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小果树修剪方法:饶斌在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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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地处松辽平原东部，松花江中游，是东北北部的大城市，也是解放区最大的城市，是中共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所在地；历史上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就在中东铁路中心──哈尔滨建立秘密组织。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中俄工人联合举行三次大罢工，支持十月革命。我国与共产国际通过哈尔滨地下国际交通线，护送革命同志和来往信件，加强互相联系。1923年建立中共组织。“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迁此，哈市成为东北抗日指挥中心。刘少奇、杨靖宇都在这里领导过党的工作。中共组织虽多次被破坏，但革命火种未被扑灭。这里也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角逐的市场，曾聚集过33个国家十几万侨民，设立过24个国家的领事馆和一些间谍机构；外国资本家开设的工厂、商店、银行、学校数以千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会社、组合等经济组织，很快控制了哈尔滨的经济命脉，为其侵略战争服务。1945年8月17日，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实行全面军事管制。随苏军进入哈市的“抗联”同志，协助苏联接收日伪的机关和物资，如刘亚楼等同志8月20日接收哈尔滨广播电台，李兆麟等8月23日成立“抗日联军哈尔滨办事处”，由抗日根据地派来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和狱中释放的革命者，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活动。1945年10月中旬，中共东北局派钟子云等20余人赴哈开辟工作，不久又从关内来400多名干部，分配到哈市及附近各县工作。1945年11月中旬陈云等抵哈，组成中共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成立松江省工委，张秀山任书记，钟子云任副书记，组建哈尔滨市委。12月底，国民党东北行营派关吉玉、杨绰庵等接收松江省政府和哈尔滨市政府，我党、军机构及保安总队退出哈市，哈市委仍以“中苏友协”为掩护进行工作。李兆麟以中苏友协会长的身份，公开与国民党展开政治斗争，1946年3月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激起人民公愤。苏联4月28日撤退时，国民党接收大员看大势已去，随苏联撤走，绕道海参崴回国民党统治区。我军同日又进驻哈尔滨市。六七月间中共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及其下属各大机关进驻哈尔滨，东北行政委员会也在哈市成立。
饶斌1947年10月31日到哈尔滨，分配到中共哈市委工作，当时市委机关和宿舍在一起，地址在道里区警察街80号。据说原房主是金矿资本家。房子是公寓式三层楼，每层两套，每套三室一厅，几乎所有的市委委员都住在那里，一套房住两三家。饶斌在二楼和组织部副部长林可泽住一套房子。
饶斌的工作安排是李富春同志谈的话，因为富春同志代表东北局领导哈尔滨市委工作。他问饶斌：到哈尔滨市委任副书记如何？饶斌犹豫一下诚恳地说：哈市人才济济，老同志很多，我又缺乏城市工作经验，是不是做个常委？富春说：大城市工作没有经验，要多调查研究，多请示报告。组织上考虑饶的意见，任命他为市委组织部长。这年12月，张平化同志调任市委书记，改为特别市，由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
哈市委在李富春领导下，召开市委扩大会议，讨论原市委常委、哈市总工会主席杨维“左”的倾向问题。会议认为工会在发动职工、反对资本家消极怠工、造假账目、压缩生产、冻结与转移资金方面与之斗争是对的，但杨维过分强调工人的作用和利益，出现过“一切权力归工会”的提法；有打骂公安员、交通警、包围街公所的行为；在对资本家开展斗争时，有过火行为；工作中不注意把经济发展和工人福利有机结合起来；斗争中不遵守法规，对资本家有扣留、打骂、罚款等“无政府”偏向。扩大会后，杨维调离哈市。1948年2月7日，新华社发表《坚持职工运动中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评论。这次会议对克服工厂企业工人分红过高，吃掉企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现象有积极作用。
这时，中共哈尔滨市委的领导班子是：书记张平化，副书记钟子云，常委除两位书记外有：朱其文、刘达、饶斌、刘彬、刘英，以后又增补张维祯、林可泽、蒋南翔、宋一平、郑依平、陈龙、唐景阳等。组织部长饶斌（1948年7月～9月），林可泽（1948年11月～12月）；宣传部长蒋南翔（1947年12月～1948年7月），吴铁鸣（1948年10月～1949年5月）；社会情报部部长毛诚（1947年12月～1948年12月）。1949年1月，社会部撤销，人员并到东北局社会情报部，毛诚调任组织部副部长。保卫部部长陈龙（1947年12月～1948年10月）；民运部代部长宋一平（1948年9月～1949年）。饶斌任组织部长不到两个月，为加强政权工作，1947年12月29日任命饶斌为副市长。1948年1月30日市府政务会上，决定成立市经济委员会和劳动局，由饶斌兼任经委会主任和劳动局长。他精力主要放在政府工作方面。1948年7月，洛甫的夫人刘英任哈市委组织部长，9月19日又调离，由钟子云兼组织部长。
三位正副市长大致分工：市长朱其文除全面负责外，重点管政法民政工作；刘达分管文教卫生；饶斌分管经济工作，重大问题都是共同研究或经市委决定的。饶斌认为：经济工作必须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必须弄清经济方面情况。他们抽调干部，组织力量，深入公私工商企业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市政府组织全市工商企业登记，派出300名干部进行这一工作，掌握了全市的工商业情况。国营企业已占很大比重，分别隶属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工业部、商业部、东北军区军需后勤部，共104家。还有38家企业归松江省管理。市政府的国营企业40家，主要是发电厂、自来水厂、电车场、汽车场等市政企业，当时没统计市管国营企业数字。市政府还新建了机械厂、化学厂，正在恢复的有糖厂、毛纺厂。在苏联援助下，国家准备新建的有亚麻联合纺织厂。
根据企业登记情况，全市私营行业156种，与1946年2月我军未进入哈市前比较，有了很大发展，情况对比如下（不包括二万多户摊贩）：
按家数计算，工业增长三倍，商业增长一倍半。
当时还有外侨33721人，有苏、英、美、法、意、捷、罗马尼亚、匈、瑞士、丹麦、奥地利、希腊、土耳其、葡、瑞典、伊朗、朝鲜、波兰等20多个国籍，在哈设立教堂14座，14国侨民经营工业，18国侨民经营商业，外侨经营商业者共728家。
为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实现军工军需生产，国家拿出原料、资金，组织私营企业进行军工、军需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军工方面生产了六○炮及炮弹、掷弹筒等；军需方面进行被服、鞋、帽、粮、油等生产。既支援战争，又满足人民需要。这种与国营经济结合的私人资本占私人资本总数51%，占私营职工总数34%，占私人厂家总数19%。据军工部统计，1947年～1948年完成六○炮弹25万发，爆破筒15000支的生产。两年完成军需生产任务：单军服64万套，棉军服47万套，棉大衣46万件，棉袜子35万双，棉皮鞋40万双，夹皮鞋7万双，靸鞋47万双，棉皮帽76万顶和棉手套23万双。实践证明，这种生产方式，是对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的好办法。
1948年3月，正在进行土改运动的农民，不断进城向原在农村是富农、地主的工商业者索要浮财，并进行揪斗，市政府发布《关于保护工商业者的布告》，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和合法经营不受侵犯。布告规定：（1）农民入市抓地主回乡清算，一律经过公安局审查区别处理，不得自行抓人带走。（2）对确属逃亡地主，应同意农民带走。（3）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与农民有土地方面的剥削关系或其他经济纠葛的，原则上不许把人带去乡下，更不许侵犯其工商财产。如有剥削行为的……酌量向农民赔偿些损失，但以不损伤工商业正常营业为原则。当时工商界有影响的人物，如武百祥、刘佩芝等遇上这种事时，市领导请示东北局，明确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工商业。区里发生疑难案件，由市政府工商局派人同公安局、区政府把农民和工商业者找到一起，按既定原则解决。
布告公布后，3月底，即有不少工商业者申请开业，计工业1365家，商业436家。仅东傅家区就有新开厂店984家。有名的“同记”商场，营业面积扩大一倍。
4月28日，哈尔滨市企业公司成立，是公私合办的有限公司。资金总额3.6万股，市政府认领2.2万股，其余均为工商界承担，动员了私人工商业者的闲置资金111.8亿元东北币。企业公司是为工厂收购工业原料而服务的，保证了生产和发展，使企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根据企业的业务情况，下设搪瓷公司、皮具公司、秋林公司、农业公司、染业公司等。
这年上半年，道外区的14个被服加工厂，成立“产联”，对原料、产品的购销实行统一领导。
发展生产，必须注重人才的开发和培养。市政府5月7日发布《优待专门技术人员暂行条例》，鼓励技术人员钻研技术，发展生产。6月，为培养工商管理干部，在市立一中增设工商管理专科班。9月又创立哈市第一技术专门学校，设机械、电子、土木、农业四科，培养中专技术人才。8月11日，市政府公布《技术津贴暂行法》。
