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牙剪剪刘海:弘扬沫若文化，先了解我们的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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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沫若文化，先了解我们的郭沫若
郭沫若是故乡的骄傲，每一个沙湾人和关心沙湾的人，都应该了解郭沫若，学习郭沫若，宣传郭沫若．
一代文豪郭沫若郭沫若（1892年—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尚武，中国现当代著名文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在乐山沙湾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在幼年时，郭沫若便入学私塾。塾师沈焕章先生对幼年时代的郭沫若影响极深，给郭沫若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旧学基础。小学和中学时期，郭沫若便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受到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并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14年，郭沫若来到日本东京，开始了十年的留学生活。在日本，郭沫若与鲁迅一样学医，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喜好。在这期间，郭沫若接触到了泰戈尔、海涅、歌德、席勒、雪莱、惠特曼、屠格涅夫、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1918年春，郭沫若创作了第一篇小说《牧羊哀话》。
新文化运动中的郭沫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郭沫若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开始不断发表新诗和小说。同年6月，他在日本福冈发动组成救国团体“夏社”。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出现了“诗的创作爆发期”。在这期间，郭沫若写出了《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站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之教训》等诗篇。1920年出版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于1921年出版。《女神》奏响了五四时代时代精神的最强音。1923年，郭沫若毕业回国，同成仿吾、郁达夫等一起，在《创造季刊》后，又先后办起《创造周报》和《创造日》。创造社的活动达到鼎盛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中间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社会原因和创造社内部的分裂，《创造日》停刊。1924年，他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大革命时期的郭沫若
1926年，郭沫若的第一部戏剧集——《三个叛逆的女性》在上海出版，其中包括《卓文君》、《王昭君》和《聂莹》三个剧本。1926年3月，郭沫若到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从此，他开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之中。在广州期间，郭沫若结识了正在广州办农XX动讲习所的XXX。也就是在广州，他同周恩来相识了，并在周恩来的影响和帮助下辞去文学院院长之职，参加北伐。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郭沫若写了讨伐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接着参加了中国XXX领导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在南下途中参加了中国XXX。1928年，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逃往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其间，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创造性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1929年初，郭沫若参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其间写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
抗日战争中的郭沫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秘密返回祖国，组织和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筹办《救亡日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其间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些剧作借古喻今，紧密配合了现实的斗争。1944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抗战胜利后，在生命不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郭沫若依然坚持反对独裁和内战，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肩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科学、文化、教育等工作者的成长，对我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先后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XXX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在繁忙的工作中，郭沫若继续进行文艺创作，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等，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
郭沫若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传记文学、评论等，另有许多史论、考古论文和译作，对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年～1963年），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历史、考古三编，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东风吹万里 空山出画图
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有其当代文化史的意义，应当有今天的眼光和思维方式。郭沫若从“五四”时期就活跃在文坛上，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跨度相当大。可以说，他的个人发展联系着中国文化史、革命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事件，他的多方面的成就又使他的个人道路与文学、史学、古文字学、社会学等许多领域的发展状况有着密切联系。因此，研究郭沫若，就可以有较大的空间。
名人眼中的郭沫若
“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周恩来
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闻一多
学者眼中的郭沫若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
——杨天石（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
在对郭沫若的研究中，应该注意把他放在二十世纪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郭沫若既是文学家、史学家，又是革命家。对他的研究，不仅关系到他本人在文学、史学等方面的成就和不足，而且也关系到中国二十世纪整个学术史、文化史中的诸多问题。目前的学术环境为客观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我们应当以平和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反思过去。
——林甘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当今的研究者和读者对郭沫若的评价形成两极，跟对郭氏人格的不同理解也大有关系。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郭沫若看作是政治人物，反感他的立场多变。然而如果由《女神》等作品的创作反观郭沫若的人格，也许我们对这位诗人的浪漫气质会有更多的了解与宽容，我们就不一定再以政界的标准去衡量一位文人。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位天才，但也有凡庸的一面，这两方面交织成他的一生。
——温儒敏（北京大学教授）
今天研究郭沫若，应当有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研究人物终归离不开评价，而评价就要求实事求是。郭沫若是戎马书生，是文化战士，很有号召力。现在有的批评文章对郭沫若的学术人品持否定态度，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年轻人有不好的影响。我们要客观地研究郭沫若，澄清一些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些年来，有的人将糟踏郭沫若看成一种时髦，这种倾向是不正确的。
——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对郭沫若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都是不可取的。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郭沫若的评价问题不断被提出，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和一些困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是应充分地展开讨论。但不能轻薄为文，不讲道理。不能用炒作、反炒作、反反炒作的态度。更不能随意编造事实，用一些不符合事实真相的东西作为立论的前提。无论在什么时代条件下，研究者都应当有一种科学的精神，严肃认真地对待研究对象。既不要简单地否定，也不要简单捍卫。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而应当认真对话。
——李晓虹（郭沫若纪念馆学者）
郭沫若诗文赏析
不知月儿圆了多少回
照着这生命底音波吹关
——摘自郭沫若《女神》
我们热诚，我们挚爱，
我们欢乐，我们和谐。
一切的一，和谐。
一的一切，和谐。
和谐便是你，和谐便是我。
和谐便是他，和谐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摘自《凤凰涅■》
峨眉山上的白雪，
怕已蒙上了最高的山巅？
那横在山腰的宿雾，
怕还是从前一样的蜿蜒？
我最爱的是在月光之下，
那巍峨的山岳好像要成紫烟，
还有那一望迷离的银霭，
笼罩着我那寂静的家园。
啊，那便是我的故乡，
我别后已经十有五年。
那山下的大渡河的流水，
是滔滔不尽的诗篇。
大渡河的流水浩浩荡荡，
皓皓的月轮从那东岸升上。
——摘自《峨眉山上的白雪》
在暑天你为多少庙宇戴上了巍峨的云冠，你也为多少的劳苦人撑出了清凉的华盖。
梧桐虽有你的端直而没有你的坚牢；白杨虽有你的葱茏而没有你的庄重。
熏风会媚抚你，群鸟时来为你欢歌；上帝百神——假如是有上帝百神，我相信每当皓月流空，他们会在你脚下来聚会。
秋天到来，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
你不是一位巧妙的魔术师吗？但你丝毫也没有令人掩鼻的那种江湖气息。
——摘自《银杏》
一例正义千古事 诗情画意也相宜
乐山学者眼中的郭沫若
郭沫若是现代社会少有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横跨多学科的文化大家；郭沫若的文化成就，除文学之外，还兼治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而且均成绩斐然，卓然成家。上述这一切，凝聚成郭沫若文化的复杂内涵。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地来总结其精神内核，清理郭沫若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尤为可贵。
郭沫若对于自我、宇宙、人生有着不同于其他所有人的独特审美体验。这种既主宰外部的大千世界又期盼自我重生的审美体验，想必除郭沫若以外，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诗人曾经有过。
——税海模（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浓缩了中国近现代社会风云变幻历史；他创作的大量作品，将中西方文化交汇相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联结贯通，既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又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和浓郁的地方风格，通俗易懂，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同时，他身上特有的纯真和浪漫气质, 使他成为一个现代史上少有的青春型文人。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的意义，还在于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他一直面临着与西方为代表的文化观的融合与不断向民族传统回归的矛盾悖论，这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普遍所面临的矛盾悖论。但是，正是在这种矛盾中永不停息的探索创造，成就了郭沫若文化的核心精神。
