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内饰贴纸多少钱:阅读《史记》和大地真

　　我大约是一年多以后再向陕西，这次长安之行是奔赴秦朝。 
　　从做出在临潼顺道下车的决定起，我就开始一种无缘无故的紧张，急急忙忙地翻检地图，确定路径，打听一些关于交通食宿的细节。在临潼下车，一夜的疲惫与倦怠被灿烂的黎明衬托着，激奋、仓促、滞塞的行旅，从跳上火车那一刻就觉得有一股许多人在封闭的空间混合起来的气味，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旅行。在硬座车厢里晃荡和颠簸，火车轮子与铁轨枯燥的撞击声使人昏昏沉沉，我一直提心吊胆，没敢睡觉，硬座车厢的拥挤、憋闷、燠热不能使人深睡过去。这种旅行的苦恼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如果多说就成了唠唠叨叨的抱怨了。我还是醒着，在实在无法抵抗睡眠袭扰的时候，就点燃一支烟，就在缭绕的青烟中想想两千年前的那个时代，尼古丁和焦油刺激的想象中呈现了一个狞厉的王朝，继续被拥挤、摇晃、嘈杂的环境所变形和磨蚀。
　　我还是醒着，害怕一打瞌睡就错过那个森严的帝国。

　　秦朝就蛰伏在这座方圆数里的巨大陵寝里，一座坟墓，这就是秦朝吗？
　　我个人在解释秦朝总体的政治动机时，总是倾向于它存在的心理基础，一种异己力量的极端冲突与撞击，他们对于手中的权力缺乏自信，而又如此盲目地迷信它的力量，这表现在于过度地动用这种权力。杨炼在《与死亡对称》中写到秦始皇时，使用了两个模糊的对立的意象，“自我阉割的男人与繁殖狂的风”。也就是这个皇帝，一继承权力就迫不急待地开始营建自己的坟墓，死亡缠绕着他。同时，还不惜代价派人寻找不死之药，永生的渴望折磨着他……这种内在的张力的强度拉扯，使得它不是被慢性疾病一天天地拖入茔地，而是突然崩殂，秦始皇本身的猝死似乎也在这个结论之中。这是一种决不收缩的政治，它曾经充满了扩张的气势，并以此结束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混乱局面：

　　　　　　　　　秦王扫六合，
　　　　　　　　　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
　　　　　　　　　诸侯尽西来。

　　于是，就有骊山脚底的这个浩大的工程，就有使不知多少人为此亡命劳作而毫无意义的工地，就有这座高大而如今在我脚底的坟墓，它概括了我对那个年代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的朦胧印象。在这个施工现场连接整个国土上所有城邑聚落的道路上，工匠们来了，带着最先进的技术和最灵巧的双手；刑徒们来了，带着耻辱、怨歌和可以超过极限使用的劳力；北山之石，蜀楚之木，帝国疆域内所有自然和人力资源，像蚂蚁一样堆积在骊山脚下。
　　于是，烧出了成千上万的陶俑，势不可当的霸气和武功，都在这个几个排列起来相互呼应的方阵之中，还有那种拒绝死亡的愿望，那种永远和军队结合在一起，并永远享受荣华的理想，就在烈火的灸烤中逐渐冷却为这些不同的形状。
　　于是，铸出了铜车马，鎏上黄金，高贵，典雅，气派，皇家的奢侈和荣耀，在独占财富和资源的两个轮子上，在工匠和苦役、军队、酷刑法典以及高度集权这四匹快马上，飞速旋转，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就如此在我的耳边奔驰而过。
　　……
　　我可以想象，这个帝王把他的手指向骊山，他对官员和设计师说，你们必须考虑这个工程总体规划，考虑洪水的影响。官员和设计师们商量的结果，就是骊山北流水系障使东西流。于是把这个方案呈报皇帝，最后还小心翼翼地说，只是需要增加劳力、材料，这样就远远超出了预算。始皇没有像他们担心的那样，他再次重申他的态度，人力，我有。材料，我也有。要多少有多少，这天下都是我的，要什么只管开列出来，只要是这天下有的东西。
　　其实，这个工程的规模，已经随着秦国在向外拓展的进度多次追加预算，每兼并一点诸候国家的土地，秦王就离统一天下的王座近了一步，他就能够把自己死后的世界，想象得更加繁华和辽阔。在我看来，也许，没有哪座坟墓能像秦陵这样概括一个时代，它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势力，与自然抗衡的思想和哲学，辉煌与罪恶，刚强与脆弱，文明的创造和野蛮。这座坟地，从赢政继位开始施工，一直到“九月，藏始皇骊山下”，秦二世用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复土骊山”，一共持续了三十八年：