1948年7月，市政府对摊贩进行统计，全市共30024人，连家属共15.57万人，占市人口13%，占全市商业资金的34.6%。同时公布《哈市摊贩管理条例》。
东北银行哈尔滨分行为繁荣经济，发展工商业，上半年发放贷款20余万亿元，对资金不足、周转不灵的工商业者起了支持作用。9月底，取缔了扰乱金融的银元贩子。
8月，东北局为推动城市工作，在哈尔滨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副部长李大章）召开城市工作会议。饶斌作为解放区第一个大城市哈尔滨市的代表，23日在会上作《关于哈尔滨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汇报发言，主要精神是：
一、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培植与促进国营经济的发展，发挥其在各种经济成分中之领导作用。
二、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企业的工人阶级，发挥其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劳模立功运动。
三、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一种较好的领导方式，就是对私人企业采取加工订货的方式，它有利于私人企业服从国家经济和战争的需要。
四、制定加工条例，使私营企业加工服从国家工业政策的要求。按不同行业确定不同利润，体现有领导的发展和限制的政策。
五、对私人工商业的态度，对不同性质的工业或不同性质的商业，确定不同的态度。总的精神是“根据我们的意图利用它（私人资本），使它在合乎我们利益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并提出：“对私人资本的利用应该是有计划有领导的。根据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否，根据今天的需要与将来的前途，以及根据其他条件确定哪些可以发展，哪些应该维持，哪些必须加以限制。”对商业总的精神是，商业一定要服从生产，服从消费；对投机倒把分子，实行严厉管制，坚决斗争，给以打击。
六、国营经济虽占绝对优势，但私人经济的利用，还是不可少的部分。对私人资本家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资料见《哈市参考资料》第七集）。
这个发言是开始探索城市经济政策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并力图正确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9月中旬，因王稼祥同志生病，由中共中央委员张闻天（洛甫）对城市工作会议作总结性的报告，题为《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的提纲》。张闻天对东北存在五种经济的分析，以及对私有经济改造的几种方式，把哈尔滨市的经济报告中主要内容都归纳进去，并提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次会议原本由李大章同志草拟一个《城市工作纲要》，没被采用。会议分析研究了东北城市（特别是哈尔滨）的实际，提出今后城市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全国解放后的城市经济的改造和发展有重要指导作用。
解放战争在东北取得伟大的胜利。10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全歼锦州守敌12万人，活捉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援锦7万国民党军被歼。10月19日，长春解放。11月2日，我军攻占沈阳，辽沈战役共歼敌47万人，至此，东北全境解放。
捷报频传，哈尔滨人兴高采烈。哈市曾是解放区第一大城市，聚集许多干部，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和城市大量解放，许多干部被调走。10月31日朱其文市长调离，11月3日被任命为沈阳特别市市长，任命饶斌为哈尔滨特别市市长，市委副书记钟子云调任阜新煤矿矿长，调副市长刘达任东北农学院院长。张平化仍任市委书记。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指示抽调大批工人骨干进行集训，从各单位抽调七八百人，在干部学校集中学习，随时准备参加新解放城市工作。
12月，哈尔滨市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由张平化主持，饶斌作《哈尔滨市1948年经济工作总结与1949年经济任务》的报告。明确几个问题：
一、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保证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经济条件，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成分，是反对资本主义消极因素的强大阵地，是推动革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因素。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这个矛盾长期的经济竞争中，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的领导作用，将要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发展的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堕落成资本主义社会，国营经济的强大是决定成败的因素。明确了必须把国营经济放到领导工作的第一位。
二、总结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及其发展和斗争的经验，认为它是私人资本主义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一种形式。在生产上利用与监督私人资本，服从国家的需要，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但它内部也存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矛盾，既有公私矛盾，也有劳资矛盾。
三、总结了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如何对工商企业区别对待。对有益于国民经济部分，在一定限度内发展是必要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并总结了与资本主义投机性、操纵性、无政府无组织的破坏性进行斗争的经验，包括用经济办法、行政法令及正确处理劳资纠纷等。
四、关于合作经济及农业经济方面，提出逐步引导个体经济走向集体经济的办法。
此外，关于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问题，也相应地在各种经济部分里作了初步总结（详见《哈市1948年经济工作总结与1949年经济工作任务》草案）。
这份报告经会议讨论通过后，城市经济工作的政策就明确了。
东北全境1948年底解放。在解放东北的斗争中，哈尔滨市做出重大贡献。据统计，参军2.3万人，占适龄青年23%。在1948年三大军事攻势中，选派民工2107名，帮助转运伤病员23480人，派出医护人员、汽车司机、前线工作团和担架队2.8万人，支援马车1279辆，还有机械碾米队随部队服务。全市人民给部队捐款及送慰问品价值共3亿余元。三年来哈市筹集40亿元东北币支援前线。1948年全年财政收入1643亿东北币，除允许本市支付的经费外，上交国库815亿元。对解放战争做到“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人有人”，对解放战争的服务做出巨大贡献！
1949年，军工任务告一段落，联合工厂召开股东会，报告营业情况，分配红利，进行聚餐，然后宣布工厂解散，股东拉回自己的机器，带回原有工人。
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在沈阳解放后就准备迁往沈阳。饶斌去看富春同志时，富春同志知道饶斌没有收音机，就将黄克诚同志送他的收发报机（可做收音机用）转送饶斌，说“这个金属壳的家伙太沉了，送给你用吧。”这是他得到的第一台收音机。以后到一汽任厂长时，因长春日报社缺收发报机，饶斌和张矛商量后，就又将这台收发报机转赠长春日报社。
1948年10月22日，市政府为加强经济管理，撤销工商管理局，分设工业局和商业局，克服长期工商不分，业务混淆，生产上经营上的盲目性和流动性。这时哈市经济由战时经济转入和平过渡阶段。工商业某些方面出现萎缩，有的资方资金南移，需要在政策上管理上进行调整。由于上述原因，劳资矛盾增多，为此，哈市人民政府公布《处理劳资争议的暂行办法》、《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办法》，作为处理劳资关系准则。
解放战争进展迅猛，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2月2日，北平和平解放，蒋介石1月21日引退，国民党政府4月1日派以张治中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到北平谈判。结果，全部代表留在北平。4月22日解放军200万人渡江南下。4月23日，张平化、刘惠农、曹海波等领导率领近千干部离开哈市南下。市委书记张平化离开后，市委的工作由饶斌暂时代管。
这年4月初，贺龙因劳累过度，到哈尔滨休养半个月，参观了哈市和丰满水电站。
在蒋介石搞伪国大选举时，中共中央本拟1948年秋在哈尔滨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曾从香港至大连建立一条海上运输线，把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一批批送往解放区。后因形势急剧变化，会不能在哈尔滨召开，但还接待不少爱国民主人士，如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德全、朱学范、章伯钧、茅盾、章乃器、田汉、许广平、程砚秋、戴爱莲等，在兴味盎然的联欢会上，名家演戏、吟诗、唱歌、舞蹈。有人提议市长唱歌，饶斌异常兴奋地领导大家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月29日，哈尔滨市改为松江省辖市。
