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晋电视机上门安装:探访50多名北大荒知青精神病患者：

　　起码在物质上，他很少比现在过得更好。他的老邻居们都记得他在五队的房子，当时，他患了病，妻子和孩子已经搬离。他独自将房门锁住，冬天不生火，也不盖被子，喝着菜窖里渗出来的生水，拒绝任何人前往探视。

　　如今，郜阿利住过的房子已经成了别人的家，那段生活也逐渐变成人们越来越少提及的悲惨往事。对很多知青来说，北大荒的艰难岁月已经过去了，大多数人返城、工作，有的变成富商、教授，有的仍旧普通。

　　但对于知青科里的50多个知青来说，那段艰难的岁月一直没有离去。友谊农场的姜盈国是拖拉机手，那原本是一个风光的职业，有一次，他开着拖拉机轧过一捆稻草，却断定自己是轧死了人，精神从此失常。那个假想的受害者跟了他一生，尽管知青年代在那之后很快就结束了。

　　在北大荒，李文魁和康金环的故事最为人熟知。李文魁是哈尔滨人，1971年精神突然失常，据说是因为爱情。康金环是当地女人，有丈夫，有孩子，却收留了被家人遗弃的李文魁。李文魁在分裂的精神世界里生活，康金环则尽心地在现实世界中照顾他。等到媒体发现并报道这件事时，李文魁已经不声不响地被她照顾了30年。

　　据说，这就是黑龙江农垦总局拨出3000万元，为知青精神病人设立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直接原因。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显示，这样的病人在北大荒有100多人。

　　安养中心设立在佳木斯市。这里是当年知青们到达北大荒的第一站。当年，这里从年轻人到年长者，都被要求背诵16个字的“北大荒精神”，如今，这16个字很多人已经记不准确了。

　　几年前，在市区的松花江边上，一个巨大的广场被耗巨资修建起来，上面刻着回城后功成名就的“知青代表”的名字。离广场不远的安养中心里没有“知青代表”，他们的名字在北大荒的历史上不曾留下任何痕迹。

　　知青科的年轻护士郝姗姗，母亲是知青。她所知道的知青故事多半是听说来的。如今，她开始照顾这些与母亲分享了同一场历史的老人。

　　农垦第二医院的院长黄春光也在农场长大。他和最晚来到北大荒的那批知青同龄。担任医生后，他为这些知青看病；知青返城时，他和大多数医生一样“犯过错误”，替他的病人们开了一些并不属实的诊断书，因为他实在不忍伤害那些人渴望回城的心情。他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以后，他的命运又一次和知青发生了关系。“命运真是奇妙。”黄春光感叹说。

　　更让他感叹的是，他的这些病人都在自己最好的年龄来到这里，然后再也没有回去。他们坐在淡紫色的窗帘底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午后的太阳也照在不远处的知青科活动大厅。乍一来到这里的人如果会为一件事情惊讶，那就是笑容。　　笑容在这里一点都不陌生，事实上，它就像透过白色窗户和银灰色窗棂照进来的阳光一样常见。李大水喜欢诗歌，偶尔也朗诵普希金，是他自己改编过的版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他露出一种婴儿般惊喜的笑，“我们对生活应该是什么态度，对工作，对人生，应该是什么态度？”　　李大水是北京人，1968年来到北大荒时刚刚读完初二。但他的知青生涯刚开始就结束了，在一次事故中，他摔伤了脑袋，再也没有痊愈。生活欺骗了他，他说他后悔来到北大荒，但又笑着反问：“后悔有什么用？”　　陈平原则在唱歌的时候才会笑，他口齿已经不清，人们要通过音调才能判断他唱的歌词，“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他只会唱这一句，然后停下来，默然地走回座位。他是个老北京，口音还带着浓重的北京腔，但他连自己住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在这个被歌声和笑声包围的地方，汇集了与北大荒有关的各种只言片语。有人在歌里唱到“毛主席”，一脸严肃；有人在方格本上写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字迹潦草但笔画很用力。“响应毛主席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的，但说起自己来，他们变得结结巴巴，神情疑惑，或是漠然。　　关于他们身世的最详细记录，也许就是医院里病例中短短的两三行话。在那里面，一个人的一生被简要地浓缩。其中一份病例是这么写的：“8岁上学，初中文化，1963年下乡，性格外向，朋友多。”　　这已经是包含最多细节的病例了。知青科主任吴斌亲自将大多数知青病人接到医院里，并整理他们的病例。他尽力寻找这些病人的过往经历，但很难如愿。　　有的病人是从其他医院转到这里，也有的则是从家里接来。吴斌见到很多患病的知青，被关在家里，或者锁在窗棂上，其中一个因为被铁链拴了太久，手臂落下了残疾。　　吴斌是知青的孩子。他的父亲从哈尔滨来到北大荒，从此再没有离开。在农场长大的吴斌，从小就窝在知青的宿舍里，看他们打球、说笑、唱歌。从小学到中学，吴斌的老师许多都是知青，他形容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年轻人“让他看到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并在心里有了梦想”。　　吴斌的父亲去世第二年，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成立，吴斌又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这些当年为他带来梦想的人。　　当年，这些人潮水般涌入北大荒时，意气风发，心怀憧憬。如今，他们连自己的梦想是什么都不大记得了。就连当年被认为最清高的郜阿利，如今也只关心自己的馒头是否够吃。如果说他也有梦想，那么他想“尽早回到南横林子”，他在那里住习惯了，他想回去劳动。　这片树林如今安静地站在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五队西北方，旁边偶尔有车来来往往，一闪就过去了。因为太大，用目测很难形容它的面积。从上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开始，北京知青郜阿利凭借很少的帮助栽下了它。

