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萝开花图片大全:卢晓蓉：读吴小龙遗著《中国少年学会研究》有感（外一篇）

一部勾沉启新的史学绝作
——读吴小龙遗著《中国少年学会研究》有感

今天的读者中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它几乎聚集了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的精英分子，甚至还包括了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等后来的共产党领军人物。即使在“少中”自行分化、消亡以后，其成员仍在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术、教育、文化等领域各领风骚。像这样一个在我国现代史上可圈可点的青年学社，原本很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可是却因为某些语焉不详的原因而销声匿迹逾半个世纪。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北京学者吴小龙先生，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时，偶然发现了这段“给抹得干干净净、遮得严严实实”的历史，有感于当年人们所谓“现在的中国，已经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的赞叹，单枪匹马勇“向兴亡事里寻”，硬是从正统历史的“字纸篓”里翻检出来许多宝贵资料，历经九年的功夫，完成了被他的导师评价为“迄今所见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入的研究著作之一”（耿云志：《〈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序》）的博士论文。这部被命名为《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的书稿在2001年写成，后来几经周折，直到2006年8月才由上海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亦成为迄今为止国内书市上几乎是唯一的研究少年中国学会的专著。令人扼腕的是，当这本装帧典雅、质量上乘的新书终于瓜熟蒂落面市之时，作者却已陷入癌症晚期的昏迷之中，未能亲眼见到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便撒手人寰。故而这部著作也就成了吴小龙学术生涯的绝响。

与其他史学专著有所不同的是，《“少中”研究》的作者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去审视这段历史，而是以一个亲历者的眼光和情怀，深入到错综复杂的史料之中，进行了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整理和研究，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再现这个非凡群体的耀眼光彩。从“五四”精神的催生到“少中”的发起、筹备和成立，从初时的共同理想到后期的主义之争，从学会所取得的各种成就到最终走向分裂的前因后果等等，作者都坚持“以史为据，以史带论，论从史出”的原则，既不主观臆断，亦非人云亦云，却是娓娓道来，入情入理。随着作者流畅而善于思辨的笔触，读者似乎也走进了那段被封存的历史，走近了那群“意气风发，生气勃勃”的“少中”朋友，甚至走进了他们唇枪舌战的辩论会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与他们切磋砥砺共聚一堂。一部历史论著能写得如此细腻深透，有声有色，除了精湛的专业修养之外，也少不了作者对书写对象的情感和价值认同。

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少中”研究》不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可信性，也渗透着不少作者厚积而薄发的理性思考成果，因而具有昭示来者的启迪作用。以“创造一个少年中国”为共同理想凝聚起来的“少中”精英，一开始就陷于理想与现实，走政治革命道路还是走社会改造道路的尖锐矛盾之中。他们既希望用实业、教育等“社会的活动”来影响和改造“恶浊”的社会，又希望在学术上投入更多的精力以发挥领先作用；既希望保持学会的体制，独立于腐败的政治之外，又难于推卸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安邦治国”的道义责任；既希望学会是知识精英的松散组合，又无法脱离当时盛行“主义”和“组织原则”的时代背景。他们为此而做的种种尝试，过去都因有悖于主流理论而受到一边倒的批判或掩蔽。但《“少中”研究》的作者却没有这样简单化地扬此抑彼，独尊一家，而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对“少中”每个有代表性的派别都给予了理解、同情和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在书后附文《卢作孚的思想遗产》里，以一个典型事例，集中表述了“少中”会员在探索救国道路上的深层思考和具体实践。即使对于长期被列入“反动”另册的“国家主义”派，作者也不回避、不绕弯，而是单辟一章，清楚交代了这个派别的来龙去脉。作者这些闪耀着人文精神的真知灼见，不仅抹去了堆积在先贤身上的唾液和灰尘，也给后人开启了更多以史为镜的思考空间。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常相忆！……”，这是“少中”发起人王光祈在赴日留学时所写《去国辞》中的动人诗句。相信吴小龙的心血不会白费，“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将会薪火相传再续新篇。