1949年的“五一”劳动节，人们欢欣鼓舞，庆祝活动盛况空前，举行30万人的大检阅，其中有15000名外侨，着装绚丽多彩，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6月15日，东北局任命李常青为市委书记，饶斌为第一副书记兼市长，王一伦为第二副书记。组织部长苏生，宣传部长郑一平；李常青因病未到任，由饶斌主持市委工作。半年后，中共东北局又任命松江省委书记张策兼任市委书记。6月，饶斌受朱其文市长的邀请，去沈阳三天，参观了故宫、北陵、大帅府、少帅府等名胜。
6月份，饶斌被选为代表，出席8月份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会上，选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林枫，饶斌被选为人民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
在野心家高岗的操纵和影响下，一种“东北特殊论”的思潮泛滥。执此观点的人认为，东北工业、交通比较发达，国营经济比重大，私营经济无足轻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40%，认为东北先进，可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产生了“东北特殊论”的谬误。
1949年6月，李富春同志在给毛主席的《四、五月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反对“东北特殊”的问题（当时高岗去了苏联，回来后不同意李富春的意见）。饶斌同意李富春同志的意见。他又认真学习毛主席1947年底《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教导的：“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分工，还需要他们中间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主席在1948年1月18日《关于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必须避免对一切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的政策。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毛主席在1948年3月1日《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问题》中说：“……对这个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要在政策上犯错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的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并说：“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占了全国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不久，中央要求全国检查城市工作，饶斌根据哈市经济工作检查情况，写了一份《哈市半年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初步总结》。这份报告经市委通过后，报送东北局及党中央。因为中央给东北局电报，要求就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进行检查，强调要注意团结。饶斌考虑到过去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方面从未多讲，但对斗争方面却讲得不少。而在北京、天津开的各种会上，对“团结”又讲得较突出，所以有意识在扶持民族资产阶级方面写了几句，这被东北局某些领导认为是“右倾”错误，两年后被高岗、李常青等人进行一场无限上纲的批判。
10月，上海工商界访问哈尔滨，饶斌接待时表示：哈尔滨与上海的经济发展相距甚远，希望上海工商界能在发展经济上帮助哈尔滨一把。并说：可以使哈市资金和上海私人资金与技术结合起来，合作建设哈尔滨。上海中国标准铅笔厂的吴羹梅先生作出积极的响应，愿合办铅笔厂。经协商议定铅笔厂创办需资金200亿元，中国标准铅笔厂投资60亿元，哈市企业公司投资60亿元，哈尔滨实业公司投资60亿元，哈市制粉业投资20亿元。技术与管理靠上海标准铅笔厂。这开创了利用外地技术与资金办厂的道路。
11月，全市开展“反贪污浪费和创生产新纪录”的活动。各行业成立技术研究会，使一些工业产品质量（如牙刷、粉笔、牙膏、铁锹等）有明显进步；这五个行业12名技术员，受到政府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1949年12月，毛主席为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率中国代表团赴苏，途经哈尔滨时，饶斌到专列里看望毛主席。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毛主席、周总理2月26日回到国内，27日、28日在哈尔滨视察。毛主席的专列27日下午二时到哈尔滨，张策和饶斌把毛主席和周总理接到医院街一号休息。三时半陪同毛主席、周总理前往当时哈市最大的工厂──哈尔滨机车车辆厂视察。其前身是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旧称“三十六棚”，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发生过较大的影响。毛主席一边参观询问，一边发表意见。他说：工人要学政治，也要学些文化、技术；领导干部不懂业务技术，就要好好学习。总理补充说：要管好工厂，培养人才，出产品，出经验，出干部。离开机车修理厂后，到国际旅行社五楼顶的平台上，当时算哈尔滨的最高点，毛主席、周总理一边观望城市，一边听饶斌简要地介绍哈市的情况。毛主席指示要把哈尔滨这个消费城市改造成生产城市。主席还询问上海资本家吴羹梅先生来投资建厂的情况。晚上，张策、饶斌请毛主席给省、市题词。毛主席即挥毫写“不要沾染官僚主义的灰尘”、“学习”、“奋斗”、“发展生产”、“学习马列主义”等；还为《松江日报》写了报头。28日，毛主席、周总理离哈。
5月8日～12日，中共哈市市委召开第二次党代会，提出全市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面向生产，依靠工人阶级，完成生产计划和改善领导作风。饶斌和王一伦（副书记）分别作了报告。
6月8日～11日，哈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讨论公私关系中加工订货问题，通过《哈尔滨市关于订立加工订货合同管理暂行办法》；选举饶斌为市长，陈一凡为副市长。饶斌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哈市的公私关系是经过调整的，但目前又产生新的矛盾与要求，故应再调整。经验证明，公营企业用重罚限制私营企业的非法行为，只是消极处理办法，应当从帮助其提高业务技术水平着手；并依靠工人阶级，监督启发资方自觉遵守合同。上半年组织检查组，检查41个行业4300家企业118种产品质量；发动3500家私人工厂，组成34个产品检查组、18个技术研究会，并且通过互相参观、座谈，推动私营企业积极研究技术，采纳提高产品质量的合理化建议，对改进技术，提高质量，效果明显。有1337家企业达到质量标准，有126家高于标准。
由于全国各地相继解放，久无信息的家人也来了信。首先是饶斌的岳父张豫和，他于抗战初期任同蒲铁路局局长，后阎锡山要派他回太原搞“曲线救国”，他不干，即离开阎锡山回甘肃天水。国民党准备修筑宝天、天兰两条铁路，他和同蒲铁路撤退的一些技术人员建立起修造厂，搞桥梁建筑设计，办建筑需要的砖灰窑，还搞些手工业和小商店，以维持生活。日本投降后，他又回太原，被任命为民营事业董事会董事，阎锡山给以“中将”待遇，每月除按市民供应17斤面粉外，董事会还津贴两袋面粉。伪国大选举时，被友人拉入青年党。解放后，搞“反动党团登记”，他很反感，说自己并不反动。他参加阎伪人员集训班，被定为“官僚”成分，他写信给女儿张矛，想来哈尔滨看看。张矛见报纸上登载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是老上司解学恭，就给他写信问张豫和的政治情况如何？可否与他往来？解回信说，他问过行政处处长张隽轩，张说张豫和是一般历史问题，可以来往。张矛才同意父亲来哈尔滨。张豫和本想利用女儿、女婿关系，在北京找事做（他曾任北京蒙藏学校校长），饶斌夫妇推说无熟人，不便推荐；他住了20多天，就回天水了，在天水他仍靠砖灰窑的收入维持生活，于1951年初逝世。
其次是饶斌在徐州靠哥哥饶鸿焘当小职员维持生活的父母亲有了信息，父亲饶润生无职业，好饮酒，听说儿子在哈尔滨当市长，买了火车票要到哈尔滨探望，不幸中风逝世。母亲何福庄把他父亲埋葬后，6月到哈尔滨，同行的有大儿子饶鸿焘。因鸿焘一直当会计，当时财会人员很缺，经饶斌介绍，哥哥到东北农学院任会计科长（他在警察学院当过会计科长），并把家属从徐州迁哈尔滨。
张矛的两个弟弟，一个叫张之千，在甘肃兰州银行当会计，当时在家待分配，也到哈尔滨企业公司任会计；另一个叫张之昭，国民党时期是“左”倾学生，上海解放后报考华东军政学院，经半年训练，分配到哈尔滨法院工作。
这年，饶斌第四个儿子出世，取名小彦。一个月后，张矛调到哈尔滨亚麻厂任副厂长。
7月，开始整风，以县、团以上党政、财经、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为重点。目的是提高干部思想水平，克服各种脱离群众、不讲政策的倾向，以密切群众联系，改进工作。8月1日，饶斌在市委作《关于贯彻党的决议与作风问题》的报告，号召大家结合当前工作，认真分析研究工作中的实际情况，找出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予以解决。入冬时结束整风。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全市开展全民性的支援抗美援朝活动，加工炒面、加工被服、认购公债，开展慰问志愿军活动。由于工商业日趋繁荣，1951年6月，市工商界代表建议：广大职工和工商业者在改善经营管理、扩大生产增加收入、节省开支的基础上，捐献战斗机18架；双合盛面粉厂和制粉业各再单独捐献战斗机一架，并向东北各城市和全国工商界挑战。年底，全市共捐献飞机30架。
