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苏州华硕电脑有限公司招聘信息:利玛窦 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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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初树 文章来源：肇庆文艺网 点击数： 292 更新时间：2006-8-16
几千年来，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因波涛汹涌的重洋阻隔，语言互不相通，民俗风情迥异，在文化交流上隔绝着一堵铁锁铜关。
400多年前，一条小帆船“圣路易”号从大西洋彼岸朝东方驶来，途经大西洋、印度洋，跨越马六甲海峡，穿过风狂雨骤下的拍天惊涛；经历了瘟魔死神的侵袭惊扰，来到遥遥几万里外的澳门。一位高鼻蓝眼的西方人再乘船溯西江而上，穿过危峰耸峙的羚羊峡，登岸踏足肇庆。华夏子孙那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令他心灵震撼。他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介绍进来，又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推介出去。他就是“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利玛窦。
利玛窦在肇庆创下五个“中国第一”
利玛窦于1552年10月出生在意大利马尔凯省马切拉塔市的一个药店老板家庭，原名叫MATTEO RICCI，23岁时被派往东方。
明代万历年十一年(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与罗明坚从澳门到了肇庆，期间，利玛窦起了一个号“西泰”，大号叫“西江”。从大号可见利玛窦对肇庆有一番深厚感情。
清朝嘉靖末年至乾隆初年，肇庆是两广总督所在地，是两广政治文化中心。利玛窦在肇庆六年，打造了开启中西文化交流大门的钥匙，所创业绩，有不少堪称为“中国第一”。
建起了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堂
利玛窦与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澳门教会负责人罗明坚来到肇庆后，剃光头，留长须，穿中国和尚袍，自称“西僧”。他们在官邸向知府王泮行磕头礼道：“我们这些欧洲人，早已仰慕东方太阳升起之地，每天最早得到灿烂的晨曦。这次远渡重洋，是慕中华之名，来这里度余年的。”随后提出想在这里择地建房居住，表示绝不惹事生非。翰林出身的王泮是明朝少有的开明官员，能诗擅写，见这两位西僧态度友好谦和，出于对西方全新文化的好奇，对他们采取了宽容与接受的态度。
当时，老百姓为了镇住河妖，集资正在肇庆城东西江边修建祟禧塔。得到当地的官府的准许，利玛窦将在澳门募集到的约20万银元(一说是6000金币)，于祟禧塔旁边择地建房。期间，利玛窦把威尼斯三棱镜当众拿了出来，在阳光照耀下，三棱镜折射出夺目的七色光，大家惊愕。本来，当地人初见这些高鼻子、蓝眼睛面孔的西洋人就像见了妖兽，如今，见这三棱镜“就像看到天下掉下来的星一样，碰也不敢碰，初初甚至连看也不敢看”。利玛窦把三棱镜和圣母小油画像送给王泮，王泮为官清廉，翌日又把那些礼品退还给他。
施工期间，利玛窦受到外界不少阻挠，在王泮等开明官员的保护下还是得以顺利施工。1585年，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在肇庆落成。落成之日，知府王泮送来了亲笔题字的牌匾，悬挂在大门上方的是“仙花寺”。法国裴化行所著的《利玛窦评传》中说：“名称是王泮取的，听到如此诗意的名字，老百姓立即认为就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仙花”是中国人对圣母的一种别称，“寺”是中国佛教道场。利玛窦同意将天主堂起中国化的名字，无形拉近他了与肇庆人的距离。
而挂在圣堂上面书写的是“西来净士”四字，王泮所书的含义是将这西方来的利玛窦尊称为高雅的隐士。此寺外墙用青砖和着白灰砌成，分上下两层。屋顶树起了用木头钉成的十字架。圣堂大厅就在中央，上挂圣母玛丽抱着小耶稣的大幅彩绘油画像。大厅陈列着自鸣钟、铜制的地球仪、浑天仪、太阳钟及威尼斯三棱镜、金色封皮的八卷多种文字的圣经及装帧精美的各类书籍。圣堂的两旁各有两个房间，作为寝室、会客室和图书室所用。在仙花寺的窗户望去，西江水浩浩荡荡地奔流，江上舟船来来往往，一派盛世繁华景象。
《利玛窦扎记》对当时的仙花寺有以下描述：“建筑结构新颖，颇为美观。中国人一看就感到惬意。这是座欧洲式的建筑物，和他们自己的不同，因为它多出一层并有砖饰，也因为它的美丽轮廓有整齐的窗户排列作为修饰。”
一百多年前，一场大火将仙花寺烧毁了。现在的祟禧塔旁，立着《仙花寺遗址》的纪念石碑，上书：“意大利耶会士－－利玛窦，在万历年十一年(1583年)到肇庆传教，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建成仙花寺。”
建起了中国第一所西文图书馆
利玛窦在前往东方之前，已着力搜集和购买了许多欧洲出版的各种门类的书籍，并带着随船而来。在仙花寺落成时，利玛窦特意将地下圣堂旁边的一个大房间辟为图书室。里面除了陈列着各种版本的圣经与宣传天主教义的书本外，还陈列着大批的其它西方书籍，以开放的形式，任由人们参观阅览。
