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座大金龙客车:“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误会

“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误会

“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误会

李殿元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在辛亥革命后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在政治上、思想上给封建阶级旧文化以空前的沉重打击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明确提出：反对封建的特权政治，要求政治民主；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民主主义的新道德；反对封建的旧文学，提倡为民主主义文化服务的新文学。在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论著都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集中于反动势力极力保持的孔子权威。“孔家店”是“民主”和“科学”的大敌；“打倒孔家店”，成为响亮的战斗口号。[1]客观地说，这个认识虽然是正确的，然而却是不准确的，很有辩析的必要。

一、         对孔教的严厉抨击是时代的需要

孔子创立的儒学，本是先秦时期的“百家”之一。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长期盘踞至尊地位、统治人们精神、束缚人们思想的即是经过改造却仍然打着孔子旗号的所谓“儒家思想”，这种思想在维系封建专制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言反孔的人十分罕见，只有少数思想家如王充（公元27-97）、李贽（1527-1602）敢于破例，这是因为反孔的论点常会受到官府和社会的压制。

正是因为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对巩固封建统治有重要作用，所以，当社会处于动荡的时期，封建统治者总要抬出孔子，以加强思想领域的专制和正统化。

辛亥革命后，由于民主共和思想的冲击，中国许多地方的学校废除了尊孔读经，有些地方的孔庙还被改成了学校或习艺所，停止每年春、秋两季的祭孔典礼。然而，窃据了中华民国总统职位的袁世凯，为给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又掀起一股尊孔的逆流。从1912年到1915年，袁世凯颁布了一系列尊孔令并进行祀孔活动，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各学校均应恢复祀孔。特别是在1914年，袁世凯决定恢复帝制时代的祭天和祀孔，并在9月28日亲率百官到北京孔庙祭礼，12月23日又到天坛祭天。他们都穿戴特制的古代衣观，行跪拜大礼。在袁世凯的带领下，各地尊孔势力都有抬头，孔教会、尊孔会纷纷成立，他们先是把孔学宗教化，建立孔教，又进而把孔教从一般的宗教升格为独尊的“国教”。这些尊孔活动适应了袁世凯的需要，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正是在尊孔声浪中登场的。

尊孔复古逆流的出现，使一些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认识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共和政治，还需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1915年开始，他们发动了一次比辛亥革命还要激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围绕复辟与尊孔问题，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抨击。这其中，尤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人对孔学的抨击最为有力。

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于现代生活》等文中指出了孔子学说的封建性质及其与民主思想、共和制度的根本对立。他说：“‘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2]孔子所“提倡之道德”、“垂示之礼教”、“主张之政治”，都是维护封建制度的，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3]“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 必废其二。”[4]

李大钊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章中指出，孔子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用民众的盲目崇拜心理而乔装打扮出来的一具偶像，是一种戕害民众之本性的统治工具。他说：“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害枯骨也；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北洋军阀政客的政府订宪法而尊孔，“此复活帝制之先声也 ”。[5]所以，为了实现思想自由、学术民主，使新思想得以传播，就必须对儒学发动“革命”，对孔子这样的偶像加以清除。

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不朽作品《狂人日记》，对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作了形象的总结，从而以文学的方式向封建宗法礼制发动了猛烈的挑战，痛斥了一切所谓“仁义道德”旧礼教旧教条的“吃人”的血腥本质。鲁迅还在《我之节烈观》等文中尖锐抨击了封建礼教和所谓道德家的“节烈观”。他指出，要求妇女“节烈”实质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反动统治的野蛮道德，那些道德家不过是戴着“虚伪的脸谱”、“制造并玩赏别人痛苦”的强盗。[6]   

吴虞把儒家的伦理学说和政治上的专制制度、社会组织上的家族制度，作为三位一体加以攻击。他指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儒家的孝悌二字”又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要摧毁封建君主制，必须先摧毁它的基石即封建家族制。他说：“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都是在孝悌名义下的家庭专制，“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吴虞极力鼓吹“非儒”，并且声明：“虽蒙‘离经叛道’之讥，所不恤矣”。[7]

