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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捍卫记忆

　　利季娅的这一本作品选，书名就叫做《捍卫记忆》（蓝英年、徐振亚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很切贴的书名。利季娅，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她有太多的记忆，有太多的必须捍卫的记忆。

　　当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在俄国掌权的时候，她是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被取缔的时候，她还健在，五年之后才去世。她亲身经历了布尔什维克党七十四年的统治。她的丈夫就是1938年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之中。她的反映大清洗之恐怖的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里就包含有她亲身经历的回忆。她说：“这是写三七年的小说，写于三九———四○年，是在监狱门前排了两年队后随即写出的。它真实的见证价值无可置疑。”（65，注：引文后面的数字是原书的页码。）可是这样反映历史真实的作品很不为上峰所喜。他们“决定从历史中，从几代人的记忆中，删除所发生过的一切。就让冻土默默地守护着死者，就让暴风雪扫平坟头，就让风儿为他们哭泣。但不是人的话语。”（71）“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通通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他们“算计得十分精明。坚定地执行铲除记忆的方针”（72）。既然有人在执行铲除记忆的方针，当然就会有人出来捍卫记忆了。

　　这个“铲除记忆的方针”是怎样执行的呢？书中举了许多例子，例如：

　　1957年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格鲁吉亚诗人季参·塔比泽的条目写道：“他是苏联人民伟大事业的热情洋溢的歌手”，而格鲁吉亚另一名诗人保罗·亚什维里的条目写道：“诗人讴歌充满英雄气概的创造性劳动”，写得不是很好吗？但百科绕过两名热情洋溢的歌手的死亡。名字下面的括号里标明他们的生卒年龄：

　　1895--1937。两个同龄人。他们可以相互呼唤：“我亲爱的兄弟，我们都是诗人，命运相同。”

　　1957年，即他们死后二十年，二十大后的一年，苏联大百科全书已向读者隐瞒他们的命运，还能怎样？塔比泽1937年被处决，亚什维里被逼自杀。（73）

　　又例如，《俄国诗人丛书》出版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集》。在迪姆希茨的前言中介绍了诗人的经历，到过些什么地方，在克里木、莫斯科、彼得格勒、第比利斯、埃里温、罗斯托夫、彼尔姆和阿布哈兹这些地方之后，他来到卡马河上的小城切尔迪尼，最后来到沃罗涅日。可是不说切尔迪尼和沃罗涅日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流放地，而曼德尔施塔姆是在关押期间死的。这些事情序言作者却只字不提。曼德尔施塔姆不是死亡，而是经历监禁、流放、转押，最后在劳改营中被杀害的。利季娅说：“诗人的诗在祖国出版要付出歪曲诗人传记的高昂代价。”（75）

　　就这样，隐瞒真相制造谎言欺骗公众。利季娅说：“谎言对社会毒害到何等程度，可与之相比的只有军队使用的毒瓦斯。”（65）。

　　利季娅反思她自己：“不久前我还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苏联作家。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是集体谎言和集体沉默的同谋。”可是现实终于使她醒悟了，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记录了丧失理性的社会。这书的出版经历了多少艰难！她回忆说：“在我的文学道路上，按编辑的要求，我多次让步，没在报刊上对读者倾吐我的肺腑之言，最重要的话！像所有苏联作家一样，我在书报审查所允许的范围内发表作品。在这个范围内文学家必定变成计算器。同意让步，允许你说你觉得最重要的话。不让步，就什么也不允许你说。计算一下，怎样做才更合算。我一度成为计算器：计算过，并得出结果。”（76）在这样计算的时候，她有一条底线：“我对自己的文学操守暗暗发誓。在记忆与遗忘默不作声的斗争中，在颁布通告强迫人民遗忘的行动节节胜利的时候，在对记忆进行迫害，越来越多的牺牲者的名字作为毒草从前言和后记中删除的时候，我更加坚信自己做出的决定：我永远不允许编辑，不管出于什么崇高的目的，从我的文章和书中删去哪怕一行悼念牺牲者的文字。”（80）“在罕见的情况下，出版社还与我联系或对我抱有善意，答应看我写的东西。他们建议我删除某页、某半页、某段或某句，在我删除某句或某段后，作品将发排、出版，也许还受到赞扬。但一提到删除牺牲者的名字我便断然拒绝。”（81）

　　这里可以举几个实例：1964年7月马尔夏克去世了。我的回忆录收入苏联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的马尔夏克纪念集。一天（大约1970年秋天），文学理论评论部打电话通知我———女助理编辑亲切的声音———回忆录已经发排。第二天，同一个亲切的声音在电话里通知我，回忆录确实发排了，但索洛维约夫（卡尔波娃同志的副手）提出删除半页。（81）

　　卡尔波娃是该社总编辑、社长列休切夫斯基的第一助手。要删除的有两段，写的都是有关1937至1939年，马尔夏克为他的某些被捕并消失的同事站出来说话的事。文学理论评论部主任科纽霍娃给利季娅打电话，劝说她删去这一页或语气改得“缓和”些。她拒绝了。

