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两批两证:关累港的忧伤

    云南勐腊县的关累港，是湄公河入境船舶的第一个停泊港，也是澜沧江上的第一个码头。

    “关累”是傣语，意为“追赶金鹿的地方”。这个有着浪漫地名的港口，因为湄公河血案蒙上阴霾。

    失事船只“华平号”、“玉兴8号”正是从关累港出发，途中被不明武装劫持。10月5日，在泰国清盛港前，泰国水警与劫持者发生交火。随后几天，13名中国船员遗体相继浮出湄公河。

    澜沧江—湄公河航道被宣布禁航。

    十多年来，“黄金水道”的诱惑，吸引人们从内陆各省纷至沓来，将生活寄托于此江此港。不曾想，澜沧江奔腾不已，航运却有停顿的一天。

    10月16日，滞留泰国的首批中国货船返回关累，欢迎仪式热烈，但无论是水上的船员，还是岸上的居民，都明白阴霾尚未散去，他们的忧虑还将持续。本报记者雍兴中 云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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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手离开

    10月15日早上6点，天色微茫，江水流淌的声音，回响在关累港。

    码头上停泊着25艘货船，钢缆绳拉得笔直。它们在澜沧江中一动不动，只是偶尔在江水激荡中与相邻的船只摩擦，发出声声悠长的金属巨响。

    22岁的水手敬小禾，在响声中醒来。

    “明天我就走了。”前一天，他告诉比自己小两岁的水手姚平，姚平说：“那我去送你吧”。

    他们都来自云南思茅，住在同一船舱，都是肤黑齿白。不同的是，敬小禾在胳膊上文了一个翼状刺青，而姚平将前额的头发染成了黄色。他们的年龄和笑容中的稚气，与郑智化歌中的水手形象，似乎有着不小的距离。

    敬小禾不想在这里做下去了，船长、大副和轮机长都知道，但没有人做过多挽留。“都知道现在情况特殊，他们也没什么办法。”敬小禾说。船长表示“那就这样吧”，等航线再次开通时，会再叫他回来做事。

    事实上，航线会不会再开通，何时再开通，船长心里也没底。

    血案发生后，敬小禾给家里打过电话，母亲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但从电视上看到血案的报道后，她开始频繁打电话，要敬小禾回家。

    敬小禾并不是近期离开的第一个水手。

    9月27日，“载鑫号”货船一回到关累港，就遣散了三名船员。这艘船在湄公河两度被劫持，其中一次被缅甸政府逼着去“剿匪”。

    “这样谁还敢在这条江上开船？”船长罗建春说，由于害怕江匪报复，无人再敢跟“载鑫号”出航，只能让水手们回家。

    血案的发生与禁航停船，使得离去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多是像敬小禾一样的年轻水手。停在关累的25艘船，很多只留下了船长和大副。“我们在船上有一点股份，暂时还走不了。”一位大副说，其实他们也不愿意水手离开，现在招人很难，只能在离开时告诉他们，“通航了再打电话叫你嘛。”

    得知敬小禾决定回家，母亲很高兴，她在电话里告诉儿子：“你回来我杀鸡给你吃！”敬小禾对姚平笑着说：“我一到家估计她鸡都做好了。”

    姚平笑笑，他说，如果到月底还不通航，他也会回家。

    这是中国船员蒙难后的第10天，两个年轻的水手离开了船舱。在微亮的光线中，他们发现上涨的江水已经漫上码头阶梯。

    敬小禾说，为方便第二天启程回国的滞留船队，上游电站加大了泄流量抬升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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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水道

    清晨的关累港，空气中弥漫着货运码头特有的味道，“像是青草和江水中混入了一点淡淡的蒜味”，敬小禾说。

    大蒜，是前一天港口运走的最后一批货。运走它的不是江水，而是车轮——停航后，商贸转由陆路运出。

    新疆的葡萄、山东的萝卜、甘肃的土豆、陕西的苹果、河南的大蒜、昆明的花卉……中国各地的物产都曾在此流转出境，澜沧江也被誉为“黄金水道”、“水上丝绸之路”，但这跟敬小禾没有多大关系。

    敬小禾的旅行袋里装着：2条短裤，3条长裤，4件短袖，2件长袖，1件冬天的外套，此外，还有一大包卫生纸，一管高露洁牙膏和一瓶用了一半的洗发液。

    “前天船长把这月的基本工资给我了，1200。”敬小禾说，如果不是这样，他身上就只有300多元钱，和两年前来关累时差不多。

    虽然两年来没有积蓄，但敬小禾承认，他来跑船就是因为“收入相对更好些”。

    敬小禾初中毕业，在干水手前，他在农家乐、汽车维修店都干过，工资是1000多。而在澜沧江上，他每月能拿到2000-2500元。

    更高收入的诱惑，对年长的船员同样适用。

    1990年代初，国家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表现出极大关注。1993年，中泰两国多次表示，要在湄公河上游次区域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云南由此确定对外开放格局：“以大西南为依托，以昆明为中心，以沿边开放城市为前沿，以东南亚、南亚为重点，面向全世界开放。”澜沧江也从那时起，进入“开放”阵营。

    与此同时，内陆航运业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型期，长江流域的国有航运企业因为经营不善，纷纷面临困境。

    今年46岁的船长郭吉雨，来自四川安岳，他1995年来到澜沧江，之前在金沙江航运公司工作。“那时我们在单位，加上各种补助，才101块每月。”郭吉雨说，来澜沧江后，月工资达到了500元。

    1997年，谭剑中从重庆航运学校毕业，在长江当水手，工资每月800元。“澜沧江这边已经是2000元了。”