                                                   2007年1月30日写毕

五柳村2007年2月16日收到

吴小龙遗著《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于2006年8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愿你在天国与“少中”诸公相会

作者卢晓蓉

　　这些日子以来，我的案头始终摆放着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凝神注目之间，似乎还能嗅到它散发出来的油墨的清香。书的封面设计素净而别致，两张老照片明暗相间地套叠在一起，书中人物仿佛呼之欲出。书的排版和印刷也相当考究，连平日出版物中常见的错别字亦很少见到。看来，出版商和责任编辑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书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的，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教授吴小龙。我等候这本书足足已有五个年头，现在终于盼到了它。可惜书到作者手上的时候，他已身患晚期癌症处于弥留之中。
　　大约在七、八年前，我在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有了一些时间来搜集我祖父卢作孚的资料并开始了对他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我第一次接触到“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名词，进而对“五四”时期这个名噪一时的进步青年组织有了些许了解。这个偶然发现，就像一道电光激活了我的大脑细胞，使我在与祖父有关的庞杂浩繁的生平资料中，找到一条首尾相接的线索，发现了在他传奇人生的背后蕴藏着的驱动力。“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这个极具“五四”特色的“少中”宗旨，不正是祖父一生所恪守的行动纲领吗？而“少中”的八字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则更是渗透到了他的骨髓之中。于是我在一篇忆述祖父早期生涯的文章《奋飞的起点》中，以“吸纳进步思想，参加少年中国学会，选定奋飞的道路”为题，单辟一节，试图探讨少年中国学会与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现代化先驱卢作孚之间的关系。原本我还想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找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并追索“少中”其他成员的踪迹，可是却苦于资料缺乏，无师可从，只好半途停顿。
　　又过了两年，大约在2001年夏秋时分，我偶然从一本杂志上读到了署名为吴小龙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顿时兴味盎然地一口气读完。尽管其中仅在一段文字的末尾，出现过我祖父的名字，却仍然让我激动不已。这段文字，或许可以揭示吴小龙甘冒“一厢情愿”的风险，勇“向兴亡事里寻”，醉心于“少中”研究十余年而不悔的原始动因：

　　这个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几乎积聚了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的精英分子。它筹组于“五四”前一年，成立于“五四”后一个多月，发起人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陈淯、张梦九、雷宝菁七人。在它的会员中，为国人所熟悉的，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成为青年党的有左舜生、李璜（这两人与曾琦并称青年党的曾、左、李）、余家菊、陈启天；先为中共，后为国民党的有周佛海；科学、教育、文化界的更多，著名的有：杨钟健、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易君左、郑伯奇、李初梨、李劼人、方东美、周炳林、康白情、恽震等人，甚至还有四十年代的中国船王卢作孚。光是看到这样一些人，曾经聚在同一个学会里，就足以叫我们惊奇了，再想想他们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就更令人惊叹……以至于四十年代时就有一种说法：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我在翻阅当时的书刊时见到这句话，不禁大吃一惊：这一段辉煌，后来可是给抹得干干净净、遮得严严实实的啊。

