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媒压力表:笔记：《墨子白话今译》(3)

  十四　　兼爱上

十五　　兼爱中

【原文】：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然则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
　　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1）？以不相爱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爱生。”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2），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行者非之（3）。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4）。”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若君说之（5），则士众能为之。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特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故也。”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6），韦以带剑（7），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8），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践好士之勇，教驯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音，破碎乱行（9），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恶衣、杀人而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若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焉？特士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10）。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古者圣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派，注后之邸（11）、嘑池之窦，洒为底柱（12），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13），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
　　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天屑临文王慈，是以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者（14），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此文王之事，则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传曰（15）：“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16）、夏、蛮夷丑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注释］
　　（1）“崇”为“察”字之误。（2）“敖”通“傲”。（3）“行”为“仁”字之误。（4）“于”为“迂”之假借字。（5）“说”通“悦”。（6）牂羊：母羊。（7）韦：熟牛皮。（8）细要：细腰。（9）“碎”疑为“阵”字之误。（10）“士”为“上”之误。（11）“后”为“召”之误。（12）“底”为“厎”之误。（13）“之”为“大”之误。（14）“连”为“矜”之假借字。（15）“隧”疑为“遂”字之误。（16）祗：拯救。
　　

［白话］
　　墨子说：“仁人处理事务的原则，一定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以此原则来处理事务。”既然如此，那么天下的利是什么，而天下的害又是什么呢？墨子说：“现在如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君臣之间不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间不相互慈爱、孝敬，兄弟之间不相互融洽、协调，这就都是天下之害。”
　　既然如此，那么考察这些公害又是因何产生的呢？是因不相爱产生的吗？墨子说：“是因不相爱产生的。”现在的诸侯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国家的力量，去攻伐别人的国家。现在的家族宗主只知道爱自己的家族，而不爱别人的家族，因而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家族的力量，去掠夺别人的家族。现在的人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爱别人，因而毫无忌惮地运用全身的力量去残害别人。所以诸侯不相爱，就必然发生野战；家族宗主不相爱，就必然相互掠夺；人与人不相爱，就必然相互残害；君与臣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施惠、效忠；父与子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慈爱、孝敬；兄与弟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融洽、协调。天下的人都不相爱，强大的就必然控制弱小的，富足的就必然欺侮贫困的，尊贵的就必然傲视卑贱的，狡猾的就必然欺骗愚笨的。举凡天下祸患、掠夺、埋怨、愤恨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不相爱而产生的。所以仁者认为它不对。
　　既已认为不相爱不对，那用什么去改变它呢？墨子说道：“用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的方法去改变它。”既然这样，那么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应该怎样做呢？墨子说道：“看待别人国家就象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族就象自己的家族，看待别人之身就象自己之身。”所以诸侯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野战；家族宗主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掠夺；人与人之间相爱就不会相互残害；君臣之间相爱，就会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间相爱，就会相互慈爱、孝敬；兄弟之间相爱，就会相互融洽、协调。天下的人都相爱，强大者就不会控制弱小者，人多者就不会强迫人少者，富足者就不会欺侮贫困者，尊贵者就不会傲视卑贱者，狡诈者就不会欺骗愚笨者。举凡天下的祸患、掠夺、埋怨、愤恨可以不使它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相爱而生产的。所以仁者称赞它。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对！兼爱固然是好的。即使如此，它也是天下一件难办而迂阔的事。”墨子说道：“天下的士君子们，只是不能辨明兼爱的益处、辨明兼爱的原故。现在例如攻城野战，为成名而杀身，这都是天下的百姓难于做到的事。但假如君主喜欢，那么士众就能做到。而兼相爱、交相利与之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好事）。凡是爱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爱他；有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憎恶他；损害别人的人，别人随即损害他。实行这种兼爱有什么困难呢？只是由于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