中国是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国家，但沿袭使用的多是火烧胶泥活字、木刻、石刻等工艺技术，印成散页后装帧成竖行的线装书。整本书在严谨之余有时免不了有些刻板。利玛窦在仙花寺图书室所展示的西方书籍，尺寸有大有小，品种繁多。参观者走进去，顿觉眼前一亮，有的人甚至惊愕得嘴巴张开，久久也合不拢。书本精致的印刷术、精美的装帧艺术令人眼界大开。封面上的泥金粉饰夺目生辉，富丽堂皇。
中国一直以来，印刷成书所用的纸张大多是宣纸、玉扣纸和一些土质纸，当墨汁或者其它水不慎滴落纸张上，就会化染开来，将书本弄得污脏，故此，平日印书时只能印刷在纸张的一个页面上。但是这些印着西洋文字的书本，它的纸质柔韧光亮，“受墨不渗，着水不濡”，每一张纸正反的两面都可以印刷，既节约原材料又好看实惠。人们形容这些纸是“白色如茧，薄而坚好，两面皆字，不相映夺”。尽管人们对于那些弯弯曲曲的西洋文字看不懂，但书中所绘画出来西方国家的城市、宫殿、高塔、拱门、桥梁、教堂、异国风情等在书中可以一览无遗。利玛窦趁此机会，翻开了书页，指点着书本所印的图文，绘声绘色地向人们讲述对应的真情实景，解释书里所描述的东西。肇庆的官员与读书人，此时没有一个到过外国去。这些西洋书本里奇异的外国风光，外观独特的建筑物，从未见过的西洋物件，引起了他们的浓厚的兴趣。
一本书，竟然能将远在重洋那边众多国家的风土人情与景物变成咫尺之间，这的确是颇为吸引人的。不少人一边看一边赞不绝口。有些人在阅览了这些西方书籍后，由于受到新鲜感与猎奇感的驱使，在路上或回家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认识的朋友：“在仙花寺的图书室里可以阅览到许多从未看过的书。”这消息不胫而走，越传越远。各级的官员和稍有文化的人得知此事后，都喜欢到仙花寺这图书室来，一方面可尽情地阅览图书，另方面又可以作一些讨论交流，有些人甚至到了流连忘返的地步。
尽管在中国的清朝末年才出现“图书馆”这个名词，但仙花寺里的这个图书室当时已经具备了这个功效，故此，后来一些学者将它称为“中国第一所西文图书馆”。
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
世界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的诞生地是肇庆。
十六世纪，西方对东方和中国的认识，仍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他们所绘了世界图、海图、陆图、分国图，尚没有一幅完整的中国地图。
利玛窦在罗马学习时曾专修过地理学，从意大利乘船来东方时带着西方地图，沿途凭感观在船上对那些地图进行各方面的校改。来到肇庆后，利玛窦参阅了大量原始资料，进行推算，还直接对经纬度进行了严谨的测量，根据奥代利著的《地球大观》的描绘方法，以平纬曲经的椭圆形投影方式，绘制他进入中国大陆后的第一幅世界地图《万国全图》。这地图有东西半球、陆地、海洋、南北极、赤道等，并注明了经纬度。地图展示了中国国内及毗邻国家所有主要山脉的走向及高度，把中国的真实形态和天文位置标示在相应点上。
利玛窦最初绘出此地图时是1584年10月。在仙花寺落成之日，利玛窦将这幅地图挂在圣堂的墙壁上，马上引起轰动：中国的国门之外，还有一个庞大得令人吃惊的世界。有人认为他在胡扯乱画：“大地是四四方方的，上面罩着一个半圆型的天穹。我们祖宗千百年来都认为世界是天圆地方的。”唾沫几乎喷到利玛窦的高鼻子。有位老夫子回家拿来一幅地图，摊开桌面，道：“你看我这幅《天下图》，我国该像只布谷鸟。”有位满脸胡须的武官厉声地说：“我大明有15个省份，端立在世界正中央。我国以外，在东方有九夷，南方有八蛮，西方有六戎，北方有五狄。那些蛮貊之邦，不过是散落在我国周围的零星小岛而已。”更多人在迷惑、震惊后怒眼睁眉地冲着利玛窦：“我堂堂中华，该是世界的中央。你们怎么把它偏到地图的角落去了？”
利玛窦作解释：“16世纪欧洲人绘制地图，都把零度子午线置于地图中央，这样，美洲位于地图的左侧，亚洲、非洲及欧洲就位于地图的右侧。中国只能位于地图的最右边。”
王泮是个地图的爱好者，第一次见到整个世界的缩影，惊叹之余，大惑不解：“我国绘图最早是夏禹时期的《九鼎图》，战国时期有《兆域图》和《山海图》。至西晋时被誉为中国地图之父的裴秀提出的是‘制图六体’”，当朝罗洪先的《广舆图》采用的“计里画方”之法，怎会有这些纵横交织的网呢？” 利玛窦申辩道：“这些纵横交织的网线是西方绘图学上的经纬度。据我计算，肇庆的经度距离幸福岛以东约124度。这条是赤道，这些是南北极和南北回归线划分的热带、南温带、北温带、南寒带、北寒带……”王泮仍不解：“你所指的世界真的有这么大？”利玛窦一边指点着地图，一边讲述：“人们所居住的地球是一个半径六千多公里的圆球。我出生在意大利，是在距离中国海路9万里之外。”继而讲述他是从何处动身，经过哪些海洋与国家，辗转印度、澳门，来到肇庆。
王泮将《万国全图》里中国邻国名字与中国人所绘传统地图的名称进行认真的对照，见两者相符，相信他画出这样的地图，并非空穴来风，便对利玛窦说：“我们对欧洲文字看不懂，劳烦你用中文再画一张新地图。”一个月后，利玛窦画出了一张用中文标注地名的世界地图。王泮仍对将堂堂中国置于一隅表示不满。无论利玛窦怎样费尽唇舌解释，王泮都迭迭摆手，无法接受。
利玛窦清楚要在这里立足传教播道，就要对中华主流文化尊重和理解，迎合中国人传统观念的需要，只好改变原有的设计，不再拘泥于西洋的绘图画法，将太平洋放在正中。为此，利玛窦仔细地用正弦曲线投影法重新绘了一幅相当完备的世界地图，易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将地球的零度子午线向东移，在地图的两边各留下一道边，用东170度本初子午线把中国的版图定位于地图的正中央。白色表示陆地，大黑点表示海洋。在地图上都用中文标出所有的国家、地名，赤道、经纬线、子午线，还写出公里与时间的计算。当然，利玛窦在注释时乘机介绍天主教信仰和西方风俗。