——陈俐（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郭沫若一生非常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它尊崇儒家文化,但他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创造性阐释。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从儒家文化中提炼出刚健雄强的精神，自强不息的“动”的精神，以完成对民族精神的建构。他在历史剧中塑造的屈原、高渐离、夏完淳等民族英雄的形象，其目的也是用民族人格和气节去鼓舞人民的抗战热情，完成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再造。
——陈晓春（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百姓眼中的郭沫若
时代的隔膜和诗歌审美潮流的变迁，就是郭沫若诗歌出现“两极阅读”现象的两个主要原因。“时代的隔膜”的产生，除了读者常常不能做到“回到历史现场”的原因外，主要还在于不能做到“知人论事”，将自己对郭沫若以文化名流的角色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以后的种种表现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对他的“多变”与“趋时”的反感，带入了阅读之中。也就是说，由于“时代的隔膜”，对诗人所作所为无法理解，更难以宽容。而“诗歌审美潮流的变迁”实际上也是“时代的隔膜”在审美领域里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现象其实不仅存在于大家对郭沫若隔膜，还普遍存在于对历史经典的隔膜之中。其主要原因则主要在于缺乏“历史的眼光”，或者说就是只偏重于自己的欣赏感觉，不太顾及“历史的链条”。
——王学亮《关于郭沫若的两级阅读现象》
一代文豪郭沫若在身后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巨大的反思空间。鲁迅之后，郭沫若被树为文化旗手。解放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位居科学艺术两界首席，并一直兼任国家要职。毫无疑问，郭沫若是建国后中国知识界主流的代表。
郭沫若在科学和艺术上都是勤奋的，他并没有因位居高官而松懈著述，对郭老的成就已经有许多传记、论文、回忆文章作了充分的赞扬。
我们把郭沫若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加以考察，可以看到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这种悲剧在每个知识分子身上的表现千差万别。郭沫若因为经历和地位的特殊，他本身上就有了一种典型意义。
学界对郭沫若的反思除了他的个人品德，还有学术品质。郭老1950年代之后的几乎所有的创作，诗歌也好，戏剧也好，甚至学术研究，都极大程度表现出一种非己的状态。
晚年郭沫若，作为一代文坛泰斗、史学大师，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文革”中，其子被抓，危在旦夕。于立群让他在当晚的宴会上向周恩来求救，他竟未能发一言。他内心世界其实极为痛苦，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又加剧着这种痛苦。郭沫若留给后人的不仅有巨大的文化财富，还有晚年的悲剧历程。他的内心世界是一座巨大的冰山，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露出的一个尖顶。其余部分，也许永远无法浮出海面。
——丁东《反思郭沫若》
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乐山人……我写这样一篇文章，是因为我对家乡的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郭沫若先生的有些文学作品具有非常强的地方性，如《女神》。郭沫若出生在乐山，从小在乐山长大，虽然他后来离开家乡，常年漂泊在外，但他一辈子就讲他的乐山话，用他的乐山方言写诗。乐山方言的格律跟普通话、四川话完全不同，正是因为乐山方言的“入声”字很特别，所以读起诗来“平、仄”语调和普通话完全不一样。把郭沫若的《女神》用普通话朗诵，感觉很别扭；用乐山话朗诵，却是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很好听。
我猜想，郭沫若先生后来能够成长为我国著名的甲骨文研究专家，取得了大量卓越的成就，是否也跟他从小所接受的乐山话母语教育有关呢？
——漠鹰《关于乐山话》
所谓文气，乃是说乐山向来是“士大夫之郡”，民风淳朴，多务耕读。中举之人、殿试之辈代有人出。文气不单是善文喜诗，更是儒雅风雅之意。所以，乐山人在文道和仕途之上，总有大家之士，如郭沫若等等。乐山也因之成为宦游者及逸游者的热选之地。
“匪气”乃是中性之词，与“无忌”有关，更与勇气胆识相连。盖因乐山位置西南蛮夷之地，史上与獠人曾经杂处，野气较重。郭沫若也公开表述沙湾出土匪。匪气内含的冒险精神、轻死观念较为明显地成就或折断了乐山人的商业人生及政治人生。
——徐燕平《为什么是乐山人》
作为土生土长的乐山人，郭沫若在一些作品中自觉、不自觉总爱写出一些乐山话，在他老人家的《少年时代》中，显得尤其突出。“粮子”是乐山旧时对兵的别称，究其来历，可能是“当兵吃粮的汉子”之简称。“土老肥”是对乡间或财不露白的富人的称呼。“长年”就是指北方的长工。郭老少年时十分顽皮，大人们说小孩子调皮是“牛皮子在痒”，对其惩罚的竹篾条打屁股戏称为“笋子炒肉”。路过水口，郭沫若亲切地称路边小店为“幺店”。郭老身体不舒服，自称为“我人不大好”。注意，这“好”可不是好坏的“好”，而是专指生病。
——杨乐生发表于《乐山晚报》
亲人眼中的郭沫若
女儿郭庶英：
父亲曾说过,“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够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一个有极大包容心的人,一个有丰厚知识而又十分平和的人;他热爱生活,感情丰富;他一生的奉献永远是那么地真诚。
郭沫若尽管是我父亲，但是我以为，他这样的文化伟人，应该被看作是民族的财富。前一阵在反思的符号下，有一些有别于学术争论的攻击出现。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同他交往过的人在时过境迁后的评价，假如还说好，那是真的好。父亲过世之后，跟他一道工作过的人总是情不自禁地怀念他。我想这也说明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可爱的人。
——摘自《我的父亲郭沫若》
女儿郭平英：
父亲很忙，我们见面的时间少之又少；此外他也不喜欢多说话，从小到大，我没在父亲面前撒过娇。记得我13岁那年的寒假，父亲第一次带我来重庆，他一言不发走在前面，我则像个“小尾巴”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的景象。父亲听力一直不太好，必须大声嚷嚷他才能听见。于是纸和笔，成为我们交流的主要工具。
——摘自《重庆晚报》（2005/2/9）
父亲从事学问研究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中国好”。父亲的学术研究，可能会有偏颇，可能会有主观色彩，可能会有时代烙印，但父亲从事学问的宗旨是一以贯之的：以科学的态度，寻求历史真相。这是让我觉得最欣慰的事情。
——摘自《广州日报》（2004/3/19）（誓轩）
郭沫若是红色中国第一文人。他首先是坚定的革命家，然后才是伟大的文学家和学术家。我们要研究郭沫若，就要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状况来客观、公正、全面的考察和认识。否则对郭老的认识就会陷入片面的、孤立的、肤浅的境地，甚至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昨（23）日上午，由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乐山师范学院主办的“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心城区金海棠大酒店召开，来自德、日、韩等国家和国内的近70多名郭沫若研究学者齐聚一堂，纪念郭沫若115周年诞辰。为推进郭沫若研究的发展，研讨会还就“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进行了国际学术研讨报告。市委副书记XXX，市委常委、宣传部长XXX，副市长徐建群出席了研讨会开幕式。
XXX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也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更是我们乐山人的骄傲。他集文学家、科学家、革命家于一身，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他始终站在时代潮头，与时俱进，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成为引领先进文化的力量。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繁荣、发展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他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他以一生的探索、实践，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值得思考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富有个性的创造精神至今激励着我们，给我们以启示。乐山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郭沫若研究，积极支持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开展工作，收集和保存有关郭沫若研究的重要文物资料，资助创办郭沫若研究的专题刊物——《郭沫若学刊》，多次成功举办郭沫若学术研讨会。近年来，我市把深度挖掘沫若文化资源作为加快全市文化强市建设的重要抓手，大力引导和支持沫若故里——沙湾弘扬沫若文化，积极支持开展各项郭沫若文化学术研究，我们相信，通过对沫若文化的全方位挖掘，一定能促进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研讨会上，XXX就“郭沫若研究的学术疆域及其研究现状”进行发言。他指出，在当代视野下，郭沫若研究要更注重现实，要更加客观，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研究郭沫若的物质感悟，精神思想、文学创作方面的思考。XXX提议，要办一个关于郭沫若研究的通讯刊物，每个月出一期，这样可以在研究者当中进行更好的交流。
随后，与会代表在研讨会上进行学术交流，他们从文化思想、文学创作、史学研究、历史评价以及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等方面探讨了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关系，提出关于对郭沫若研究的学术方面要进行反思的问题。多数代表认为，应该将郭沫若作为一个活动在20世纪转型时期中国的文化人，对其政治理想、美学思想、文化心态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些代表结合对郭沫若研究的具体文本，介绍了近20年来从各个角度、多元化的视角下，对郭沫若研究的学术成就，并提出了当代研究郭沫若的紧迫性、创造性，以及进一步挖掘郭沫若研究资料等方面具有启示意义的观点。会议采用边讲边评的方式，全场气氛十分活跃。（本报记者 陈新 王建锋）
感受沫若乡梓风情
昨（23）日晚，参加“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一台由郭沫若文学作品编排的节目和我市打造的精品曲目组成的晚会“沫若乡梓风情”，获得了中外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XXX观看了演出。
当晚的文艺演出分为上下两篇。在以“沫若情怀”为主题的上篇中，有乐山师范学院沫若艺术团表演的大合唱《天上的街市》、《请樱歌》、《峨眉山的白雪》和历史剧《棠棣之花》片段，还有市歌舞剧团和市交通局艺术团献上的诗乐舞《沫若·女神》片段——《大渡河纤夫》、《送别》和《雷电颂》，充分展示出了郭沫若热爱故乡、热爱祖国的伟大情怀。下篇“故乡情韵”则展示出沫若故乡的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海棠香国”女子民乐组合表演的《海棠谣》、彝族女子集体舞《撒拉罗》、彝族男子集体舞《诺苏惹》等节目把观众带进了乐山乐水之中。最后，歌舞《和谐嘉州好风采》将整台晚会推向了高潮。
（本报记者 张同欣）
专家纵论沫若研究
如何在当代视野下开展郭沫若研究？昨（23）日，参加“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纷纷发言，各抒己见，充分展示自己在郭沫若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
李旭渊（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化科教授）：研究郭沫若，对了解整个东亚现当代文化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判断历史人物，不能简单用对与错去判断，而要放在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语境中去看。
岩佐昌暲（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会长）：郭沫若的文集，在日本有不少作家对其进行了翻译，在日本学界，也有不少人研究郭沫若。乐山作为郭沫若的家乡，举办“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类活动很有意义，对我们研究郭沫若有着很大的帮助。