从前晋文公喜欢士人穿不好的衣服，所以文公的臣下都穿着母羊皮缝的裘，围着牛皮带来挂佩剑，头戴熟绢作的帽子，（这身打扮）进可以参见君上，出可以往来朝廷。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君主喜欢这样，所以臣下就这样做。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之人，所以灵王的臣下就吃一顿饭来节食，收着气然后才系上腰带，扶着墙然后才站得起来。等到一年，朝廷之臣都（饥瘦得）面有深黑之色。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君主喜欢这样，所以臣下能做到这样。从前越王句践喜爱士兵勇猛，训练他的臣下时，先把他们集合起来，（然后）放火烧船，考验他的将士说：“越国的财宝全在这船里。”越王亲自擂鼓，让将士前进。将士听到鼓声，（争先恐后），打乱了队伍，蹈火而死的人，近臣达一百人有余。越王于是鸣金让他们退下。所以墨子说道：“象少吃饭、穿坏衣、杀身成名，这都是天下百姓难于做到的事。假如君主喜欢它，那么士众就能做到。何况兼相爱、交相利是与此不同的（好事）。爱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爱他；有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憎恶他；损害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损害他。这种兼爱有什么难实行的呢？只是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而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对！兼爱固然是好的。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行之于事，就象要举起泰山越过黄河、济水一样。”墨子说道：“这比方不对。举起泰山而越过黄河、济水，可以说是强劲有力的了，但自古及今，没有人能做得到。而兼相爱，交相利与此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可行之事）。古时的圣王曾做到过。”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古时大禹治理天下，西边疏通了西河、渔窦，用来排泄渠水、孙水和皇水；北边疏通防水、原水、泒水，使之注入召之邸和滹沱河，在黄河中的厎柱山分流，凿开龙门以有利于燕、代、胡、貉与西河地区的人民。东边穿泄大陆的迂水，拦入孟诸泽，分为九条河，以此限制东土的洪水，用来利于冀州的人民。南边疏通长江、汉水、淮河、汝水，使之东流入海，以此灌注五湖之地，以利于荆楚、吴越和南夷的人民。这是大禹的事迹，我们现在要用这种精神来实行兼爱。从前周文王治理西土（指岐周），象太阳象月亮一样，射出的光辉照耀四方和西周大地。他不倚仗大国而欺侮小国，不倚仗人多而欺侮鳏寡孤独，不倚仗强暴势力而掠夺农夫的粮食牲畜。上天眷顾文王的慈爱，所以年老无子的人得以寿终，孤苦无兄弟的人可以安聚于人们中间，幼小无父母的人有所依靠而长大成人。这是文王的事迹，我们现在应当用这种精神实行兼爱。从前武王将祭祀泰山，于是陈述说：“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祭事。现在（伐纣的）大事已成功，（太公、周、召）一批仁人起而相助，用以拯救商夏遗民及四方少数民族。即使是至亲，也不如仁人。万方之人有罪，由我一人承当。”这是说
　　周武王的事迹，我们现在应当用这种精神实行兼爱。
　　所以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君子，（如果）内心确实希望天下富足，而厌恶其贫穷；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其混乱，那就应当全都相爱、交互得利。这是圣王的常法，天下的治道，不可不努力去做。”

十六　　兼爱下

【原文】：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
　　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火也（1），其说将必无可矣。”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虽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2）？为彼者，由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
　　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乡吾本言曰（3）：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
　　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4），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5）！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6）！而有道肆相教诲（7），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
　　子墨子曰：“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尝两而进之（8）。谁以为二士（9），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是故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与？当使若二士者（10），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然即敢问：今有平原广野于此，被甲婴胄，将往战，死生之权，未可识也；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越、齐、荆，往来及否，未可识也。然即敢问：不识将恶也家室，奉承亲戚、提挈妻子而寄托之，不识于兼之有是乎？于别之有是乎？我以为当其于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之人，必寄托之于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择即取兼，即此言行费也（11）。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意可以择士，而不可以择君乎？”姑尝两而进之。谁以为二君（12），使其一君者执兼，使其一君者执别。是故别君之言曰：“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13）。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与？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然即敢问：今岁有疠疫（14），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不识将择之二君者，将何从也？我以为当其于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者，必从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择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识天下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犹未止也，曰：“兼即仁矣，义矣；虽然，岂可为哉？吾譬兼之不可为也，犹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愿之也，夫岂可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来，未尝有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
　　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15），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
　　且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词说于上帝鬼神。即此汤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汤取法焉。
　　且不惟誓命与汤说为然，《周诗》即亦犹是也。《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16）。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古者文、武为正均分，贵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17）。即此文、武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武取法焉。不识天下之人，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犹未止。曰：“意不忠亲之利，而害为孝乎？”子墨子曰：“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所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而不足以为正乎？姑尝本原之。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意以为难而不可为邪？尝有难此而可为者，昔荆灵王好小要，当灵王之身，荆国之士饭不逾乎一，固据而后兴，扶垣而后行。故约食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灵王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18）。昔者越王句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进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19）。当此之时，不鼓而退也，越国之士，可谓颤矣（20）。故焚身为其难为也，然后为之，越王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上也。昔者晋文公好苴服。当文公之时，晋国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练帛之冠，且苴之屦，入见文公，出以践之朝。故苴服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文公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是故约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难也，然后为而上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乡其上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不可胜计也，我以为则无有上说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
　　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
　　

