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点读机多少钱一台:“医疗特权”何时休(《人民论坛》 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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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特权”何时休
作者:人民论坛记者 王慧 [2007-6-18]
向“医疗特权”开刀，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不能让其成为为特殊利益权力寻租的工具，服务性政府、利益分配的到位，都直接影响到医疗改革的成功
近日有媒体报道，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参加一个企业家座谈时，听到了一个故事，让他感慨良多。一位民营企业家有一天突然发病，高烧不退，家里将他送到一家公立医院治疗，医院里病人非常多，只好在楼道里打吊针，家里人向医院提出能否让他进室内打吊针，他们愿意多出医疗费用，但院方回答说：“只有副部级以上干部才能有这种待遇，愿意多给钱也不行”。
无独有偶，“被指没资格订部级产房，王菲入普通VIP套间”的新闻使许多人感慨，一位工作人员的话与上文何其相似，“王菲算什么呀？她还不够那个专门打招呼的级别吧！”弦外之意就是：就算你现在手上有大把的钱，医院 “尊贵的大门”还未必朝你开。
权力大于金钱，医疗资源异化流动
当我们还在抨击“医院只认钱，不认人”，有钱人就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侵占有限的医疗资源，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之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却告诉我们：比金钱更强大的是“权力”。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19日报道，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列出的一组数据让听众吃惊不已：中科院调查报告表明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而与此形成剧烈反差的是，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估计，中国农村人口中40％到60％，也就是12．3亿总人口中的1/3，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在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60％到80％的患病农民死在家中。这样的悲剧不断在我们身边上演：一对贫病交加的夫妻不堪高额医药费，撇下老母、病子，彼此捆绑一起，相拥投江而死；年仅一岁半的儿子在一年前被查出感染大肠细菌，山东省泗水人孔祥运和妻子为给孩子看病，辗转多个城市共花了6万多元，儿子又被查出患有免疫缺陷症，因无钱为儿子治病，孔祥运先是希望通过卖肾为儿子治病筹钱，但最终希望破灭。最后，他留下一封遗书，在济南街头服下安眠药自杀……
“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张宛丽告诉记者，现在是两种运行机制在对公共服务产生影响：一是市场机制，比如说你有钱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撇开面对的是堂堂公立医院理应利用手中的公共资源为大众服务等等来说，它起码遵守市场规律。二是权力运行机制。这是一种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为个人和利益群体的特殊利益提供方便的。这样产生的不公正要比上一种更让人觉得寒心。“有钱也会被权力排斥在外”。
而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蒋德海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与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平、不合理有直接关系。社会医疗资源属于公共福利资源，它在一个国家总资源的分配中占多少及如何分配，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特别是普通百姓的医疗现状。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部分群体占有的医疗资源超过另一个群体，就会出现医疗保障的不公平。而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占有绝大多数医疗资源，另一个或多数群体（老百姓）占有很少的医疗资源，则‘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就不可避免。中国医疗资源分配的这种严重不公平正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
“医疗特权”引发的腐败伤民心
公费医疗制度是根据1952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公费医疗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52年实施以来对保障干部、职工的健康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已越来越暴露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不相适应的弊端。干部、职工“生病吃药，国家全包”的做法，带来医疗费用猛增，浪费严重，医疗资源严重分配不公从而使公费医疗面临日益增多的困难。
公费医疗易造成医疗资源与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不需要的药也要开，没有病也要“治”等等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李绍光告诉记者，“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相关改革也正在积极启动。”
因为经常与各级党政官员“亲密接触“，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谢志强提到“医疗特权”这一问题非常有感触，“不少不是负责医疗卫生这块的官员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很难有切身的感受。因为他一直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公费医疗，不用排队买药、看病，不用自己掏钱。”