利玛窦所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提出了“地圆”之说，无疑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这对中国原有“天圆地方”的传统观点是一次挑战与革命。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受到了王泮及一些开明士大夫的极力推崇，这也成了利玛窦能够继续留在中国传教的重要筹码。王泮亲自督促雕版刊印，但“不愿卖给任何人，而只把它当作重礼，赠送给中国有地位的人。”
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绘制了第二版、第三版；1602年在北京的绘第四版名曰《万国舆图》，1603年与1608年，在北京再出了两版。利玛窦在不同年月所绘制的世界地图曾作过一些不同的修改，但万变不离其宗，地图的基本设计格局在肇庆时已确定下来。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成了中国日后刊印发行世界地图的样本，其地理学理论至今相袭沿用。在地图上标明的经纬度与今天的测定数据相差无几。又如，地球半径长度实际为6378公里，而当时利玛窦计算出地球半径为6689公里。
时任应天巡抚赵可怀曾将《山海舆地全图》刻在苏州姑苏驿外的大石头上，但此石头现已不复存在。利玛窦在肇庆所绘的原图也佚失无存。日本现在共收藏有1602年版的利玛窦所绘的《坤舆万国全图》三件(分别藏于内阁文库、京都大学和宫城县图书馆)。
利玛窦开创了西方地图学与地理学传入中国的先河，使中国的地图学从此步入科学的正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册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制作了中国第一台机械自鸣钟
利玛窦既是人文研究者和历史学家，又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还是一位机械工程学家。利玛窦踏足肇庆后，在仙花寺安装起一个从西方带来的自鸣钟。人们见到这新玩意时，觉得非常奇怪：中国人寺庙里敲钟用的是木槌，但这大钟用的是金属钟铎，毋须人用手去敲击，怎么它自己竟然会发出声音来？铁指针有规律地跳跃走着，永不知疲倦地循环往返。有书籍记载：“一只铁手指报时辰并以乐声来调节本区生活。”
王泮是个爱好新鲜事物的人，当这个会动会跳的怪东西呈现在面前时，即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便问利玛窦：“平日，我们读书人计时的方法，有的人用自己的沙漏，有的人用漏壶，你们这自鸣钟的计时方法？”利玛窦曾将中国与西洋的计时方法作过认真的对比，答道：“你们流行的是讲‘时辰’，你们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等于我们西方所讲的两个小时。亦即是我这个钟要走完两个大圈。”王泮追问：“你们为什么把时间定得那么急？”利玛窦笑着道：“是你们将时间定得过于慢。这样，干起活来就缺乏紧迫感了。”王泮在官场滚打多年，觉得他讲的话有道理，对自鸣钟更生爱意。尤其报时的钟声在西江河上回荡时，王泮的心更被撩得痒痒的。他对利玛窦初来乍到时曾送给他的自鸣钟尽管爱不释手，但还是及时退还给对方。当知道利玛窦他们要返澳门述职时，王泮终于按捺不住，上门找到利玛窦与罗明坚，托他们在澳门代买一座可以装在木匣子的自鸣钟回来。
这次是罗明坚乘船返澳门。澳门当时正“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和金融的挫折”，经济十分萧条，往日繁华的街道上，不少早已驰誉远近的店铺也关了门，门前堆满灰尘，招牌上布满了蜘蛛网。澳门的修道院没有固定收入，耶稣会士们的两餐也难解决。罗明坚本身所带的银两很少，无法在澳门买回价钱昂贵的自鸣钟，但又觉得不能令王泮知府失望。在这种窘境下，罗明坚找到替代的办法：利玛窦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机械师，又谙熟制造钟表的原理，可以叫他动手造钟！于是，在澳门物色到一位制钟工匠，还买了造钟表所用的齿轮、发条、链条及其它的零件，写了一封信，叫工匠随船带回肇庆。
利玛窦看信后，见这位从澳门来的工匠肤色呈深褐色，下巴留着大胡子，是印度果阿省人，即所谓的加那利人。在与印度工匠的对话中，利玛窦得知他有制钟经验，并已成功地制作过多座自鸣钟。利玛窦来到府衙向王泮先送上一些名贵的欧洲小礼品，然后将那一大堆钟表零件摊了开来。王泮见面前那堆金属不知是何物。利玛窦这才讲出因资金短缺在澳门买钟的困难，摆明了要在肇庆制造自鸣钟的想法，并声言自己完全有制成自鸣钟的把握。王泮知利玛窦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听闻后由蹙眉皱额转为笑颜大开，连连击掌称好，叫利玛窦马上开工。
在制作自鸣钟期间，利玛窦在现场亲自督阵，当起了技术顾问，为保证所制出来自鸣钟的准确性，要求每一道环节都精益求精。这样一来，便显得人手不够。王泮见此情况，向衙役下令，在肇庆城里物色两位最能干的五金工人，派去作利玛窦与那印度工匠的助手。没有多久，衙役们找来了两位心灵手巧的五金工人。利玛窦带着印度制钟工匠和那两位中国五金工人，日夜加班加点，几经失败，中国第一台机械自鸣钟终于在肇庆的“仙花寺”内制作成功了。王泮见了，甚为欢喜：这钟大小适中，制作精巧，可调节每小时、半小时或一刻钟自动鸣响一次进行报时。
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辞典《葡汉辞典》