［注释］
　　（1）“以水救火”当作“以水救水，以火救火。”（2）“虽”为“谁”字之误。（3）“乡”：即“向”。（4）此句疑“正”字当删，“与”为“兴”字之误。（5）“与”为“为”字之误。（6）“毕强”即“毕劼”，“动”为“助”字之误。（7）“而”疑为“是以”之误。（8）“进”为“尽”之假借字。（9）“谁”为“设”字之误。（10）“当”如“尝”。（11）“费”通“拂”。（12）“谁”为“设”字之误。（13）“泰”通“太”。（14）疠疫：瘟疫。（15）“若”疑为“兹”之误。“既”为“即”假借字。“群对诸群”当为“群邦诸辟”。（16）“厎”即“砥”。（17）阿：私。（18）“乡”通“向”。（19）“有”为“者”字之误。（20）“颤”读为“惮”。
　　

［白话］
　　墨子说道：“仁人的事业，应当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然而在现在，天下之害，什么算是最大的呢？回答说：“例如大国攻伐小国，大家族侵扰小家族，强大者强迫弱小者，人众者虐待人少者，狡诈者算计愚笨者，尊贵者傲视卑贱者，这就是天下的祸害。又如，做国君的不仁惠，做臣下的不忠诚，做父亲的不慈爱，做儿子的不孝敬，这又都是天下的祸害。又如，现在的贱民拿着兵刃、毒药、水火，用来相互残害，这又是天下的祸害。
　　姑且试着推究这许多祸害产生的根源。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吗？这是从爱别人利别人产生的？则必然要说不是这样的，必然要说是从憎恶别人、残害别人产生的。辨别一下名目：世上憎恶别人和残害别人的人，是兼（相爱）还是别（相恶）呢？则必然要说是别（相恶）。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别相恶可不果然是产生天下大害的原因！所以别（相恶）是不对的。墨子说：“如果以别人为不对，那就必须有东西去替代它，如果说别人不对而又没有东西去替代它，就好像用水救水、用火救火。这种说法将必然是不对的。”所以
　　墨子说：“要用兼（相爱）来取代别（相恶）。”既然如此，那么可以用兼（相爱）来替换别（相恶）的原因何在呢？回答说：“假如对待别人的国家，象治理自己的国家，谁还会动用本国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国家呢？为着别国如同为着本国一样。对待别人的都城，象治理自己的都城，谁还会动用自己都城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都城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对待别人的家族，就像对待自己的家族，谁还会动用自己的家族，用以侵扰别人的家族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既然如此，那么国家、都城不相互攻伐，个人、家族不相互侵扰残害，这是天下之害呢？还是天下之利呢？则必然要说是天下之利。
　　姑且试着推究这些利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呢？这是从憎恶人残害人产生的呢？则必然要说不是的，必然要说是从爱人利人产生的。辨别一下名目：世上爱人利人的，是别（相恶）还是兼（相爱）呢？则必然要说是兼（相爱）。既然如此，那么这种交相兼可不果是产生天下大利的 ！所以墨子说：“兼是对的。”而且从前我曾说过：“仁人之事，必然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现在我推究由兼（相爱）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利；我推究由别（相恶）所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说别（相恶）不对兼（相爱）对，就是出于这个道理。
　　现在我将寻求兴起天下之利的办法而采取它，以兼（相爱）来施政。所以大家都耳聪目明，相互帮助视听，听以大家都用坚强有力的手足相互协助！而有好的方法努力互相教导。因此年老而没有妻室子女的，有所奉养而终其天年；幼弱孤童没有父母的，有所依傍而长大其身。现在以兼（相爱）来施政，则其利如此。不知道天下之士听到兼（相爱）之说而加以非议，这是什么缘故呢？
