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铁皮是镀锌卷吗:“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瑷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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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百万高、初中生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两年,本应毕业的1966、1967届学生仍滞留在学校。从1968年开始,上海对这部分学生进行分配。
[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1978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及分布表
单位:人
去向
上山下乡总人数
插队人数
建设兵团、农林场人数
合计
1112952
513671
599281
跨省(区)下乡
615517
401147
214370
其中
黑龙江
165186
27046
138140
江西
118805
106856
11949
安徽
149421
137374
12047
云南
55944
10065
45879
贵州
10491
10491
吉林
23815
23815
内蒙古
7963
1608
6355
辽宁
594
594
江苏
51200
51200
浙江
32098
32098
上海郊县
497435
112524
384911
说明:上海郊县有15.6万(其中1968年9.3万,1969年6.3万)名农村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回到所在社队务农,未记录入上山下乡人数。
至1975年4月,据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向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报告:当时上海在全国各地的知青人数统计情况,总人数计398908人(江浙等省回乡探亲及郊县插队农场知青不计)。
1975年上海知识青年在外省市上山下乡人数及分布表
单位:人
所在省市
总数
插队
兵团农场
总计
398908
216395
182513
云南
42407
1726
40681
贵州
3109
3109
0
江西
87640
75896
11744
安徽
113090
104322
8768
吉林
11286
11286
0
黑龙江
134690
19494
115196
内蒙
6686
562
6124
当对毕业生实行“一片红”上山下乡政策时,除有一批响应号召的积极分子外,部分青年和家长有抵触情绪。于是学校、机关、街道、里弄、工厂、企业举办学习班,开展“大批判”,制造政治压力,有的甚至采取强迁户口,断绝口粮供应等手段,逼迫动员。市红代会常委则带头上山下乡。铁路运输部门每天安排三个专列,有关部门甚至还动员海军舰船将知青从上海运往大连,再转运至吉林、黑龙江。
1970年开始,上海市中学生恢复实行“四个面向”政策,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仍然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被分配上山下乡的部分知青及其家长不满。
二、知青安置政策及其演变
凡在“文化大革命”中,去市郊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不包括回乡投亲插队的知识青年),政府规定发给安置费,主要用于修建住房,购置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下乡知青的单程路费、行李运费和第一年的生活困难补助。知青口粮,在下乡第一季度由当地粮管部门供应。第二季度开始,由生产队按社员口粮标准供应。吃菜由当地社、队分给每人自留地一至二分,供知青种菜。疾病医治,参加当地合作医疗,对少数重病患者,按照自力更生、各方资助的原则,除自己承担外,由合作医疗负担一点,家长单位补助一点,医疗部门减免一点,下乡经费补贴一点,共同帮助解决。
去外地农村集体插队的知识青年,除按国家规定拨发给安置费外,根据不同去向,发给每人不超过25~35元的行装补助费,并发给布票、棉花票和每人一顶蚊帐券。去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严寒地区插队的,供应草绿色的军大衣、棉袄、棉帽和取暖胶鞋。1973年又规定另外补助40元冬装费。下乡知青的单程路费按实支数报销。一般下乡的头一年由国家供应统销粮,由社队供应柴草或燃煤,并分给供应种菜用的自留地,以后则参加集体分配,并辅以必要的照顾。去外省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一般参加当地农村的合作医疗,重病重伤的由安置部门统筹补助解决。对去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边远地区插队的,插队期间按规定享受两次探亲路费。去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林场、牧场、茶场的,生活由场部安排,工资待遇按国家规定办理。
上海知识青年到全国各地农村上山下乡后,满怀激情地参加农村体力劳动,想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各地农民也给予了上海知青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多,土地少,贫穷落后,随着下乡知青的不断增加,也发生了诸如知青和当地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问题,知青和他们的家长生活困难负担过重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婚姻恋爱问题,知青在农村受打击遭凌辱的问题,甚至一些地区发生了对下乡女知青逼婚、强奸等严重摧残身心健康的犯罪行为,引起了知青及其家长的强烈不满,特别是林彪叛国事件后,上海知识青年普遍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
1973年福建省一位知青的家长“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大胆地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反映包括他自己儿子在内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艰难状况。