　　郜阿利只是把剪下的杨树枝一条条插在土里，30年后就成就了一片树林。他讲起这片林子，就像一个老军人讲起一场辉煌的战斗，头略略抬起，说话的声音也大很多。当年，他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片林子，有人胆敢偷砍一棵，他一定要追到人家门前，发表一篇长篇大论的谴责，然后撕下纸来写成罚单。

　　五队的老队长王吉祥是将这份差事分派给郜阿利的人。这名最早开发北大荒的山东老兵说，那个让郜阿利感到骄傲的职业，最初只是为了照顾这个瘦弱的大学生。

　　郜阿利记得自己割过豆子，锄过地，“比较能奋斗”。王吉祥的记忆与此不同，在他看来，郜阿利并没有过多地遭受北大荒最艰苦的劳动。这些在酷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天发生的劳动，深深印在许多知青的心里。不过，郜阿利大多数时间在其他地方，因为他知识水平高，他曾经被调往总场教物理，后来被调回队里，从事的也是比较轻松的林业员工作。

　　在短短的几年中，没有人知道郜阿利究竟栽了多少树，按他自己的计算，也许有10万苗。路过那片树林的人们已经很少想起当年那个有点固执的林业员，有人连这片林子的具体位置也指不出来。

　　这就是这个知青花了大半生在北大荒留下的几乎所有的印记，不久之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然后辗转许多地方，经历疯狂、遗弃和拘束，最后来到知青科。

　　不出意外的话，他恐怕很难再为这片土地留下更多东西。他会在那明亮的、气味略有些刺鼻的病房里，与病友们一起慢慢老去。

郜阿利想离开这里。他的头被打理得干干净净，衣服整齐，身体也比以前胖了很多，但他不喜欢这里的封闭，也不喜欢别人替他做好本应他自己做好的事情。

　　起码在物质上，他很少比现在过得更好。他的老邻居们都记得他在五队的房子，当时，他患了病，妻子和孩子已经搬离。他独自将房门锁住，冬天不生火，也不盖被子，喝着菜窖里渗出来的生水，拒绝任何人前往探视。

　　如今，郜阿利住过的房子已经成了别人的家，那段生活也逐渐变成人们越来越少提及的悲惨往事。对很多知青来说，北大荒的艰难岁月已经过去了，大多数人返城、工作，有的变成富商、教授，有的仍旧普通。

　　但对于知青科里的50多个知青来说，那段艰难的岁月一直没有离去。友谊农场的姜盈国是拖拉机手，那原本是一个风光的职业，有一次，他开着拖拉机轧过一捆稻草，却断定自己是轧死了人，精神从此失常。那个假想的受害者跟了他一生，尽管知青年代在那之后很快就结束了。

　　在北大荒，李文魁和康金环的故事最为人熟知。李文魁是哈尔滨人，1971年精神突然失常，据说是因为爱情。康金环是当地女人，有丈夫，有孩子，却收留了被家人遗弃的李文魁。李文魁在分裂的精神世界里生活，康金环则尽心地在现实世界中照顾他。等到媒体发现并报道这件事时，李文魁已经不声不响地被她照顾了30年。

　　据说，这就是黑龙江农垦总局拨出3000万元，为知青精神病人设立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直接原因。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显示，这样的病人在北大荒有100多人。

　　安养中心设立在佳木斯市。这里是当年知青们到达北大荒的第一站。当年，这里从年轻人到年长者，都被要求背诵16个字的“北大荒精神”，如今，这16个字很多人已经记不准确了。

　　几年前，在市区的松花江边上，一个巨大的广场被耗巨资修建起来，上面刻着回城后功成名就的“知青代表”的名字。离广场不远的安养中心里没有“知青代表”，他们的名字在北大荒的历史上不曾留下任何痕迹。

　　知青科的年轻护士郝姗姗，母亲是知青。她所知道的知青故事多半是听说来的。如今，她开始照顾这些与母亲分享了同一场历史的老人。

　　农垦第二医院的院长黄春光也在农场长大。他和最晚来到北大荒的那批知青同龄。担任医生后，他为这些知青看病；知青返城时，他和大多数医生一样“犯过错误”，替他的病人们开了一些并不属实的诊断书，因为他实在不忍伤害那些人渴望回城的心情。他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以后，他的命运又一次和知青发生了关系。“命运真是奇妙。”黄春光感叹说。