　　然而天下的士子，非议兼（相爱）的言论还没有中止，说：“兼（相爱）即使是好的，但是，难道可以应用他吗？”墨子说：“如果不可应用，即使我也要批评它，但哪有好的东西不能应用呢？”姑且试着让主张兼和主张别的两种人各尽其见。假设有两个士子，其中一士主张别（相恶），另一士主张兼（相爱）。主张别（相恶）的士子说：“我怎么能看待我朋友的身体，就象我的身体；看待我朋友的双亲，就象我的双亲。”所以他返身看到他朋友饥饿时，即不给他吃；受冻时，即不给他穿；有病时，不服事疗养；死亡后，不给葬埋。主张别（相恶）的士子言论如此，行为如此。主张兼（相爱）的士子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作为天下的高士，必须对待朋友之身如自己之身，看待朋友的双亲如自己的双亲。这以后就可以成为天下的高士。”所以他看到朋友饥饿时，就给他吃；受冻时，就给他穿；疾病时前去服侍，死亡后给予葬埋。主张兼（相爱）的士人的言论如此，行为也如此。这两个士子，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吗？假使这两个士子，言出必信，行为必果，他们的言与行就象符节一样符合，没有什么话不能实行。既然如此，那么请问：现在这里有一平原旷野，人们将披甲戴盔前往作战，死生之变不可预知；又有国君的大夫出使遥远的巴、越、齐、楚，去后能否回来不可预知。那么请问：他要托庇家室，奉养父母，寄顿自己的妻子，究竟是去拜托那主张兼（相爱）的人呢？还是去拜托那主张别（相恶）的人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反对兼（相爱）的人，也必然要寄托给主张兼（相爱）的人。说话否定兼（相爱），（找人帮忙）却选择兼（相爱）的人，这就是言行相违背。我不知道天下的人都听到兼（相爱）
　　而非议它的作法，原因在哪里？
　　然而天下的士子，攻击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说道：“或许可以用这种理论选择士人，但却不可以用它选择国君吧？”姑且试着让两者各尽其见。假设这里有两个国君，其中一个主张兼的观点，另一个主张别的观点。所以主张别的国君会说：“我怎能对待我的万民之身，就对待自己之身呢？这太不合天下人的情理了。人生在世上并没有多少时间，就好像马车奔驰缝隙那样短暂。”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万民挨饿，就不给吃，受冻就不给穿，有疾病就不给疗养，死亡后不给葬埋。主张别的国君的言论如此，行为如此。主张兼的国君的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在天下做一位明君，必须先看重万民之身，然后才看重自己之身，这以后才可以在天下做一位明君。”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百姓挨饿，就给他吃，受冻就给他穿，生了病就给他疗养，死亡后就给予埋葬。主张兼的君主的言论如此，行为如此。既然这样，那么这两个国君，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假使这两个国君，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符合得像符节一样，没有说过的话不能实现。既然如此，那么请问：假如今年有瘟疫，万民大多因劳苦和冻饿而辗转死于沟壑之中的，已经很多了。不知道从这两个国君中选择一位，将会跟随那一位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是反对兼爱的人，也必定跟随主张兼的国君了。在言论上反对兼，而在选择时则采用兼，这就是言行相违背。不知道天下的人听到兼的主张而非难它的做法，其原因是什么。
　　然而天下的士子，非难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说道：“兼爱算得上是仁，也算得上是义了。即使如此，难道可以做得到吗？我打个比方，兼爱的行不通，就像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一样。所以兼爱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难道是做得到的事吗？”墨子说：“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自古及今，生民以来，还不曾不过。现在至于说兼相爱、交相利，这则是自先圣六王就亲自实行过的。”怎么知道先圣六王亲自实行了呢？墨子说：“我并不和他们处于同一时代，能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亲眼见到他们的容色，我是从他们书写在简帛上、镂刻在钟鼎石碑上、雕琢在盘盂上，并留给后世子孙的文献中知道这些的。”《泰誓》上说：“文王象太阳，象月亮一样照耀，光辉遍及四方，遍及西周大地。”这就是说文王兼爱天下的广大，好像太阳、月亮兼照天下，而没有偏私。这就是文王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文王那里取法的！
　　而且不只《泰誓》这样记载，即使大禹的誓言也这样说。大禹说：“你们众位士子，都听从我的话：不是我小子敢横行作乱，而是苗民在蠢动，因而上天对他们降下惩罚。现在我率领众邦的各位君长，去征讨有苗。”大禹征讨有苗，不是为求取和看重富贵，也不是干求福禄，使耳目享受声色之乐，而是为了追求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这就是大禹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大禹那里取法的！