　　　　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见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藏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出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这段历史作家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录的文字，并不是一些神话志怪故事，它基本可以当作史籍文献和对死亡观念的隐喻描述。我所要补充的是，近20年在葬区内不断发现了陪葬和刑徒幕穴，且试探性开掘探测表明，秦陵地区有明显的汞异常。

　　在这个墓地，秦朝轰轰烈烈的霸业结束了。
　　一个帝国，在本应风华正茂的开国初期，就沦入末世，就宛若秋天里缤纷的落叶，被一古脑地卷进了这座坟墓。只有秦始皇使里里外外的各种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所以，就在他尸骨未寒的二世元年，积蓄起来的愤怒，向失去主宰的帝国倾泻，事情来得很快，陈胜吴广的暴动迅速铺展开来。秦始皇是一个铁腕人物，最后给秦国以致命打击的项羽和刘邦都见过他，刘邦感慨地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只有他在，这个帝国才有赖以存在的支点，才有政治模式的基本理由。他是残酷斗争和战争的产物，他凭借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权威，维持着统一后的帝国的秩序。
　　荀子的理论曾经是这个统一帝国出现的一篇序言，这个先秦时代的最后一个哲学家，对百家争鸣的局面进行了总结，他用愤懑和的眼光看待春秋以来的政治局面，以批判的态度纵览诸子百家。他是赵国人，50岁时到齐国游学，那时许多名流都汇集在这里的学宫。他在那里肯定接触了各个学派，这样，他比较充分地对此进了比较研究，并加以清理、爬梳和剔汰，他反对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装神弄鬼；鄙视儒家狭小拘束，批评庄周之学猾稽乱俗；在推儒、墨、道之行事兴坏中，阐述自己的思想和学术，序列著数万言。
　　这个历史的、学术的台阶，使荀子站到了巨人肩上，高瞻远瞩，气宇轩昂，他用响亮的声音慷慨地说：从天而颂之，不如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的出现，把周朝以来对殷商政治文化的改造推向了高峰。武王伐纣，那种重新理解天命与君权神授的问题已经提出，周国的政治家们显然不像商朝那样崇敬鬼神，他们必须制造一种新的政治舆论，以证实他们在暴力中夺取权力的正当性。于是，天命体系中的神秘符咒，逐渐被偷换成更靠近现实的道德结论。天不佑不德之君，德高望重者当得天下。有德的周人对失德的暴君宣战就是一种正义，非法地夺取那个权力就合乎天理了。周朝初期的政治家，就是这样克服意识形态传统对权力反常传递的阻挠的。它面向天下人辩解，权力并非天赋，而来源于人自身的可以把握的力量，来源于道德。我们周人是赢家，所以天道站在我们这边。同样，天道站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是赢家。这种既没有直接否定传统然而又确实已经变化的观念，就在颠来倒去的彼此证实中，被反复确证了。这就使得它在维护统治的同时也带来了危险，在现实中蜿蜒的历史，注定要提出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既然你夺取权力是正当的，那我为什么不能呢？它被学者们一代代传递下来，并且不断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思想传到一个新的时代，传到荀子手里，提出了更为彻底激奋的要求，与此相应的是无数死亡和撕杀中的历史事实，把这个观念灌输给了一个更广泛的人民。