有专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的医疗改革更多时候表现为利益集团对资源的争夺，这时候往往会加剧改革路径的混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评价意见认为，既得利益群体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已经显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在总体上陷入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境地的同时，产生了既得利益群体。这个群体主要是部分医疗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以及部分享受较高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成员，他们导致合理的改革措施难以推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逐步偏离合理方向。
记者在采访一公务员时，他表示公费医疗确实给其带来了很多便利，但他认为自己通过真才实学，一路过关斩将好不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稀缺的职位，工资不是很高，确实也是很辛苦。“得到多一点的福利也是理所当然吧。”
张宛丽说，作为官员来讲，他们本身就是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的群体，更不应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为手段为自己谋求利益。同时，工人、农民、中产都在为这个社会做贡献，却分别享受不同待遇的保障制度，这显然有失公平。
“确实有些国家公务员非常的辛苦，享受好一点的医疗保障，相信大部分的民众也可以理解，但也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评价的标准应该是对公共服务作出的贡献大，就可以享受好一些的医疗服务，而不是根据现在官位的高低享受不同的医疗服务。”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享有医疗卫生保障的人只占15%，85%的人没有医疗卫生保障。这85%没有保障的人群中，绝大多数处于社会贫困阶层。此外，即使在国家公务人员中，也存在着巨大的等级差别。全国政协委员郑楚光2000年在两会提案中提到，湖北省公费医疗拨款省市机关部门600元/人/年，正厅以上干部8000元/人/年。
而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普通老百姓都对公务员的公费医疗并没有太多的抱怨，更多的只是羡慕。“以后孩子还是要考公务员，福利好啊。”一位大学生家长如是说。“我觉得公务员的公费医疗虽然不公平，但还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我不能接受的是公费医疗的腐败，你实实在在的去看病可以，但不要肆意挥霍我们纳税人的钱。”据有关部门统计，干部公费医疗保健开支中，整容、美容、保健仪容占了很大部分，有的地方甚至超过65%以上。这种特权性的医疗保障也难以避免地惠及干部家属，不少地方省部级医疗保健的高干家属利用便利条件也享受高干医疗保健。
谢志强指出，医疗特权的产生来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观念。即人是分为不同等级的。不可否认，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已经在每个国人的心里或多或少的留下了痕迹。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已经潜移默化融进我们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如果不是特别过分，没有太多的人会提出异议，成为了一种不言自明的惯例。
“医疗特权”亟待取消，全民医保箭在弦上
“彻底取消医疗特权，实现全民公平医保。这是民主法治条件下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人权保障已经写进我国宪法。医疗保障作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之一，是我国人权保障最基本的内容。讲人权保障却不取消医疗特权，不实施基本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保障。”蒋德海教授对记者说。
中国现行的干部医疗特权，特别是高干的医疗特权，与民主法治的公平正义和人民公仆的社会主义理念相悖的。马克思也说过，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而是要争得平等权。中国社会中的医疗特权不仅违背现代民主法治的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蒋教授还指出，根据宪法，我国一切公民都有权从国家获得平等的医疗保障，除烈士家属、军人家属能得到一些优待外，我国任何人都不能享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但中国现行的医疗体制，却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并规定了差别惊人的医疗制度。“中国医疗保障中的等级特权是一种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官本位思想在现代中国医疗资源分配方面的反映，没有任何合理性。任何为这种制度张目的说法都难以成立。”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小组讨论后表示，我国要建立“全民医保”制度，但目前要实现“全民医保”还有难度。更有专家指出，福利越好，对国家来说则是包袱越重，“难度相当大”。
据卫生部官员透露，每年1500—2000亿元的投入即可构建面向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相当于GDP的1—1.5％，而目前我国卫生费用的投入占GDP的5.6%，并不算低。而这部分医疗投入如果没有花在百姓身上，没有向弱势群体倾斜，那么这种医疗资源配置的失衡显然是一种巨大的社会不公。对这种社会不公应该及早进行制度性的调整。
“全民医保何时能从梦想照进现实，让公费医疗保障不再是某一部分人的特权，不仅是彻底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前提，也是我国走向民主法治的基本表现。”蒋德海说。
