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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跨世纪全球战略与联合国

文章来源：《国际论坛》1999年第6期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view.asp?id=719

二战结束迄今,美国的全球战略与联合国密切相联。联合国诞生于战火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产物,也是美国赖以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和途径。联合国在冷战中发展起来,成长为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离不开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调整及其与美国霸权体系的互动。冷战的结束揭开了国际关系史上新的篇章,它是美国制定跨世纪全球战略的大背景,也是联合国进行调整的基础条件之一。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曾说,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1〕研究美国全球战略或联合国都离不开对另一方的探究。研究美国的跨世纪全球战略与联合国的关系,可以为认识当前的国际关系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一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正经历着新的一轮激荡。从经济上讲,经济全球化进入以消化、反思、调整为主的新阶段,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促使国际社会对全球化的本质以及如何适应全球化进行反思,加快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已获广泛共识。从国际政治局势上讲,多极化格局经受新的考验,面向21世纪的大国关系调整不断深化,其战略性合作从政治安全引伸到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领域,国际机制(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ｓ)的作用得以增强。然而,这并不表明霸权与强权政治色彩的减弱。自冷战结束,美国经济和军事势力走强,“独霸”气焰回升,军事干涉色彩加强。美国力图构筑单极世界秩序,其中不乏冷战阴影下的幻想与狂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与其盟国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对主权国家伊拉克和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

美国实力的增强是美国前述行为的物质基础。冷战结束和敌手苏联的消失,使得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军事技术和实力相对趋强。进入90年代,美国经济一直保持增长速度和竞争力上升的趋势,独秀于林。自克林顿执政以来,美国经济保持了稳定而相对持续高速的增长,克林顿第一任期内(1993—1996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 55%。克林顿1998年2月10日向国会提交报告称,199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 9%,为9年来之最高;失业率为4 9%,为9年之最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主编莫蒂默·朱克曼称,“一切该上升的东西都在上升,一切应该下降的东西都在下降,美国已经连续三年在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中名列第一。”〔2〕据美国商业部报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达7 19万亿美元,其中知识产业产值占36%,经济增长率3 6%。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经济已经先于其他发达国家完成了经济转型,率先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成为知识经济的先行者和最大的受益者。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称,这是美国经济50年来最好的时期。朱克曼指出,“美国经济的统计表明,这不是一种暂时的繁荣,而是源自一系列结构性优势的繁荣。”他认为,“在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美国正处在类似其进入20世纪时的地位。……美国拥有过20世纪,它也将拥有21世纪”。〔3〕即使认为美国“自吹自擂”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经济基本上是健康的;美国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是因为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滞后了。〔4〕世界舆论认为,知识资本孕育着新的世界霸权,建立和维护世界霸权是当前美国的战略性决策。

美国对世界格局和美国地位的认识是美国前述行为的思想基础。美国认定,在近中期(即从现在到2015年前后),世界将是一超多强的格局:军事上,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军事力量将遥遥领先;经济上,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中国、印度等有可能成为新的、与美日欧并列的经济中心,但尚需时日;政治上,美国仍将发挥领导作用,但受到一定的抑制;文化上,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得以认证,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这种局面对美国非常有利,因为它排除了直接威胁,可以集中资源于经济竞争和国内问题的解决,而且对国际问题可以有选择介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5〕当前是美国建立单极霸权体系的最佳时机。有学者指出,全球政治已经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走向一个单极体系时期,眼下正经历10年或20年的单级+多极体系,直到21世纪进入一个真正的多极体系。“美国显然更愿意建立一个以它作为霸主国的单极体系,而且它也经常是这样行事的,好象这种体系已经存在似的”。〔6〕美国国际政治学大师肯尼思·沃尔兹甚至说,哪个国家,或者哪些国家具有物质上的实力和政治上的愿望,能够结束美国的“单极时刻”(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ｍｏｍｅｎｔ)呢?〔7〕