利玛窦曾经在葡萄牙里本斯著名的布拉大学，学习过葡萄牙文并到了一个相当熟习的地步，尽管他学习语言特有天赋，但接触到中文，颇感难度大：方块的象形文字，辅音特别少，词形没什么变化。最为难学的是四声的区别，声不同，尽管字音一样，但这个字所表达的意义也已经全变了。利玛窦清楚知道，倘若语言文字互不相通，中西交流的大门将是关闭着的，自己进入中国就难于完成使命。
利玛窦在澳门大三巴附近的“圣万迪诺新信徒学校”学习了十三个月的中文，他们的第一任中文老师是澳门的官方翻译菲力甫?马修斯。利玛窦与罗明坚来到肇庆后，更刻苦地学习汉语。罗明坚比利玛窦早四年来到澳门，是欧洲第一个学中文的人。利玛窦有空就和罗明坚在一起，互相学习中文。他们的学习方法有些特别：把平日经常见到的东西－－如房屋、船只、花草、树木、桌椅等用简单的图形画出来，然后用意大利文与中文作对照，既念又写。在这基础上，再用做动作或者其他的方法来进一步学习比较抽象的名词与术语，既学地方语言，又要学习官话。
有了会话与阅读的基础，利玛窦就尽量搜寻中国的传统典籍进行阅读讨论，从中领会中国诸子百家的哲学精髓。来到肇庆才居住两年，利玛窦给阿桂委拉神父写信时欣喜地说： “自己目前可不用翻译，直接和任何中国人交谈了”。
在肇庆，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了一篇名为“中国纪事”的信向澳门耶稣会汇报进入中国大陆的感受，说：“中国这个地方实在是很漂亮，也很有活力，简直像是一个花园，根本无法用画笔来形容。”此信的原件现存于罗马耶稣会。澳门利氏学社法国籍的赵神父好不容易才拿到这份复印件。我们肇庆《利玛窦》写作小组在澳门采访期间，有幸从赵神父处取到了此影印本。
在1583年至1588年期间，利玛窦与另一位神父罗明坚合作，经过不懈的努力，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辞典《葡汉辞典》。
《葡汉辞典》整部书稿有198页，其中包括辞典和与其前后装订在一起的材料。《葡汉辞典》共分三栏：第一栏是葡语单词和词组、短句，大体上是按ABC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第二栏是用罗马来注音；第三栏是汉语词条，里面既有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也有词组和短句。尽管这套拼音系统“属于初创，在声母和韵母的拼写法上，尚未完全定型，甚至有些模棱混淆的地方”。学者杨福绵在经多年的研究后认为：《葡汉辞典》中的罗马字注汉字音，是汉语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是利氏及《西儒耳目资》拼音系统的前身，也是后世一切汉音拼音的鼻祖。”这部辞典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使用了许多明朝末年社会流传的语汇，“该辞典所收录的音韵学及词汇学方面的资料，是研究明朝晚期官方语言及文人使用官话的宝贵语言学方面的材料。”
《葡汉辞典》的出现，无疑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汉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中国与西方的交流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可以说，《葡汉辞典》在中国的肇庆问世，就等于打造了一把开启中西文化交流大门的钥匙。
利玛窦 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剧作家汤显祖在肇庆与利玛窦相遇。利玛窦还向汤显祖请教中国的音律。东方与西方这两大文化名人的相遇，引起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利玛窦在肇庆的六年，创立数个“中国第一”，为他以后北上到韶州、南昌、南京，直至到北京面见万历皇帝，开拓业绩，奠定了极其重要的语言与思想基础。
1591年11月至1592年11月，利玛窦在中国儒生的帮助下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至1607年，利玛窦在徐光启的帮助下，完成了欧基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册和克里斯托弗.克拉维奥的《宇宙和地球》的翻译，把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地理学介绍进中国。
利玛窦进入中国时，带来了三棱镜、望远镜、天球仪、地球仪等西方先进的科技器物，他用汉语译著的作品涉及面很广，有天文历法、星相学、数学、几何、力学、西医学、地理学、音乐、逻辑学、记忆术及伦理学等各个领域，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成果和思维方式；又将中国的四书、五经、《本草纲目》等中国名典巨著翻译成拉丁文，向西方世界推介中国的深层文化起源、发展与成果。
利玛窦自1582年8月到澳门，至1610年5月11日病逝于北京，年仅59岁。利玛窦在中国前后生活了28年，为东西方进行世界性的对话作出了努力，为全人类的相互接触与合和作出了贡献。有学者称他是中国基督教之父、西方汉学的创始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意大利马切拉塔市为出了这位名人而骄傲，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大街，在市政厅挂着他戴着中国儒生帽子的画像，在市图书馆里有他的浮雕头像。