　　1966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请利季娅为米尔奇科三十年代写的童年小说写序言。米尔奇科革命前是镟工，蹲过沙皇监狱，流放到西伯利亚过。十月革命时期作为维堡区的代表担任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委员，后来是列宁格勒机械厂的副厂长、苦役政治犯协会委员。他是讲故事的能手，在编辑部给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迷住了编辑部。他写的童年小说的一章发表在列宁格勒杂志《篝火》上。当年利季娅就是这部作品的编辑。1937年米尔奇科被捕，死在监狱中。现在出版社要求她为现存的手稿写前言。

　　我写完前言，按时寄给出版社。我在前言中主要写米尔奇科的童年，他如何在机械作坊举轮子，他与马尔夏克结识，但也写了他被捕。编辑部对我的序言很满意，小说连同我写的序言马上发排。

　　1966年4月末，将近午夜12点的时候，别列杰尔金诺别墅的长途电话响了。

　　儿童读物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社长莫罗佐夫请我接电话。他说喜欢我的序言，非常喜欢，但要求删去一段话。

　　“哪一段？”“您知道我们是为儿童出书的出版社，不应用过去悲惨的回忆在他们生活中投下阴影。”

　　投下阴影的这段话是这样的：“1938年2月米尔奇科被捕。马尔夏克所创建的编辑部全体职工被驱散：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开除。”

　　我对社长说，米尔奇科的书是为青少年而不是为婴儿出版的，及时让他们知道父辈和祖辈的经历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做不到，”社长回答。出版社写信给利季娅，说是“您不肯从您为米尔奇科小说《斯乔普卡的童年》写的前言中删除一个段落和另一段落中的一句话，作为编辑我深感遗憾。我知道您的想法，但请您为读者着想。您拒绝发表前言，使读者失去阅读小说连同与小说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您卓越的文章的快乐。”利季娅回信说：

　　我与您（出版社）争论的不是“一段话或一个句子”，而是人的鲜血和人的话语权。你们准备出版的书的作者米尔奇科是卓越的作家，我的挚友，党员，来自人民中间的人，老工人，参加过两次革命的活动家，在斯大林兽行肆虐时期，同千百万无辜牺牲者一样，被野蛮杀害。下一代，牺牲者的子孙需要不需要知道这一切？

　　我确信必须知道。不仅要笼统地讲，还要通过人的命运的实例讲。这是活下来的人的义不容辞的义务，他们的崇高的事业。

　　承蒙您夸奖我的前言“写得很好”并“很需要”，但如果我不删除提到米尔奇科牺牲的地方，您就拒绝刊登。然而不提米尔奇科之死，“写得很好”并“很需要”的序言马上就会变成虚伪的，因而也是坏的和有害的序言了。您提到应为新的一代人，为新的读者着想，可他们需要的是真相，不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真相，即米尔奇科在小说中所写的时代，还需要告诉他们本世纪几十年的真相，在这几十年里，正是现在的青少年的父辈和祖辈牺牲的年代。人们早已知道，真实的祖国历史是教育青少年一代最好的教材。我从未忘记读者，像您设想的那样：正是因为在他们面前的责任感不允许我歪曲真相，而这也是您所要求的。

　　书中利季娅提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判别式：“对待我国历史上斯大林统治时代的态度，现在是衡量一个作家人格和创作成果的标准。”（80）

　　利季娅拒绝参与消灭记忆，她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书中有几处写到她对“作协”的看法：

　　作协从来不保护自己的会员———召到作协是为了惩治他。（112）

　　作协书记处和克格勃大楼是两个兄弟的单位，但这种血缘关系通常遮遮掩掩，起码没有公开展示。“创作协会”仿佛不仅创作书，还制造冤案和惩处无辜。(158)作家作协早应改名为与文化不沾边协会了。我们把作家协会从文学中开除了。（172）

　　苏联作家协会会员格奥尔吉·弗拉基莫夫1977年10月10日写信给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说作家协会曾经是、现在仍然是高居作家之上的警察机关。信中说：

　　这就是荒谬的极限：写出的书没人读、卖不出去的作家掌握着拥有读者、书一出版就一抢而光的作家的命运。空话连篇的平庸作家塞满理事会、书记处和各委员会。他们早已丧失历史感，只渴望尽快发财。这种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和遏制。我留在这片土地上，但决不与你们站在一起。我不为自己，而为被你们开除的所有人，“处理的所有人”，消灭和遗忘的所有人，尽管他们没有授权给我，但我想他们不会反对，我把你们从我生活中开除。我觉得，少数有天才的优秀人才参加作家协会是偶然的和被迫的，我今天为离开作家协会向他们道歉。明天他们会明白，警钟对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每个人都应倾听警钟：在开除自己同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迫害者———尽管我们没有动手，但用自己的声誉、威望、沉默支持了你们。

　　你们承担起平庸之辈的重负，千方百计地迫害同事吧，压迫他们，迫害他们，不要放过他们。但我不参加了。退还1471编号的作协会员证。（173）

　　他是表示，不仅把作家协会从文学中开除，而且“我把你们从我生活中开除”了。

　　在利季娅去世十年之后，俄罗斯出版了她的五卷集，表明那些人铲除记忆的努力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