　　而且并不只《禹誓》这样记载，即使汤的言辞也是如此，汤说：“我小子履，敢用黑色的公牛，祭告于皇天后土说：'现在天大旱，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得罪了天地。于今有善不敢隐瞒，有罪也不敢宽饶，这一切都鉴察在上帝的心里。万方有罪，由我一人承担；我自己有罪，不要累及万方。’”这说的是商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尚且不惜以身作为牺牲祭品，用言辞向上帝鬼神祷告。这就是商汤的兼爱，即使墨子的兼爱，也是从汤那里取法的。
　　而且不只大禹的誓言和商汤的言辞是这样，周人的诗也有这类的话。周诗上说：“王道荡荡，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平平，不结党不偏私；君子在王道上引导，小人在后面望着行。”如果以我所说的话不符合道，则古时周文王、周武王为政公平，赏贤罚暴，不偏私父母兄弟。这就是周文王、武王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文王、武王那里取法的。不知道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非难，究竟是什么原因。
　　然而天下的人非难主张兼爱者的言论，还是没有终止，说道：“抑或这不符合双亲之利，而有害于孝道吧？”墨子说：姑且试着推究孝子为双亲考虑的本心，我不知道孝子为双亲考虑，是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他的双亲呢？还是希望憎恶、残害他的双亲呢？按照常理来看，当然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于他的双亲。既然如此，那么怎样从事才能得到这个呢？假若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还是我先从事于憎恶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则必然是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然则这一交相利的孝子，果真是出于不得已，才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呢？还是以为天下的孝子都是笨人，完全不值得善待呢？姑且试着探究这一问题。先王的书《大雅》说道：“没有什么话不听用，没有什么德不报答。你投给我桃，我报给你李。”这就是说爱人的必被人爱，而憎恶人的必被人憎恶。不知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非难，究竟原因在哪里。
　　抑或认为困难而做不到吗？曾有比这更困难而可做到的。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当灵王在世时，楚国的士人每天吃饭不超过一次，用力扶稳后才能站起，扶着墙壁然后才能走路。所以节食本是他们难于做到的，然而这样做后灵王喜欢，所以没有经过多久时间，民风可以转移。则这无非是为迎合君主之意罢了。从前越王勾践喜欢勇猛，训练他的将士三年，认为自己还不知道效果如何，于是故意放火烧船，擂鼓命将士前进。他的将士前仆后继，倒身于水火之中而死的不计其数。当这个时候，如停止擂鼓而撤退的话，越国的将士可以说害怕的了。所以说焚身是很难的事，这以后却做到了。因为越王喜欢它，所以没经过很久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从前晋文公喜欢穿粗布衣，当文公在世时，晋国的人士都穿大布的衣和母羊皮的裘，戴厚帛做的帽子，穿粗糙的鞋子，（这身打扮）进可见晋文公，出可在朝廷来往。所以穿粗陋的衣服是难做到的事，然而因为文公喜欢，没过多长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所以说节食、焚舟、穿粗衣服，这本是天下最难做的事，然而这样做后可使君主喜欢，因此没过多长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现在至于兼相爱、交相利，这是有利而容易做到，并且不可胜数的事。我认为只是没有君上的喜欢罢了，只要有君上喜欢，用奖赏称赞来勉励大众，用刑罚来威慑大众，我认为众人对于兼相爱、交相利，会像火一样的向上，水一样的向下，在天下是不可防止得住的。
　　所以说兼爱是圣王的大道，王公大人因此得到安稳，万民衣食因此得到满足。所以君子最好审察兼爱的道理而努力实行它。做人君的必须仁惠，做人臣的必须忠诚，做人父的必须慈爱，做人子的必须孝敬，做人兄的必须友爱其弟，做人弟的必须敬顺兄长。所以君子假如想要做仁惠之君、忠诚之臣、慈爱之父、孝敬之子、友爱之兄、敬顺之弟，对于兼爱就不可不去实行。这是圣王的大道，万民最大的利益。