以上是美国对世界局势和美国力量、国际地位的看法,也是美国制定跨世纪战略的基础。

二

冷战结束不久,美国总统布什就倡议建立世界新秩序。此后,美国致力于跨世纪全球战略的制定,以抢占21世纪的制高点。经过数年的探索与实践,美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2015年之前,世界将保持一超多强的格局,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不存在任何现实的挑战者,美国跨世纪的战略目标是尽可能维持当前有利的国际格局。以此为出发点,美国相继出台《四年防务评估》和《国家安全报告》,通过启动北约东扩、强化美日同盟、调整美中关系等外交实践,基本确立了发挥世界“领导作用”、长期保持“一超”地位的跨世纪战略总目标。

自1998年始,美国接连公布《国防报告》、《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报告》、《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等跨世纪色彩浓厚的纲领文件,从安全、经济等不同领域就全球、地区、国家等不同层次规划美国的未来战略蓝图。其战略部署是:在欧洲,正式启动北约东扩,提出“北约战略新概念”,通过处理科索沃危机的实践强化北约服务美国全球利益的军事功能;在亚太地区,与日本宣布合作研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ＴＭＤ),勾画涵盖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的东亚多边防御体系。如此,通过“两洋战略”机制的部署,组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大西洋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同时,美国将安全重心转向热点地区(如伊拉克、科索沃、南亚次大陆等)和非对称性威胁(武器扩散、国际犯罪、贩毒等):加强大国关系的调整力度,确认中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并构筑叶利钦之后的美俄关系。

至此,美国跨世纪战略布局大体成型。该战略目的在于,维持和增进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其基本部署是:在政治上,构造由美国领导的、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以此为中心建立世界新秩序;在经济上,构筑以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世界很行(ＷＢ)和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以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加快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构筑泛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在军事上,实施“塑造—反应—准备”战略,谋求“压倒性军事优势”。所谓“塑造”,即通过外交、国际援助、军备控制等措施构建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环境;“反应”,即一旦“塑造”失效,就联合盟国或单独对各种危机作出必要的外交、经济甚至军事反应;“准备”,即立即着手准备应付不确定未来的挑战,并为未来的大国挑战做“超前准备”;在地区安排上,美国立足本土和美洲大陆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出击,构筑两洋战略机制。其步骤是:首先确保在欧洲的霸主地位,把北约作为在全球实施军事干预的工具;确保和推进在亚太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积极参与亚洲问题的解决;继续实施“东遏两伊、西和阿以”的中东战略,确保在中东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可以看出,美国跨世纪全球战略的构想就是利用当前的有利局势,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北约军事干预为样板,以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为诱饵,联合西方盟国、诱压新兴或未来大国、打击“无赖国家”,构筑单极霸权体系,实现21世纪仍旧是“美国世纪”的梦想。在美国的霸权体系设计中,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是美国霸权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为“硬权力”(ｈａｒｄｐｏｗｅｒ);而机制(ｒｅｇｉｍｅｓ)霸权则是其霸权体系赖以维持的侧翼,是为“软权力”(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具体地讲,美国在全球扩张自己的民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以此塑造国际机制和国际体系,使之成为全球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诱迫他国接受自己的制度安排,从而确立自己的机制霸权;对不服从或意图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则以“硬权力”进行无情打击,保证美国对整个国际事务的控制权。

美国的跨世纪战略是否得以实现,取决于诸多因素。但需要说明的是:其一,美国尽管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控制世界的能力并未因此而增强。王缉思指出,“美国不会失去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也不会拥有传统意义上那种称霸世界的能力。”〔8〕而且,美国国内诸多因素限制着其霸权作用的发挥。前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对美国全球角色的真正挑战越来越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9〕其二,与过去的全球战略部署相比,美国的跨世纪战略构想仍然遵从欧亚并重、以欧为主的战略。但不同的是,美国认为“大西洋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的构筑,将使美国身处两端,游刃有余;实际上,前者由于外部威胁和亲和力消失而影响其领导地位;后者因为美国扮演的西方价值观化身的角色而步履维艰,该战略部署有其内在的脆弱性。其三,国际关系的总体趋势是多极化,20世纪的历史也决定性地证明了多边主义(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价值,〔10〕美国构筑单极霸权体系与该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失道寡助必是其基本表现特征。