陈子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郭沫若全集》已出版，可里面的内容还不够完善，我觉得至少还应该增加“政治篇”和“书法篇”。郭沫若有相当多的政论文章，如《请看今日蒋介石》等都可收入“政治篇”，还可将其一系列书法作品收入“书法篇”。要研究郭沫若，必须在郭沫若文字的出版上加大力度，让他的文字更全面、真实地呈现在大家眼前。
蔡震（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执行会长）：我目前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是不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真实的郭沫若？从我目前的考证来看，目前关于郭沫若的生平事迹，以及他的一些作品，目前的定论有些还是有争议，甚至是错误的。今后在郭沫若研究中，我们需要潜心下来，论证、研究郭沫若的生平事迹和他的相关作品。
李晓红（北京郭沫若研究纪念馆研究员）：目前关于郭沫若的研究应该向纵深发展，首先要增强学理性，在20世纪文学、史学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把握研究对象的特质；其次应加大资料整合力度，以还原研究对象真实的人生状态。
金宏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郭沫若文集经过了多次修改，存在不同的版本。对郭沫若文学作品及版本研究，是研究郭沫若的重要资料，具有一种学术史的意义。把郭沫若研究的版本问题弄清楚了，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他的文学事件和思想意识、人本意识的复杂性和历史意义。
百家争鸣 专家热议郭沫若研究
昨（24）日，“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继续进行，参加会议的７０多名中外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边讲边评，集中展现了郭沫若研究的近期成果。。
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会长）：现在关于郭沫若的研究是个低潮期。我感觉，这是因为研究所取的角度不对。对待任何一个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应该从零开始，不能一开始就从一个很高的高度出发，研究郭沫若，首先要把他还原成一个普通人。
李怡（北师大文学院教授）：郭沫若的作品中始终有种既为艺术、又为人生、发自内心的焦虑，从这个视角出发，对我们今天研究郭沫若，能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税海模（乐山师范学院郭沫若研究会会长）：郭沫若有一种普通知识分子很少有的实践品格，他是与政治革命联系得最紧密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郭沫若身上，除了“典范性”之外，还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即在他身上还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少通病，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魏建（山东师大文学院教授）：从目前的最新研究来看，郭沫若自传中有不少错误，比如在时间上就有多处不符事实，还有不少事情则明显是对历史进行了加工，这都需要后来的研究者去潜心论证，还原历史原貌。
杨胜宽（乐山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现在研究郭沫若，是在和平年代下开展的研究，研究不能脱离当时的复杂环境。评价郭沫若，要从大处着眼，研究者应该静下心来，树立正确的当代理性观。未来的郭沫若研究，亟需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回归。
肖伟胜（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我很赞成研究郭沫若要回到“零的角度”，回到历史材料的本身。现在在郭沫若的研究上，一些基本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楚，有些含糊。今后研究的重点，需要将这些还不清楚的基本概念梳理清楚。
当天，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参观了位于沙湾城区的郭沫若旧居，并来到乐山师范学院沫若图书馆，参观由乐山收藏家协会和沫若图书馆主办的郭沫若文化史料民间展。
专家学者畅谈沫若研究
如何在当代视野下开展新一轮的郭沫若研究，参与“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７０多名中外专家学者畅所欲言，抛出自己关于郭沫若研究的观点，其热烈程度堪比“百家讲坛”。
《郭沫若全集》要“扩容”
陈子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对于郭沫若这位大家，最珍贵的自然是他留下来的文字。如何看待郭沫若留下来的文字，这很重要。《郭沫若全集》已出版，可我们遗憾地看到，里面的内容还不够完善。我觉得至少应该增加“政治篇”和“书法篇”。郭沫若是个政治家，有相当多的政论文章，如《请看今日蒋介石》等著名文章，可将这些内容收入“政治篇”。还有郭沫若的书法是相当出色的，可将他的一系列书法作品收入“书法篇”。不少作家的全集有多个版本，可《郭沫若全集》只有一个版本，这肯定是不够的，要研究郭沫若，必须在郭沫若文字的出版上加大力度，让他的文字更全面、更真实地呈现在大家眼前。
还原真实的郭沫若
蔡震（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执行会长）：我目前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是不是历史上真实的郭沫若。从我考证的看，目前关于郭沫若的生平事迹以及他的一些作品存在争议。比如说郭沫若的《女神》，不少研究者对其属于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有争论，其实《女神》的一些篇章是非常直白、甚至是口语化的。关于郭沫若的研究，我认为在学术准备上还不够充分和扎实。今后在郭沫若研究中，我们需要潜心下来，论证、研究郭沫若的生平事迹和他的相关作品。
研究应向纵深发展
李晓红（北京郭沫若研究纪念馆研究员）：郭沫若研究从２０世纪初其新诗问世就已开始，通过很多人的努力，有了许多研究成果，但也有许多困惑，其资料文本的空缺仍然很大，因而有开阔的学术空间。目前关于郭沫若的研究应该向纵深发展，首先要增强学理性，在２０世纪文学、史学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把握研究对象的特质，并加大资料整合力度，还原研究对象真实的人生状态。虽然现在出版了《郭沫若全集》，可是仍缺很多研究资料，下一步将出版郭沫若生平年编，其学术、逸事方面的资料希望能在以后出版。通过恢复有关郭沫若的大量资料，加快网络、数据库等方面的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其次注重其人际交往，通过他们之间的友情、论争和恩怨，反映他们所生活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动向。
研究郭沫若作品版本的价值
金宏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因为武汉大学曾经迁到乐山，因此我对乐山和郭沫若有很深的感情。郭沫若的集子、文学作品都经过了多次修改，存在不同的版本，对郭沫若文学作品及版本的研究，是研究郭沫若的重要资料，具有一种学术史的意义。不过关于郭沫若文学作品的版本研究，在新时期才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郭沫若的作品版本具有一个典型的特征，版本是一个直进式的模式，体现了一大批新文学时期的作家作品的演进特征，体现为内容上的与时俱进及艺术上的改进。对郭沫若作品版本的研究，对于郭沫若研究具有关键的意义，郭沫若研究的根本就是作品版本问题，把版本问题弄清楚了，我们才能知道他本人的文学事件和思想意识、人本意识的复杂性和历史意义。奉献精神 给我们以启迪
在“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记者注意到了几位郭沫若家人的身影，他们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并畅谈了自己的感想。
郭庶英（郭沫若女儿）：我印象中的父亲是位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他一生无私奉献，在各个时期为人民与时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郭沫若研究中，应该更多地关注他的奉献精神给年轻人的启迪。郭沫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必然的，他没有接受国民党的邀请，反而当即写下了《请看今日蒋介石》一文，说明了他革命的坚决性。在革命征途中，他也一直进行着文学创作。在革命的低潮时期，他加入了中国XXX，然后为党奉献了一生。他对新中国的科技建设也有很大的贡献，最关键的是他很有创造性，这些都值得研究。
郭昂（郭沫若孙子）：郭沫若留给我的文化遗产是他的精神和成就。首先是创新精神，他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其次是他严谨治学，开拓了研究领域，在考古、古文字研究方面有突出成绩。还有就是重视实践的精神也给我们启示，他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都有研究。我尤其关注沫若故里文化强市的问题，郭沫若的故乡乐山是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在建设文化强市的过程中，不断地创新发展的优势，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在打造沫若文化品牌的同时，继承文化传统，培养和提高市民素质，创造性地打造地方文化特色。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站在市民的角度，通过促进和市民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激活其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可以有效地促进传统产业转型与升级发展，提升区域和城市竞争力。
藤田梨娜（郭沫若外孙女）：我要谈的是我对“郭沫若女神时期反殖民统治的诗歌”的研究，《女神》时期，一般指“五四”前后郭沫若经历的那一段诗歌创作的爆发期，其成果便是处女诗集《女神》及许多未收集的诗歌的诞生。尤其要提到的是《狼群中一只白羊》和《胜利的死》这两首近乎写实手法的诗歌，这两首诗是主题明确的反殖民统治的作品。这样的主题主要表现为：礼赞光明和新生，张扬自我，讴歌爱情和爱国，呼应和鼓舞了“五四”的时代精神。我认为这两首诗是评价郭沫若《女神》时期诗歌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可以看出当时郭沫若审视殖民统治并对它反抗的视角、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者的憎恨，以及鼓舞和呼吁被压迫的民族为自由而奋斗的内涵。 “沫若乡梓风情”倾倒专家学者
昨晚，参加“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以郭沫若文学作品编排的节目和我市打造的精品曲目组成的晚会“沫若乡梓风情”，获得了中外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XXX观看了演出。
昨晚的文艺演出分为上下两篇。在以“沫若情怀”为主题的上篇中，有乐山师范学院沫若艺术团表演的大合唱《天上的街市》、《请樱歌》、《峨眉山的白雪》和历史剧《棠棣之花》片段，还有市歌舞剧团和市交通局艺术团献上的诗乐舞《沫若·女神》片段——《大渡河纤夫》、《送别》和《雷电颂》，充分展示出了郭沫若热爱故乡、热爱祖国的伟大情怀。下篇《故乡情韵》则展示出沫若故乡的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海棠香国女子民乐组合表演的《海棠谣》、彝族女子集体舞《撒拉罗》、彝族男子集体舞《诺苏惹》等节目把观众带入美丽迷人的乐山乐水之中。最后，歌舞《和谐嘉州好风采》将晚会推向高潮。国外学者眼中的乐山和郭沫若
记者了解到，参加“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专家学者，还有来自德、日、韩的１０多名外国专家和学者。不少外国专家和学者会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们欣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畅谈了对乐山的印象，以及对郭沫若研究的一些观点。
李旭渊（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化科教授）：我是第一次来乐山，感觉乐山的文化气息很厚重，乐山城虽然不大，但给我的感觉既舒服又温柔。
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多年，他和许多韩国人交朋友，留下了许多关于韩国的文字。在韩国，最受关注的两位中国现、当代文学家是鲁迅和郭沫若，尤其是郭沫若，研究他，对了解整个东亚现代文化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岩佐昌日章（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会长）：我这是第二次来乐山了，１９９３年第一次来乐山时就感觉乐山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城市绿心周围的空气很好。这次来乐山，看到城市绿心仍保存得很好，感到很欣慰，乐山的城市面貌相比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郭沫若曾在日本九洲大学就读，我现在是那里的老师，和郭沫若有些渊源。郭沫若的文集，在日本有不少作家对其进行了翻译。他的作品在日本非常受欢迎，许多日本人都很崇拜郭沫若，在日本学界，也有不少人研究郭沫若。乐山作为郭沫若的家乡，举办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很有意义。来到郭沫若出生、成长的这片土地，对我们研究郭沫若，有着很大的帮助。建国后的郭沫若仍然是奋斗不息的,他是我们沙湾人乃至乐山人四川人的骄傲和自豪.乐山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有哪些怪癖而杰出的平民人物？