　　这就是事情的另一面，一个王朝为了奠定统治的理论基础，必须修改那个已被推翻的政权的纲领，这种新的舆论同时也就唤醒了对抗意识，使一个王朝不愿意接受的问题暴露出来：那些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他们在难以忍受的时侯会愤怒地吼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项羽也见过秦始皇，那是在皇帝东巡的路上，他看见了皇帝的气派，他说，彼可取而代之。从学书不成学剑不成而学兵法也不竞的项羽，到好酒及色的小官刘邦，最后把秦朝的权力送进了坟墓，他们两个给予秦朝的打击也是始皇生前遗留的问题。项羽的祖上是楚国军人，被秦将王翦所杀，与秦始皇遂结为世仇。刘邦因为送刑徒去骊山，途中很多人逃走了，他无法完成这趟差事，遁入山林草莽，最后带兵举事。　　
    我想起当代风云人物毛泽东，他的许多诗词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在泰山的石头上，在许多工厂和农村，我都看见过那些诗歌里的句子，或者刻石，或者墨写，或者就用石灰刷在墙壁和山腰上。但是，这首题为《读史》的词却不是那样广为人知，在多种早期版本的诗词集子上也没有收录。这首调寄《贺新郎》的词没有流行，因为它当年不可能流行：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开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竞，东方白。

　　我很难把这首词中的情绪解释清楚，我知道那个奋起挥黄钺的陈王就是陈涉，这原本是一个受雇佣的农民，他站在地里，一身泥土，不间断的艰苦劳作使他腰酸背痛，他直起腰来，对一起耕地的人说：如果哪天我们得到了荣华富贵，大家不要忘了一起干活的穷兄弟。陈涉后来揭竿而起，他领导的暴乱摇动了秦朝高度集权的根基，虽然没有最后成就大业，但是他毕竟封了王，毕竟被列入了《史记》世家，而且他的确还是秦朝的劫数,同时这个农民也知道利用"天命"观念的权谋略了,因此装神弄鬼地闹了"陈胜"王那一出假戏。
　　但是，在这首苍凉而令人茫然的诗词中，所要表达的显然还不止这些，它可能会使当年那些在武斗后其他冲动中心潮澎湃的人，最终在荒唐的现实中安静下来。
　　荀子就是这个背景推向新的历史状态的标志，它使我看到了人逐渐在天空的下面，在大地上站起来而且站得越来越直的身躯。同时，他们在??后，开始大幅度地活动那解放了的身体，甚至把这些动作当成了一股蛮力的爆发。
　　我可以看到和已经看不到的秦国的标记，大都是些巨大的东西。控制整个川西平原水利的都江堰，蜿蜒于北方的长城，三百余里的阿房宫，用收缴天下所有兵器销毁铸造的十二个重达千石的铜人……这都是混合着奴隶时代的蛮横和新时代光辉的产物。它表现着一种力量，无视困难，甚至无视事物的可能性。只要帝国梦想的车马希望驰向哪里，就固执地要开辟一条宽阔的官道，无论这中间有多少障碍，无论这个梦想多么渺茫。
　　这就有了秦直道的开辟，就有了徐市带着三千童男童女扬帆海上，为皇帝求永远求不到的不死之药；在彭城，秦灭周取九鼎，其一没于泗水，为把它找回来，即动用三千人入泗水找寻；在之罘，出巡的路上遭遇大风，差点没有渡过江去，始皇大怒，发三千刑徒伐尽湘山树木，使其变成荒山；这就有了长城、阿房宫以及骊山底下这些的浩大工程，它们几乎在同时进行，消耗着帝国的财政，动辄周劳几十万人。
　　荀子与秦朝更直接的关系在于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这两个学生都出类拔翠，学有所成，垂名后世。韩非本是韩国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为人口吃，不擅说话。但是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他在韩国并不很受重视，他写的书却到处流传，秦王读《孤愤》《无蠹》后感慨万千，认为自己如果能够见到作者，与之同游，简直死而无憾。于是发动了对韩国的战争，韩王无奈，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在秦国受到秦王的接待，但是，由于李斯和姚贾作梗，韩非没有得到信任。不仅不见用于秦王，反而成了阶下之囚。李斯为亲王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秦王要兼并天下，最终不能不消灭韩国，但是韩非是韩国公子，韩非最后肯定还是要帮助韩国与秦为敌，因此，留着这样一个人，始终都是祸根。秦王于是把韩非下狱，李斯秘密地使人给他送去毒药，在监狱里的韩非希望能向秦王申辩，却无法见到他。后来秦王觉得这样处置韩非有些后悔，赦免了他，不过韩非已经自杀了。