近年新建的北京中华世纪坛，雕刻有利玛窦拿望远镜的石浮雕。
上世纪九十年代，马切拉塔市的市民怀着对中国的友好情感，用青铜铸造了一个高约两尺利玛窦头像，送给了利玛窦开创中西文化交流业绩最为显赫的城市肇庆。这青铜头像现珍藏于肇庆勒竹围的天主教堂内
几千年来，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因波涛汹涌的重洋阻隔，语言互不相通，民俗风情迥异，在文化交流上隔绝着一堵铁锁铜关。
400多年前，一条小帆船“圣路易”号从大西洋彼岸朝东方驶来，途经大西洋、印度洋，跨越马六甲海峡，穿过风狂雨骤下的拍天惊涛；经历了瘟魔死神的侵袭惊扰，来到遥遥几万里外的澳门。一位高鼻蓝眼的西方人再乘船溯西江而上，穿过危峰耸峙的羚羊峡，登岸踏足肇庆。华夏子孙那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令他心灵震撼。他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介绍进来，又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推介出去。他就是“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利玛窦。
利玛窦在肇庆创下五个“中国第一”
利玛窦于1552年10月出生在意大利马尔凯省马切拉塔市的一个药店老板家庭，原名叫MATTEO RICCI，23岁时被派往东方。
明代万历年十一年(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与罗明坚从澳门到了肇庆，期间，利玛窦起了一个号“西泰”，大号叫“西江”。从大号可见利玛窦对肇庆有一番深厚感情。
清朝嘉靖末年至乾隆初年，肇庆是两广总督所在地，是两广政治文化中心。利玛窦在肇庆六年，打造了开启中西文化交流大门的钥匙，所创业绩，有不少堪称为“中国第一”。
建起了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堂
利玛窦与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澳门教会负责人罗明坚来到肇庆后，剃光头，留长须，穿中国和尚袍，自称“西僧”。他们在官邸向知府王泮行磕头礼道：“我们这些欧洲人，早已仰慕东方太阳升起之地，每天最早得到灿烂的晨曦。这次远渡重洋，是慕中华之名，来这里度余年的。”随后提出想在这里择地建房居住，表示绝不惹事生非。翰林出身的王泮是明朝少有的开明官员，能诗擅写，见这两位西僧态度友好谦和，出于对西方全新文化的好奇，对他们采取了宽容与接受的态度。
当时，老百姓为了镇住河妖，集资正在肇庆城东西江边修建祟禧塔。得到当地的官府的准许，利玛窦将在澳门募集到的约20万银元(一说是6000金币)，于祟禧塔旁边择地建房。期间，利玛窦把威尼斯三棱镜当众拿了出来，在阳光照耀下，三棱镜折射出夺目的七色光，大家惊愕。本来，当地人初见这些高鼻子、蓝眼睛面孔的西洋人就像见了妖兽，如今，见这三棱镜“就像看到天下掉下来的星一样，碰也不敢碰，初初甚至连看也不敢看”。利玛窦把三棱镜和圣母小油画像送给王泮，王泮为官清廉，翌日又把那些礼品退还给他。
施工期间，利玛窦受到外界不少阻挠，在王泮等开明官员的保护下还是得以顺利施工。1585年，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在肇庆落成。落成之日，知府王泮送来了亲笔题字的牌匾，悬挂在大门上方的是“仙花寺”。法国裴化行所著的《利玛窦评传》中说：“名称是王泮取的，听到如此诗意的名字，老百姓立即认为就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仙花”是中国人对圣母的一种别称，“寺”是中国佛教道场。利玛窦同意将天主堂起中国化的名字，无形拉近他了与肇庆人的距离。
而挂在圣堂上面书写的是“西来净士”四字，王泮所书的含义是将这西方来的利玛窦尊称为高雅的隐士。此寺外墙用青砖和着白灰砌成，分上下两层。屋顶树起了用木头钉成的十字架。圣堂大厅就在中央，上挂圣母玛丽抱着小耶稣的大幅彩绘油画像。大厅陈列着自鸣钟、铜制的地球仪、浑天仪、太阳钟及威尼斯三棱镜、金色封皮的八卷多种文字的圣经及装帧精美的各类书籍。圣堂的两旁各有两个房间，作为寝室、会客室和图书室所用。在仙花寺的窗户望去，西江水浩浩荡荡地奔流，江上舟船来来往往，一派盛世繁华景象。
《利玛窦扎记》对当时的仙花寺有以下描述：“建筑结构新颖，颇为美观。中国人一看就感到惬意。这是座欧洲式的建筑物，和他们自己的不同，因为它多出一层并有砖饰，也因为它的美丽轮廓有整齐的窗户排列作为修饰。”
一百多年前，一场大火将仙花寺烧毁了。现在的祟禧塔旁，立着《仙花寺遗址》的纪念石碑，上书：“意大利耶会士－－利玛窦，在万历年十一年(1583年)到肇庆传教，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建成仙花寺。”
建起了中国第一所西文图书馆
利玛窦在前往东方之前，已着力搜集和购买了许多欧洲出版的各种门类的书籍，并带着随船而来。在仙花寺落成时，利玛窦特意将地下圣堂旁边的一个大房间辟为图书室。里面除了陈列着各种版本的圣经与宣传天主教义的书本外，还陈列着大批的其它西方书籍，以开放的形式，任由人们参观阅览。
中国是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国家，但沿袭使用的多是火烧胶泥活字、木刻、石刻等工艺技术，印成散页后装帧成竖行的线装书。整本书在严谨之余有时免不了有些刻板。利玛窦在仙花寺图书室所展示的西方书籍，尺寸有大有小，品种繁多。参观者走进去，顿觉眼前一亮，有的人甚至惊愕得嘴巴张开，久久也合不拢。书本精致的印刷术、精美的装帧艺术令人眼界大开。封面上的泥金粉饰夺目生辉，富丽堂皇。