　　因为有了这样的“惊奇”、这样的“惊叹”，这样的“大吃一惊”，就促使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要把“少中”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还原其“全貌”的不归路，我不由对这位作者肃然起敬。也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得知吴小龙在2001年5月15日，积其九年的研究成果，写完了《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少中”在沉寂七十多年以后，竟然还有学者在研究，并且还写出了专著。我就像一个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的独行者，突然得知前边不远处有一位热情的向导在等着我似地惊喜万分，于是便开始急切地寻觅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作者吴小龙。但是，在我寻遍了北京、上海的大小书店以后，却陷入了深深的失望。诺大的书海，不仅找不到吴小龙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甚至与“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关键词有关的任何书籍都没有！
　　2002年初，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上海作家金雨时、朱如月合著的卢作孚评传《紫雾》。该书的责任编辑潘婧，邀请几位专家学者为《紫雾》撰写评论文章，其中一位名叫吴小龙。当我弄清了此吴小龙即彼吴小龙之后，真切地体验到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快慰。从那以后，我们便因“少中”而建立了联系，也曾在京城聚会过几次。小龙的工作很忙，身体也不十分好，以至于我每次向他发出邀请，都有些犹豫不决。但他只要没课，都一定会赶来参加。2003年4月，我祖父的家乡重庆合川和他当年从事乡村建设试验的北碚，为纪念他110周年诞辰举行系列活动。小龙得知后，主动要求自费前往，并且一个不拉地参加了所有的活动。会后，东道主安排参观游览，他却去了图书馆、档案馆；我们一行人离渝回京，他却只身去成都收集资料，一呆就是好几天。他曾对我感叹：“没想到‘少中’成员中有这么多四川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在‘少中’的七位创始人中，四川人就有六个 ！”莫非“爱屋及乌”，出生在东海之滨的他，也迷恋上了西南一隅的四川？小龙平时说话不多，言行举止谦和低调。可是，说起“少中”来却滔滔不绝。还是那次去重庆。有一天大家一起吃饭，小龙有点不好意思地征求我的意见，想挨着我的父亲坐，为的是“好向老人家请教一些问题。”席间，老少两代无拘无束相谈甚欢。直到现在，我将近米寿的父亲还记得这位颇有谦谦君子风度的青年学者。听说他的死讯，老人家忍不住心中的悲痛红了眼圈。
　　在那次纪念活动期间，我们一起参加了西南师范大学（现改名为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举办的“卢作孚社会改革实践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研讨会。吴小龙在会上侃侃而谈：“卢作孚先生对于中国的救国的根本道路，有着他独特的思考，他认为‘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因为政治上主要的是建设问题，是建设秩序问题。国家虽大，其建设秩序的工作细致，乃与个人生活秩序是一样细致的。分析起来，都是一点一滴的问题，不是大刀阔斧的问题。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最后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所以他反对‘用强迫手段急剧地改革社会某方面的问题’，主张以踏踏实实的建设工作来积累物质和文化资源，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他还指出：“卢作孚在城乡关系、教育、卫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一些相当超前的见解和实践，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吴小龙对卢作孚思想和实践的独特解读，得到了与会人士的普遍认同。后来他将这篇发言稿补充整理成一篇文章《卢作孚的思想遗产》，并把它作为“少中”会员的个案，附在了《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的书后。