笔者听到过一些市井巷尾的评议，绝对非官方评议啊，目前普遍认可有三大怪人：
一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首飘长江金沙江段而折辑牺牲的尧茂书；
二是骑自行车环游中国、然后以花甲之年还返回大学校园读书、又正在环游世界的王大康；
三是自己设计制作人工滑翔翼飞完全国名山大川的衣瑞龙；
这些人都有特立独行的不近常人的思想和行动，有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毕生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与优秀的美国人的精神特质很相似，这些人都是乐山大多数人不喜欢的怪人，一般的乐山人都有深刻的盆地意识，自己骨子里想出头，又怕被别人诋毁攻击迫害，但是又往往嫉妒别人靠本事才能出头，经常虚伪耍滑，不思进取，没有开拓创新精神，阳奉阴违，甚至喜欢窝里斗，落井下石。这也是乐山为什么缺乏活力，旅游留不住客人，很多方面落后于周边城市的根本原因。 了解一点点郭沫若。
我所说的了解，有些东西大约是书本上找不着的：
譬如，他幼年时的淘气。上课不听讲却埋头钻研其他，面对先生提问、训斥，又往往能应付自如且能自圆其说。功课极其一般，但作文极优异，常示于高年同学。考试前心中无数，却灵机一动，寻机将巴豆粉撒入先生碗中，临试，先生频繁如厕，他却“上下其手！”
又譬如，郭沫若远非许多文章所述，少年就生有一张革命的面孔的。
他之离家出走是逃婚而去的（这应当算早期的革命思想罢）。先是，窥视说婚女子，容貌如意，便应承下来，熟料洞房花烛方知掉包。依他性格，自然是走为上。
个人评价，郭沫若天赋很好，堪称奇才！
应当多说好话才是。然凭心而论，不是很欣赏他老人家。世人之溢美之辞多虚妄，言过其实，迹近标榜。所谓“沫若精神”亦多空泛，实不必曲为之讳。为文者过多涉及政治也并非不可，经世至用也多有先例，然违背良知，一味骑墙、趋势，或沦为某种附庸，谓之失道！
他是天才，对许多东西都很有悟性，行文挥洒，然气势有余，酝酿不足，惟当时情势，鲜有能与其抗者。
老人家之治学大体上以文为主，旁及史学、考古学等。若论严谨，乏善可陈，著述甚丰，难望等身。说他老人家“革命的文学家”是名副其实的，早先能认甲骨文，确有其事，若论史学家，则不然。
想想也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出过伟大的文学家或伟大的文学作品麽？
论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继承
] 作者:gongkl
五四是伟大的传统行将消失，而新的传统尚未形成的尖锋时刻。充当急先锋的知识分子，不仅接受了传统文化的严格训练（私塾出身），又是最早接受西方文化，肩负着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伟大使命。因而便以否定决绝的方式，抨击与批判传统文化，力图对民族文化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翻译介绍的方式，引进西方新的价值观，冲击中国几千年延续承传的文化结构。所以，传统文化体系的坍塌和西方文化的强势进攻一方面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所谓压迫越大反抗越大；另一方面又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虚无感和失落感：深层潜意识中的羞耻，对大国子民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大厦说倒就倒的羞愧。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剧烈的文化自我否定的心灵痛苦。
确实，五四新文化先驱们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表现为一种理性选择，一种理智地疏远，但他们所有反传统的工作都是在异常熟悉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此产生了矛盾与悖论：既放逐又回归，既批判又继承。启蒙主义者正是站在他们降生于斯生长于斯的文化传统中开始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全面的文化批判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因为批判者已在传统中存在，拥有负载着文化传统的语言，有了审视社会历史文化状况的支点。在此基础上，他们才能怀着对过去的疑问、对现实的变革要求和对未来的期望，为文化的创造性转型做出自己的努力。所以他们在超越传统的同时也就是回归了传统。这看似是个矛盾性的命题，却又是先见的存在。
郭沫若，以心灵发音的诗人，是五四时期最有成就的反封反帝的文学家之一，被誉为二十世纪两面伟大文化旗帜之一，在文学创作、翻译、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他的深刻和清醒不仅来自于改造现实、探求民族自新之路的强烈愿望，而且来自于他对自身和民族的生存境况的反省，来自于他对已逝的过去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批判眼光，而这一切都是从他立足的传统文化出发的。传统对于他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丢弃、随意割断的废物，而是一只等待继承的蚕蛹。尽管他接受了欧美现代文化精神的感召与呼唤，却在文化潜意识层面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包括泛神论思想，郭沫若曾多次谈到他的泛神论倾向是由传统文化“滥觞出来”的。“我因为自来喜欢庄子，又因为接近了泰戈尔，对于泛神论的思想感受莫大的牵引，因此我便和欧洲的大哲学家斯宾诺莎著作，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接近了。”〔1〕过去，在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否定传统的决绝勇气，其豪迈奔放的浪漫主义激情如同一只天狗在狂飙突进的时代潮流中咆哮。于是许多评论家把反传统的成因更多归结于他是受了西洋或东洋文学／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郭沫若的小说创作从深层意义来看，主要还是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诸种影响。对此问题，本文试图在郭沫若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中寻求作家的文化意义。
梅琼林先生曾著文揭示了楚文化对郭沫若的深刻影响和重大意义。从文化原型与浪漫主义风格的生成与流布，追溯了郭沫若早期诗歌的泛神论倾向，探讨了历史剧的“失事求似”原则与楚辞乃至楚文化的精神关联，寻绎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背景下郭沫若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特征，而且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证了郭沫若对屈原否定论的批判以及半个多世纪的楚文化研究的思想价值。〔2〕 诚然，郭沫若在对楚文化继承与研究及批判屈原否定论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我以为，郭沫若在传统文化方面更主要的是受到巴蜀文化因子的塑造，他已经成为了巴蜀灵气养育出来的一个异数。
一、古典传统学养的钻研
要反映历史，审视过去必须要理解过去。伽达默尔认为，“先见”（即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是人理解历史和传统的先决的合法的条件。在任何新的理解发生之前，“先见”是主体所熟悉和理解的东西，它也正是主体进行理解前的已理解的精神储备，是他向新的理解起步前的必要准备。可以说，没有足够的历史先见，便不可能具备向新的世界开拓的足够的能力，没有认识就没有张力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又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理解过程。伽达默尔还说，“先见是我们向这个世界开放的基础。”〔3〕很明显，郭沫若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的历史语境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最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是有其深厚文化背景的先见作为前提的。“先见包容着理性，直觉、情感、下意识、意向。一言以蔽之，先见是人从他的历史中所接受的一切。”〔4〕
郭沫若认为尼采和中国的老子“同时反抗有神论的宗教思想，同是反抗藩篱个性的既成道德，同时以个人为本位而力求积极的发展。”〔5〕他认为，斯宾诺莎的“神”也等于老子的“道”，还说“神”等同于我国古代所说的“易”，又说“万物由‘易’来，仍往‘易’归去”。〔5〕郭沫若之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化能够做出极为深刻准确的批判概括，首先在于他有丰富的历史“先见”。留学日本前，郭沫若就已经接受了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熏陶。〔7〕郭沫若生于殷实的地主商人家庭，四世同堂，家办私塾，其母是落难的大家闺秀，所以郭沫若家教极严，从小就接受着严格的儒家教育。母亲杜福荪在郭沫若很小的时候就教他读唐诗，五岁进家塾读书。自童年时代，郭沫若在巴蜀文化的熏陶下，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量阅读和吸收，而且“《四书》、《五经》每天必读”。〔8〕少年郭沫若吸吮传统学养，系统的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始终推崇孔夫子的思想，推崇庄子、王阳明的哲学，把他们的观点作为自己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用以“净化自己，充实自己，表现自己。”〔9〕郭沫若正是浸染于斯,寝馈于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儒道互补的处世哲学深深影响着他。郭沫若还说：“我和周、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最先接近的是《庄子》，起初最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这嗜好支配了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期。”“《庄子》书是我从小时候爱读的一种至今还有好几篇文字我能够暗诵。”“我特别喜欢《庄子》，我喜欢他的文章，觉得是古今无两。”〔10〕郭沫若就是在古人哲性思辨的基础上健全自己，如鲁迅所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郭沫若对国学有了深厚的功底，于是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青年时代起，他便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思考，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什么研究古代史？他认为“秦以后的中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特别是佛教的渗透，后来又被秦汉学者所歪曲，而先秦文化才是最纯粹的华夏文化。”〔11〕在《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囊括了他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及整个上层社会建筑领域的认识。在《十批判书·后记》中，他曾说：“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对照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12〕
正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充分了解和辩证批判，他才能在研究中游刃有余，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先见”，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郭沫若才有了评价中国文化传统的出发点。他们这一代思想先驱在急于打破传统的藩篱时，心理深层与知识结构上对传统文学有着割不断的依恋与认同。传统文化先入为主地在郭沫若心中积淀下来，形成了厚重的意识与深沉的文化心理定势。所以，否定只是作为了一种理解的方式而存在，是在深谙传统精神的前提下所做的价值判断。尤其在屈原的研究上，郭沫若大胆假设、大胆论证，以其史学家的丰厚渊博知识不仅批判了屈原否定论，而且给屈原诗作以至高无上的崇高评价。先后撰写了《屈原思想》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这些论文著作使郭沫若成为现代卓越的楚辞文化专家。
其实，郭沫若并不是一潭死水地研究古典文学，他善于运用新颖的思维方法去挖掘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启示。凭借其绵厚的国学基础、广博的学识、天才的创造力与生动明洁的表达方式，在具体的研治中发现新的意义，作出新的论断，因而给古典文学研究界带来活力，开创一种新学风。他的古典文学论著从1921年发表关于《诗经》的研究论文到1971年《李白与杜甫》专著的出版，共有80万字。郭沫若数十年来致力研治中国古典文学，并赋予传统文化于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创新精神。
