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挂电视机的安装sony:我参与编撰的新书《八年——成都知青云南支边纪实》 - 瑞丽江边的日志 - 网易博客

我参与编撰的新书《八年——成都知青云南支边纪实》

默认分类 2011-01-16 16:20:41 阅读163 评论5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我有幸参与了文史资料《八年——成都知青云南支边纪实》一书的编撰工作。

      这是一本真实记录我们成都16000多名知青在云南八年支边历程的书。它有着鲜明的边疆建设兵团的特点和彩云南红土地的地域特色，它与其它地方的知青史的不同的是：席卷全国的200多万兵团知青大返城的风暴，就是从他们继西双版纳知青大罢工、昆明卧轨、北上首都请愿后进行大罢工、绝食请愿要求返城而掀起的！最终，中央从这里向全国各地建设兵团的知青们打开了返城的大门！书中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应感谢和铭记那些改变了几百万兵团知青命运的人们！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社会的进步，它让我们今天可看到那段真实的历史！

 一。书的概况： 

二。 关于《八年》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昨晚（2011.1.5）九点过，曾贤云（成都知青支边战友联谊会的会长）兴冲冲地打来电话：“你在家吗？我已到你家小区门口了！我把《八年》这本书先给你拿来了！”真没想到，前10来天我们还在为这本书做最后的配图和校稿，今天，这么快书就出来了！我赶紧从外面赶了回来。

老曾说，今天下午刚从出版社装订线上下来100多本，就因拉闸限电停了！出版社的编辑李卫红拿了书就立即飞北京参加2011年的图书展去了。我只争取到了10本，先送王进和你这里。你拿五本可先发给青白江那边人多的看看，宣传一下！我原来定的1000本现在几个编委每人要去100本左右，加上你那里订了要去的130本，基本上没剩多少了。原来设想的搞活动时拿出来卖给大家的也基本上没有几本了。只有等第二次印刷了！

其实，这本书从2008年4月16日锦江区区政协高主任第一次召集大家开会商量出书时算起，到书出来，已有两个多年头，其间也不知开过多少次会和经历波折。今天，我想就我知道的一些情况作一些回顾，让有兴趣的人多了解一些背景情况作参考。

2007年全国各级政协为纪念“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发文要求各地政协动员当年的知青们写出自己的知青经历，以汇编成文史资料。

锦江区政协高彦主任承担了区里出知青文史资料汇编的任务。高主任是转业军人，对知青的事感到有些无从下手，犯了难。有人给高主任出了主意：我们锦江区委有个干部原来是支边的知青，是个知青的头头（成都知青云南支边战友联谊会的会长），他们搞了很多活动，在成都闹得很响，你去找他一定不会错。这个人就是曾贤云。就这样，高主任找到了老曾。

2008年4月16日，在大慈寺的茶园召开了收集知青文史资料的第一次会议。到会的有被称之为“集装箱知青”的支边知青和被称之为“散装知青”的下乡知青。也有区上搞文史的韩老师和出版社的催老师等。韩老师特地向大家强调了文史资料的“三亲”要求，即：亲历、亲见、亲闻。高主任表示：收集的稿件都争取在区上出一个资料汇编。好的稿件就向市政协推荐，市政协再向省政协推荐，省政协是肯定要出书的！如果稿件多，质量好市政协要出书的话，就更好！

可能由于“散装知青”的散装特点所致，对稿件的动员和组织相对困难。而“集装箱知青”的集装效应，使支边知青的稿件容易发动，容易集中，再加之原来就有准备在《龙门阵》期刊出一集支边知青专集的基础，稿源不愁。不久之后，高主任改变了思路：成都有16000多名支边知青，稿源丰富，又有特色，全国大返城的风暴也是从他们那里刮起来的，何不搞一个支边知青专集多好！这样在今后编撰文史资料时也会更有特色。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市政协的认可，并委托他代表市政协来完成这项任务。于是，高主任按这个思路重作了安排。

