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事关转型成败

元旦一过，尽管空气仍旧清洌混沌，但市场对于来年却不乏新鲜期待，1月6日与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是如此。

这一会议在中国金融领域地位不菲，每一次都对应着金融业巨大变迁。第一届会议始于1997年，对应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可谓内忧外患，也正是那次会议启动中国银行业改革大幕，也确立了金融业分业监管原则，证监会与保监会得以成立；第二届于2002年召开，国有银行业上市重组得以加速推进，银监会也应运而生；第三届则在2007年，其间中国农业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改制成为亮点，中投也因外汇投资需要而成立。

也正因此，在近期经济疲弱、股市低迷境况之下，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颇受瞩目。严格来说，本次会议应该在2010年召开，却因种种变局延迟至今，讨论议程也几经变故。从最终出台8项部署来看，与诸多前瞻有所迥异，不少期待落空。

首先，争议颇多的金融国资委未见明文。这一议程其实从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已经引起广泛讨论。随着国有银行的改制与上市，其后境外投资者的引入与退出，金融国资委一直是一个惹眼话题。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其定位与必要性仍旧模糊尴尬：又一个国资委，还是效仿汇金模式？是一行三会之外的监管者，还是单纯行使国有资产代理人角色？

其次，业界热议的利率市场化并未入局，这令人非常遗憾。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中国金融业综合实力力显著提升，当前到了有条件也应该加速利率市场化的时刻。2011年11月末，中国金融业总资产达119万亿元，比2006年末增长149%；2011年9月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2.3%，比2006年末提高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为0.9%，比2006年末下降6.2个百分点。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老话题，无论十一五规划还是十二五规划，甚至在第三届金融工作会议部署之中，都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至于与利率市场化配套的存款保险制度，虽然入选十二五规划，却在本次议程中未见提及。

利率市场化为什么是金融改革核心？中国改革已过三十年，基本市场经济框架已经搭建完成，但是涉及关键要素的价格机制却仍旧缺失，譬如能源，譬如利率。价格双轨制之下，必然是体制内机构获得寻租机会，而体制外个体付出高额赎金——中国银行业高得“不好意思”说的利润中绝大部分来自存贷利差，而近些年诸多民间金融乱象不过是利率管制之下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温家宝总理的部署中不乏意料之外亮点。除了投资者看好的“提振股市信心”之外，不少媒体将重点聚焦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事实上，笔者认为这更多出于综合平衡想法。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口号其实是十二五规划之类文件中的老生常谈；本次又一次提出，其意义或许在于暗示，金融改革不是为房地产政策松绑。

回头追问，金融改革为什么重要？对于以投资与出口驱动的亚洲国家来说，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在某一阶段面临结构转变的巨大压力，否则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中国或许已经到达这一阶段，金融领域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地步。

让我们在再回顾一下所谓中国模式的经济逻辑。之前，由于农村劳动力边际成本（及边际生产率）为零，产能增长只取决于资本积累的速度。这意味着，每一分新增资本都可以攫取边际产出为零的农村劳动力，典型表现为农民工，从而保证资本内部报酬率大于零。诸多失败的国有投资仍旧可以被经济增长消化，这也造就了我们今天仍旧享受的“经济奇迹”。

这一经济增长模式并非没有尽头，如今步入转折点。随着沿海一带农业就业人口比例降低至26.4%（2009年），这意味着沿海一带即将跨过以农村劳动力获取增长阶段。由于劳动力边际成本不再为零（事实上，沿海一带农民工工薪近年多以两位数水平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明显，投资内部报酬率因此面临降低压力。

新阶段游戏规则开始改变，需要更有效率的投资才能驱动经济增长。这意味着，金融系统以及资本市场重要性大为提高，其资本配置功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大量宝贵资源仍以低廉价格提供给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项目，譬如地方政府国营企业投资项目，那么将无法保证宏观经济的健康成长，甚至债务与银行危机也会可能接踵而至。从国际经验而来看，在这一阶段往往也是社会各阶层矛盾分化的阶段。如果资源被权贵阶层垄断，导致金融抑制以及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那么该国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大历史角度考察，中国经济之腾飞，得益于市场化红利的释放，这已经是业界共识。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之前，不少人士认为制度红利消耗殆尽，尤其在金融领域难有建树。事实上，正是在金融领域，存在很多领域亟待松绑，不仅事关一时一地经济增长，更有望为中国下一阶段经济成果转型带来动力。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他在那次明确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如今，金融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改革成败事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不可不做，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