　　因为不擅于表达，郜阿利只做了很短一段时间教师。据说，这个大学里物理和数学都很精通的高材生，对着一屋子高中生，居然连最基本的命题都表达不好。

　　即使是在盛行一时的“批斗”风潮中，郜阿利也是个沉默的人。他不合群，从不参加当时流行的时事辩论，从不在批斗中举手发言。当年的指导员赵相银记得，当那些积极的知青们面对走资派义正辞严、到处串联闹革命的时候，郜阿利所做过的最“积极”的事情，就是和一个比他大的女生一起对着报纸，学习马列主义。

　　如今，赵相银已经80岁。在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一家挂着毛泽东画像的饭店里，他微笑着谈论起当年：“睡一觉醒来，组织说没就没了。”

　　作为组织的代表，赵相银也很快被打倒在地。这个参与开发了北大荒的老战士戴着高帽子接受批斗。那些平时熟悉的知青，如今一个个站在他的反面。他记得，这个时候无人能够缺席，即使是最不合群的郜阿利，也参与了一个名叫“红联”的派别。

　　当时，郜阿利的队友，一个天津人，因为说了几句对江青不恭敬的话，被关起来，打得半死。不过，当年的队长和指导员们都表示，他们所在的五队，是比较温和的队伍，“没有打死过人”。

　　赵相银并不了解郜阿利的个人生活。但作为领导，他记下了郜阿利鲜为人知的一面。运动刚开始，郜阿利每天都要单独找到他谈自己的看法。平素默不作声的郜阿利，此时往往滔滔不绝，他看不惯运动中的很多事情，看不惯打人、批斗，他觉得这很不正常。

　　另一个关于郜阿利爱打抱不平的故事，则在张恩亭那里得到了印证。一个叫李英云的女知青，和郜阿利都是北京人，当时分在五分场做播音员。据说，这个漂亮的女孩不知为何被批斗。这让郜阿利感到不平。

　　一天晚上，郜阿利写了平生唯一一张大字报，用毛笔写在旧报纸上，然后贴到了五队的红色大礼堂里，为李英云鸣不平。

　　张恩亭记得，那时候，大字报用绳子挂起来，占据了礼堂的大部分空间。现在，大礼堂早就被烧毁了，只剩下一堵墙，里面覆满了枯草和积雪，郜阿利的那份大字报，也早就不知所踪，甚至很少有人曾经注意过。

　　除此之外，关于这个内向的大学生患病之前的故事，人们能回忆起来的细节实在有限。

　　北京知青张慧颖记得自己的许多老朋友。一个叫郭宝成的男孩会跳舞，一个叫王勇的姑娘长得很漂亮，不但能编黑板报，还经常上主席台发表演讲。而另一个一起从北京来的女孩谢军，则喜欢写大字报。

　　只有对爱情，她只字不提，只是发出一阵小孩子一样的笑声。在医生的病例上，她因为恋爱挫折而受到刺激，但这段故事不知道是被忘记了，还是被隐瞒了。

　　张慧颖在精神分裂后嫁给了现在的丈夫，为他生了一个有出息的女儿，但也折磨了他30年。如今，她的丈夫还能记起妻子当年的故事。那是一个老套的模式，两个年轻人相爱了，但后来，男孩爱上了张慧颖的好朋友、一个北京女知青，两个人后来调到了别的分队，张慧颖却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此后的故事与爱情无关了。张慧颖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当时她扎着辫子，高高胖胖的，皮肤很白。这是一个与爱情无关的结合，男人因为家境不是很好，而妻子又“比自己高”而娶了她。

　　这样的故事，在精神科里到处都能听到。一个姓陈的北京知青也是因为恋爱失败而精神分裂的。他的那段爱情故事已经彻底湮灭了，人们所能记起来的是，农场里为他介绍了对象，是希望他结婚以后“是不是能好一点”。而那个来自四川农村的女人，则可以借此调进农场，并安排工作。

　　张慧颖的老指导员如今已经退休。他见证了张的恋爱故事，也见证了那场恋爱的失败对她的刺激，最后又见证了她的婚姻。他记得，当时知青们经常会发生感情，而他尽管并不赞成，却也总是“睁只眼闭只眼”，任凭他们趁夜深的时候一起外出散步。

　　一些爱情失败了。这样的故事，在北大荒流传得很多。也有的成功了，其中的一对儿，前几年结伴回到北大荒，去看望了张慧颖。当时，她住在家里，狼狈不堪，几乎什么也不记得。

　　郜阿利则很难定义自己的爱情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他在北大荒恋爱、结婚，却没有找到幸福。

　　他的朋友们都记得他患病以后给家庭带来的痛苦。每当病情严重的时候，他总是对家人又打又骂，妻子只好带着孩子投奔到朋友家里。他有3个儿女，都与妻子一起回到北京。但如今，没有一个人会再跟他联系，只有妻子会偶尔给吴斌打来电话，询问他的病情。

　　但郜阿利坚信自己的儿子就在北大荒，而不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永不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