老曾很快将出书的任务布置了下去。5月27日在游乐场茶管召开了第一次各团代表的征稿动员会。  6月 13 日，原11团2营的各连队代表在猛追湾的露天茶馆召开了第一次征稿动员会。我们11团2营8连的知青原来已出过两辑本连的刊物《知青园地》，有一定基础，本来想要出第三辑正为稿源不足发愁，正好可利用这个机会同时征稿。我向大家承诺：凡是写出来的稿件，我们连队的《知青园地》第三辑保证选用。这样又为大家投稿加了一把油！最后，2营成为了投稿最多、被《八年》选用的文章和照片也是最多的营。借这个东风，我们连的《知青园地》第三辑也在大家的支持下于2009年4月顺利出版了。

稿源不断地投向区、市、省政协。省政协还专门邀请了川大的两位教授专家看稿、审稿。虽然因“5.12汶川大地震”救灾工作出书推迟了一段时间，但到了2008年12月省政协的文史书籍《知青——渐行渐远的记忆》还是正式出版并发行了。书中较多选用的是政协系统内下乡知青的回忆文章，其中选用了五篇成都支边知青的文章。而市政协因人手少，工作忙而把出书任务下到了高主任身上。高主任为此召开了几次会，确定了能参加组稿和编辑工作的几个知青编委，要求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和抽空来为出书工作。并把已收到的稿件用邮件发给大家分别阅读，再提出自己的选用稿，最后汇总大家一起讨论定稿。

                                                                                             正面从左到右：高彦，肖家琪，曾贤云，王晓梅。

正面从左到右：谢光治，凌宪，韩老师，扬全。

 2009年3月23日编委会在龙泉开的一次讨论会（相机的年份调错了）。可惜08年的第一次编委会没照像，09年市政协在三圣乡开的编委会我照的像也弄丢了，有些遗憾。

 时间在不经意间过得很快。收到的稿件数量不少，但所涉及的面太少，看来发动大家的力度还远远不够，而新的稿件中有份量的稿件也不多。好在原来准备要出的《龙门阵》支边专辑打下了基础，文章大体凑成一本书的骨架不会有太大问题。但这些文章中反映1978年勐定知青那场继西双版纳之后罢工、绝食请愿掀起全国返城大风暴历实事件的文章太少，也没有反映瑞丽1974年地震大逃亡事件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此外，原来邀请作主编的林文洵老师也因工作太忙或其它原因而迟迟未能参加编委工作。

主编必须要由专业人士来担任，林老师来不了，还得请一位了解支边知青的专业人员来担当。7团的王晓梅想邀请还在市文联任职的曾小嘉来担当重任，但曾除了工作太忙之外，还认为，如果这本书要想进入市场的话，现在的这种文章状况是前景不妙的，因此没有答应下来。编辑工作陷入了第一次困境。

在王晓梅和高主任的努力下，请来了四川出版集团的邹小工老师，又由邹老师请来了省民族出版社的年轻的李卫红编辑。两位美女编辑的加盟，使出书终于走进了快车道。邹老师曾是1990年《青春无悔》的编辑之一，她也曾是下乡知青，她的加入，让我们对出书的信心大增。经过对稿源的分析，明确了须加入13团烧死10名成都女知青、勐定农场要求返城大罢工、绝食请愿的文章和瑞丽地震大逃亡的文章，使该书能更全面地反映16000多名成都知青支边八年的概况，并由王晓梅和曾贤云分别做工作访谈和向有关人员约稿。