　　韩非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其师荀子的学说，而且继续向前推向一个极端。他的哲学和文章一样有峻峭奇厉的风格，摒弃仁义，特别崇尚“力”的作用，法、术、势是他使用的重要概念，这也折射了秦国在推行的一些政治原则，他的哲学的确为秦王霸业输入了充足的能源。李斯的许多策略也是这种理论的转化，他解决了技术操作若干问题，成为这辆飞驰的列车上的引擎。他差不多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置韩非于死地的，他自己的发迹和结局，甚至秦国的最终胜利和猝然崩溃，或许也都在这个昙花一现的景象之中。
　　在李斯的精心策划和辅佐之下，秦王的事业在加速运转，远交近伐、攻城掠地、屠杀，四分五裂的国土终于归于一统，定于一尊。秦朝没有延续过去的分封制度，而建立了空前集中的中央集权，在这个模式中，皇帝绝对地占据了神经中枢；围绕着这个中心，周密地把国家划分为郡县，以此替代分封土地诸侯，并加强了对包括军队分国家机器的控制。秦始皇坐在巍峨的宫廷之中，地方发生的事情，写在竹简上，源源不断地从各条官道上汇集到他的案头，秦始皇以每天批阅一百多斤竹简的速度，严密地控制管理这个辽阔的帝国。他还多次巡视他广阔的国土，在这个庭院中散步，把新的帝国的要求和皇帝的盖世功勋，镌刻在所到之处的石头上。在阡陌、黄土垄头、偏僻山村和繁华都市，车辆都以标准的轨距在道路上奔走，到处都能听见皇帝的训诫甚至咳嗽，都能看见通用的小篆和隶书，都在使用统一圆形方孔的半两铜钱和黄金货币，以及量器衡器。

　　秦陵在地面上看得见的只有一堆封土，现在，它被打开的地下部分最重要的是兵马俑。 
　　兵马俑只是整个秦陵一个很小的局部，坐落在陵暮东侧一公里的地方。然而，这是怎样一个阔大的局部呢？这个局部仅仅凭借自身的历史学、军事学、美学价值，凭借自身的架势，就足以形成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博物馆，就足以面对那些博古通今的学者，以及任何一个观瞻过现代文明的游人。
　　一片高旷的蓝天，大跨度的穹顶，宽阔的黄土坑，一个庞大的阵势，成千上万的士卒在他们的将军和各级武官的带领下排列成古代军旅的方队。他们寂寞地站在我的视线以下，我则面对着他们，孤独地恒亘在他们将要走过去的道路上，万籁俱寂，我就如此与一支秦朝的军队相互对峙地伫立着，地老天荒，沧海桑田。
　　我所理解的秦朝就是这个样子，强悍，霸道，却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阴寒之气。幸好是夏天，我身后奔跑着如火如荼的太阳，天空为我掌起流光溢彩的黄金灯盏。我面对一个惊人的场面，心情紧张，呼吸不畅，一股来自地底的实际并不存在的冷风穿透我的肌肤，我有一种向后倾斜的感觉，通过这个自我感觉中的动作，靠紧身后的万里云天和浩荡烈日。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着这种沉默的平衡，脊梁笔直，我内心中有一樽旃檀佛像，右手上伸，摊开掌，五指并拢，施无畏印，象征无所畏惧的顶天立地的气势。
　　太阳像一匹鬃毛飘扬的野马，在我身后这片天空的草地上不断往来奔跑，不断踢踏，不断嘶鸣。
　　我还是要问，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黄沉沉、灰蒙蒙、黑压压的军阵，我很难分辨，甚至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目标，使视觉相对稳定地停留在一个局部或细节上。我想我或许可以知道，他是从谁家的屋檐下走出来的。但是，我无法仔细地观察，无法想象，这里只有一个庞大的失去细节的军队。那些离乡背井的士兵以及南征北战的将军，他们都消失在肃穆、齐整的阵势之中，消失在如此显赫如此寂然不动的拥挤之中。我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眼神，一缕实实在在的表情，一张完整的脸孔，这和欣赏清朝瓷器和家具，完全是截然不同的结果。在青花瓷器和雕花家具上面，堆砌的大都是些细巧的花枝、草叶，精雕细刻，一大堆深深浅浅的线条，琐碎，修饰，弥漫了所有空间。