三

联合国的发展历程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密切相关。联合国的建立源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战后国际体系的构想。在罗斯福的全球战略构想中,战后的国际事务将在大国合作控制的框架内处理,联合国是一个协调大国关系、处理和平与安全事务的世界性组织。联合国的大国统治机制(以安理会与否决权的设立为基本保证)正是这种全球战略构想的体现,联合国也随之成为美国战后世界蓝图的主要组成部分。罗斯福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出现逆转,控制和独霸世界成为美国新战略目标。国际形势也因之风云突变,冷战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美苏集团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表现形式。联合国的国际地位随之改变,成为美国谋求战略目标的工具。美国将自己的权力和资源注入联合国体系内,〔11〕通过对联合国安理会运行机制的控制和改造(尤以1950年的“团结一致共策和平”决议为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宰着联合国。联合国成为美国的驯服工具,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实施服务而偏离了应有的航向。进入60年代之后,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和美国霸权的“不完全衰落”(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ｅｃｌｉｎｅ),〔12〕美国失去对联合国的控制地位。此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也出现调整,国际关系进入缓和时期。这种国际局势,客观上推动了联合国独立性的发展。70、80年代,美国在联合国内处于“自然少数”的困境,有时甚至完全孤立,许多美国人把联合国视为“贯彻外交政策的一个冷淡和充满敌意的场所”。〔13〕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趋于恶劣,指责联合国的“多数暴政”,认为“联合国已经沦为反美堡垒”,〔14〕因此增加否决权的使用,减少财政上的支持,退出有关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力图要挟联合国适应美国的战略意图。同时,美国也降低联合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战略地位。80年代末,美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恢复,在新一轮缓和潮流中重居主导地位,美国也重新燃起对联合国的期望,并与苏联联手将联合国推向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世界中心舞台,使联合国在解决两伊战争、柬埔寨问题等事件上大显身手。大国一致原则的实现使得联合国陡然间魅力四射。80年代末90年代初雅尔塔体制的终结从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美国乘机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问题,认为恢复了活力的联合国将在国际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对自己的全球战略进行适时调整,力图利用联合国推行其霸权战略。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最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它囊括了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其活动范围遍及几乎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人类追求和平与繁荣的象征。经过50余年的发展,联合国的独立性大大加强了。当前,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形成,为确立联合国的作用提供了良机,互为依靠、互相影响的多极格局有利于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而非沦为一国之附庸;新的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形成,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将导致全球经济贸易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加强,为联合国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但是,联合国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其权力来源于成员国的授权;其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一致原则能否实现;其财政命脉掌握在成员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手中;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更是严重制约着联合国作用的发挥。而且,联合国创建于二战炮火之后,壮大于冷战硝烟之中,在机构设置、权限划分、工作机制和目标设置等方面,联合国必然体现着那个时代的印迹。联合国在组织结构、运行方式等方面同冷战后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不适应;联合国将主要精力和财力投向和平与安全领域,对经济发展要求的反应迟钝,与当前重视经济发展的潮流不符;联合国的运行机制形成于冷战时期,迎合大国需要,机构设置重复,决策程序复杂低效,冗员过多,管理不善;联合国也出现了衰落的迹象。〔15〕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角色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制定新的国际规范,加强国际协调,在全球范围达成普遍共识,避免局面无序或失控。这为联合国在新时期的存在提供了基础,也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

联合国机制体系形成于冷战时期。雅尔塔体制崩塌之后,国际形势呈现出新的特点。顺应国际社会的需求,联合国的职能和机制改革势在必然。美国抓住联合国改革的契机,力图将联合国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为其建立单极霸权体系服务。积极制定和维持对美国有利的国际机制(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ｓ),建立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秩序是美国跨世纪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该战略能否实现的重要保证。战后建立的国际制度(包括联合国)是美国控制世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16〕战后的历史证明,主导性大国或国家集团通过制定国际机制来实现利益是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国际机制是大国根据其国家利益来制定的,但又确实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化地卷入国际政治生活是美国建立霸权的基本特征。维持联合国体系中对美国有利的国际机制,摈弃对美国不利的国际机制,建立适应美国全球战略的新机制是美国在联合国问题上的战略选择。

