学者以“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名义进行人身迫害。
　　1955年年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举办了“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纪念会致了开幕词。在开幕词中，郭沫若一方面高度评价“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政治哲学意义，一方面充分肯定用“米丘林生物科学”改造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已经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成就”。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做专题报告。报告题为《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童第周说“但是在生物学界中也还有一些人坚持孟德尔一摩尔根主义，对米丘林学说采取盲目反对的态度。个别的人，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完全忽视米丘林学说，在他的生物学著作中只字不提米丘林，又不以科学家的态度来进行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苏联GCD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了学术界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十分明显，这种论调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必须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不致被引入迷途。”童第周警告学术界，“抱有上述错误思想的，只是科学队伍中极个别的人。但是这种思想的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这种思想如果任其传播就会严重地阻碍我们学习和研究米丘林学说，使我们的科学事业和革命事业遭受损害。因此，我们在这里仍要提请大家注意加以批评。”
　　从此，摩尔根染色体—基因理论、核物质（特别是染色体）成为“禁忌”，避而不谈，或者在谈到遗传性的物质基础的时候，却有把细胞内部结构一视同仁、主次不分的倾向，甚至有时把一些染色体中科学界公认的现象，如减数分裂与世代交替的关系，都抛开不提。之前那些摩尔根学派的学者都成为围剿对象，有的甚至失去工作权力，知名度愈大的摩尔根派学者，受磨难愈多。
　　中国第一个摩尔根嫡传弟子李汝祺指出，“米丘林学派”的论战手法从来都不光彩：“那就是把别人说的一段话，减前去后，断章取义，孤立起来，和固定起来，作为批判的根据，由此就得出结论，它是唯心的，它是形而上学的。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批判是不能服人的，这种逻辑只能引向教条，对促进科学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按自己的论战需要任意曲解对方观点，然后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这是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最大的论战特色。
　　某些中国的李森科们与其说是一个学术团体，不如说他们是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他们以科学的名义，运用政治手段，排斥异己，完全超出了学术争鸣的范畴，已经粗暴地践踏了人类的尊严和科学的准则。在现行的体制下，预防李森科之流小人得势，根本没有灵丹妙药，因为此类人物自有其生存土壤，唯一的希望是在上位者有识人之明。
　　1957年11月《农业科学通讯》上发表了题为《粉碎右派阴谋，坚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经验》的檄文。1957年11月的《中国农报》上发表了题为《坚定不移地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的反右派文章。反右和“米丘林学说”、“摩尔根学说”就这样扯到一起，学术争论又和政治问题挂了钩。各地掀起讨伐“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新高潮，声势十分惊人：湖南农学院党委组织120名教师和510名学生对该校遗传学教授裴新澍进行重点批判，贴了两万多张大字报；湖南医学院党委强迫遗传学家卢惠霖在500多名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学术观点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辽宁大学生物系党政负责人专门组织“红旗战斗队”围剿“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相信摩尔根就是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就是不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曾在美国从事草履虫的卡巴粒研究并曾在青岛会议上慷慨陈辞抨击李森科的武汉大学教授赵保国，更是在“拔白旗”运动中被整得精神失常。
　　走向灭亡
　　随着毛时代的结束，一方面“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已经没有了三四十年代苏联那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不能不走向没落；一方面因为时间伟大——科学的发展愈来愈证实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的虚妄。这种情况下，中国“米丘林学派”别无选择，只能分崩离析。
　　最后的疯狂：1979年5月，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遗传组还根据全国高等学校理科生物类教材会议精神，编写了《米丘林遗传学基本原理》并交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谈家祯就对建国后三十年的中国遗传学评论说：“由于受李森科的影响，三十年来我国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很多时间被白白耽误了，没有做工作。最近几年做了些工作，但主要也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更多的还是在补课。”
　　1984年，中国召开了孟德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和1965年苏联当局举行的孟德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一样，这一举动，也是为了完全扭转错误方向，“把过去多年被歪曲了的孟德尔的形象纠正过来”（谈家祯语），为孟德尔公开平反，在这次海内外瞩目的会议上，谈家祯以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的身份作了主题发言。他严词谴责了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他说：
　　三十年代后期，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打着学术幌子的伪遗传学派，那就是李森科学派。他们禁止研究和发展真正的遗传科学，指控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并且对苏联许多正直的卓越的遗传学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致使本来很有传统的、很发达的苏联遗传科学停滞了许多年。我国在解放初期，由于盲目地学习苏联，李森科的“学说”也曾一度支配过我国的遗传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以致严重地阻碍了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并贻害非浅。
　　这次会议成了中国遗传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毛时代横行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再没有一席之地，中国与“米丘林生物科学”永别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在中国全面登陆，大放异彩——根据摩尔根基因学说发展起来的“生物工程”，已在我国开花结果。1997年元月报载，我国科学家洪国藩和他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构建了水稻基因组物理图。
　　关于自然科学姓社姓资的论战，随着毛时代的结束，李森科及其“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在中国永远地终结了。更重要的收获则在人文领域、自然科学没有国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李森科问题给后人的这些深刻的教益，在今天已经为中国学术界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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