　　其实，活跃在吴小龙脑子里的“少中”人物又何止卢作孚一个。他曾经满怀信心地对我说，他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打算为一批有代表性的“少中”人物谋篇立传，书名暂定为《魂系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人物群像》。他为此而开列了一份长长的目录，其中有囊括了“少中”七位创始人的《魂系中国，情寄音诗——少中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深思沉着、稳如泰山——少中学会的精神领袖李大钊》、《热忱的实干家——陈愚生》、《终生献身科学的周无》、《终生献身教育的张尚龄》、《东渡扶桑，赉志而没的雷宝菁》和《书生办党，回天无力——曾琦》。也有后来成为共产党领袖的《青年运动的先驱——恽代英》、《雄才大略的‘普通会员’毛泽东》、《从文学青年到党的‘总书记’——张闻天》、《从塞纳河到黄浦江——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的领导者赵世炎》和后来成为青年党领袖的《问学问政的“学钝室”——李璜》、《万竹楼上的史家——左舜生》；还有在教育、科学、文学、经济等不同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从五四青年到考试院长——杨亮功》、《历史风雨中的“三叶草”——宗白华、田汉、郭沫若》、《从土木工程学生到“首都市长”——沈怡》、《文章师表，气节楷模——朱自清》、《波澜壮阔的“大波”——文学家李劼人》以及《实业救国，力拯民生——中国“船王”卢作孚》等等。这是一串何等耀眼的明珠，又是一部何等激越轩昂、壮阔跌宕的命运交响乐！可惜的是，被教学和各种重负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的吴小龙，还来不及实现他的写作计划，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去世的时候才51岁，正当干事业的好年华。
　　我第一次见到吴小龙，就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在哪里可以买到他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他无可奈何地笑笑说“还没有出版呢”，却没有告诉我个中的原因。今年初，我先生严家炎为了搞清楚“少中”会员、诗人康白情的卒年，向吴小龙请教。他很快就打来电话告知了正确的年份。我接过电话向他表示感谢，他用比往常更为开心的语调笑答：“不用谢，我还要感谢你们呢。我的书快要出版了，到时候会送给你们的。”听了他的话，我也为这本待产五年、梦寐以求的书即将面世而感到格外高兴。可万万没有想到是，小龙这句话竟成了他留给我的“绝音”。当我得到他病重的消息，赶往医院看望时，他已昏迷不醒。出版社刚送到的新书《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就放在距他咫尺之遥的床头柜上，他却再也无法睁开眼睛，欣赏这部心血之作了。直到最近读了他为这本书写的《跋》之后，我才知道该书迟迟未能出版，原来是受到出版经费的困扰和一位“南方先生”剽窃成果的双重牵制。在小龙的追悼会上，我忍不住问他的弟弟吴小山，小龙当初出书遇到经费困难，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让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小山哽咽着说：“我哥就是那样的人，不愿给朋友添麻烦。”而对于那位忘恩负义的“南方先生”，小龙既没诉诸法律，也没庭下索赔，而是选择了宽容：“大家混口饭也都不容易，委屈一日三餐要吃饭的人，莫如委屈一下学术吧。这么一想，我也释然，大可不必愤世嫉俗了。”如果经费问题早一点解决，如果那位“南方先生”良心未泯，小龙是可以亲眼看见这部书的啊，现在一切都晚了！
　　然而，永远也不晚的，是小龙那颗与“少中”先贤们一样的闪亮的心，是那份执著于把“抹得干干净净、遮得严严实实”的“少中”历史昭示于天下的真挚的情。追悼会上，送别小龙的队伍有数百人之多，在他的灵堂前排起了长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师生们含着眼泪说，吴老师讲课很有吸引力，大家都很怀念他，他们学校正掀起“远学孟二冬，近学吴小龙”的热潮。已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声名不菲的吴小龙，生前住的房子还是学校分配给他的过渡房，“形单影只”地与他钟爱的书籍和资料共处一室。长年坚守冷门研究的他，收入不算宽裕，可是对于弟弟小山的生活学习，对于亲戚朋友的经济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有求必应。小龙病重住院四个月期间，小山朝夕相伴在他身旁，以弥补自己平时照顾哥哥不够的歉意。在小龙陷于昏迷的两个月里，小山也不离左右，为的是每天都能看见亲爱的哥哥。小龙的女友告诉我：“小龙研究‘少中’，自己也学习‘少中’，时时处处以‘少中’为榜样，仿佛都变成了‘少中’人。”生前来不及留下一句遗嘱的吴小龙，在《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的结尾处留下了他在人间最后的心愿：

　　把这本书印出来，就算是我对‘少中’朋友们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或许，我得离开这个题目一段时间了。此时此刻，不禁想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去国辞》里的几句：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常相忆！……”　　也许，这个课题有它的局限性，“少年中国学会”有它的局限性，但，我对它倾注过感情，我对此永远不会忘记。

2005年7月6日凌晨三点
于京西万寿寺

　　小龙，现在你可以坦坦荡荡地，带着你的书，带着你的深情和厚意，去和你的“少中”朋友们相会了。他们都在天堂的门口迎接你呢，那其中一定也有我的祖父。


2006年12月10日写毕于北京住所

刊于《博览群书》2007年第1期，感谢卢晓蓉女士提供本文电子本。

五柳村转自书评客的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