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人的春梦情结

    在古代中国，“春”常常与男女情色之事相关，如称求欢之想为“怀春”，称怀春的心情为“春心”等。所以，“春”是一个有情色意义的词汇。“梦”涉及的范围很广泛，自《高唐》、《神女》赋以来，常有男性梦遇神女或者与之同欢的情节。由“春”和“梦”构成的“春梦”一词，其情色意味是相当明显的。准确地说，春梦就是情色之梦，就是性梦。

    在人类的各种欲望中，情欲的愿望是本能的，因而亦是最强烈的。但是，在各种愿望的实现过程中，情欲愿望受到的压抑又是最深的。释放情欲的正常途径是恋爱、婚姻。其非正常途径很多，其中最常见的当是情色之梦，即春梦或性梦。这正如弗洛伊德所说：

    我们愈是寻求梦的解答就愈会发现成人大多数都与性的资料及表达情欲愿望有关。……因为从孩提时期开始，没有一个本能有像性本能和其他各种成分遭到那么大的潜抑；因此也就没有其他的本能会留下那么多以及那么强烈的潜在意识愿望，能够在睡眠状态产生出梦。（《释梦》P291-292，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梦是人的潜在欲望的自由表达，春梦是情色欲望得以自由实现的理想天地。虽然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梦都蕴含着情色意味的观点，有失偏颇；但是，说情色隐意是人类梦的重要内容，应当是切合实际的。

    在礼教思想的束缚下，传统文人的情色欲望所受之压抑是很严重的。因此，他们的情色欲望便在春梦场境中无所遮拦地、自由自在地表现出来。春梦是士大夫文人释放情色欲望的最自由的通道和最宽广的舞台。甚至可以说，很多传统中国的爱情文学就是春梦文学。

    春梦在文学作品中的展现

    在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和专制统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文人的春梦，在文学作品中的展现，形成了一个大致近似的叙述模式。即白日入梦——遇见佳人——儿女之事——骤然惊醒（参见张方《风流人格》P140，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首先，大多数春梦皆是昼眠而入梦，如《高唐赋》中楚怀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亦是昼寝入梦。故春梦又称“白日梦”。讨论白日梦的发生及其特征，首先应当考察的是传统中国人对昼寝行为的评价。昼寝行为在古代中国遭到儒家礼法的排斥，如宰予昼寝，孔子极端严厉地斥责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因为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取法天道阴阳的人类行为准则。但是，道家却对昼寝行为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如《庄子·知北游》中的神农，他是因昼寝而悟道的。亦就是说，在儒家学者看来，昼寝入梦是不道德的非礼行为；而在道家学者看来，昼寝入梦是体悟至道妙理的重要途径（参见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P368-3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道家以昼寝入梦为体悟至道妙理的重要途径，传统中国文人以白日春梦为体验男女情欲的重要方式。

    其次是“遇见佳人”。在形形色色的春梦故事中，通常是男性为“某生”，女性为仙鬼，女性主动向“某生”投怀送抱。男性是被动的，是被诱惑者；女性是主动的，是诱惑者。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古代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众多春梦故事都是男性编撰的。因此，这种春梦故事表现的只是男性的情色欲望。另外，在春梦故事中，所遇见的佳人，常常是很模糊的，无以实指。如杜丽娘梦见的是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青年。贾宝玉梦见的佳人，“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其姓名又是唤作可卿的，是他后来倾慕的几个女子的综合幻影。更为普遍的是，春梦中所遇见的佳人，往往是神仙、妖精或鬼怪，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常人。因此，大部分传统中国的春梦故事，不妨称作“人鬼之恋”（参见吴康《中国古代梦幻》P186，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最后两个环节是“儿女之事”和“骤然惊醒”。在春梦故事中，“儿女之事”环节常有，但不是必须的；“骤然惊醒”环节不仅常有，更是必须的。在即将欢爱或者云散雨收之际，总有一个外在的力量促使其惊醒，并使其处于懊恼、恐惧的阴影中，还常常伴随着虚脱、抑郁的感觉。如《牡丹亭》“惊梦”一场，杜丽娘自述梦境：

    ……忽见一生，年可弱冠，丰姿俊妍。……将奴搂抱去牡丹亭畔，芍药兰边，共成云雨之欢。两情相合，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欢毕之时，……忽值母亲来到，唤醒将来。我一身冷汗，乃是南柯一梦。忙转身参礼母亲，又被母亲絮了许多闲话。奴家口虽无言答应，心内思想梦中之事，何曾放怀。行坐不宁，自觉如有所失。

    春梦有两个特点：其一，主人公皆有恐惧、虚脱之感，或“一身冷汗”，或“汗下如雨”。其二，皆有如母亲或警幻仙姑这样的“第三者”出现。这样的情节，在众多的人鬼之恋故事中亦是普遍存在的，结尾常常是引入第三者角色，或展开驱鬼禳妖的情节，或帮助耽于梦境而不能自拔的男性，使他从被祟的恶梦中醒来（参见吴康《中国古代梦幻》第4章，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为何夹杂恐惧情绪