饶斌自1950年7月任松江省政府副省长兼党组书记后，哈市的职务仍未免去，因此十分繁忙。直到1951年9月才辞去市长及市委书记职务。东北局任命他为松江省省委副书记，除任第一副省长外（省长冯仲云，副省长李延禄），还兼任省计划委员会主任。他离开哈市时，全市人口达865927人，工农业总产值47399万元。党员达1万余人，基层组织532个，其中工人党员5692人，机关党员1935人，学校党员1342人，农村党员1163人。
饶斌在哈尔滨市工作三年十个月。在市委、市政府各位同志共同努力下，为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在改造私营经济使之适应社会主义需要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在城市政权建设方面、区街政权改造方面均做出了成绩。赌场、妓院被取缔。妓女在政府安排下进行生产自救，治好了性病，可另谋职业，有几百人转到煤矿区与矿工结了婚。
饶斌在松江省政府工作期间，注意抓城乡互助问题。在他的推动下，1951年7月，在哈尔滨成立哈市地区城乡互助委员会，有松江省、黑龙江省的部分县代表参加会议，共120人。会上城乡自由达成协议，订立合同，充分发挥城市在物资加工、材料供应、产品集散方面的作用。
1952年5月，松江省政府召开基建会议，当时正是经济恢复、发展建设阶段，基建任务很重，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但刚组成的基建队伍，数量不足，质量也不高。为此，他们总结两年基建施工的经验，推广哈尔滨亚麻厂基建工地和苏长有先进操作法，改进劳动组织和生产工具，节省了技术工人，提高了施工进度，保证了施工质量，使土建工程由个体劳动走向集体化科学分工，进一步向工厂化、机械化过渡。会议指出，施工中存在的计划不好、任意变更设计、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责任心不强、缺乏制度或执行制度不严造成的种种浪费，提出“加强基建中政治思想工作，贯彻新设计标准，开展推广先进经验的运动”，以改善基建工作。
1952年6月，省委书记张策调走，任命李常青任省委书记并兼哈尔滨市委书记。李常青一上任就“解决”饶斌的“右”倾错误。7月初先在市内找副市长吴宏毅谈话作为突破口。有的同志听到后十分惊异，设法转告饶斌，要他主动找有关人了解情况。7月中旬，问题才被揭出来。原来哈尔滨市的工作，历史上有一段悬案，原东北局的主要领导人林彪、高岗等，认为哈尔滨市的领导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有“右”倾错误。1947年底调张平化任哈市委书记时，林彪与他谈话，要他到哈市后解决领导“右”倾的问题。
张平化到任后，经过调查观察，觉得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是正确的，所以直到他1949年初调出，也未提这个问题。后来哈市党政主要领导都调走了，只剩饶斌一人，而饶斌对高岗等人的论调并不随声附和，于是就在他写的报告和看过的文件中找问题：
（一）发现饶斌在1949年7月关于《哈市半年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总结》中有一句“我们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历来有斗争的，而且这种矛盾和斗争……正在增长和上升……”，李常青等认为他讲的这段话，与东北局的提法不一致，东北局的提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现阶段的基本矛盾。”据此，说饶斌有严重“右”倾思想。
饶写这个总结时，干部中对阶级斗争的形势有争论，总结中写道：“争论中有人认为东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势力消灭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有的则不同意，认为这个问题从全国看，这样提法有些早，有危险（指对全国消灭‘三大敌人’不利）。承认在全国消灭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基本矛盾，但目前仅只能说这种矛盾是上升的”，因为全国当时尚未解放。李富春给毛主席的报告中也曾提到暂不要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观点。在学习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的报告和《东北的形势和任务》时，又感到东北局的提法和毛主席的提法稍有不同，根据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的报告：“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和东北局的《东北形势和任务》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消灭地主阶级之后，将成为东北解放区内部的基本矛盾了”，对两种提法再三考虑，觉得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从革命战略任务的变化影响阶级关系的变化来考虑，提出了“我们与资产阶级……矛盾正在增长与上升”，并没有违背中央或东北局的提法，因此原则上可以说并无错误。饶斌进行辩解，李常青等人质问他，为什么在文件中只引用李富春的话，不引用高岗的话？反高岗就是反东北局。饶斌不承认，李常青说他手中有证据，证明饶斌对东北局有怀疑。后来证据拿出来了，原来饶斌在看过的一本东北局的文件上有两句眉批：“与天津少奇讲话不一致”，“东北与全国战略任务分开”。高岗当时正千方百计地想把刘少奇从中共中央第二把交椅上拉下来，由他取而代之；用此批判饶斌，影射一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这正是一个机会。
（二）在《哈尔滨市1948年经济工作总结与1949年经济任务》中，有“左”的意思。因为1949年大军南下后，哈市一度出现经济萧条现象。原因是为战争服务的一些工厂，生产任务突然减少，原料不足，处于停工、窝工状态，需要调整。这时就要根据毛主席1947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的教导：“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我们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所犯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的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又根据1948年毛主席在《关于工商业政策》中教导的：“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眼前的片面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该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又根据毛主席在1948年《关于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的教导：“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
当时哈市的领导同志认为必须根据这些教导，处理出现的许多问题。一方面要与投机倒把的破坏活动继续斗争（在1948年至1949年都曾十分强调这方面的问题）；另方面也要正确对待军队打了胜仗，大军南下后发生的经济调整改组中新发生的困难，不能只关心工人生活困难，而不管生产情况、企业前途、资方经营积极性如何、工人劳动态度如何。只关心工人眼前利益，忘记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也是一种“左”的残余。必须正确处理，才能更快地解决生产改组、调整的困难。这些观点被李常青等人歪曲了，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大批饶斌的严重“右”倾。有人说“这种错误比当年杨维的错误还要严重。”以一种“越左越革命”的情绪，任意颠倒是非，硬把饶斌谨慎地、实事求是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当做“右”倾，而在实际工作中又没找到什么把柄，只好抓住他写的文件中的两句话来做文章。有的过去和饶斌一同工作的同志，看到李常青是秉承上级指示办事的，也怕牵连到自己，只好人云亦云，言不由衷地发言。由于饶斌在省、市都担任过重要领导工作，影响面大，由省、市委召开了联合会，对他进行批评，他被迫进行了违心的检查。
7月22日晚，高岗到哈市视察工作，接见饶斌。高岗说：“你在重要问题上要虚心谨慎，东北局的意见是对的，你要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要盲目地乱听（指刘少奇在天津座谈会上讲话）。认识错误，做出检查就行了，组织上不再给你处分。自己不要气馁，要以这次错误教育自己，教育同志。”高岗还采取又打又拉的办法，表示组织上是信任饶斌的。他说，有人写信告状，说饶斌用100两金子去国民党占领区接家，东北局已经查清楚，没有这种事。由于张矛的父亲是旧官吏，把他死后的坟墓也拍了照片，高岗把调查材料和照片给饶斌看，以缓和饶斌的不满情绪。最后高岗说：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缺秘书长，调你去。饶斌无话可说，只好接受新任务。表面上算给他留了面子，没有撤职。实际上调到东北计委后核定工资时，比他在哈尔滨和松江省同职务的干部低一级。如原哈尔滨市委副书记王一伦，原松江省副省长李延禄，原均列于饶斌之后，这时均定为行政工资7级，而饶斌被高岗定为8级，以后一直没有改变。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松江省，直到“高饶事件”揭出后，哈尔滨市委才为他的“右”倾事件平了反，做出书面决定。