二、追求自然的现代演绎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相当坚固的承续力量和持久功能相对独立的特质，直接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人们，从内容到形式，从道德标准、真理观念到思维模式、审美趣味等都有着影响。所以，郭沫若在思考和创作时也遵循着古代文人的思维模式和精神向度，追求与自然同步的天人合一，其诗歌便承续了千百年来文人吟唱的自然宇宙意象，如《女神》、《星空》中的太阳、月亮、星星、花草树木等种种意象，而这种种意象都是古代诗人骚客传显生命形式、张扬个性存在的途径，最早《诗经》开始，庄子、屈原、李白也随继热烈地吟唱着这些古朴的宇宙精灵。太阳主动，沉雄凝重，是典型地阳刚美风格；月亮、星星主静，清新柔丽，给人以透明地飘逸阴柔美。《女神》中一轮新升的太阳把火的激情铺满了整个抒情空间。“太阳啊！你请把我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啊！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金色的浮讴！”〔13〕郭沫若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屈原为代表的交融着理性精神和奇情壮彩的楚骚传统，从而成为我国现代白话诗歌的浪漫主义诗风第一人。当然，这也与他的泛神论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郭沫若喜欢自然，有他的精神寄托。自然是诗人的生命、神秘的宝藏，无论水声、山色、松涛、海浪，都使我们陶醉，给我们以安慰。1916年10月他在日本六高曾写下这样一首古风：“怪石疑群虎，深松竟奇古；我来立其间，日落含山斧！血霞泛太空，浩气荡肺腑，放声歌我歌，振衣而乱舞——舞罢道下山，新月云中吐。”〔14〕日本六高校内屹立着一座操山，山势奇特，树木青葱可爱。在一个静谧的黄昏，作者独自步入山腰，置身于一片为薄暗的秋色所笼罩的松林中。这时，挂在西山上的夕阳只剩下半圆，殷红的晚霞似血潮迸涌，弥漫天际，夕阳下山顶的巨石和深谷的松柏呈现着种种奇态。这首古风就是被这种晚景打动后吟诵出来的。然而，作品所描绘的这种极富生气的千奇百态、浩气荡漾的自然王国，是在“我”的生命力恣情恣意地伸展、天性自由自在的漫游中被表现的，所唤起的是对生命本源状态的切身体验。郭沫若在五四高潮中发表的《太阳礼赞》、《雪朝》《日出》《西湖纪游》《密桑索罗普之夜歌》等新诗，大都创造了这样的境界。怡情山水，无限风光，从自然中郭沫若看到了新诗的希望，郭沫若由对自然界的执着进一步提炼升华为诗歌的创作理论。他曾致信给宗白华自述其对新诗形式的看法：“我也是最厌恶形式的人，素来也不十分讲究他。我所著的一些东西，只不过尽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舞的罢了。”〔15〕也就是说，郭沫若喜欢在创作上追求反朴归真和自然性灵的抒发。所以他还认为，诗的创作贵在生命与情绪的自然流露，不应该参与丝毫的矫揉造作，这是新诗的生命力之所在。生命意识与宇宙物象的合一，使物象因充满生命感受而变成一种生命的外在呈现，变成另一种生存形式，因而郭沫若对自然的书写描摹走向了书写生命的自然本色的追求。
三、忧患传统的继承
古人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英雄豪杰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如屈原、岳飞、文天祥、鲁迅等。屈原的战斗精神就已经内化成我国民族传统的一笔宝贵财富，奠定了中国的爱国主义传统，无数后人正是在这种照耀下走向不朽。吴定宇先生曾说：“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最受郭沫若爱戴的诗人是屈原；在中国现代文坛，最受屈原影响的诗人是郭沫若。”〔16〕郭沫若一生热爱屈原，学习屈原，研究屈原，不但承传了屈原的战斗精神，而且利用文学样式宣扬屈原的战斗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起了巨大的作用。郭沫若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为的作家要善于在传统文献中作出正确的抉择，在古人骸骨中注入新的生命，给现实人生以温暖和希望，以达到激励人民斗志和讽喻现实的目的。他曾深有体会地说：“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且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17〕《屈原》就以此为创作导向，成为郭沫若历史剧作的最高典范。作者利用“失事求似”的艺术创作方法努力追求和把握历史任务和历史对象的深层次内在精神意韵，发现和开掘历史人物的精神理想和抗争命运的巨大悲剧力量。
诗人屈原忠贞爱国却遭奸佞陷害身陷囹圄，但却一边战斗一边赋诗书写，发愤抒情，悲壮言志，激烈的情感表达带着深沉的痛苦忧患，把个体生命最本质内核真实地呈现出来。屈原精神不仅流布于屈赋文本之中，并为诗人郭沫若所引化，铸就了千古名剧《屈原》的铮铮铁骨。屈原的历史先见性存在启迪着屈原的艺术反映者超越历史事实，去发现潜存于屈赋文本的真心灵真精神，并把它作为艺术反映的主体性内容。
郭沫若《屈原》展示了人的精神冲突和悲剧主体屈原的心路历程。剧本有独断专权、昏聩淫逸的怀王，自私残忍、阴沉狠毒的郑袖，卖身求荣、诡计多端的张仪，攀龙附凤、奴颜婢膝的宋玉与耿忠报国、正气浩然的屈原，品芳志高、钟灵秀杰的婵娟，彼此之间构成鲜明冲突。作者并没有用宿命论模式将屈原的悲剧表现为一种历史命运，而是高举浪漫主义英雄旗帜致力于悲剧冲突中主体精神的主导方向。所以最后屈原和卫士甲出走，“决心和汉北人民一道，做一个耕天耕地的农夫。”以对抗肮脏龌龊的世俗政权。郭沫若以诗人之心体悟诗人屈原的精神，他渴望“这熊熊燃烧着的生命，”为祖国为人民“迸射出光明”！把屈原精神提升到一个热情高昂的程度。郭沫若认为：“团结人民，热爱人民，这是屈原的基本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所以他（指屈原）才能够博得人民的同情，他的诗才能够有充沛的生命，在中国文化史上卷起一次深刻的诗歌革命的风暴，在文学发展上发生着深刻的长远的影响。”〔18〕当然这种向上情绪也是屈原斗争精神不屈不挠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精神——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深刻的忧患意识在此中得到凸显和张扬。郭沫若先生从日本留学弃医从文开始，到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纵观一生我们都知道他本身是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共产党员，他运用自己的笔把这种战斗精神用文学的形式进行宣传，发扬光大，号召广大民众拭亮眼睛共同抗日。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不仅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同时更深刻的受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深层次的，已经内化在作家的精神血脉中。如果看不到这种继承的影响，可以说就没有真正全面认识郭沫若！
总之，五四作家尽管身沐欧风美雨，倾慕西方文明，但他们年轻时大都饱读传统诗书，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使他们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并在新文学创作中有所表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文脉流传，薪火相承，郭沫若正是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学根底，才能在运用新文学的西方新形式新技法时很快地驾轻就熟，于发轫之际即取得较高成就。在此，我愿意以钱钟书先生的话作结：“一个传统破坏了新风气成为新传统，新传统里的批评家对于旧传统里的作品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作比较客观的估计。因为他具有局外人的冷静和超脱，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见审’，而旧传统里的批评家就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19〕
“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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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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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先进文化的一面旗帜
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①
——列宁
2002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诞辰110周年。在纪念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想起列宁借用克雷洛夫寓言所说的这句话。这些年来，理论批评界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有些人专做翻案文章，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深受人们崇敬的人物，如鲁迅、郭沫若等横遭贬抑甚至谩骂，而早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人物，如胡适乃至汉奸周作人等则被竭力抬高。特别是郭沫若，其伟大功绩被一笔抹杀，其些许瑕疵被无限夸大，简直被作践得不像样子。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应该清除掉那些任意涂抹的污垢，恢复这一面先进文化的旗帜的光彩照人的本来面目。
战士与作家、学者的统一
恩格斯在论述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时曾经说过：“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②我们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的巨人至今仍怀着深深的敬意。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伟大，远非资产阶级革命所能企及，这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郭沫若便是应运而生的一批巨人中的一个，他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始终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既用舌和笔，也用刀和枪。
①列宁：《政论家札记》，见《列宁选集》，中文3版，第4卷，6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4卷，361—362、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人，又是北伐战争的参加者。他投笔从戎，献身于武装的革命斗争。北伐途中，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在江西南昌起草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载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册的重要文献。这篇讨蒋檄文写于1927年3月31日，发表于4月9日，正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文章以亲眼目睹的铁的事实揭露了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右派，勾结地痞流氓，在九江制造“三一七”惨案、在安庆制造“三二三”惨案，屠杀革命者和工农民众的内幕，描画出了他两面三刀、阴险残忍的嘴脸。文章尖锐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势力——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这犹如划破乌云密布的长空的一道闪电，对于革命人民具有可贵的警示意义，充分显示了郭沫若的政治的敏锐性和立场的坚定性。这便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革命战士的本色。
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仍然在坚韧地战斗，只不过用笔做武器而已。到了抗战爆发，他迅速归国，他写于1937年7月26日的一首七律（步鲁迅“惯于长夜……”一诗韵）至今仍感人肺腑：“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族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他在抗战时期所做的文化界抗日救亡的组织工作和所写的许多历史剧和大量诗文，对于鼓舞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起了伟大的作用。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郭沫若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始终是深受人民崇敬的革命家和文化战士。
郭沫若是战士，是作家，也是学者。但他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作家；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学者。这一点看似简单，真正做到并不容易。战士也有缺点乃至失误，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我们不会忘记也永远不能忘记鲁迅的至理名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①