1973年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下乡知青中家庭生活困难的,由其家长所在单位给予补助,被称为“聊补”。还有一些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生活不能自给,需要上海家长接济。1973年下半年,组织知识青年家长所在单位,每年普遍对知青家庭进行两次访问,并对生活困难的家庭酌情补助。补助金额平均每户30元左右,补助面在30%以上。1973~1974年,合计补助2300余万元。1975~1977年,平均每年补助1500万元。1974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转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对市郊农村插队知青的一次性补助费由每人230元提高到480元。去国营农村的知青每人400元、分别由各县和上海市农场管理局统筹使用。对于插队知青的口粮、食油、须按城市居民标准供应。疾病医疗办法也有所改进。生产和生活用具统一由公社采购、发给。
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先对教育界进行了整顿,恢复了大学对工农兵学员的招生考试。1974年初,上海市教育部门组织16所大专院校先在安徽阜阳、江西上饶、黑龙江黑河、吉林延边、云南西双版纳5个地区试办业余函授教育。开设政治理论、语文、历史、农业生产、农用机械、医疗卫生等23个专业,招收学员2.8万余人,其中上海下乡知青约占50%。1975年,又扩大到大兴安岭、井冈山、宿县、滁县等地区,学员增加到6万余人。另有很小部分上海知识青年参加了全国各地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招生考试或被直接选送到大学学习,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1974~1975年,上海知青回沪探亲时,上海各区街道和企事业单位协作,举办电、木、泥工、农机维修、农药使用、医疗、缝纫、理发等560多个短期技术培训班,培训下乡知青1.6万余人。与此同时,1968~1975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编印《上山下乡》小册子43辑,共628.8万余册(其中资料61种,145万册),内容主要反映下乡知青的成长和他们的“先进”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组织近千人的写作力量,为下乡青年编写自学读物20多种,出版其他农村读物36种,合计284.3万余册。通过上海驻各地的学习慰问团向去外省、区下乡的知青赠送图书4批、41种;向上海郊区下乡的知青赠书4批、51种,共425万余册。从1975年6月开始,上海为江西、安徽、吉林3省安置上海知青比较集中、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地区,扶持创办了550余个小作坊、小工场。其中江西335个,安徽187个,吉林28个。以后又为黑龙江、辽宁、内蒙、云南、贵州等省、区协办257个。这些工场、作坊,有农机修配、农副产品加工、竹木制品、铁锅生产、制砖、缝纫、补鞋等为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服务等多种项目。这些项目推动了当地集体经济的发展,帮助知青克服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实际困难,吸收安置了1万多名生活比较困难、不宜参加农业生产的病弱青年,使他们中的不少人解决了生活自给问题。再据上海市劳动局统计,1968~1973年,上海市对安置省、区提供价值1600多万元的物资。到1975年,上海市给在各省农村的知识青年提供大小拖拉机7000余台、拖斗800余只、各类汽车50余辆,以及柴油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水泵和各种建筑材料等物资,价值5500万元,还提供无息贷款500万元,最后全部免予归还。
三、学习慰问团
1969年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提出“五七”干校干部“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农村、工矿和文教基层系统)借以驱散原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1974年上半年市委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学习慰问团”事宜,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了专题报告。当时,全市共动员2000多干部组成8个“学习慰问团”,分赴有上海知青的9个省(区),深入265个县、3782个公社,54.9万多个生产队及兵团、农林场,对46.8万多下乡知青进行慰问。至1975年“学习慰问团”的干部进行了轮换,具体安排如下:工交系统540多人去江西、安徽,少数去云南。科技系统50多人去内蒙、黑龙江。郊区系统50多人去云南。财贸系统90多人去贵州。文教系统100多人去吉林。市革委会机关和公安系统130多人去黑龙江。同时,市委决定:今后“学习慰问团”不再搞春节回沪整训,两年内,可分批安排干部回沪休假一次,为期20天。批示声称“学习慰问团”不仅是“教育干部、煅炼干部的有力措施,对坚持上山下乡的方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有重要意义”。以后随着知青的返城,这项工作也就自然结束。值得一提的是曾去黑龙江插队的那批干部,因上海方面不接收,暂只得转向安徽铜陵新桥矿、江苏大屯和张家洼,后又在三地待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陆续返回上海。
四、知青返城
1978年春,国务院批转文件,放松了知识青年病、困、退的限制,一些因本人身体健康,家庭困难的知识青年开始返回上海。不少身体健康的上海知青为了回沪向当地医院“开后门”获取假病历,当地医院也出于同情为其出具可返沪的证明。1978年10~12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知识青年政策做出了调整,终止使用上山下乡这一方法安置城市知识青年,要求对已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其间,上海出现了知青要求返城的游行请愿活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会见了知青代表,了解情况。团市委广大干部深入到第一线做疏导工作。与此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