张矛在哈尔滨亚麻厂（苏联援建项目）工作一年后，调到松江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工作，立足未稳，又随饶斌调沈阳市工作。
饶斌在哈尔滨五年，正是他身强力壮意气风发的时候，积极性、创造性都尽量发挥出来，不料竟受到一场“严重右倾”的批判，被调离哈尔滨。
8月初，饶斌离开松江省到沈阳，向东北计委顾卓新主任报到，担任秘书长的职务。他到任后，首先是调查了解情况，再就是推广“按日进度计划和按指示图表有组织有节奏生产”的经验，重点抓苏联支援中国经济建设156项中在东北的项目。这年12月31日，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国，在哈尔滨举行签字仪式。他协助顾卓新主任做了些工作。
饶斌到东北计委不久，东北财经学院成立，他又被任命兼院长。他在东北计委工作中，被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所吸引。他很羡慕那些在基层实实在在干事业的人，他希望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并向东北局提出申请。东北局同意他的请求并上报中央。据当时在第一机械部任副部长的段君毅同志说，政治局讨论这项任命时，因黄敬部长不在北京，段去列席政治局会议时，毛主席曾问：饶斌就是在哈尔滨市当过市长的那个白面书生吗？段回答是。毛主席又问：他厉害吗？看起来，毛主席是担心这个“白面书生”统率千军万马进行这项大的经济建设项目，是否有足够的魄力。熟悉饶斌的同志们回答，还可以！任命就被通过了。
饶斌1947年10月31日到哈尔滨，分配到中共哈市委工作，当时市委机关和宿舍在一起，地址在道里区警察街80号。据说原房主是金矿资本家。房子是公寓式三层楼，每层两套，每套三室一厅，几乎所有的市委委员都住在那里，一套房住两三家。饶斌在二楼和组织部副部长林可泽住一套房子。
饶斌的工作安排是李富春同志谈的话，因为富春同志代表东北局领导哈尔滨市委工作。他问饶斌：到哈尔滨市委任副书记如何？饶斌犹豫一下诚恳地说：哈市人才济济，老同志很多，我又缺乏城市工作经验，是不是做个常委？富春说：大城市工作没有经验，要多调查研究，多请示报告。组织上考虑饶的意见，任命他为市委组织部长。这年12月，张平化同志调任市委书记，改为特别市，由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
哈市委在李富春领导下，召开市委扩大会议，讨论原市委常委、哈市总工会主席杨维“左”的倾向问题。会议认为工会在发动职工、反对资本家消极怠工、造假账目、压缩生产、冻结与转移资金方面与之斗争是对的，但杨维过分强调工人的作用和利益，出现过“一切权力归工会”的提法；有打骂公安员、交通警、包围街公所的行为；在对资本家开展斗争时，有过火行为；工作中不注意把经济发展和工人福利有机结合起来；斗争中不遵守法规，对资本家有扣留、打骂、罚款等“无政府”偏向。扩大会后，杨维调离哈市。1948年2月7日，新华社发表《坚持职工运动中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评论。这次会议对克服工厂企业工人分红过高，吃掉企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现象有积极作用。
这时，中共哈尔滨市委的领导班子是：书记张平化，副书记钟子云，常委除两位书记外有：朱其文、刘达、饶斌、刘彬、刘英，以后又增补张维祯、林可泽、蒋南翔、宋一平、郑依平、陈龙、唐景阳等。组织部长饶斌（1948年7月～9月），林可泽（1948年11月～12月）；宣传部长蒋南翔（1947年12月～1948年7月），吴铁鸣（1948年10月～1949年5月）；社会情报部部长毛诚（1947年12月～1948年12月）。1949年1月，社会部撤销，人员并到东北局社会情报部，毛诚调任组织部副部长。保卫部部长陈龙（1947年12月～1948年10月）；民运部代部长宋一平（1948年9月～1949年）。饶斌任组织部长不到两个月，为加强政权工作，1947年12月29日任命饶斌为副市长。1948年1月30日市府政务会上，决定成立市经济委员会和劳动局，由饶斌兼任经委会主任和劳动局长。他精力主要放在政府工作方面。1948年7月，洛甫的夫人刘英任哈市委组织部长，9月19日又调离，由钟子云兼组织部长。
三位正副市长大致分工：市长朱其文除全面负责外，重点管政法民政工作；刘达分管文教卫生；饶斌分管经济工作，重大问题都是共同研究或经市委决定的。饶斌认为：经济工作必须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必须弄清经济方面情况。他们抽调干部，组织力量，深入公私工商企业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市政府组织全市工商企业登记，派出300名干部进行这一工作，掌握了全市的工商业情况。国营企业已占很大比重，分别隶属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工业部、商业部、东北军区军需后勤部，共104家。还有38家企业归松江省管理。市政府的国营企业40家，主要是发电厂、自来水厂、电车场、汽车场等市政企业，当时没统计市管国营企业数字。市政府还新建了机械厂、化学厂，正在恢复的有糖厂、毛纺厂。在苏联援助下，国家准备新建的有亚麻联合纺织厂。
根据企业登记情况，全市私营行业156种，与1946年2月我军未进入哈市前比较，有了很大发展，情况对比如下（不包括二万多户摊贩）：
按家数计算，工业增长三倍，商业增长一倍半。
当时还有外侨33721人，有苏、英、美、法、意、捷、罗马尼亚、匈、瑞士、丹麦、奥地利、希腊、土耳其、葡、瑞典、伊朗、朝鲜、波兰等20多个国籍，在哈设立教堂14座，14国侨民经营工业，18国侨民经营商业，外侨经营商业者共728家。
为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实现军工军需生产，国家拿出原料、资金，组织私营企业进行军工、军需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军工方面生产了六○炮及炮弹、掷弹筒等；军需方面进行被服、鞋、帽、粮、油等生产。既支援战争，又满足人民需要。这种与国营经济结合的私人资本占私人资本总数51%，占私营职工总数34%，占私人厂家总数19%。据军工部统计，1947年～1948年完成六○炮弹25万发，爆破筒15000支的生产。两年完成军需生产任务：单军服64万套，棉军服47万套，棉大衣46万件，棉袜子35万双，棉皮鞋40万双，夹皮鞋7万双，靸鞋47万双，棉皮帽76万顶和棉手套23万双。实践证明，这种生产方式，是对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的好办法。
1948年3月，正在进行土改运动的农民，不断进城向原在农村是富农、地主的工商业者索要浮财，并进行揪斗，市政府发布《关于保护工商业者的布告》，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和合法经营不受侵犯。布告规定：（1）农民入市抓地主回乡清算，一律经过公安局审查区别处理，不得自行抓人带走。（2）对确属逃亡地主，应同意农民带走。（3）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与农民有土地方面的剥削关系或其他经济纠葛的，原则上不许把人带去乡下，更不许侵犯其工商财产。如有剥削行为的……酌量向农民赔偿些损失，但以不损伤工商业正常营业为原则。当时工商界有影响的人物，如武百祥、刘佩芝等遇上这种事时，市领导请示东北局，明确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工商业。区里发生疑难案件，由市政府工商局派人同公安局、区政府把农民和工商业者找到一起，按既定原则解决。
布告公布后，3月底，即有不少工商业者申请开业，计工业1365家，商业436家。仅东傅家区就有新开厂店984家。有名的“同记”商场，营业面积扩大一倍。
4月28日，哈尔滨市企业公司成立，是公私合办的有限公司。资金总额3.6万股，市政府认领2.2万股，其余均为工商界承担，动员了私人工商业者的闲置资金111.8亿元东北币。企业公司是为工厂收购工业原料而服务的，保证了生产和发展，使企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根据企业的业务情况，下设搪瓷公司、皮具公司、秋林公司、农业公司、染业公司等。
这年上半年，道外区的14个被服加工厂，成立“产联”，对原料、产品的购销实行统一领导。
发展生产，必须注重人才的开发和培养。市政府5月7日发布《优待专门技术人员暂行条例》，鼓励技术人员钻研技术，发展生产。6月，为培养工商管理干部，在市立一中增设工商管理专科班。9月又创立哈市第一技术专门学校，设机械、电子、土木、农业四科，培养中专技术人才。8月11日，市政府公布《技术津贴暂行法》。
1948年7月，市政府对摊贩进行统计，全市共30024人，连家属共15.57万人，占市人口13%，占全市商业资金的34.6%。同时公布《哈市摊贩管理条例》。
东北银行哈尔滨分行为繁荣经济，发展工商业，上半年发放贷款20余万亿元，对资金不足、周转不灵的工商业者起了支持作用。9月底，取缔了扰乱金融的银元贩子。
8月，东北局为推动城市工作，在哈尔滨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副部长李大章）召开城市工作会议。饶斌作为解放区第一个大城市哈尔滨市的代表，23日在会上作《关于哈尔滨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汇报发言，主要精神是：
一、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培植与促进国营经济的发展，发挥其在各种经济成分中之领导作用。
二、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企业的工人阶级，发挥其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劳模立功运动。
三、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一种较好的领导方式，就是对私人企业采取加工订货的方式，它有利于私人企业服从国家经济和战争的需要。
四、制定加工条例，使私营企业加工服从国家工业政策的要求。按不同行业确定不同利润，体现有领导的发展和限制的政策。