①鲁迅：《华盖集？战士和苍蝇》，见《鲁迅全集》，l版，第3卷，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当然，对于虽然不是战士，但是确实在文艺创作或学术研究上作出了值得珍视的成绩的作家？学者，我们也应该给予应有的、恰当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评价不应当过分。恩格斯在论述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时除了说到那个时期产生的“巨人”以外，还指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舞的庸人。”①这个论述在我们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例如，有的学者蛰居书斋，博闻强记，我们可以对他的学问表示敬意，但难道对那种三顾茅庐而不愿出山，坚持以不读马列为条件的清高、孤傲，也要佩服得五体投地吗？难道还要以郭沫若作为反衬来加以歌颂吗？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才、学、识的统一
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曾经说过：“史有三长：才，学，识。”据俩唐书，刘知几榭说：“时以为笃论。”我认为，这“三长”不仅为历史研究所必需，也是从事一切学术研究所必需。对于“三长”，人们的理解不尽相同。在我看来，“才”是能力，“学”是知识，“识”是立场、观点、方法。知识渊博，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分析、综合、判断、推理、表达的能力，那充其量不过是“两脚书橱”而已。有了“学”和“才”，应该说是可以出成果了，但是成果的价值仍有大小之分，乃至正负之分，这就取决于立场、观点、方法是否对头，是否有广阔的视野和高屋建瓶的角度。因此，从学术研究来说，“三长”不可或缺，而最重要的是与“才”、“学”相统一的“识”。
郭沫若是才、学、识相统一的一个典范，正因为如此，他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重大成就。1928年，遭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的郭沫若流亡日本。他在受到日本宪警监视的困难条件下，在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同时，钻起了“故纸堆”。但那是怎样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根据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和考古中发现的生殉、杀殉的实证，结合古籍上的史料，斟酌损益，借以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从而得出了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奴隶社会的科学结论，有力地驳斥了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说法，同时也厘清了历史上的“封诸侯，建同姓”与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封建主义的根本区别，驳斥了认为秦始皇建郡县、废封建就是封建势力的崩溃的谬论。后来，他又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的研究，把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擅变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这就更加令人信服。认识了过去，有助于看清未来。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将走向何方，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样，把古文字学的研究与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地上的史料与地下的史料结合起来，无疑是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4卷，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这个评价对于郭沫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这充分显示了才、学、识三者统一的意义。如果说他的成就是一座摩天大楼的话，这大楼当然不是建立在空地之上的。拿古文字研究来说，20世纪初的著名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在整理、考释甲骨文和金文上曾有卓越的建树，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够把古文字的研究与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显然，如果仅有渊博学问和治学能力，而不像郭沫若那样有广阔的视野和高屋建领的角度，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还是不可能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有的甚至真理碰到了鼻子尖上，也会失之交臂，更不必说那些一生只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拾人牙慧的碌碌之辈了。然而，我们现在有些人对郭沫若这方面的成就却不屑一顾，而宁可把一顶顶“大师”、“泰斗”之类的桂冠奉送给虽然兼通几国文字，却在科学研究上并无突出贡献的学者。这恐怕是有失公允的，也未必有利于对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正确的导向。
有人抓住郭沫若的某些著作加以指责，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例如，他在晚年写的《李白与杜甫》就被说成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看风使舵，翻云覆雨，是“以今日之郭沫若，否定昨日之郭沫若”，“投权力之所好”的典型。这是缺乏根据的武断。《李白与杜甫》是“扬李抑杜”的，我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决不能认为这是“投权力之所好”。如果读一读1929年出版的郭沫若的自传《我的童年》，便可以发现“扬李抑杜”是从他童年时代起就形成的看法。他说：“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此后他多次谈到这个看法，包括上个世纪60年代，可谓一以贯之。之所以如此，其源盖出于他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两大创作方法之中对浪漫主义的偏爱，出于他对中国历史上把杜甫抬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的反拨。这从他一生的其他著作中可以看出。其实，他对杜甫也没有否定，他为成都杜甫草堂撰写的对联是脍炙人口的：“世上疮姨，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他在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李白逝世1200周年时的讲话称李杜是“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这也是公正、恰切的评价。有人说：郭沫若是“成名于高唱《女神》，鼎盛于疾呼《雷电颂》，终结于瞎说《李白与杜甫》”。前两个论断是对的，但把他晚年的这部著作径直斥之为“瞎说”，这是很不恰当的。这部著作对李杜的评价当然可以讨论，这是学术争鸣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它决非“瞎说”，而是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的结果。郭沫若始料不及的是，这本书中的一个细节，即李白出身于中亚碎叶的考证，竟然被我国外交部在边界争论中引为有力的根据。我们并不认为像郭沫若这样的“巨人”所写的每一本书、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完全正确，但是我们不同意鄙薄这位“巨人”的道德风骨和人格力量，理所当然要为之辩诬。杜甫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这个告诫啊！
理论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统一
从思维的特点来说，写学术研究文章与写文学艺术作品有很大的差别。在理论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理智和思考力；在艺术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感情和想象力。科学的特点是以理服人，科学家固然也需要感情和想象，但构成科学内容的却不是感情和想象，而是论点、论据和论证。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情感人，感情以及在感情激发下的想象，是构成艺术内容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是艺术形象能够扣人心弦的关键。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又说“愤怒不能成为论据”，这两句话简单明了而又切中肯萦地道出了两种思维的特点。这两种思维活动并非水火不能相容，经常是彼此渗透和融合的；但在不同的人身上，其各自发展和相互结合的程度却千差万别。有的人形象思维比较发展，能创作较好的文艺作品，但理论思维却相对薄弱，写不出像样的理论文章，有的人则正好相反。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强求作家和学者舍其长而用其短。当然，也有的人两者都比较发展，而且相得而益彰，其成就便更加突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郭沫若和鲁迅一样，都是理论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统一的范例。
早在郭沫若诞辰50周年之际，就有人以“奔放的感情，填密的头脑”来概括这位文化战士的特点，指出：“有着奔放的感情，才能写出那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诗篇：有着填密的头脑，才能从学术研究上去清算中国过去的社会。”①这说的实际上就是理论思维与形象思维在郭沫若身上的统一。其实，何止诗歌，他的众多历史剧也是“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最突出的是写于1942年1月的《屈原》。作者对历史上遭受“谗诌之蔽明”，“邪曲之害公”的屈原抱有强烈的同情，对抗战期间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怀着无比的愤慨，他的感情汹涌澎湃，他的想象振翅翱翔，于是产生了神来之笔。这个话剧只写了十天，百忙中每天平均写作时间不到四小时。原本打算写屈原的一生，结果只写了屈原的一天，却又囊括了屈原的一生。什么叫灵感？这就是灵感！这里丝毫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是历史研究和现实感受激发了作者的强烈创作冲动，于是文思突如其来，出人意料，茅塞顿开．似泉进涌，仿佛是“偶然得之”，“得来全不费功夫”。
①宋云彬文，见《诗创作》第1957年，第6期。
殊不知这“偶然得之”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没有“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刻意追求，就不会有“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神来之笔。《屈原》的演出轰动了整个重庆，连成都、贵阳也有人专程赶来看戏，观众的思想感情与演出的话剧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可以说是中国话剧史上永放光芒的灿烂一页。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①。这个评价是客观、公允的。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到如今有些人对于历史剧创作的玩忽、轻率的态度。一位电视剧编者说：“历史上的康熙怎么样，我并不知道，只能靠猜想和感情的期待去慢慢接近他，揣摩他。”又说：“我把历史打碎了重新组织起来，这就是历史剧。”怪哉此论！历史并不是任人捏来捏去的一团泥巴，历史剧容许虚构，但也要在历史的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的真实，对历史采取不屑于了解的态度，要想写出好的历史剧来，不亦难乎？郭沫若曾经指出，历史剧的作者“在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必须是研究的权威”。这是颠扑不破的确论。
理论思维与形象思维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结合得很好，即使如郭沫若这样才华横溢的人也不例外。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有人问及郭沫若为什么近来少有诗作时，他坦诚地回答：“主要的原因，大约是生活上的限制吧，其次是头脑已向理智方面发展，没有余暇致力于诗歌了。”这前面一条原因说的是他流亡在日本，禁锢于斗室，被迫与社会生活隔离了。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这是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后面一条原因说的便是理论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问题，理论思维的突出发展使形象思维相形见细。这同与社会生活的相对疏远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形象思维的原材料只能是客观的社会生活。至于郭沫若晚年的某些作品存在“思想大于形象”的现象，甚至有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其源也盖出于此。这应当是不难理解的。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成就卓著的一生。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郭沫若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中说：“郭沫若同志不仅是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科学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在革命实践中立下的功绩，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郭沫若同志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是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②我们理解，这面旗帜的内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发扬民族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而又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在当代中国，只有这样的文化而不是什么别的文化，才称得上是先进文化。让我们继续高举先进文化的旗帜奋勇前进吧！