    梦境本是释放情色欲望最自由的空间，可是传统文人在梦境中往往亦显得不自由，在美妙的春梦境界中夹杂着恐惧情绪。为何如此呢？

    张方先生将春梦的这种特点概括为“性爱及其恐惧”原型，他认为：在人类早期，两性间的性爱关系自由奔放，充满活力；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的各种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和禁忌，性行为受到的约束和禁忌首当其冲，而且特别严重。这样便大大削减了性爱体验的强度和力度，对性本能的渲泄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如果按照以往的方式去实施性爱行为就要受到惩罚，那么人的性本能必定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回到无意识，进而形成某种情结，不再为意识感知，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比如梦境——才显露出来，而且时常伴随着对禁忌的恐惧，即极度快感后的极度恐惧（张方《风流人格》，P137）。这种解释其正确性是不言而喻的。道德禁忌和伦理观念对士大夫文人的性心理产生影响，并由此造成在春梦中极度快感后必然伴随着极度恐惧的特点。

    笔者以为，传统中国文献中载录的春梦故事，大部分作品当是才子文人模仿敷衍而成的，其中必然体现了士大夫文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春梦故事中普遍出现的在极度快感的“儿女之事”即将发生或者刚刚完成之际的恐惧情绪，实际上体现的是故事讲述者对“儿女之事”的否定性倾向，而普遍出现的第三者说教，往往代表的就是故事讲述者——或者说，就是士大夫文人——的态度。值得追问的是，士大夫文人内心深处皆有一种深深的“春梦情结”，皆把春梦视为情色欲望的自由实现空间，可为什么又要在春梦场境中为情色欲望的自由实现设置种种障碍？虽然这种种障碍（包括第三者视角的监督，梦中的虚脱、恐惧、骤然惊醒）可能是春梦中的自然现象，即对性爱禁忌的恐惧，但积淀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则与春梦故事的讲述者——士大夫文人——的反复讲述和过度夸张有关。所以，士大夫文人为什么要反复讲述这样的春梦故事，是值得深究的。

    比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的警幻仙姑这个第三者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曹雪芹的态度。且看警幻仙姑对贾宝玉的一段谈话：

    忽警幻道：“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袴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宝玉听了，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懒于读书，家父母尚每垂训饬，岂敢再冒‘淫’字。况且年纪尚小，不知‘淫’字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好色”是人之本性，早期儒家著作中普遍存在这种看法，如在《论语·子罕》和《卫灵公》中，两次出现孔子“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句话，但他并没有将“好德”与“好色”对立起来（当然亦没有提倡和肯定），只是承认这种事实，感慨人的“好德”不如“好色”那样出自天性。孟子的意见与此相同，他说：“好色，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他同孔子一样，承认“好色”是人之本性，但并不鼓励和提倡。总之，在传统中国的主流意识中，“好色”不仅从未得到提倡，而且逐渐被限制和否定。但是，在春梦中，好色的欲望得到自由释放。春梦故事的讲述者是肯定、甚至是提倡、鼓励“好色”的。如警幻仙姑（实际上是曹雪芹的代言人）并不反对宝玉的“好色”，甚至推崇宝玉的“好色”，以为“我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在这里，“好色”得到了宽容，甚至还得到肯定，拒色之人反而成为不可理喻的怪物。但是，在警幻仙姑的“好色”理论中，甚至在所有的春梦故事讲述者眼里，“好色”是有限度的，“好色”以“意淫”为最高境界。警幻仙姑把“淫”（即“好色”）分为二类，即“皮肤淫滥”和“意淫”。二者区别亦是显而易见：“皮肤淫滥”仅仅是悦容貌、喜歌舞、泄情欲；而“意淫”是既淫其色，更淫其情（“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既悦其色，复恋其情”。只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者，才是真正的“意淫”。

    “意淫”是春梦的最佳境界，亦是传统中国士大夫文人理想爱情的最高境界。何谓“意淫”？据江晓原说：

    “意淫”一词，明、清文人常用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被用来指停留在思想或意念中而未付诸肉体行动的性爱场景。……与“意淫”相对的是“皮肤滥淫”——可以理解为肉体上的性行为；所以只要未达到这一步，其余各种行动，诸如眉目传情、语言调笑，乃至素手相携、深夜晤谈等等，都可以成为“意淫”——只要行动者自己内心对这些行动赋予性意味即可。（《性张力下的中国人》P148-15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窃以为，传统中国春梦故事的最佳结局是“意淫”。进言之，士大夫文人情爱生活的最高境界是“意淫”。传统春梦故事中普遍出现的第三者说教和经历“儿女之事”后出现的懊恼、恐惧、不安情绪，实际上就是对“皮肤淫滥”的戒惧，以“皮肤淫滥”为情爱之“迷津”，希望真正的情爱停驻在“意淫”状态。士大夫文人构建的、自《诗经·蒹葭》至《洛神赋》以来的“美人幻像”，亦不妨视为一种“意淫”，一种以精神愉悦为宗旨而不是以情欲渲泄为目的的“意淫”。

    “意淫”以精神愉悦为宗旨，近似于西方所称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虽然它并不完全否定身体欲望的满足。笔者认为，传统春梦故事宣扬“好色”，对面对美色而无动于衷的人不怀好感，但它提倡的是“意淫”，反对 “皮肤淫滥”。简言之，“意淫”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诗意化、审美化的艺术境界。传统文人以“意淫”为情爱之最高境界，以“意淫”为春梦之最佳境界，体现了他们的诗意生活方式和对诗性精神的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