五、对私人工商业的态度，对不同性质的工业或不同性质的商业，确定不同的态度。总的精神是“根据我们的意图利用它（私人资本），使它在合乎我们利益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并提出：“对私人资本的利用应该是有计划有领导的。根据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否，根据今天的需要与将来的前途，以及根据其他条件确定哪些可以发展，哪些应该维持，哪些必须加以限制。”对商业总的精神是，商业一定要服从生产，服从消费；对投机倒把分子，实行严厉管制，坚决斗争，给以打击。
六、国营经济虽占绝对优势，但私人经济的利用，还是不可少的部分。对私人资本家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资料见《哈市参考资料》第七集）。
这个发言是开始探索城市经济政策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并力图正确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9月中旬，因王稼祥同志生病，由中共中央委员张闻天（洛甫）对城市工作会议作总结性的报告，题为《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的提纲》。张闻天对东北存在五种经济的分析，以及对私有经济改造的几种方式，把哈尔滨市的经济报告中主要内容都归纳进去，并提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次会议原本由李大章同志草拟一个《城市工作纲要》，没被采用。会议分析研究了东北城市（特别是哈尔滨）的实际，提出今后城市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全国解放后的城市经济的改造和发展有重要指导作用。
解放战争在东北取得伟大的胜利。10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全歼锦州守敌12万人，活捉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援锦7万国民党军被歼。10月19日，长春解放。11月2日，我军攻占沈阳，辽沈战役共歼敌47万人，至此，东北全境解放。
捷报频传，哈尔滨人兴高采烈。哈市曾是解放区第一大城市，聚集许多干部，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和城市大量解放，许多干部被调走。10月31日朱其文市长调离，11月3日被任命为沈阳特别市市长，任命饶斌为哈尔滨特别市市长，市委副书记钟子云调任阜新煤矿矿长，调副市长刘达任东北农学院院长。张平化仍任市委书记。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指示抽调大批工人骨干进行集训，从各单位抽调七八百人，在干部学校集中学习，随时准备参加新解放城市工作。
12月，哈尔滨市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由张平化主持，饶斌作《哈尔滨市1948年经济工作总结与1949年经济任务》的报告。明确几个问题：
一、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保证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经济条件，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成分，是反对资本主义消极因素的强大阵地，是推动革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因素。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这个矛盾长期的经济竞争中，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的领导作用，将要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发展的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堕落成资本主义社会，国营经济的强大是决定成败的因素。明确了必须把国营经济放到领导工作的第一位。
二、总结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及其发展和斗争的经验，认为它是私人资本主义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一种形式。在生产上利用与监督私人资本，服从国家的需要，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但它内部也存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矛盾，既有公私矛盾，也有劳资矛盾。
三、总结了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如何对工商企业区别对待。对有益于国民经济部分，在一定限度内发展是必要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并总结了与资本主义投机性、操纵性、无政府无组织的破坏性进行斗争的经验，包括用经济办法、行政法令及正确处理劳资纠纷等。
四、关于合作经济及农业经济方面，提出逐步引导个体经济走向集体经济的办法。
此外，关于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问题，也相应地在各种经济部分里作了初步总结（详见《哈市1948年经济工作总结与1949年经济工作任务》草案）。
这份报告经会议讨论通过后，城市经济工作的政策就明确了。
东北全境1948年底解放。在解放东北的斗争中，哈尔滨市做出重大贡献。据统计，参军2.3万人，占适龄青年23%。在1948年三大军事攻势中，选派民工2107名，帮助转运伤病员23480人，派出医护人员、汽车司机、前线工作团和担架队2.8万人，支援马车1279辆，还有机械碾米队随部队服务。全市人民给部队捐款及送慰问品价值共3亿余元。三年来哈市筹集40亿元东北币支援前线。1948年全年财政收入1643亿东北币，除允许本市支付的经费外，上交国库815亿元。对解放战争做到“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人有人”，对解放战争的服务做出巨大贡献！
1949年，军工任务告一段落，联合工厂召开股东会，报告营业情况，分配红利，进行聚餐，然后宣布工厂解散，股东拉回自己的机器，带回原有工人。
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在沈阳解放后就准备迁往沈阳。饶斌去看富春同志时，富春同志知道饶斌没有收音机，就将黄克诚同志送他的收发报机（可做收音机用）转送饶斌，说“这个金属壳的家伙太沉了，送给你用吧。”这是他得到的第一台收音机。以后到一汽任厂长时，因长春日报社缺收发报机，饶斌和张矛商量后，就又将这台收发报机转赠长春日报社。
1948年10月22日，市政府为加强经济管理，撤销工商管理局，分设工业局和商业局，克服长期工商不分，业务混淆，生产上经营上的盲目性和流动性。这时哈市经济由战时经济转入和平过渡阶段。工商业某些方面出现萎缩，有的资方资金南移，需要在政策上管理上进行调整。由于上述原因，劳资矛盾增多，为此，哈市人民政府公布《处理劳资争议的暂行办法》、《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办法》，作为处理劳资关系准则。
解放战争进展迅猛，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2月2日，北平和平解放，蒋介石1月21日引退，国民党政府4月1日派以张治中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到北平谈判。结果，全部代表留在北平。4月22日解放军200万人渡江南下。4月23日，张平化、刘惠农、曹海波等领导率领近千干部离开哈市南下。市委书记张平化离开后，市委的工作由饶斌暂时代管。
这年4月初，贺龙因劳累过度，到哈尔滨休养半个月，参观了哈市和丰满水电站。
在蒋介石搞伪国大选举时，中共中央本拟1948年秋在哈尔滨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曾从香港至大连建立一条海上运输线，把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一批批送往解放区。后因形势急剧变化，会不能在哈尔滨召开，但还接待不少爱国民主人士，如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德全、朱学范、章伯钧、茅盾、章乃器、田汉、许广平、程砚秋、戴爱莲等，在兴味盎然的联欢会上，名家演戏、吟诗、唱歌、舞蹈。有人提议市长唱歌，饶斌异常兴奋地领导大家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月29日，哈尔滨市改为松江省辖市。
1949年的“五一”劳动节，人们欢欣鼓舞，庆祝活动盛况空前，举行30万人的大检阅，其中有15000名外侨，着装绚丽多彩，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6月15日，东北局任命李常青为市委书记，饶斌为第一副书记兼市长，王一伦为第二副书记。组织部长苏生，宣传部长郑一平；李常青因病未到任，由饶斌主持市委工作。半年后，中共东北局又任命松江省委书记张策兼任市委书记。6月，饶斌受朱其文市长的邀请，去沈阳三天，参观了故宫、北陵、大帅府、少帅府等名胜。
6月份，饶斌被选为代表，出席8月份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会上，选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林枫，饶斌被选为人民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
在野心家高岗的操纵和影响下，一种“东北特殊论”的思潮泛滥。执此观点的人认为，东北工业、交通比较发达，国营经济比重大，私营经济无足轻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40%，认为东北先进，可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产生了“东北特殊论”的谬误。
