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夫剪刀:蒋介石是仓皇逃离大陆吗

蒋介石是仓皇逃离大陆吗

一般说法认为1949年蒋介石是所谓“仓惶逃离”大陆的——许多人对此爱引用李煜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来加以形容。然而，揆诸事实，我们却不难发现事实上蒋介石离开大陆是早有准备甚至是有条不紊的——要不然，也就没有国民党在台湾六十多年的生存繁衍了。他的这种早有准备和有条不紊体现在下列几方面。

自然，钱财第一。1949年到1948年，国共内战如火如荼，蒋介石尚能控制长江以南地区，此时，他就密令财政部与中央银行，陆续将原存上海四行仓库国库黄金的主要部份，分批运送到尚未被战火波及的台湾，剩余的一小部分，则分散到各省，留作军用。因此，从1948年12月开始，蒋介石开始谋划黄金入台事宜。

1949年1月，正在香港的前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接到蒋介石关于运送黄金的密令，于是马不停蹄地秘密赶往上海筹备此事。为了严守秘密，俞鸿钧和汤恩伯撇开了时任中央银行行长兼财政部长的刘泗业，和自己的旧部密谋一个稳妥的运送方法。最终，将中央银行的黄金分三批从海上起运，其中两批运到厦门鼓浪屿，再辗转运到台湾。位于上海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一共储备了黄金277.5万两、银元1520元，蒋介石计划分三批运往台湾。其中第一批是重头戏，一共运走了200.5万两，第二批运走了57.3万两，到运第三批的时候，蒋介石的败局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于是他亲自给汤恩伯下了一道命令，让他亲自派人料理这批黄金，1949年5月17日，这批将近20万两的黄金起运。1949年5月17日，汤恩伯遵蒋介石命亲自派人用武力从中央银行运走了黄金19.8万余两、银元120万元。

从当时财政部长徐堪给蒋介石的统计清单中显示，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四日到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底，国府一共从大陆和美国运送了2,949,970.279市两纯金到台湾。并先后拨付总计1,026,000两的纯金给台湾银行，主要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也一并拨付了十二万五千两黄金给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共拨付给台湾一百一十五万一千两纯金。可以肯定的是，这笔资金促使了台湾金融、财政从战火废墟及艰难困苦的岁月中获得复兴和崛起。

钱财而外，蒋介石有计划抢运至台湾的就要算文物了。照鲁迅的说法“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从1948年起，蒋介石就下令将暂存到国立故宫博物院与国立中央博物院，分批抢运到台湾。而抗战时期迁运到四川重庆的河南博物馆文物，则来不及运去台湾，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急电并随后觐见蒋介石，要求派空军专机到重庆，运走河南博物馆的精华文物，获得首肯。于是在民国三十八年十月间，也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两架民国专机在重庆南岸抢运走三十八箱珍贵文物，皆是珍稀之宝。

经过协商，国民政府成立由杭立武任国宝搬迁主导者的国民党文物联运机构，秘密多次商议究竟要运多少文物到台湾，其抢运的标准以精品为原则，以先运走故宫博物馆八百箱为目标，并以当时参加英国伦敦艺术展的八十箱文物为主，其余单位各自挑选最精要的文物和档案带走。

1948年秋天，国民党政府向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下达了一道紧急命令，要求后者为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精品编制一份名单并配以详细说明，同时准备安排这些文物用飞机分批运往南京。12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杭立武电告马衡前往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马衡回电说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出席会议。在马衡缺席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做出了决议：尽可能快地将珍宝运往台湾，任命杭立武负责运送工作。

杭立武没能取得马衡的合作，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抛下紫禁城大量的皇家珍宝逃往台湾。他们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只带走了南京所有藏品中的大约20%。蒋介石很赞同文物运台的决定，专门拨出一笔800万元的款子用于这项计划。本来计划共运送五次，不过实际只运了三次。总共有3824箱文物被运到了台湾，仅是1933年从北平运至南方的所有箱子的五分之一，然而这五分之一却包括了大部分精品文物。其中绝大多数是举世无双的大幅挂轴画作，它们都出自唐宋时期的名家之手。

据杭立武本人回忆和记载，运走台湾的第一批文物中，故宫博物院有三百二十箱，中央博物院二百一十二箱，中央图书馆六十箱，中央研究院一百二十箱，外交部六十箱，共计七百多箱。在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三日，杭立武找来商船经过两天日以继夜的装载，第二批文物全部装上船只运往台湾。第二批的文物中，故宫博物院有一千六百八十箱，中央博物院四百六十箱，中央图书馆四百六十二箱，北平图书馆十八箱，中央研究院八百五十六箱，共计三千五百多箱。一月九日，经各单位代表商议，第三批文物又开始运往台湾，其中：故宫博物院有九百七十二箱，中央博物院一百五十四箱，中央图书馆一百二十二箱，共计一千二百多箱。

三次运输的文物在台湾聚集成了一个新的收藏。最终它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拥有举世罕见的、最丰富的青铜器、书法、手卷画作、珍贵典籍等藏品。

最后就是对人才的抢运了。蒋介石虽然没有公开扬言什么“以人为本”，但也深知人才是复国之本，因而，1948年11月，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办法。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17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也许正是出于蒋介石对他本人的礼敬，胡适不得不感到要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

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他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成了国民政府历史上最短命的教育部长。梅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

1949年6月，神州变色，蒋介石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终于没有像抢运金银国宝一样顺利完成。据后来统计，除了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之外，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80余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祖国内地——值得一提的是：这留下的许多人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饱经折磨，几乎生不如死，至于学术成就，那就更乏善可陈了。

总而言之，蒋介石离开大陆，不是什么“仓惶逃离”，而是有计划的撤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转进”。

那么，他“转进”的目的地为什么不是西南四川或华南两广，而选择孤悬海外的台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