 十七　　非攻上

【原文】：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shi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牛马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2）、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牛马。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3），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注释］
　　（1）非攻是墨家针对当时诸侯间的兼并战争而提出的反战理论。墨子认为，战争是天下的“巨害”，无论对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将造成巨大损害，因之既不合于“圣王之道”，也不合于“国家百姓之利”。在篇中，他对各种为攻战进行辩护的言论作出了批驳，并进一步将大国对小国的“攻”与有道对无道的“诛”区别开来。（2）“扡”同“拖”。（3）十重：十倍。
　　

［白话］
　　现在假如有一个人，进入别人的园圃，偷窃他家的桃子、李子。众人听说后就指责他，上边执政的人抓到后就要处罚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人利己。至于盗窃别人的鸡犬、牲猪，他的不义又超过到别人的园圃里去偷桃李。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至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内，偷取别人的牛马，他的不仁不义，又比盗窃别人鸡犬、牲猪的更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一旦损人更大，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至于妄杀无辜之人，夺取他的皮衣戈剑，则这人的不义又甚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盗取别人牛马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一旦损人更大，那么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对此，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他，称他为不义。现在至于大规模地攻伐别人的国家，却不知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去赞誉他，称之为义。这可以算是明白义与不义的区别吗？
　　杀掉一个人，叫做不义，必定有一项死罪。假如按照这种说法类推，杀掉十个人，有十倍不义，则必然有十重死罪了；杀掉百个人，有百倍不义，则必然有百重死罪了。对这种（罪行），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它，称它不义。现在至于攻伐别人的国家这种大为不义之事，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称赞它为义举。他们确实不懂得那是不义的，所以记载那些称赞攻国的话遗留给后代。倘若他们知道那是不义的，又有什么理由解释记载这些不义之事，用来遗留给后代呢？
　　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看见少许黑色就说是黑的，看见很多黑色却说是白的，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白和黑的区别。少尝一点苦味就说是苦的，多尝些苦味却说是甜的，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苦和甜的区别。现在小范围内做不对的事，人们就都知道指责其错误；大范围内做，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称赞他为义举。这可以算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所以我由此知道天下的君子，把义与不义的区别弄得很混乱了。

十八　　非攻中

【原文】：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1），情欲誉之审，赏罚之当，刑政之不过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2）’。谋若此可得而知矣。”
　　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3）：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4），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5），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6），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下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子墨子言曰：“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万兼之国，虚数于千，不胜而入；广衍数于万，不胜而辟（7）。然则土地者，所有馀也；王民者（8），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馀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
　　饰攻战者言曰：“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始封于天下之时，其土城之方，未至有数百里也；人徒之众，未至有数十万人也。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故当攻战而不可为也。”子墨子言曰：“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譬若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故孝子不以食其亲，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何以知其然也？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间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虽南者陈、蔡，其所以亡于吴、越之间者，亦以攻战。虽北者且、不一著何（9），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貊之间者，亦以攻战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10），情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
　　饰攻战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众，是故亡；我能收用我众，以此攻战于天下，谁敢不宾服哉！”子墨子言曰：“子虽能收用子之众，子岂若古者吴阖闾哉？”古者吴阖闾教七年，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于冥隘之径，战于柏举，中楚国而朝宋与及鲁。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齐，舍于汶上，战于艾陵，大败齐人，而葆之大山（11）；东而攻越，济三江五湖，而葆之会稽。九夷之国莫不宾服。于是退不能赏孤，施舍群萌（12），自恃其力，伐其功，誉其志，怠于教。遂筑姑苏之台，七年不成。及若此，则吴有离罢之心（13）。越王勾践视吴上下不相得，收其众以复其仇，入北郭，徙大内（14），围王宫，而吴国以亡。昔者晋有六将军，而智伯莫为强焉。计其土地之博，人徒之众，欲以抗诸侯，以为英名、攻战之速。故差论其爪牙之士，
　　皆列其车舟之众，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谋为既已足矣。又攻兹范氏而大败之，并三家以为一家而不止，又围赵襄子于晋阳。及若此，则韩、魏亦相从而谋曰：“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赵氏夕亡，我朝从之。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门除道，奉甲兴士，韩、魏自外，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15）？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注释］
　　（1）“古”为“今”字之误。（2）“见”通“现”。（3）“上”为“出”字之误。（4）“拨”同“瞂”，“劫”同“鉣”。（5）“腑”为“腐”之假借字。“冷”当作“泠”。“反”通“返”。下同。（6）“列住”为“往则”之误。（7）“辟”通“ ”。（8）“王”为“士”字之误。下同。（9）“且不一著何”当作“且一不著何”。“一”疑为“以”字之误。（10）“古”为“今”字之误。（11）“葆”通“保”。（12）“萌”通“氓”。（13）“罢”为“披”之假借字。（14）“内”为“舟”字之误。（15）“盖”通“盍”。
　　