1949年6月，李富春同志在给毛主席的《四、五月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反对“东北特殊”的问题（当时高岗去了苏联，回来后不同意李富春的意见）。饶斌同意李富春同志的意见。他又认真学习毛主席1947年底《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教导的：“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分工，还需要他们中间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主席在1948年1月18日《关于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必须避免对一切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的政策。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毛主席在1948年3月1日《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问题》中说：“……对这个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要在政策上犯错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的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并说：“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占了全国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不久，中央要求全国检查城市工作，饶斌根据哈市经济工作检查情况，写了一份《哈市半年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初步总结》。这份报告经市委通过后，报送东北局及党中央。因为中央给东北局电报，要求就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进行检查，强调要注意团结。饶斌考虑到过去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方面从未多讲，但对斗争方面却讲得不少。而在北京、天津开的各种会上，对“团结”又讲得较突出，所以有意识在扶持民族资产阶级方面写了几句，这被东北局某些领导认为是“右倾”错误，两年后被高岗、李常青等人进行一场无限上纲的批判。
10月，上海工商界访问哈尔滨，饶斌接待时表示：哈尔滨与上海的经济发展相距甚远，希望上海工商界能在发展经济上帮助哈尔滨一把。并说：可以使哈市资金和上海私人资金与技术结合起来，合作建设哈尔滨。上海中国标准铅笔厂的吴羹梅先生作出积极的响应，愿合办铅笔厂。经协商议定铅笔厂创办需资金200亿元，中国标准铅笔厂投资60亿元，哈市企业公司投资60亿元，哈尔滨实业公司投资60亿元，哈市制粉业投资20亿元。技术与管理靠上海标准铅笔厂。这开创了利用外地技术与资金办厂的道路。
11月，全市开展“反贪污浪费和创生产新纪录”的活动。各行业成立技术研究会，使一些工业产品质量（如牙刷、粉笔、牙膏、铁锹等）有明显进步；这五个行业12名技术员，受到政府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1949年12月，毛主席为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率中国代表团赴苏，途经哈尔滨时，饶斌到专列里看望毛主席。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毛主席、周总理2月26日回到国内，27日、28日在哈尔滨视察。毛主席的专列27日下午二时到哈尔滨，张策和饶斌把毛主席和周总理接到医院街一号休息。三时半陪同毛主席、周总理前往当时哈市最大的工厂──哈尔滨机车车辆厂视察。其前身是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旧称“三十六棚”，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发生过较大的影响。毛主席一边参观询问，一边发表意见。他说：工人要学政治，也要学些文化、技术；领导干部不懂业务技术，就要好好学习。总理补充说：要管好工厂，培养人才，出产品，出经验，出干部。离开机车修理厂后，到国际旅行社五楼顶的平台上，当时算哈尔滨的最高点，毛主席、周总理一边观望城市，一边听饶斌简要地介绍哈市的情况。毛主席指示要把哈尔滨这个消费城市改造成生产城市。主席还询问上海资本家吴羹梅先生来投资建厂的情况。晚上，张策、饶斌请毛主席给省、市题词。毛主席即挥毫写“不要沾染官僚主义的灰尘”、“学习”、“奋斗”、“发展生产”、“学习马列主义”等；还为《松江日报》写了报头。28日，毛主席、周总理离哈。
5月8日～12日，中共哈市市委召开第二次党代会，提出全市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面向生产，依靠工人阶级，完成生产计划和改善领导作风。饶斌和王一伦（副书记）分别作了报告。
6月8日～11日，哈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讨论公私关系中加工订货问题，通过《哈尔滨市关于订立加工订货合同管理暂行办法》；选举饶斌为市长，陈一凡为副市长。饶斌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哈市的公私关系是经过调整的，但目前又产生新的矛盾与要求，故应再调整。经验证明，公营企业用重罚限制私营企业的非法行为，只是消极处理办法，应当从帮助其提高业务技术水平着手；并依靠工人阶级，监督启发资方自觉遵守合同。上半年组织检查组，检查41个行业4300家企业118种产品质量；发动3500家私人工厂，组成34个产品检查组、18个技术研究会，并且通过互相参观、座谈，推动私营企业积极研究技术，采纳提高产品质量的合理化建议，对改进技术，提高质量，效果明显。有1337家企业达到质量标准，有126家高于标准。
由于全国各地相继解放，久无信息的家人也来了信。首先是饶斌的岳父张豫和，他于抗战初期任同蒲铁路局局长，后阎锡山要派他回太原搞“曲线救国”，他不干，即离开阎锡山回甘肃天水。国民党准备修筑宝天、天兰两条铁路，他和同蒲铁路撤退的一些技术人员建立起修造厂，搞桥梁建筑设计，办建筑需要的砖灰窑，还搞些手工业和小商店，以维持生活。日本投降后，他又回太原，被任命为民营事业董事会董事，阎锡山给以“中将”待遇，每月除按市民供应17斤面粉外，董事会还津贴两袋面粉。伪国大选举时，被友人拉入青年党。解放后，搞“反动党团登记”，他很反感，说自己并不反动。他参加阎伪人员集训班，被定为“官僚”成分，他写信给女儿张矛，想来哈尔滨看看。张矛见报纸上登载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是老上司解学恭，就给他写信问张豫和的政治情况如何？可否与他往来？解回信说，他问过行政处处长张隽轩，张说张豫和是一般历史问题，可以来往。张矛才同意父亲来哈尔滨。张豫和本想利用女儿、女婿关系，在北京找事做（他曾任北京蒙藏学校校长），饶斌夫妇推说无熟人，不便推荐；他住了20多天，就回天水了，在天水他仍靠砖灰窑的收入维持生活，于1951年初逝世。
其次是饶斌在徐州靠哥哥饶鸿焘当小职员维持生活的父母亲有了信息，父亲饶润生无职业，好饮酒，听说儿子在哈尔滨当市长，买了火车票要到哈尔滨探望，不幸中风逝世。母亲何福庄把他父亲埋葬后，6月到哈尔滨，同行的有大儿子饶鸿焘。因鸿焘一直当会计，当时财会人员很缺，经饶斌介绍，哥哥到东北农学院任会计科长（他在警察学院当过会计科长），并把家属从徐州迁哈尔滨。
张矛的两个弟弟，一个叫张之千，在甘肃兰州银行当会计，当时在家待分配，也到哈尔滨企业公司任会计；另一个叫张之昭，国民党时期是“左”倾学生，上海解放后报考华东军政学院，经半年训练，分配到哈尔滨法院工作。
这年，饶斌第四个儿子出世，取名小彦。一个月后，张矛调到哈尔滨亚麻厂任副厂长。
7月，开始整风，以县、团以上党政、财经、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为重点。目的是提高干部思想水平，克服各种脱离群众、不讲政策的倾向，以密切群众联系，改进工作。8月1日，饶斌在市委作《关于贯彻党的决议与作风问题》的报告，号召大家结合当前工作，认真分析研究工作中的实际情况，找出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予以解决。入冬时结束整风。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全市开展全民性的支援抗美援朝活动，加工炒面、加工被服、认购公债，开展慰问志愿军活动。由于工商业日趋繁荣，1951年6月，市工商界代表建议：广大职工和工商业者在改善经营管理、扩大生产增加收入、节省开支的基础上，捐献战斗机18架；双合盛面粉厂和制粉业各再单独捐献战斗机一架，并向东北各城市和全国工商界挑战。年底，全市共捐献飞机30架。
饶斌自1950年7月任松江省政府副省长兼党组书记后，哈市的职务仍未免去，因此十分繁忙。直到1951年9月才辞去市长及市委书记职务。东北局任命他为松江省省委副书记，除任第一副省长外（省长冯仲云，副省长李延禄），还兼任省计划委员会主任。他离开哈市时，全市人口达865927人，工农业总产值47399万元。党员达1万余人，基层组织532个，其中工人党员5692人，机关党员1935人，学校党员1342人，农村党员1163人。
饶斌在哈尔滨市工作三年十个月。在市委、市政府各位同志共同努力下，为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在改造私营经济使之适应社会主义需要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在城市政权建设方面、区街政权改造方面均做出了成绩。赌场、妓院被取缔。妓女在政府安排下进行生产自救，治好了性病，可另谋职业，有几百人转到煤矿区与矿工结了婚。
饶斌在松江省政府工作期间，注意抓城乡互助问题。在他的推动下，1951年7月，在哈尔滨成立哈市地区城乡互助委员会，有松江省、黑龙江省的部分县代表参加会议，共120人。会上城乡自由达成协议，订立合同，充分发挥城市在物资加工、材料供应、产品集散方面的作用。