在美国全球战略与联合国的关系处理上,美国首先确立联合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出于构筑跨世纪战略的长远考虑和维护既得利益的实际需要,美国对主要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职能和作用进行了反思,并作出明确的分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继续在宏观经济管理和政策指导、发展援助、多边贸易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联合国应该在和平与安全、人道主义援助、人权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根据这一总体布局,美国提出对联合国的职能重新定位,对其任务重新安排优先次序,对其机构重新加以塑造,从而实现联合国职能的弱化:限定于和平、人道主义援助、人权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从之则鼓励,离之则反对。进入冷战后时代,经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但美国等首先加强了对联合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使其经济发展和技术合作的职能与机构逐一萎缩或撤消,从而导致联合国在经济发展与合作领域职能的边际化。美国等将这些职能转移到自己控制的三大经济机构中,并提升这些机构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分量。通过以上举措,美国力图使联合国的活动范围限定在全球和平与安全领域,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其跨世纪全球战略。1997年9月22日,克林顿总统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提出联合国面临的三大任务:保证和平与安全、扩大世界人权与民主、减少贫富差距。这种要求正是该战略部署的体现。〔17〕

在不能有效利用联合国之前不赋予该组织更大的权威和资源,成为美国对联合国战略的首要原则。在全球和平与安全领域,联合国的权力集中体现于安理会,但安理会的组成不能反映当前的国际关系格局,安理会改革与扩大势在必行。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和法国的独立性逐步增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现在的阵式是2:1:2,即美国、英国对中国和俄罗斯,法国处在中间”。〔18〕美国明确支持安理会扩大,主张德、日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但属意新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拥有否决权,〔19〕而旧有的否决权不得削弱或取消。其目的在于,在安理会的权力机制层面实现美国跨世纪战略的政治目标,组成民主国家为主的共同体,在保持自己原有权力的基础上改革联合国权力机制,以此控制联合国的主导权。

同时,美国在自己战略利益得以维系的前提下支持在联合国框架内维持世界和平,突出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并乘机实施干涉主义,为自己霸权战略的实施谋得“合法”之名。把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同美国安全政策联系在一起,不仅在法理上可以使美国的军事干预变为国际干预,而且在经费上也节约甚多。但是,美国认为联合国不能代替美国外交,克林顿宣布,“能在一起行动我们就一起行动,必须单干时我们就单刀赴会”。〔20〕实际上,“得利用则利用、不能利用则抛之一旁”向来是美国联合国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美国对安理会的决策机制越来越不耐烦,倾向于利用自己控制的地区组织代替联合国的策略。美国这样做的结果是,联合国在许多重大冲突面前越来越无足轻重。加拿大前驻联合国外交官戴维·马龙说,“安理会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但这些事情看起来越来越无足轻重。”美国无视现有的国际机制和国际法准则,同联合国争夺主导权,并试图把一种为我独用的法律原则强加与人,导致安理会无法发挥正常作用,有可能使安理会永久瘫痪。〔21〕近几年,美国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实践着这种战略安排。在中东问题上,美国一手主导,联合国被排除在外。在伊拉克问题上,联合国武器核查进入两难境地,贯穿1998年的伊拉克武器核查事件,由危机不断到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伙同英国动武,就是抛开联合国自行其是的例证。在伊拉克屈服之后,根据安理会1999年1月30日的决定,成立了评估伊拉克销毁被禁武器现状、伊拉克国内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伊拉克归还科威特战俘、财产和档案等三个委员会,并负责向安理会提交相应领域的报告。评估伊拉克销毁被禁武器现状委员会按照美国意图,提出尽快恢复和加强对伊武器核查、并采取长期检测和突袭检查相结合的建议性报告。该报告为美国在伊拉克武器核查上加大要价提供了法律依据。〔22〕美国绕开联合国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打击首开先例。在波黑问题上,北约接替联合国在波黑维和,体现了美国使北约军事行动全球化的意图。1998年11月3日,北约的议事机构———北大西洋议会通过决议,取消有关北约军事行动“必须得到联合国或欧安组织严格授权”的条款,此后,美国提出北约“战略新概念”,企图推动北约由“欧洲警察”变为“世界警察”。在科索沃问题上,安理会靠边站,北约未经安理会授权擅自干涉南联盟内部事务,对南联盟狂轰滥炸78天,直至按照其目标安排科索沃事务。美国驻联合国代办彼得·伯利指出,“我们希望(在诉诸武力之前)有安理会的授权,但我们从不认为没有授权就会限制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能让安理会的否决权捆住我们的手脚”。〔23〕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接受记者采访时竟然说,北约解决科索沃问题是“自然而然的”,“它没有排挤联合国”。〔24〕在安全领域,联合国的效率远低于地区组织确属事实。〔25〕但美国和北约所作所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宪章第八章“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来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的规定。伊拉克和科索沃危机成为美国跨世纪战略的试验场。这种为实现自己的跨世纪战略而不惜抛弃联合国已有机制的做法,势必削弱联合国的作用,冲击乃至改变整个国际格局。