　　那个朝代常常使我惊异，也伤害我的平静，它使我的情绪混杂着痉挛的激动与阵痛。
　　也许，菩提的究竞，战争、苦难和欲望的最终涅槃，罪孽和梦想的超越，这些最后的归结就是美。修正史所删篡的空缺和谬误，稗官野史的宣染，都必须得到它的补充。这一切又都回到人，他们挑起战争也结束战争。在这个巨大的军阵面前，把关于战争、人、艺术的及其复杂的课题贯穿在了一起，一樽樽原本独立的兵俑，被杀殉的工匠与囚徒，战争毁灭着人口、财富和文明，为人性和人的存在带来空前的危机，艺术把这一切变成一种凝固的东西，一种传递到后世的远古信息。
　　湮没太久，所以这个地方还没有多少我不得不提起的诗文，我像避开了什么，径直走向现代的幽默，应该有一种比较轻松的谈吐调，调整过于沉重、沉闷的话题，缓解过于压抑的气氛。据说美国总统里根来的时侯，拍着一匹陶马说过一句非常生动的话，他问旁边的人：他不会踢我吧？新闻记者拍下了这个动作和场面，并且为这篇报道写了一个幽默的标题：里根在拍中国的马屁。也许，这似乎表明只有另一种文化，一种经过现代历史锻打的文化，才能真正地在这里松驰下来。
　　我放下手里的《妙法莲花经》，拿起一期《上海服饰》杂志，这种随意自然的举动使我看到了一种融混的现象，从不涂饰香　到“性感的都市”，这也许就是我所在的这个时代的体势语言，像一种哽在喉咙里的叽叽咕咕的声音。｀94中国国际服饰博览会有一个精彩的序幕，这就是青年服装设计师大赛。广州22岁的马可小姐，以一组“秦俑”装在众目睽睽之下捧走了金奖，并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和争论。意大利评委安娜·穆尼奇为此欢呼，港岛的文丽贤为此激动。然而，中国大陆的评委及观众对此则颇持异议，他们觉得马可的秦俑意识，难与中国当代的科学和生活实际接轨。
　　木块，皮条，粗棕，棉麻和其他织物，拼结组合，穿插联缀，我在电视上看过这些服装的一些镜头，它的个人设计趣味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也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它在姹紫嫣红乱花迷眼的作品中摘走金奖，自然就会有人反问，难道中国当代审美，就只能在帝王的陪葬中找到灵感，古典难道就是指示当代生活唯一的坐标？我所关心的，倒不是它没有走产品设计的路数，倾向于个人的表现，它的灵感的激发与产生，把秦朝士兵的装束引入今天的Ｔ形舞台，所克服的几千年的时空落差，它所解决的一系列技术、材料的难题，这些肯定使设计者费尽了周折。我所看到的这组服装，真正缺乏的模仿、复制的古典，实际上缺乏现代生活的生机，它没有得到截然不同的阐释，惊心动魄的冶炼和淬火，走向超越的升腾。这组服装得奖也许就是导致后来的紫禁城系列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陵和兵马俑拖着一道长长的阴影，我在惊叹奇迹的激动中，体验到一种交织着怅惘和遗憾的情绪。它和我印象中的秦朝吻合在一起，没有太大的出入，没有一种明确的力量迫使我修正自己的感觉，我总是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一种空缺。
　　我问自己，秦朝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吗？怎么就是这个样子呢？
　　我走出横跨俑坑的那座三铰拱式大厅，太阳依然在天空上奔跑、跳跃，在这匹烈马尖利的响鼻里走进另一个展厅，这里单独陈列着几樽陶俑，我被其中一樽所吸引，陷入沉思，我受到了一种无声的震动。我不知道它的姿势，是否就是一般解释的那种张弓欲发的立射，木质的弓箭已经腐朽，他两手空空，站在我的面前，眼睛里闪烁着灰暗而动人的光辉，也许时间已经根本地浸透在它的结构中，岁月原本就是一个无以伦比的艺术大师，把它改变成了真正意义的艺术作品。他的眼神，他的空洞的姿势，我无法从造型上判断他正在引弓搭箭，还是在射箭之后正在垂下自己的手臂，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射出箭簇后的动作，一种收势，他似乎不得不然而又不愿意接受这一箭的结果，这个结果他完全知道然而似乎又出乎意料。他已经不是一个士兵，而被这一箭变成了智者。他的动作里透露出痛苦和智慧的微光，如此沉静和纯朴，如此浑厚和铭心刻骨，因为痛苦还在，所以有智慧的灵光；因为智慧还在，所以痛苦如此真实，这两种品性都肯定不是专业制作的结果。