1952年5月，松江省政府召开基建会议，当时正是经济恢复、发展建设阶段，基建任务很重，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但刚组成的基建队伍，数量不足，质量也不高。为此，他们总结两年基建施工的经验，推广哈尔滨亚麻厂基建工地和苏长有先进操作法，改进劳动组织和生产工具，节省了技术工人，提高了施工进度，保证了施工质量，使土建工程由个体劳动走向集体化科学分工，进一步向工厂化、机械化过渡。会议指出，施工中存在的计划不好、任意变更设计、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责任心不强、缺乏制度或执行制度不严造成的种种浪费，提出“加强基建中政治思想工作，贯彻新设计标准，开展推广先进经验的运动”，以改善基建工作。
1952年6月，省委书记张策调走，任命李常青任省委书记并兼哈尔滨市委书记。李常青一上任就“解决”饶斌的“右”倾错误。7月初先在市内找副市长吴宏毅谈话作为突破口。有的同志听到后十分惊异，设法转告饶斌，要他主动找有关人了解情况。7月中旬，问题才被揭出来。原来哈尔滨市的工作，历史上有一段悬案，原东北局的主要领导人林彪、高岗等，认为哈尔滨市的领导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有“右”倾错误。1947年底调张平化任哈市委书记时，林彪与他谈话，要他到哈市后解决领导“右”倾的问题。
张平化到任后，经过调查观察，觉得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是正确的，所以直到他1949年初调出，也未提这个问题。后来哈市党政主要领导都调走了，只剩饶斌一人，而饶斌对高岗等人的论调并不随声附和，于是就在他写的报告和看过的文件中找问题：
（一）发现饶斌在1949年7月关于《哈市半年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总结》中有一句“我们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历来有斗争的，而且这种矛盾和斗争……正在增长和上升……”，李常青等认为他讲的这段话，与东北局的提法不一致，东北局的提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现阶段的基本矛盾。”据此，说饶斌有严重“右”倾思想。
饶写这个总结时，干部中对阶级斗争的形势有争论，总结中写道：“争论中有人认为东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势力消灭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有的则不同意，认为这个问题从全国看，这样提法有些早，有危险（指对全国消灭‘三大敌人’不利）。承认在全国消灭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基本矛盾，但目前仅只能说这种矛盾是上升的”，因为全国当时尚未解放。李富春给毛主席的报告中也曾提到暂不要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观点。在学习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的报告和《东北的形势和任务》时，又感到东北局的提法和毛主席的提法稍有不同，根据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的报告：“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和东北局的《东北形势和任务》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消灭地主阶级之后，将成为东北解放区内部的基本矛盾了”，对两种提法再三考虑，觉得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从革命战略任务的变化影响阶级关系的变化来考虑，提出了“我们与资产阶级……矛盾正在增长与上升”，并没有违背中央或东北局的提法，因此原则上可以说并无错误。饶斌进行辩解，李常青等人质问他，为什么在文件中只引用李富春的话，不引用高岗的话？反高岗就是反东北局。饶斌不承认，李常青说他手中有证据，证明饶斌对东北局有怀疑。后来证据拿出来了，原来饶斌在看过的一本东北局的文件上有两句眉批：“与天津少奇讲话不一致”，“东北与全国战略任务分开”。高岗当时正千方百计地想把刘少奇从中共中央第二把交椅上拉下来，由他取而代之；用此批判饶斌，影射一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这正是一个机会。
（二）在《哈尔滨市1948年经济工作总结与1949年经济任务》中，有“左”的意思。因为1949年大军南下后，哈市一度出现经济萧条现象。原因是为战争服务的一些工厂，生产任务突然减少，原料不足，处于停工、窝工状态，需要调整。这时就要根据毛主席1947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的教导：“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我们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所犯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的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又根据1948年毛主席在《关于工商业政策》中教导的：“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眼前的片面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该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又根据毛主席在1948年《关于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的教导：“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
当时哈市的领导同志认为必须根据这些教导，处理出现的许多问题。一方面要与投机倒把的破坏活动继续斗争（在1948年至1949年都曾十分强调这方面的问题）；另方面也要正确对待军队打了胜仗，大军南下后发生的经济调整改组中新发生的困难，不能只关心工人生活困难，而不管生产情况、企业前途、资方经营积极性如何、工人劳动态度如何。只关心工人眼前利益，忘记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也是一种“左”的残余。必须正确处理，才能更快地解决生产改组、调整的困难。这些观点被李常青等人歪曲了，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大批饶斌的严重“右”倾。有人说“这种错误比当年杨维的错误还要严重。”以一种“越左越革命”的情绪，任意颠倒是非，硬把饶斌谨慎地、实事求是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当做“右”倾，而在实际工作中又没找到什么把柄，只好抓住他写的文件中的两句话来做文章。有的过去和饶斌一同工作的同志，看到李常青是秉承上级指示办事的，也怕牵连到自己，只好人云亦云，言不由衷地发言。由于饶斌在省、市都担任过重要领导工作，影响面大，由省、市委召开了联合会，对他进行批评，他被迫进行了违心的检查。
7月22日晚，高岗到哈市视察工作，接见饶斌。高岗说：“你在重要问题上要虚心谨慎，东北局的意见是对的，你要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要盲目地乱听（指刘少奇在天津座谈会上讲话）。认识错误，做出检查就行了，组织上不再给你处分。自己不要气馁，要以这次错误教育自己，教育同志。”高岗还采取又打又拉的办法，表示组织上是信任饶斌的。他说，有人写信告状，说饶斌用100两金子去国民党占领区接家，东北局已经查清楚，没有这种事。由于张矛的父亲是旧官吏，把他死后的坟墓也拍了照片，高岗把调查材料和照片给饶斌看，以缓和饶斌的不满情绪。最后高岗说：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缺秘书长，调你去。饶斌无话可说，只好接受新任务。表面上算给他留了面子，没有撤职。实际上调到东北计委后核定工资时，比他在哈尔滨和松江省同职务的干部低一级。如原哈尔滨市委副书记王一伦，原松江省副省长李延禄，原均列于饶斌之后，这时均定为行政工资7级，而饶斌被高岗定为8级，以后一直没有改变。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松江省，直到“高饶事件”揭出后，哈尔滨市委才为他的“右”倾事件平了反，做出书面决定。
张矛在哈尔滨亚麻厂（苏联援建项目）工作一年后，调到松江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工作，立足未稳，又随饶斌调沈阳市工作。
饶斌在哈尔滨五年，正是他身强力壮意气风发的时候，积极性、创造性都尽量发挥出来，不料竟受到一场“严重右倾”的批判，被调离哈尔滨。
8月初，饶斌离开松江省到沈阳，向东北计委顾卓新主任报到，担任秘书长的职务。他到任后，首先是调查了解情况，再就是推广“按日进度计划和按指示图表有组织有节奏生产”的经验，重点抓苏联支援中国经济建设156项中在东北的项目。这年12月31日，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国，在哈尔滨举行签字仪式。他协助顾卓新主任做了些工作。
饶斌到东北计委不久，东北财经学院成立，他又被任命兼院长。他在东北计委工作中，被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所吸引。他很羡慕那些在基层实实在在干事业的人，他希望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并向东北局提出申请。东北局同意他的请求并上报中央。据当时在第一机械部任副部长的段君毅同志说，政治局讨论这项任命时，因黄敬部长不在北京，段去列席政治局会议时，毛主席曾问：饶斌就是在哈尔滨市当过市长的那个白面书生吗？段回答是。毛主席又问：他厉害吗？看起来，毛主席是担心这个“白面书生”统率千军万马进行这项大的经济建设项目，是否有足够的魄力。熟悉饶斌的同志们回答，还可以！任命就被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