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严厉抨击是当时的客观事实，诚如陈独秀在1919年1月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所说：“破坏孔教，破坏礼法！……这几条罪案，本志同人当然直认不讳”。“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宗教。”也正是因为对孔教的严厉抨击，使新文化运动有力地震撼了两千年来中国儒家思想统治的根基，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觉醒，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         对孔教的严厉抨击是“打倒孔家店”吗？

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孔教的严厉抨击，因为其意义、影响都非常巨大，所以后来有不少人将其称为“打倒孔家店”。例如：

著名学者匡亚明在《孔子评传》中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专制主义的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发动强大攻势，‘打倒孔家店’实际上成为这次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8]

黄元起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说：“‘打倒孔家店’，在老大落后的中国，对渴望自由进步的人们，特别是长期处于封建主义压抑下的广大青年，比科学民主，甚至比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更为振奋人心，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9]

萧超然所著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说：陈独秀“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倒退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10]

等等，可以说几乎找不到在评论新文化运动中对孔教抨击未使用“打倒孔家店”这一词语的。

但是，从历史真实而言，在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资料中却始终不能发现有“打倒孔家店”这五个字所组成的词语。即使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孔教抨击、鞭挞最力者，对孔子学说仍是有所肯定的。例如：

陈独秀针对当时有人欲全盘否定孔子的看法，在《孔教研究》、《答常乃德》等文函中反复申述：“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毫无价值。”“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陈独秀指出：孔子学说的产生、发展是时代的产物。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一方面注意到孔子教义中有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但他同时亦反对不加区别地接受孔教，主要理由是孔教是一种封建时代的产物，不适应现代社会需要。他在《新教育是什么》一文中说：“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的伦理观念。”陈独秀还把中国的孔子与印度的释迦牟尼、欧洲的耶酥并列，指出这三位在世界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其各自的学说无不根植于各自的社会。

李大钊对孔子儒学的抨击是十分激烈的，但他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中，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分析了孔子儒学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后，指出他批孔的目的在于对现实进行批判，“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对于孔子学说的历史意义，孔学的精华，李大钊认为不仅要加以肯定，而且还要发扬光大。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伟人，值得后人尊敬。对孔子之道的现代价值，则以真理的标准进行取舍，“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

吴虞可谓抨击孔子最力者，其论著中批判孔子之语触目皆是。但是，他对孔子却并不是一味地绝对否定。吴虞在1916年12月3 日致陈独秀的信中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伟人。”值得注意的是“常谓”两字，说明吴虞称孔子是当时伟人是经常的说法。他在《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一文中还说：“章太炎称孔子有功文献，不佞亦称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盖讨论学说之是非，不必遂关于其人格之高下，而此间人多笼统而混同之，异哉！”尽管孔子为何可称为伟人，吴虞并无专论，但从他一直坚持孔子为当时伟人的看法，却证其观念是长期未变的。

由以上诸人对孔子、儒学的论述看来，不大可能提出“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那么，这一口号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的１９２１年，曾抨击孔子最力者吴虞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吴虞文集》，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之一胡适为该书写了一篇序言，其中称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能用最严厉、最平允的方法扫除那迷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11］至此，吴虞与“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称号就连在一起，并很快传播到海内外。从此以后，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几乎都把胡适“打孔家店”衍讹为“打倒孔家店”，并把它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口号、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人物陈独秀，在距新文化运动已经二十年之后的１９３７年，在《东方杂志》发表《孔子与中国》，指出：“孔子影响至深且大，每一封建王朝，都把孔子当作神圣供奉，信奉孔子是假，维护统治是真。农民起义之时，孔子就一时倒楣，新的王朝得胜，即刻又把孔子抬得天高。五四运动之时，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这个道理。”孔学研究专家匡亚明在《孔子评传》中甚至说：“被誉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12］这一切，足以证明“打倒孔家店”原来是“打孔家店”的讹传。