中国一直以来，印刷成书所用的纸张大多是宣纸、玉扣纸和一些土质纸，当墨汁或者其它水不慎滴落纸张上，就会化染开来，将书本弄得污脏，故此，平日印书时只能印刷在纸张的一个页面上。但是这些印着西洋文字的书本，它的纸质柔韧光亮，“受墨不渗，着水不濡”，每一张纸正反的两面都可以印刷，既节约原材料又好看实惠。人们形容这些纸是“白色如茧，薄而坚好，两面皆字，不相映夺”。尽管人们对于那些弯弯曲曲的西洋文字看不懂，但书中所绘画出来西方国家的城市、宫殿、高塔、拱门、桥梁、教堂、异国风情等在书中可以一览无遗。利玛窦趁此机会，翻开了书页，指点着书本所印的图文，绘声绘色地向人们讲述对应的真情实景，解释书里所描述的东西。肇庆的官员与读书人，此时没有一个到过外国去。这些西洋书本里奇异的外国风光，外观独特的建筑物，从未见过的西洋物件，引起了他们的浓厚的兴趣。
一本书，竟然能将远在重洋那边众多国家的风土人情与景物变成咫尺之间，这的确是颇为吸引人的。不少人一边看一边赞不绝口。有些人在阅览了这些西方书籍后，由于受到新鲜感与猎奇感的驱使，在路上或回家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认识的朋友：“在仙花寺的图书室里可以阅览到许多从未看过的书。”这消息不胫而走，越传越远。各级的官员和稍有文化的人得知此事后，都喜欢到仙花寺这图书室来，一方面可尽情地阅览图书，另方面又可以作一些讨论交流，有些人甚至到了流连忘返的地步。
尽管在中国的清朝末年才出现“图书馆”这个名词，但仙花寺里的这个图书室当时已经具备了这个功效，故此，后来一些学者将它称为“中国第一所西文图书馆”。
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
世界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的诞生地是肇庆。
十六世纪，西方对东方和中国的认识，仍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他们所绘了世界图、海图、陆图、分国图，尚没有一幅完整的中国地图。
利玛窦在罗马学习时曾专修过地理学，从意大利乘船来东方时带着西方地图，沿途凭感观在船上对那些地图进行各方面的校改。来到肇庆后，利玛窦参阅了大量原始资料，进行推算，还直接对经纬度进行了严谨的测量，根据奥代利著的《地球大观》的描绘方法，以平纬曲经的椭圆形投影方式，绘制他进入中国大陆后的第一幅世界地图《万国全图》。这地图有东西半球、陆地、海洋、南北极、赤道等，并注明了经纬度。地图展示了中国国内及毗邻国家所有主要山脉的走向及高度，把中国的真实形态和天文位置标示在相应点上。
利玛窦最初绘出此地图时是1584年10月。在仙花寺落成之日，利玛窦将这幅地图挂在圣堂的墙壁上，马上引起轰动：中国的国门之外，还有一个庞大得令人吃惊的世界。有人认为他在胡扯乱画：“大地是四四方方的，上面罩着一个半圆型的天穹。我们祖宗千百年来都认为世界是天圆地方的。”唾沫几乎喷到利玛窦的高鼻子。有位老夫子回家拿来一幅地图，摊开桌面，道：“你看我这幅《天下图》，我国该像只布谷鸟。”有位满脸胡须的武官厉声地说：“我大明有15个省份，端立在世界正中央。我国以外，在东方有九夷，南方有八蛮，西方有六戎，北方有五狄。那些蛮貊之邦，不过是散落在我国周围的零星小岛而已。”更多人在迷惑、震惊后怒眼睁眉地冲着利玛窦：“我堂堂中华，该是世界的中央。你们怎么把它偏到地图的角落去了？”
利玛窦作解释：“16世纪欧洲人绘制地图，都把零度子午线置于地图中央，这样，美洲位于地图的左侧，亚洲、非洲及欧洲就位于地图的右侧。中国只能位于地图的最右边。”
王泮是个地图的爱好者，第一次见到整个世界的缩影，惊叹之余，大惑不解：“我国绘图最早是夏禹时期的《九鼎图》，战国时期有《兆域图》和《山海图》。至西晋时被誉为中国地图之父的裴秀提出的是‘制图六体’”，当朝罗洪先的《广舆图》采用的“计里画方”之法，怎会有这些纵横交织的网呢？” 利玛窦申辩道：“这些纵横交织的网线是西方绘图学上的经纬度。据我计算，肇庆的经度距离幸福岛以东约124度。这条是赤道，这些是南北极和南北回归线划分的热带、南温带、北温带、南寒带、北寒带……”王泮仍不解：“你所指的世界真的有这么大？”利玛窦一边指点着地图，一边讲述：“人们所居住的地球是一个半径六千多公里的圆球。我出生在意大利，是在距离中国海路9万里之外。”继而讲述他是从何处动身，经过哪些海洋与国家，辗转印度、澳门，来到肇庆。
王泮将《万国全图》里中国邻国名字与中国人所绘传统地图的名称进行认真的对照，见两者相符，相信他画出这样的地图，并非空穴来风，便对利玛窦说：“我们对欧洲文字看不懂，劳烦你用中文再画一张新地图。”一个月后，利玛窦画出了一张用中文标注地名的世界地图。王泮仍对将堂堂中国置于一隅表示不满。无论利玛窦怎样费尽唇舌解释，王泮都迭迭摆手，无法接受。
利玛窦清楚要在这里立足传教播道，就要对中华主流文化尊重和理解，迎合中国人传统观念的需要，只好改变原有的设计，不再拘泥于西洋的绘图画法，将太平洋放在正中。为此，利玛窦仔细地用正弦曲线投影法重新绘了一幅相当完备的世界地图，易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将地球的零度子午线向东移，在地图的两边各留下一道边，用东170度本初子午线把中国的版图定位于地图的正中央。白色表示陆地，大黑点表示海洋。在地图上都用中文标出所有的国家、地名，赤道、经纬线、子午线，还写出公里与时间的计算。当然，利玛窦在注释时乘机介绍天主教信仰和西方风俗。
利玛窦所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提出了“地圆”之说，无疑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这对中国原有“天圆地方”的传统观点是一次挑战与革命。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受到了王泮及一些开明士大夫的极力推崇，这也成了利玛窦能够继续留在中国传教的重要筹码。王泮亲自督促雕版刊印，但“不愿卖给任何人，而只把它当作重礼，赠送给中国有地位的人。”