美国之所以敢于对联合国为所欲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联合国对美国的财政依赖。当然,美国承担联合国会费的25%以及维和费用的1/3左右。出于政治需要,美国要求改变联合国会费分摊份额,并长期拖欠会费和维和经费,力图从财政上绑架联合国,使联合国屈服于其淫威之下。1998年,联合国的财政状况略有改善,综合现金总数达到7 36亿美元,会员国拖欠会费从1997年的20 62亿美元降至20 31亿美元,联合国所欠维和费用略有下降,为8 72亿美元。但联合国的财政危机远未过去,前景依然堪忧。维和现金从4年前的9 3亿美元跌至1998年底的7 68亿美元。这主要是会员国缴纳的维和款项减少(从1994年的30亿美元到最近的9亿美元)所致。负责行政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康纳认为,除非联合国会员国积极交纳所欠会费,这种状况无望得到根本改变。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最新数字,到去年为止,美国共拖欠联合国会费16 9亿美元,占会员国所拖欠联合国会费总数的2/3。美国何去何从将对联合国财政状况产生决定性影响,联合国对美国的依赖性凸现。这可能导致以下结果:美国在补交会费上大做文章,从而迫使联合国听命于美国;联合国由于财政拮据,不得不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在维和与经济发展上难有作为。最近,美国同意补交会费,但要求将美国的会费从总额的25%降至20%,并提出对联合国改革的具体要价。显然,美国从财政上绑架联合国的企图未有变更。

不能同美国一起工作,而没有美国又无法工作:缺乏美国的实力,联合国就没有力量;而一旦有了美国,联合国将失去独立性。这是加利秘书长在处理联合国与美国关系时的尴尬。〔26〕美国的实力及其全球战略的部署钳制、削弱着联合国。加利反对美国的霸权控制,因而被美国赶下了台。而美国选中的安南秘书长处境又如何呢?安南上台后,秉承美国的意图提出改革方案,在伊拉克和科索沃问题上偏离《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目标,与加利秘书长相比要顺从得多。然而,一旦安南不秉依美国,一样遭到斥责。在伊拉克危机期间,安南根据联合国的工作程序与伊拉克官方进行接触,寻找危机解决之道,《纽约时报》竟咆哮道:“在联合国任职多年的安南应该明白,美国作为对国际事务唯一有干预能力的超级大国,理所当然地要求联合国的决策体现华盛顿的政策目标,安南擅自与伊方接触及任命特使的做法,不能不激怒美国国会与政府”。〔27〕美国的战略要求与联合国的宗旨、尊严存在二律背反,确是美国与联合国双重尴尬之所在。

四

美国的跨世纪霸权战略是当今世界避之不及的祸水;联合国却是“国家认同和利益的源泉”。〔28〕二者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何去何从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出结论。美国与联合国之间形成的“热不了也冷不得的关系模式”〔29〕仍将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美国的跨世纪全球战略是在美国对冷战后世界的认识和筹划的结论,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是任何国家制定外交战略不得不虑及的重大现实因素。联合国却是人类追求和平与繁荣的希望所在,代表着人类的美好理想。当前,联合国处于不改革则无以振声威的紧急关头。世界的发展要求联合国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维持和平与促进发展并重,超越当前“多边论坛”的角色,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美国却从一己战略出发,力图将联合国变为附庸,控制联合国,成就其“一言堂”的目标。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的霸权战略将占据上风;当前伊拉克和科索沃问题的处理模式昭示着美国的霸气。即便如此,1999年6月21日,在刚刚闭幕的八国首脑会议(Ｇ＿8)记者招待会上,法国总统希拉克仍坚持认为世界的多极化在增强,并呼吁反对美国的霸权。长远观之,多极化将是发展趋势,世界的未来并不取决于美国的一厢情愿。

