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杰陈独秀爱情婚姻不能兼顾的悲情人生

　　陈独秀“失踪”了1个多月又露面了，“他裹着一件厚大衣，缠着围巾。原来他得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说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的。同志们受了场虚惊，少不了要数落他。”他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家”。

　　但是，陈独秀抛弃高君曼移情别恋的“心爱的人”，到底是谁？始终是个谜。60年后，亦即陈逝世37年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清明气氛中，有在新疆工作的两男一女年轻人，向有关方面写信，说他们的母亲叫陈虹(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0年病故)。外祖母叫施芝英(1978年病故)，外祖父是陈独秀。三人自称是陈独秀的外孙。这才知道当初陈独秀与高君曼分居后，是和一位女医生施芝英同居的。他们大约一起生活到1927年3月才分手。施与他人结婚，陈无家可归，住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北四川路横浜桥安慎坊，白天在这里办公，夜晚睡在宣传部干事郑超麟的房间。郑在办公室临时搭一个铺。至于陈虹，经有关方面调查了解，并非是陈独秀的生女，而是施芝英的养女，实际是个丫头。1937年8月，陈独秀在南京被释放后来到武汉，陈虹与他见面，自称是他的女儿。陈当面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当时武汉的反动报刊还登载此事，渲染攻击陈独秀。

　　如果说陈独秀与高大众的悲剧是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造成的，对陈无可指责，而他与君曼的结合则是自由恋爱的产物，因此陈与君曼的婚变，虽有“党”、“家”不能两全的因素，但从感情上来说，陈移情别恋，又不顾他们母子的死活，不能不说是有悖于道德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且早期共产党人都是青年人。这个运动所提倡和带来的思想解放，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性解放，反应尤其强烈。青年们一下子从长期封建包办婚姻的禁锢中冲出来，自由恋爱，自由结合，令世人瞠目结舌。但由此也发生一系列三角和多角恋爱纠纷事件。这种情景自然也反映到党内来。陈独秀作为共产党的第一领导人，除了领导革命工作，也要经常处理同志们的这种爱情纠纷。那么他怎样处理这些事件呢？

　　曾与赵世炎、周恩来等一道赴法勤工俭学、中共巴黎支部创始人之一的尹宽，1925年到山东任地委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时，有一个叫王翔千的老同志是个清朝秀才，但思想进步，信仰共产主义。他有个不到20岁的女儿叫王辨，特别疼爱，把她当作掌上明珠，介绍到共青团中来，受共产主义教育，参加革命工作，对她寄托很大的希望。可是，王辨与尹宽接触后，就爱上了他。每次尹宽在会议上讲话，她总是如痴如醉地听着，表现出十分钦佩的神情。她似乎把尹宽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化身，山东当时的工作开展得较好，她也以为是尹宽的功劳，对尹有一点个人崇拜。尹宽感受到了王辨的感情，所以在这年8月，当他奉中央命令调到上海时，临走前夕，写了一个纸条给王辨，要她随着到上海去。姑娘就收拾了简单的衣服，跟他走了。结果发生了一场风波。

　　山东的党员同志几乎全体闹了起来，要求中央开除尹宽的党籍，说他拐带王翔千的女儿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要带刀来上海，与尹宽拼老命。山东的同志们都支持他。

　　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陈独秀当然不愿向这种封建落后意识让步，但这件事已经在山东党内激起公愤，也不能置之不理。做了许多工作以后，王翔千和山东的同志见中央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便自动让步，要求尹、王二人举行婚礼，而陈独秀(党中央总书记)和恽代英(团中央宣传部长)两人出来做证婚人。中央也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问题就挂了一段时间。陈独秀本人主张恋爱婚姻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条原则，党的干部恋爱自由，不能影响革命工作。所以，他还是积极想办法来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正好这时尹宽旧病复发，肺结核，大口吐血。于是中央决定：尹宽离职养病，由王一飞代理他的上海区委书记的工作；王辨去莫斯科读书。

　　虽然没有开除尹宽的党籍，也没有拆散尹与王的关系，但王翔千和山东的同志也只好收兵了。1927年，王辨回国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困难时期。由于工作需要和地下斗争的危险环境，她和尹先后在广州、上海工作，却都未能谋面。后来尹宽任安徽省委书记，俩人才调到一起。但那时工作很忙，俩人虽同居一处，仍没有工夫共叙旧情。只有一天，稍有闲暇，尹宽打了一点酒，备了一点菜，二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乐趣。

　　谁料好景不长，不久，安徽共产党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获，王辨和另一女同志被捕。尹宽还支持了一个时期，以后也逃到上海。王出狱时已是1929年秋天，这时尹宽和陈独秀等人已转向托派，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党中央向王辨介绍情况后，劝她不要与尹宽见面。她坚持要见，终于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尹宽住处，二人相见。这时的王辨已经成熟，失去了少女的羞涩，增长了识别是非的才干。她当即与尹宽及在场的郑超麟夫妇争辩起来，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劝他们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结果失败。于是，她就拂袖而去，再也不与尹宽见面。

　　另一位女同志是我党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早年参加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时与蔡和森是一对情侣，后来结婚，是党内人人羡慕的“模范夫妻”。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她表现得很正统，看不惯党内的一些浪漫事件。开会或闲谈时，陈独秀常爱拿男女关系的事情当作笑料来说，她在场就会正色地提出抗议，弄得独秀下不了台。别的同志更不敢在她面前放肆，女同志都害怕她。瞿秋白称她是“党内马克思主义宋学家”。可是，1924年蔡和森调北京区委工作后，她在上海也发生了情变，爱上了彭述之。不久，蔡奉调回上海准备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火车站未见她来接，引起怀疑；经多次盘问，她才讲出实情，说自己爱上了彭。

　　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团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加上团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代表开工作会议，她也参加。散会时，蔡站起来，说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了妻子移情别恋的事，一下子场上气氛好像是凝固了似的，大家许久不能说话，因为太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最后，陈独秀说：这要由她自己来决定。她伏案大哭，不肯说一句话。独秀说：“你究竟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她总是不响。“你不爱和森了么？”也没有回答。无可奈何，中央只好自己解决这件事了。即独秀、秋白、国焘3人提议：蔡和她二人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然后留驻莫斯科；她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并不反对。于是便作为组织决定执行。为了尽量缩小这个事件对党的工作的影响，陈独秀嘱咐在场的人对这件事严守秘密。

　　1925年10月，两人服从组织决定去了莫斯科，但到了那里，还是分手了。后来两人分别回国，全身心投入革命运动，先后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

　　本章参考书目：

　　①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② 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

　　③ 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新文学史料》第4辑。

　　④ 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

　　⑤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独秀评论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 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爱人——施芝英》，未刊稿。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6、47页。

　　⑧ 郑超麟：《记尹宽》，1990年手稿。

　　⑨《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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