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绘制了第二版、第三版；1602年在北京的绘第四版名曰《万国舆图》，1603年与1608年，在北京再出了两版。利玛窦在不同年月所绘制的世界地图曾作过一些不同的修改，但万变不离其宗，地图的基本设计格局在肇庆时已确定下来。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成了中国日后刊印发行世界地图的样本，其地理学理论至今相袭沿用。在地图上标明的经纬度与今天的测定数据相差无几。又如，地球半径长度实际为6378公里，而当时利玛窦计算出地球半径为6689公里。
时任应天巡抚赵可怀曾将《山海舆地全图》刻在苏州姑苏驿外的大石头上，但此石头现已不复存在。利玛窦在肇庆所绘的原图也佚失无存。日本现在共收藏有1602年版的利玛窦所绘的《坤舆万国全图》三件(分别藏于内阁文库、京都大学和宫城县图书馆)。
利玛窦开创了西方地图学与地理学传入中国的先河，使中国的地图学从此步入科学的正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册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制作了中国第一台机械自鸣钟
利玛窦既是人文研究者和历史学家，又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还是一位机械工程学家。利玛窦踏足肇庆后，在仙花寺安装起一个从西方带来的自鸣钟。人们见到这新玩意时，觉得非常奇怪：中国人寺庙里敲钟用的是木槌，但这大钟用的是金属钟铎，毋须人用手去敲击，怎么它自己竟然会发出声音来？铁指针有规律地跳跃走着，永不知疲倦地循环往返。有书籍记载：“一只铁手指报时辰并以乐声来调节本区生活。”
王泮是个爱好新鲜事物的人，当这个会动会跳的怪东西呈现在面前时，即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便问利玛窦：“平日，我们读书人计时的方法，有的人用自己的沙漏，有的人用漏壶，你们这自鸣钟的计时方法？”利玛窦曾将中国与西洋的计时方法作过认真的对比，答道：“你们流行的是讲‘时辰’，你们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等于我们西方所讲的两个小时。亦即是我这个钟要走完两个大圈。”王泮追问：“你们为什么把时间定得那么急？”利玛窦笑着道：“是你们将时间定得过于慢。这样，干起活来就缺乏紧迫感了。”王泮在官场滚打多年，觉得他讲的话有道理，对自鸣钟更生爱意。尤其报时的钟声在西江河上回荡时，王泮的心更被撩得痒痒的。他对利玛窦初来乍到时曾送给他的自鸣钟尽管爱不释手，但还是及时退还给对方。当知道利玛窦他们要返澳门述职时，王泮终于按捺不住，上门找到利玛窦与罗明坚，托他们在澳门代买一座可以装在木匣子的自鸣钟回来。
这次是罗明坚乘船返澳门。澳门当时正“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和金融的挫折”，经济十分萧条，往日繁华的街道上，不少早已驰誉远近的店铺也关了门，门前堆满灰尘，招牌上布满了蜘蛛网。澳门的修道院没有固定收入，耶稣会士们的两餐也难解决。罗明坚本身所带的银两很少，无法在澳门买回价钱昂贵的自鸣钟，但又觉得不能令王泮知府失望。在这种窘境下，罗明坚找到替代的办法：利玛窦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机械师，又谙熟制造钟表的原理，可以叫他动手造钟！于是，在澳门物色到一位制钟工匠，还买了造钟表所用的齿轮、发条、链条及其它的零件，写了一封信，叫工匠随船带回肇庆。
利玛窦看信后，见这位从澳门来的工匠肤色呈深褐色，下巴留着大胡子，是印度果阿省人，即所谓的加那利人。在与印度工匠的对话中，利玛窦得知他有制钟经验，并已成功地制作过多座自鸣钟。利玛窦来到府衙向王泮先送上一些名贵的欧洲小礼品，然后将那一大堆钟表零件摊了开来。王泮见面前那堆金属不知是何物。利玛窦这才讲出因资金短缺在澳门买钟的困难，摆明了要在肇庆制造自鸣钟的想法，并声言自己完全有制成自鸣钟的把握。王泮知利玛窦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听闻后由蹙眉皱额转为笑颜大开，连连击掌称好，叫利玛窦马上开工。
在制作自鸣钟期间，利玛窦在现场亲自督阵，当起了技术顾问，为保证所制出来自鸣钟的准确性，要求每一道环节都精益求精。这样一来，便显得人手不够。王泮见此情况，向衙役下令，在肇庆城里物色两位最能干的五金工人，派去作利玛窦与那印度工匠的助手。没有多久，衙役们找来了两位心灵手巧的五金工人。利玛窦带着印度制钟工匠和那两位中国五金工人，日夜加班加点，几经失败，中国第一台机械自鸣钟终于在肇庆的“仙花寺”内制作成功了。王泮见了，甚为欢喜：这钟大小适中，制作精巧，可调节每小时、半小时或一刻钟自动鸣响一次进行报时。
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辞典《葡汉辞典》
利玛窦曾经在葡萄牙里本斯著名的布拉大学，学习过葡萄牙文并到了一个相当熟习的地步，尽管他学习语言特有天赋，但接触到中文，颇感难度大：方块的象形文字，辅音特别少，词形没什么变化。最为难学的是四声的区别，声不同，尽管字音一样，但这个字所表达的意义也已经全变了。利玛窦清楚知道，倘若语言文字互不相通，中西交流的大门将是关闭着的，自己进入中国就难于完成使命。