“打孔家店”和“打倒孔家店”虽只有一字之差，其涵义却大相径庭。“打”是抨击、批判之意；“打倒”却是推翻、摧毁之意。“打倒孔家店”并不符合当时抨击孔子、儒学、孔教者之历史实际。

就是吴虞，连胡适称他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一说法也并不赞成。他在１９２４年答《晨报》记者问时说：“我的《文录》，皆民国以来的笔记，略加删削，不过随便发表意见，非敢言文，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浅陋昏乱，我原不必辞。不过，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吴稚晖他们称许我皆谬矣。”[13]吴虞在这里一则称胡适“打孔家店”之语为读《水浒》后的“戏言”；二则称自己“浅陋昏乱”，未尝以胡适的评价自居；三则说胡适诸人称许他反孔之论“皆谬矣”。足见吴虞并不以胡适的评说为妥。

虽然吴虞本人并不以胡适“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一评语而自许，但是这一评语却广泛流传，并且因为“打孔家店”这四个字哪及“打倒孔家店”这五个字坚强有力又朗朗上口，所以，以讹传讹的“打倒孔家店”反而成为人们相信的一个口号了。

三、“孔家店”只能“打”而不能“打倒”

人类的历史不是从天而降的，中国的历史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它的悠久历史，正是因为有了孔子这样的人物，有了儒学这样的思想而逐渐积累而形成的。

孔子的儒学尽管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改造而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在新文化运动中理应受到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孔子作为我国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不仅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的私学教育制度；更重要的是，他从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到两鬓染霜的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他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弟子诲人不倦；他整理古籍，删定六经；他上继禹汤文武，下开风气之先，建树了儒家仁学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以一个“仁”字贯穿其中，可以说是至广大而尽精微，方方面面，无所不包。从天命说到人性论，从政治思想到伦理道德，从修己安民到平治天下，从开悟弟子到泛爱众人，孔子都深思熟虑，条分缕析，释疑解惑，谆谆教诲。“仁”学就是人学，就是以人的内心修养为根本，使“仁”的精神普施天下。可以说，经过两千年的风风雨雨，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思想体系，经过历代学者们的发扬光大，已经铸造了华夏民族的心理结构，奠定了华夏民族的文化风格，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华夏的社会政治制度，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树立了一面永远不朽的旗帜。

诚然，由于封建制度的结束，长期为之服务的孔子儒学经过如新文化运动这样的批驳，早已失去了传统的地位与尊严；但这并不是说，它应当随同封建制度一同被埋葬。如果我们用“打”的方式而不是“打倒”的方式，那么，剔除历代统治阶级强加给孔子的各种思想以及随着时代发展理应摒弃的观念，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孔子儒学，我们是完全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为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使其发挥作用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4]毛泽东将孔子作为中国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的第一个代表，并且把他与孙中山并提，这是尊重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

其实，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或思想家，在对孔子和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就已经认识到对待孔子不能简单化，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对孔子儒学抨击时就注意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尤其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步入正轨和逐步发展后的现在，可以说，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任务应当是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研究孔子及儒学，通过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促进符合新时代精神（例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文化的建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不是新文化运动本身的产物，而是由于历史的误会，后人给新文化运动的附加物；这个附加物不仅未能正确地反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还大大歪曲了它的精神。对孔子、儒学这样的传统文化，我们只能坚持“打”而不是“打倒”的方式，即采取　批判继承而不是彻底否定的方式，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并有助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注释：

[1]如：刘永谋、王兴彬蓍《警醒中国人——走近陈独秀》，第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凤晨、赵矢元主编〈中国近代史〉，第７１５页，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2][3][4]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卷3号；《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卷4号；《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5号。

[5]李大钊：《孔子与宪法》，《甲寅月刊》1917年3期。

[6]鲁迅：《我的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第103－104页。

[7]吴虞：《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2卷6号。

[8][12]匡亚明：《孔子评传》，第379页，第380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

[9]黄元起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第1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萧超超蓍：《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吴虞文集＞序》，《胡适文存》第一卷卷四。

[13]《晨报》1924年5月2日“副刊”，今存《吴虞文集》。

[14]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