关于勐定知青要求返城罢工、绝食请愿的事件，采用了前几年出的内部书《飓风吹过亚热带雨林》中的部份文章，并请作者进行了修改。后听叶枫讲，原来自己保存有一全套罢工、绝食的资料和照片放在朋友家里，可惜几经搬家保管不好，最后被朋友的老母亲当废品烧掉了，太可惜了！有关瑞丽地震知青大逃往的事件，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前往重灾区当志愿者并陪同梅柏青采访陈岩时的路途中就听老梅很祥细的讲过。我希望他能写一下，因他是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者之一，还因该事件在整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最后还演变出一个轮奸冤案来都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管理方面的情况，是很值得人们深思和总结的。但老梅身在传媒界，对稿件的政治敏感度高而抱谨慎态度，加之工作太忙而无法静下来写，说今后有空了还会好好的写一下，这次只有放弃了。有幸的是，这次由老曾代表编委会出面请写过这段事件的也在传媒界的陈小元来执笔，请老梅配合来记录这一事件，也正好了却了老梅的这个心愿。小元不辱使命，不顾病中的身体状况和成都7、8月湿热的天气通过电话、网络和实地采访了100多人，最终完成了5万多字的文稿。由于《八年》一书篇幅所限，在邹老师的努力调整其它文章和几经小元的大力压缩文章后，总算把这一事件的大部份情况展现给了读者。

编辑工作出现的第二次困境是对于该书是为了满足于文史资料的需要呢还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编委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如果为了市场需要，现有的稿件文笔大多质量不高，可读性不强，市场销售的前景堪忧。如果只保留部份文笔好的和进行一些文艺性再创作，虽然可读性强了，但却丧失了文史资料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只为了文史资料的需要都印刷出版，不仅篇幅太大，虽可分几册，但可能很难卖得出几本。不能让更多的人看，这又怎么能达到文史姿料的作用呢？这两种意见让编委们思考了好一段日子。扬全说：“我们这批人，在那个年代基本上就只能算小学文化水平，很难有好的文笔。”让大家意外的是年青的美女编辑李卫红却说：“我觉得这些文章的文笔都很不错啊！并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不行啊！写的内容也很好啊！”她的一席话让大家受到了鼓舞，也增强了信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大家基本统一了认识：按文史资料的要求精选一部份文章出第一本文集，同时满足市场的要求。如果市场反映好，再考虑向市场推出第二集，甚至多集。

让大家没料到的是，走出了第二次困境后，竟然又出现了编辑工作的第三次困境：大量的文章造成了取舍的困难。虽已将返城后的所有文章全部删去，只保留反映在云南八年的稿件，但文章总量仍然太大。知青编委们因各种原因不愿轻易涮掉别人的文章，过了很长时间都不见减少几篇文章，要精选的工作只有推给年轻的小李编辑来做。可小李也是心慈手软，她认为每篇都是好文章，都那么珍贵，这把刀就是砍不下去。

这第三次困境可是让高主任和邹编伤透了脑筋，这必须要尽快解决才行，出书的时间已拖得太久了！最后，终于又找来了懂专业又了解知青情况的曾小嘉。她和主要的编委们一起，对文章采取了大胆的和大刀阔斧的取舍。对选出的文章中有容易影响团结和涉及易产生误解的内容做出修改，同时也征得了作者的同意。在最后阶段，为了保留更多的作者，在邹老师的努力下，又对文章篇数较多作者的文章再次作出大刀阔斧的删减，原则上每位作者只保留一篇文章，这才使文章的总量达到要求。出书总算走出了最后的困境，迎来了一马平川的坦途。

在这里还要提一下的是，这本书还得益于被称为知青收藏家的下乡知青谢光治的大力协助。他不仅收藏了许多珍贵的知青文物和资料，还长期参与我们支边知青的各种活动，与大家成了好朋友。他曾在省、市挡案馆中还查阅过许多有关成都支边历史的珍贵资料，为我们出《八年》这本书帮助不小。他还讲了一件让他惋惜不已的事：“2006年5月，他在参加知青专列返滇游的途中遇到一位13团的北京知青，得知她父亲70年代初原来是我国驻缅甸大使的三秘，专门负责有关缅共人民军事务，很想在有生之年把他了解的那段历史告知对此有研究和感兴趣的人以了此心愿。后来，扬全约我一道去做采访时，却从他女儿那里得知他在几个月前去世了。”看来，宝贵的历史资源正在我们身边不经意间无声无息地流走、消失。而真实地记载、挖掘、抢救我们这代人自己的历史，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后代和对我们的国家都是有益的一件事，我们责无旁贷。

                                                                                                                                                     20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