利玛窦在澳门大三巴附近的“圣万迪诺新信徒学校”学习了十三个月的中文，他们的第一任中文老师是澳门的官方翻译菲力甫?马修斯。利玛窦与罗明坚来到肇庆后，更刻苦地学习汉语。罗明坚比利玛窦早四年来到澳门，是欧洲第一个学中文的人。利玛窦有空就和罗明坚在一起，互相学习中文。他们的学习方法有些特别：把平日经常见到的东西－－如房屋、船只、花草、树木、桌椅等用简单的图形画出来，然后用意大利文与中文作对照，既念又写。在这基础上，再用做动作或者其他的方法来进一步学习比较抽象的名词与术语，既学地方语言，又要学习官话。
有了会话与阅读的基础，利玛窦就尽量搜寻中国的传统典籍进行阅读讨论，从中领会中国诸子百家的哲学精髓。来到肇庆才居住两年，利玛窦给阿桂委拉神父写信时欣喜地说： “自己目前可不用翻译，直接和任何中国人交谈了”。
在肇庆，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了一篇名为“中国纪事”的信向澳门耶稣会汇报进入中国大陆的感受，说：“中国这个地方实在是很漂亮，也很有活力，简直像是一个花园，根本无法用画笔来形容。”此信的原件现存于罗马耶稣会。澳门利氏学社法国籍的赵神父好不容易才拿到这份复印件。我们肇庆《利玛窦》写作小组在澳门采访期间，有幸从赵神父处取到了此影印本。
在1583年至1588年期间，利玛窦与另一位神父罗明坚合作，经过不懈的努力，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辞典《葡汉辞典》。
《葡汉辞典》整部书稿有198页，其中包括辞典和与其前后装订在一起的材料。《葡汉辞典》共分三栏：第一栏是葡语单词和词组、短句，大体上是按ABC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第二栏是用罗马来注音；第三栏是汉语词条，里面既有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也有词组和短句。尽管这套拼音系统“属于初创，在声母和韵母的拼写法上，尚未完全定型，甚至有些模棱混淆的地方”。学者杨福绵在经多年的研究后认为：《葡汉辞典》中的罗马字注汉字音，是汉语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是利氏及《西儒耳目资》拼音系统的前身，也是后世一切汉音拼音的鼻祖。”这部辞典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使用了许多明朝末年社会流传的语汇，“该辞典所收录的音韵学及词汇学方面的资料，是研究明朝晚期官方语言及文人使用官话的宝贵语言学方面的材料。”
《葡汉辞典》的出现，无疑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汉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中国与西方的交流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可以说，《葡汉辞典》在中国的肇庆问世，就等于打造了一把开启中西文化交流大门的钥匙。
利玛窦 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剧作家汤显祖在肇庆与利玛窦相遇。利玛窦还向汤显祖请教中国的音律。东方与西方这两大文化名人的相遇，引起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利玛窦在肇庆的六年，创立数个“中国第一”，为他以后北上到韶州、南昌、南京，直至到北京面见万历皇帝，开拓业绩，奠定了极其重要的语言与思想基础。
1591年11月至1592年11月，利玛窦在中国儒生的帮助下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至1607年，利玛窦在徐光启的帮助下，完成了欧基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册和克里斯托弗.克拉维奥的《宇宙和地球》的翻译，把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地理学介绍进中国。
利玛窦进入中国时，带来了三棱镜、望远镜、天球仪、地球仪等西方先进的科技器物，他用汉语译著的作品涉及面很广，有天文历法、星相学、数学、几何、力学、西医学、地理学、音乐、逻辑学、记忆术及伦理学等各个领域，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成果和思维方式；又将中国的四书、五经、《本草纲目》等中国名典巨著翻译成拉丁文，向西方世界推介中国的深层文化起源、发展与成果。
利玛窦自1582年8月到澳门，至1610年5月11日病逝于北京，年仅59岁。利玛窦在中国前后生活了28年，为东西方进行世界性的对话作出了努力，为全人类的相互接触与合和作出了贡献。有学者称他是中国基督教之父、西方汉学的创始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意大利马切拉塔市为出了这位名人而骄傲，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大街，在市政厅挂着他戴着中国儒生帽子的画像，在市图书馆里有他的浮雕头像。
近年新建的北京中华世纪坛，雕刻有利玛窦拿望远镜的石浮雕。
上世纪九十年代，马切拉塔市的市民怀着对中国的友好情感，用青铜铸造了一个高约两尺利玛窦头像，送给了利玛窦开创中西文化交流业绩最为显赫的城市肇庆。这青铜头像现珍藏于肇庆勒竹围的天主教堂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