①毛泽东：《致郭沫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1版，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1版，上卷，327—32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002年1月
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郭沫若五大人格问题
郭沫若逝世已经20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产主义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不是。共产主义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①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害共产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 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产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④1937年回国后，看不出他有向共产党的意思。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然而，恰恰相反，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他却未与会面。
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脱党之后，从不要求恢复党籍，从不主动申请入党，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他从来也不关心。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
当然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他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各种好处。
（二）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 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 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三）婚恋家庭中的人格问题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 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这类问题，反复出现在郭沫若身上，对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本人也说: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然而，在四川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女学者却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她认为郭沫若多次背叛爱情，不断抛弃和更新爱情对象，正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超前意识；并进一步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爱情，便没有文学，便没有诗歌。爱情产生灵感，产生激情，如果没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间的爱，便不会诞生《女神》，不会出现诗人郭沫若；只有不断更新爱之对象，艺术家的灵感和激情才会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天地间才有可能树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这位女学者的演说词很精彩，观点也新鲜。不过我们要问:所谓“超前”，“超”谁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后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还是因为非正常两性关系而受到追究吗？多少大英帝国的重臣不也是因为未管好自己的裤带而被迫下台吗？这类绯闻直到今天不还是被常称性开放的欧美斥为“国耻”、“国丑”吗？怎么一到我们这里，郭沫若一干起来就变成不受时空限制的、先知先觉似的“超前意识”了呢？莫非我们的郭沫若成了衡量万物的唯一尺度了？这种名人效应式的惯常思维，可以被广告媒体用来去满足小市民兴趣的需要，但决不应该存在于学者的头脑之中。不要说起来那么轻松。
至于这位学者所谈的激情和灵感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也许是，但不尽然。莎士比亚有几个情人？弥尔顿呢？郭沫若曾模仿过的辉煌诗篇《草叶集》是作者在红唇的拥吻中写出来的吗？要知道惠特曼——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一生还没有结过婚呢！何况像郭沫若那种爱的方式，未必都是出于高尚的情感。没有高尚的情感，便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就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丑和恶不会直接产生美和善的。
在这里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们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也不以婚恋次数多少来论是非，不认为婚恋次数少就一定贞洁伟大、次数多就一定卑污渺小。乔治·桑的恋人不止十个八个，谁能说她卑污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成群的裸体女性包围着的毕加索，他的一张画不是每每都可换回几千百万美元吗？好莱坞名星离异一百三十多次，不还是追求者塞道吗？的确，两性关系只与当事者有关，其他人是管不着的。我们所谈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进行了性欺骗，性讹诈，性强制，性背叛，或性出卖；在性爱问题上你是否和政客们一样搞了什么阴谋诡计，玩了什么花招伎俩；一旦发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冲突，性危机，或性变迁时，你是否表现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决，也就是告诫人们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样，饮够了爱情的甘甜佳酿之后而不惜将杯杯鸩毒硬灌进对方的口中，制造一出出婚恋家庭悲剧。张琼华是悲剧，安娜是悲剧，于立忱是悲剧，于立群也是悲剧。这四大悲剧，可说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
当然，如果更坦率一点的话，让我们从更广阔的领域、更丰富的内容、更深刻的意义去认识，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四）郁达夫“冤案”中的人格问题
情人于立忱自杀后十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该文中说: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郁达夫离开东京的前夜，日本笔会招待他，并请我作陪。在散席后，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立忱当晚把一首七绝《咏风筝》写给了我们看。
我觉得诗还不错，达夫也说好。
达夫当晚也为立忱写了一张斗方，但她没有和，只写了一首旧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辞不能记忆了。
“我回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步行的途中也把轻丝断线一类的话头作过笑谑。
“在涩谷驿前一家快要闭店的饮食店里，达夫一个人还喝了两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着红茶陪他。
“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时，已经是一点钟过了。
“是没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悬在正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三卷第414—415页）
郭沫若在这里表面是谈诗，是纪念于立忱；实则不然，其重点是“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深夜“我回到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意思是告诉读者:这一夜郁达夫与于立忱同居了。
同居，在那个时代，又是日本，男女同居是常事，特别是新闻和文艺界更属时髦。不过，在这里郭沫若并非无意为之，他用心良苦啊！如果我们将此篇和他的《回到上海——一座荒坟》、谢冰莹《于立忱之死》综合起来读，就可能发现他这一“春秋笔法”的妙处及其“微言大义”之所在。
谢文引用于立忱在医院堕胎时说的话:“到半月前，他（郭沫若）来找我了，我告诉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我们再不回上海结婚，我无脸面见人了！”这表明她从怀孕到堕胎大约有四个月的时间。
郭在《一座荒坟》中写道:“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国，五月自杀了的。”这也向我们提供了确认于堕胎的日期必在一月底至二月中上旬；郁达夫被拉到“立忱寓里去”的时间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以上三个时期的加减，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郁达夫被郭沫若拉到“立忱寓里去”时，于立忱已经怀孕两个半月左右了。如果此类花边趣闻真的传播出去，其可能产生的轰动效应，将不堪予估，原来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的大群年青人也一定会捧腹。鉴于此，郭沫若就必然要去掩饰，去遮盖，去寻找替罪羊。这时正在东京的郁达夫，无疑便是他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人选。他把郁达夫拉到于立忱那里过夜，日后一旦事发，郁达夫逃脱不掉，而他则可跳出场外。
的确，如果我们只读郭的《断线风筝》而不读谢冰莹《于立忱之死》一文，那就会真的以为造成于立忱自杀的罪魁是郁达夫而非郭沫若。这是郭沫若精心谋划的“金蝉脱壳”计，郁达夫是冤枉的。
不难看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郭沫若是不惜出卖朋友，不惜背叛爱情的，友情和爱情都被叛卖了！在这里我们觉得最可怜的、最可悲的、最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是不幸的、备受欺凌的弱女子于立忱——被人玷污了，亵渎了，自杀了，死去了，已经躺在坟墓里了，却又被挂着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招牌、头戴名诗人桂冠、大名鼎鼎的郭沫若抹上一把厚厚的、耻辱而又耻辱的黑灰。
于立忱在堕胎时，对她的朋友谢冰莹说的“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一个这么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这句话，无疑是指郁达夫被郭沫若拉进她的寓所里去这件事；同时也包含着对郭沫若整个人格面貌的品评。虽然话有点偏激，但从他自己写的这篇《断线风筝》中似可得到印证。
（五）“文革”中的人格问题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1967年8月25 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 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 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 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此外，他对政局的风云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意着。1967年6月5日他看到江青权势上升， 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和)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他对江青是这样，而对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也曾编《水调歌头》“狠批”过邓；（见1976年6月号《诗刊》）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他在这一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1978年6月4日《人民日报》）