推动全民医保的第一步就是政府能不能痛下决心，向“医疗特权”开刀，政府公共医疗投入坚持站在“百姓本位”之上。同时，公共服务领域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不能让其成为为特殊利益权力寻租的工具，服务性政府、利益分配的到位，都直接影响到医疗改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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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特权” 不仅仅是医疗问题
作者:舒圣祥 [2007-6-18]
我们都在责骂贪官、痛恨腐败 、怒斥特权，但不知不觉地我们又无意识地把他们当作了“学习的榜样”，大权谋大利， 小权图小利，特权就这样间接获得了“合法性”
 
点评：
在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党政干部占有，并且很大部分使用于干部及其家属的保健、美容、整容，这种非常不公平、完全不合理的“医疗特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官老爷作风”的遗留，是到了必须彻底取消的时候了。
笔者所担心的是，“医疗特权”的彻底取消恐怕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因为，“医疗特权”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特权现象的一个微细缩影，单从医疗视角出发是难以撼动其根本的。“医疗特权”首先是特权，其次才是医疗，更多从医疗视角看待“医疗特权”注定只能治标，惟有从特权的角度深入“医疗特权”的本质，方能真正触及其要害。
我并不认同有关专家“医疗特权的产生来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观念”这样的说法。没有人喜欢“不平等”，因而所谓“不平等观念”不可能根深蒂固。“医疗特权”和任何特权一样，都是权力失衡的产物——权力既没有自赋美德，“权力制约权力”机制又没有实效，“权利制衡权力”机制也没有真正建立，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不受约束必然导致诸如“医疗特权”之类的特权现象和特权意识滋生。
任何权力只要失去有力的约束，就会变得疯狂起来。比如，新药审批中的权钱交易，药品招投标中的种种黑幕，医院和医药商的秋波暗送、利益共享，医务人员的拿回扣、要红包、开大方，无不遵循此“道”。
正如有评论家所论，权力变相正成为一种流行病。列车乘务员可以在春运高峰拿火车票送人情；小学老师可以接受家长的礼物让某个学生坐在教室前排；司机可以开着公车带家人在路上横冲直撞，及至舆论多有抨击的“垄断福利”之种种，谁能说这些不是特权？我们都在责骂贪官、痛恨腐败、怒斥特权，但不知不觉地我们又无意识地把他们当作了“学习的榜样”，大权谋大利，小权图小利，特权就这样间接获得了“合法性”。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少老百姓都对公务员的公费医疗并没有太多的抱怨，更多的只是羡慕”；同样因为这个原因，公务员认为自己“得到多一点的福利理所当然”。在特权偏好成为流行病的社会环境里，民众对特权失去了应有的痛感，反而有了学习的冲动，这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的应有作为。
因此，要想真正取消“医疗特权”，不能仅仅依靠特权在舆论压力之下被动表现出来的并不可靠的自赋美德。在我看来，“相对的权力才会有相对的美德”，我们首先需要完善对权力的制衡机制，其次也需要培育社会公众的公民意识。（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观点：
任玉岭（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我觉得我属于既有利益阶层，相对既得利益比较多。家里两个女儿都在外企，收入比较高，生活确实无忧无虑。但中国的现实是，有的人辛辛苦苦，月收入才500元钱。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应该如何调整，是不是应该有人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怎么样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想办法清除一些矛盾，把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都变成大家的所得？
我曾经提过一个建议，希望所有享受公费医疗或者医保的人都支付20%的医疗费总价款。为什么提这个？我曾经有过在广西北海当市长的经历。那时候我要是有病了，到了医院，院长已经等在那儿了，主任、护士都来了。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走的时候，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我得病就没有花钱这种感觉，只有感到温暖。可是老百姓呢，遇到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不担任市长以后，有一次带我爱人在四川成都看了一次简单的感冒，药费就是830元。我第一次知道看一次感冒需要这么多钱。我就想，让有关领导也知道医药的价格，是不是有利于领导产生医疗改革的紧迫感？
任谷（一企业职工）：为什么近年来各地陆续推出的一些医改方案遭遇失败？我以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少数特权阶层把持了医改，他们在医改中没有受到任何的冲击，相反强化了他们享受医疗的特权，致使多数人的利益受损。比如，在县里对县级领导干部实行实报实销的医疗报销制度，自然就不能使这些在一个县里有决策权的官员们对于百姓医疗上的疾苦感同身受。由此上推，市级领导、省级领导都没有医疗上的后顾之忧，又如何指望他们在医改中制定推行符合百姓愿望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呢？中国的问题，必须用中国式的方法去解决。如果有关方面真心想搞一个符合百姓愿望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我倒建议首先取消官员们的特权，使他们与百姓在医疗上享有平等地位，这些人自然会找到破解中国医疗难题的答案。当官员们对“看病难、看病贵”有切身感受时，医疗改革成功就会指日可待。否则，建立惠利于民的和谐医疗关系的道路就还很曲折和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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