【注释】

〔1〕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ｅｗｓ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Ｒｅｐｏｒｔ,Ｊｕｎｅ26,1995.
〔2〕ＭｏｒｔｉｍｅｒＺｕｃｈｅｒｍａｎ“ＡＳｅｃｏ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ａｙ/Ｊｕｎｅ,1998,Ｖｏｌ.77Ｎｏ.3,ｐ.18.
〔3〕ＭｏｒｔｉｍｅｒＺｕｃｈｅｒｍａｎ,“ＡＳｅｃｏ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ｅｎｔｕ ｒｙ”,ｐｐ.19＿31
〔4〕ＰａｕｌＫｒｕｇａｍｎ,“ＴｈｅＢｏａｓｔ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ａｙ/Ｊｕｎｅ,1998,ｐｐ.26＿34.
〔5〕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6〕Ｓａｍｕｅｌ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ＴｈｅＬｏｎｅｌｙ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78Ｎｏ.2,Ｍａｒｃｈ/Ａｐｒｉｌ1999,ｐｐ.36＿37.
〔7〕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ｌｔｚ,“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载周荣耀主编:《冷战后的东西方关系———学者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8〕王缉思:“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初探”,《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第7—34页。
〔9〕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10〕安南:“关于联合国改革一揽子计划的报告”,新华社联合国1997年9月19日电。
〔11〕ＪｏｈｎＧｅｒａｌｄＲｕｇｇｉ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ｅｗｒｅａｌｉｓｍ”,Ｉｎｔｅｍ 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1985,Ｖｏｌ.39,ｐ.354.
〔12〕ＲｏｂｅｒｔＫｅｏｈａ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Ｂｏｕｌｄｅｒ: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1989,ｐ.27.
〔13〕ＴｈｏｍａｓＦｒａｎｃｋ,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ａｔ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Ｕ.Ｎ.ＤｒｅａｍａｎｄＷｈａｔｔｈｅＵ.Ｓ.ＣａｎＤｏＡｂｏｕｔＩ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1985,ｐ.186.
〔14〕ＡｌａｎＫｅｙｅｓ,“Ｆｉｘ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1986,Ｎｏ.4,ｐ.124.
〔15〕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ａｒｎｅｔｔ,“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ＷｏｒｌｄＯｒ ｄｅｒ: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 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1997,Ｖｏｌ.49,ｐ.528.
〔16〕ＡｎｄｒｅａｓＨａｓｅｎｃｌｅｖｅｒ,ＰｅｔｅｒＭａｙｅｒ,ａｎｄＶｏｌｌｅｒＲｉｔ ｔｂｅｒｇ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ｓ,,Ｌｏｎ ｄ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7,ｐ.193.
〔17〕新华社华盛顿1997年9月22日电。
〔18〕Ｓａｍｕｅｌ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ＴｈｅＬｏｎｅｌｙ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ｐ.41.
〔19〕“Ｂｉｇｇ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ｒａｌｄＴｒｉｂｕｎｅ,Ａｕｇｕｓｔ16＿17,1997.
〔20〕转引自:黄仁伟:“美国的联合国安全政策及其实现的障碍”,《国际展望》1995年第15期,第19页。
〔21〕[法]《世界报》1999年3月5日。
〔22〕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3月28日电。
〔23〕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3月4日电。
〔24〕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Ｍａｒｃｈ12,1999.
〔25〕ＰａｕｌＤｉｅｈｌｅｔａｌ,“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1997,Ｖｏｌ.50,ｐ.685.
〔26〕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Ｄｅｃ.31,1992.
〔27〕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Ｊａｎ.3,1999.
〔28〕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ａｒｎｅｔｔ,“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ＷｏｒｌｄＯｒ ｄｅｒ: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 ｔｉｏｎｓ”,ｐ.546.
〔29〕李少军:“评美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历史进程”,《美国研究》1995年第2期,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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