（六）人格表现综述
以上诸多方面说明他不具有令人崇仰的伟大人格。如果把他与其他文化名人相比，则更显得不足和灰暗，使我们更觉得在他的人格表现中缺乏一种风骨精神，一种道德勇气，一种人格力量。例如:
——诗人拜伦，不怕丢掉贵族头衔，在英国议院勇敢地为失业工人辩护；
——站在野蛮而残暴的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虽已七十三岁高龄，还是坚定地大声说“地球仍然在转动”；
——法国作家左拉，甘冒被判刑、被罚款、被流放的危险，为普通犹太籍军人德雷斯特申冤，写下了为正义而呐喊的千古名篇《我控诉——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无情揭露法国军事当局制造谎言、陷害无辜的罪行，使这一臭名昭著的国家罪恶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十月革命后，正当彼得格勒逮捕几十位极为著名的俄罗斯学者时，正当知识分子被蔑视、排斥、甚至暴力对待，被塞进监狱，被置于“因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而变得蠢笨的白痴们的拳头之下时”，高尔基立即向列宁发出多封信件，表白自己的立场。他在信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站在他们（被捕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边，而自己宁可被捕入狱，也不参与——哪怕是默默地——对俄罗斯人民的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1919年9月6日致列宁）
中国也不乏此类光辉的范例。如屈原、谭嗣同、鲁迅等。特别是鲁迅，他在那大夜弥天、黑暗如磐的时代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脊梁精神，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永恒楷模；而郭沫若在类似的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
在这里，一定会有读者指出:“文革”十年是阴森可怖的十年，是暴戾无度的十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在人人都可能面临磔刑，天上地下都是刀刺的时代，我们怎么还能要求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去作上下翻飞的海燕，去斗天斗地呢？我们怎么还好嘲笑他是“风派人物”呢？不要太苛刻，我们应该宽容，应该为他留点灵活周旋的人生空间！但丁也曾为了得以从流放地回到故乡，而向皇帝膜拜，果戈理为了缓和同沙皇贵族的矛盾，不也在《死魂灵》第二卷中进行道德说教吗？就是我们之中的什么“家”，什么“战士”，“谥号”美妙得很，在那时不也三缄其口，或“装死躺下”吗？你笔者本人又怎样呢？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环境中，谁也不要自吹自擂，谁也不十全十美。英雄豪杰有几许人也，现在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是否有勇气敲敲自己的天盖，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你比得上郭沫若吗？况且，李一氓也说，郭沫若的错误是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出现的！
是的，“文革”是诬陷成风、暴虐无道、丧失理性的时代，那时的权力无法无天，有无限的侵入性，弄得全国上下肃杀恐怖，人人自危，谁要想维护人的尊严，保有人的良心，做一个正直的人，他只有去自杀——像著名作家老舍一样去投湖，像翻译大师傅雷一样去吊死，像散文名家李广田一样自沉翠水……
这一切是否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原谅郭沫若在“文革”中苟且偷生的态度呢？在国家危机、人民倒悬之时，每一“匹夫”尚有赴难献身的责任，而大任在肩的郭沫若为什么可以逃避呢？他为什么不学习高尔基，不学习鲁迅？为什么没有勇气“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点燃它，照亮黑暗中的路”？弥尔屯——这个盲者还敢于向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提出“个人不得独裁”的警告；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还表现出“脱却乌纱帽，敢作南包公”的大无畏气概；普希金——这位曾在“这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宽恕和同情的伟大诗人，在沙皇的权仗之下，仍永不屈服、仍高高昂起他的头颅、挺起他的胸膛，愤然直言:“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个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面前。”而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胆量呢？“五不怕”的精神呢？誓词、宣言呢？逆境中更需要美德，更需要卓然高贵的品格，更需要我们敢于自我牺牲，他本人也表白过:“我不进地狱，谁进地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言既出，如不兑现，如果洪水一来，只知道抢船；树叶一落，作鸟兽散，将以何面目立于天地间？
总之，不管于公于私，于家于爱，于子女于亲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识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格亮点。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他缺乏个性，缺乏操守，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对环境总是一味适应。无论是新文艺主张的提出，还是对一些问题看法的改变，都是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这种适应，他变“为文艺而文艺”的思想为提倡“标语口号”，甘当“留声机”；为了这种适应，他在武训批判中违心地检讨；为了这种适应，他否定“百家争鸣”；为了这种适应，他对“言者无罪”的问题胡乱诠释。其他又如组诗《百花齐放》、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和难以数清的、言不由衷的讲话、文章、诗词等，无不是为了这种社会适应。适应成了郭沫若的主义，适应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学理念的第一准则。
郭沫若在职高位显之时，“也沾染了不应有的鄙俗、虚伪的感情和情绪”，（黄侯兴《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一如他自己所说，他经常虚伪造作、装腔作势，带着假面具表演。
他精神衰变、颓败、常处于自我抑郁、苦闷、惶恐和忧惧之中。他虽是文化名人，有时却显得分外怯懦，分外可怜，分外可笑。在他的身上你感觉不到还有青春火焰的燃烧，还有勃勃的生机存在；他的脉搏似乎停止了跳动，胸间也消失了波澜起伏的激情；他像海边的沙石，被无数次的生活潮汐打磨得棱角、特色全无。他对公理、对正义，对于社会的责任，太缺少热情，太缺少道义精神，我们如要在他的整个人格架构上觅得一根熠熠生辉的“骨头”，真是难上又难。
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确没有突出的建树，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可贵遗产；但念及他在文学、史学、考古、文字学方面做出的成绩，还是应以宽容的态度，把恩格斯关于歌德的名言拿来，就算作我们对他的初步认识和小小总结:“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甚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他“生存在不能不蔑视的生活环境中，然而他始终被围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环境里面。而且年纪愈老，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
这个评价，也许最能安慰郭沫若的在天之灵，因为他生前常以歌德自况。(有删节)
“风派人物”郭沫若在文革中是如何屹立不倒的？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三首诗词
对郭沫若有着各种评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东成教授2005年10月在“三味书屋”讲到了“郭沫若现象”，认为郭沫若他能在变幻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及时地快速地也是天才地提供文艺作品为当时当地的政治服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王东成举了具有郭沫若特色的三首诗词为证:
在1976年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四人帮”就擒，此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饮酒祝贺喜讯，以“三个公螃蟹，一个母螃蟹”作为最好的下酒菜，都普遍吟诵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1976年10月21日首先发表于《解放军报》，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也就是发表《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五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在演讲中，王东成还提到了郭沫若的另一首诗。那是1966年6月5日，文革刚开始不久，江青开始在这场浩劫的历史大悲剧出头露面的最初公开亮相之时，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罕有的国际国内作家的一次聚会——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当然，我们还记得正是这位文艺界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我们也知道，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
上述三首诗词中确实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即政治上需要什么，我就能作出诗词、提供文艺作品或理论阐述，证明当权者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等等都在泛意识形态化的大环境下溶化到虚无世界了。
风派人物，细腰是弹簧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1967年8月25 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郭沫若在“文革”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文学家抑或学术家？
作为文学家，郭沫若的“文革”诗文总体上乏善可陈。其大量为“文革”歌功颂德之作，因袭“文革”话语，并无多少诗意与诗情，其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站队。唯有一首《水调歌头》，如实地反映了“文革”真相:“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作为学术家，晚年郭沫若的主要作为集中于专著《李白与杜甫》和考古方面。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扬李抑杜”，固然与郭沫若富于浪漫气质有关；同时也应看到，恰好毛泽东也“扬李抑杜”。本来将李、杜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郭沫若，在“文革”中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评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李白与杜甫》虽然表面上看是“反潮流”的翻案之作，实际上却恰恰在迎合“文革”中“个人崇拜”的最大时尚。至于在考古方面，“文革”中郭沫若受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先入为主地使学术服从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从而在考证《坎曼尔诗笺》时，导致他发生了把作假赝品认作出土文物的轻率失误。
马屁经典:革命诗人郭沫若的不朽传世诗作
《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 》
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
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
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宇宙充盈歌颂声 》
国庆年年益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1976年5月12日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丛山峻岭，
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腊梅花》（1958）节选 在冬天开花已经不算希奇，
掌握了自然规律可以改变花期。
不是已经有短日照菊开在春天？
我们相信腊梅也可以开在夏季。
(责任编辑：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