　　我在这里无法解释我所想象的秦朝，仅仅是把他独立出来，忽略那个令人窒息的背景，他就成了一个非常具体和实在的人，他就走出了兵马军阵，走出了秦陵这座死亡的院落，走出了荀子和韩非的哲学李斯的权术，带着岁月留下的表情走到我面前，我有些猝不及防。我被他的眼神和空洞的姿势所吸引，它使我的注意力转向一个造像之外的空间，一个无边无际无踪无影的场景，我沿着他的视线分明看见了什么？一个正在缓缓倒下的敌人，一个捂住箭伤挣扎着爬起来的伤兵，一个已经死亡的对手，或者就是我自己。寂寥下来的战场，或者劫后的村庄和田野，远出荒腔走板的野唱和嘤嘤啜泣，这或许也是他看见的情景。我无法解释，我怀疑我的感觉有什么根据，中国美术原本是另一种风格，使人感觉被打击的作品并不多见，更何况这可能是一个模范里批量生产的作品，它怎么就在我眼里，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效果呢？
　　这种感觉一直搁置在心里，没有答案。直到读刘毓庆先生的《古朴的文学》，注意到一段特别引述的文字：

　　　　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及之，陈弃疾谓之工尹商阳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诸之。”射之，毙一人，(左丰右长)弓。又及，谓之，又毙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马，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

    刘毓庆先生的《古朴的文学》，我认为是讲古典文学的非常不错的著作，这段话是分析《檀弓》的风格时，从里面引用的原文，我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突然想起，多年以前，我看见过的那樽陶俑和我当时值得怀疑的感觉，它最终还是暴露出来了。加缪曾经在《反与正》中说，由于感觉到病态灵魂，我们还给每个人、每个物件以自身的神奇价值。在这一块幕布后面，人们看到一个无所思索的跳舞的女人、一瓶放在桌上的酒。每一个形象都变成了一种象征。如果我们的生命此刻概括在这种形象中，那么生命似乎在形象中全部地反映出来。我们的生命对所有一切天赋于人的秉性是敏感的，怎样诉述着我们所能品味到的各种互相矛盾的醉意（直到明澈的醉意）。这样看来，如果不是秦朝的工匠施加了这种力量，那么就是我内心在与它呼应。无论如何，这不是纯粹的幻想，水中之月，镜中之花，甚至梦中的呓语，都是我们常常看不见但是有来源的事物。
　　贾谊在论秦朝的时侯指出，它一个重要的错误在于没有施行仁政，这是随之而来的汉朝的事情。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孔子的学说正是在汉朝初期开始走向高峰的，这个时侯，帝王和官僚们开始意识到，在一个和平局面里，需要有武力之外的策略，这和今天的大棒加胡萝卜的国际政治颇有相似之处。关于秦朝，俄国作家爱伦堡的一段话非常适合它的结束：一个专制君主可能是聪明的或者愚蠢的，可能是优秀的或者邪恶的。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他都是最有力量也是最没有力量的。他被阴谋所恐吓，他受到奉承，受到诓骗。监狱满了，卑怯的小人在窃窃私语，空气一片死寂，使人的心脏都几乎要停止跳动……这一切当然已经蕴含秦始皇的政治模式之中，关于始皇履历和死后的另一方面的总结，我想就是清朝袁枚留下的一段文字：生则张良之锥荆轲刀，死则黄巢掘之项羽烧，居然一抷土尚在临潼郊，隆然黄土浮而高。
　　我最后还应该描述一下秦朝的覆灭，始皇死后，赵高说服了丞相李斯，密不发丧，并且把胡亥推上了王位。这个阴谋导致了一连串使帝国土崩瓦解的结果：
　　公子扶苏自杀。
　　战功卓著的大将蒙恬被拘捕，后服毒自杀。
　　李斯被赵高所陷害，尝尽酷刑，终至不敢申辩，后被二世所杀，祸及三族。
　　二世被赵高所迫，自杀。
　　赵高被新立的皇帝子婴所杀，祸及三族。
　　子婴自杀未遂，被刘邦所擒，被项羽所杀。
　　项羽为刘邦所逼，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