    谭剑中说，当时在船员心目中，澜沧江确实有着“黄金水道”般的魅力，他和很多同学来到了澜沧江，是江上为数不多的“科班”船员。

    1990年代来澜沧江的船员，多是外地人。他们长年奔波在江上，很难照顾到家庭。“中盛号”上，从船长到水手，七个人都没有结婚，被戏称为“光棍船”。和谭剑中同期毕业的王建军，此次在血案中蒙难，也还是单身。

    有些船员则设法让家人上船工作。通常的情况是，丈夫跑船，妻子上船做炊事员，介绍亲友来跑船的，也屡见不鲜。血案中蒙难的“华平号”船长黄勇，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侄子，都是船长，另有一个侄子是大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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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色渐浓

    天色微茫中，敬小禾和姚平拾级而上，一步步离开关累港码头。而在264公里外的泰国清盛港，“广元号”等26艘滞留中国货船，正要返回关累港。

    遇难的13名中国船员，再也不能返乡了。

    湄公河血案，让船员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我女儿那几天吓得不敢一个人睡，还跑到她妈妈舱里一起睡的。”谭志鸿说，他自己则要喝很多酒才能睡得着。

    事实上，被誉为“黄金水道”的澜沧江—湄公河，一直都不是一条平静的河流。

    1993年航道初开，江上多是老挝籍木质柳叶形船。“那时我们只有普洱号、思茅号、澜沧号、墨江号几条船。”56岁的老船长黄星贵回忆，那时澜沧江不能行驶大船，中国籍船多在150-200吨。

    航道的艰险，一度威胁着航运的安全。

    1997年9月，“神龙号”在勐罕渡口沉没，4人遇难；1999年8月，“版纳508号”在湄公河唐奥滩沉没；2002年，又连续发生了“昌运号”“中油宏伟2号”“永久1号”沉没事故。

    2001年，中国投入资金改善航道，2004年工程完成。澜沧江长年可通150吨船舶，季节性可通航300吨船舶。目前，澜沧江在册登记的货船有74艘，最高吨位为350吨。

    “中盛号”船长吴德昌说，航道疏浚确实促进了航运的发展，但好景不长，2008年开始，船员们受到不明武装分子的“检查”甚至枪击。

    2009年2月，4艘中国货船在万崩上游三公里处被4艘快艇追击射击，宏源3号机舱中弹，中油1号一名水手中弹死亡。同年8月，“双星号”行至金三角水域，被不明武装分子鸣枪逼停“检查”。

    2010年4月，“正鑫1号”“中油1号”“渝西3号”在“挡石浪”水域被“检查”，三位船长被带走，后获救。

    2011年5月，“红星11号”被两条快艇上的武装人员枪击，所幸无人伤亡。同月，“永祥8号”“渝州3号”在“三棵石”水域被人强行上船“检查”违禁品。

    关累港船员说，近年来，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下百起，武装分子甚至会对船员照相，警告他们不许报案。

    但是，10月5日发生的惨案，13名船员死亡，还是突破了人们的认知极限。

    “澜沧江—湄公河今年发生这些事，想想都怕了，这件事不处理好，不晓得哪天又会发生在哪个船了。”10月12日，敬小禾在QQ签名里写道。三天后，他提上行囊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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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相依

    敬小禾在关累走的最后一段路，是从“东北饺子”饭馆到港口汽车站。

    这段路没有路名，路边的房屋也没有标识牌。

    1993年就已开放的关累港，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金三角”的复杂形势，制约着以“依托边境，发展边贸”为发展战略的关累。

    关累街上的“四国边境贸易市场”门可罗雀，十多个门面贴出了出租告示。“什么泰国、老挝、缅甸，其实都没有来过，市场上都是中国人。”一位商人说。

    在关累港，无论是水上的船员，还是岸上的居民，多来自外地。他们的生计和命运，已与关累和澜沧江紧密相连。

    “东北饺子”老板徐大姐来自吉林，在关累已生活了十多年，店里除了饺子，还卖米线和米粉，调味料中有切碎的鱼腥草。“现在我们在这边买了橡胶林，很少再回东北了。”她说。

    胡万银是云南昭通人，1993年就来到了关累。他说，关累港区以前几乎是一片荒地。

    现在，胡万银在镇上拥有13个门面，投入了很大的财力。“现在比较起来，当然内地要好一些。”胡万银说，但他现在没办法重新选择了。

    无法重新选择的，还有谭剑中。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航运量大增。“我们这边船长一月五六千，长江那边少说七八千，多的上万。”但是，他现在很难回去了，“航运不比汽车飞机，一条江上成为船长，在另一条江上还是要重新开始。”

    停航，是现在所有船长最忧虑的事。“还能不能通航，通航安全性咋保证，不能通航我们这些人要咋办？”郭吉雨说。

    忧虑的还有岸上的人们。“我们和他们真的是生死相依。”来自重庆万州的张贻胜经营着4个门面，与蒙难的黄勇等人十分熟悉。停航后，他的生意一落千丈，“平时一天营业额能到4000，现在只有1000。”

    “以前跑船的时候，客房总是满的。”胡万银说，血案发生后，所有人的日子都变得无法确定。他的妻子甚至抱怨关累的名字取得不好：“关累关累，关起门来累，怎么不出事嘛？”

    10月17日，几辆大货车在关累港前卸货，那是泰国发往缅甸的过境货物。旁边，一位大姐推来了冰棍车，小伙子们挥汗如雨，她却喃喃说道：“搬完这一船，怕是我也没有生意可做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敬小禾、姚平、郭吉雨、谭剑中、谭志鸿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