［白话］
　　墨子说道：“现在的王公大人掌握着国家大政的，如果确实希望毁誉精审，赏罚恰当，刑罚施政没有过失，……”所以墨子说：“古时有这样的话：'如果谋虑不到，就根据过去推知未来，根据明显的事推知隐微。’像这样谋虑，则所谋必得。”
　　现在假如军队出征，冬天行军害怕寒冷，夏天行军害怕暑热，这就是不可在冬、夏二季行军的了。一到春天，就会荒废百姓翻耕种植；在秋天，就会荒废百姓收获聚藏。现在荒废了一季，那么百姓因饥寒而冻饿死的，就多得数不胜数。我们现在试着计算一下：出兵时所用的竹箭、羽旄、帐幕、铠甲、大小盾牌和刀柄，拿去用后弊坏腐烂得不可返回的，又多得数不胜数；再加上戈矛、剑戟、兵车，拿去用后破碎弊坏而不可返回的，多得数不胜数；牛马带去时都很肥壮，回来时全部瘦弱，至于去后死亡而不能返回的，多得数不胜数；战争时因为道路遥远，粮食的运输有时中断不继，百姓因而死亡的，也多得数不胜数；战争时人民居处都不安定，饥饱没有节制，老百姓在道路上生病而死的，多得数不胜数；丧师之事多得数不胜数，军士因而阵亡的更是无法计算，鬼神因此丧失后代祭祀的，也多得数不胜数。
　　国家发动战争，剥夺百姓的财用，荒废百姓的利益，象这样多，然而又为什么还去做这种事呢？（他们）回答说：“我贪图战胜的声名，和所获得的利益，所以去干这种事。”墨子说：“计算他自己所赢得的胜利，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计算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反而不如他所失去的多。”现在进攻一个三里的城和七里的郭，攻占这些地方不用精锐之师，且又不杀伤人众，而能白白地得到它吗？杀人多的必以万计，少的必以千计，然后这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才能得到。现在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虚邑数以千计，不胜其驻入；广阔平衍之地数以万计，不胜其开辟。既然如此，那可见土地是他所有余的，而人民是他所不足的。现在尽让士兵去送死，加重全国上下的祸患，以争夺一座虚城，则是摈弃他所不足的，而增加他所有余的。施政如此，不是治国的要务呀！
　　为攻战辩饰的人说道：“南方如楚、吴两国之王，北方如齐、晋两国之君，它们最初受封于天下的时候，土地城郭方圆还不到数百里，人民的总数
　　还不到数十万。因为攻战的缘故，土地扩充到数千里，人口增多到数百万。所以攻战是不可以不进行的。”墨子说道：“即使有四、五个国家因攻战而得到利益，也还不能说它是正道。好象医生给有病的人开药方一样，假如现在有个医生在这里，他拌好他的药剂给天下有病的人服药。一万个人服了药，若其中有四、五个人的病治好了，还不能说这是可通用的药。所以孝子不拿它给父母服用，忠臣不拿它给君主服用。古时在天下封国，年代久远的可由耳目所闻，年代近的可由亲眼所见，由于攻战而亡国的，多得数都数不清。”因何知道如此呢？东方有个莒ju国，这国家很小，而处于（齐、越）两个大国之间，不敬事大国，也不听从大国而唯利是好，结果东面的越国来侵削他的疆土，西面的齐国兼并、占有了它。考虑莒国被齐、越两国所灭亡的原因，乃是由于攻战。即使是南方的陈国、蔡国，它们被吴、越两国灭亡的原因，也是攻战的缘故。即使北方的柤国、不屠何国，它们被燕、代、胡、貉灭亡的原因，也是攻战的缘故。所以墨子说道：“现在的王公大人如果确实想获得利益而憎恶损失，想安定而憎恶危险，所以对于攻战，是不可不责难的。”
　　为攻战辩饰的人又说：“他们不能收揽、利用他们的民众士卒，所以灭亡了；我能收揽、利用我们的民众士卒，以此在天下攻战，谁敢不投降归附呢？”墨子说道：“您即使能收揽、利用您的民众士卒，您难道比得上古时的吴王阖闾吗？”古时的吴王阖闾教战七年，士卒披甲执刃，奔走三百里才停止歇息，驻扎在注林，取道冥隘的小径，在柏举大战一场，占领楚国中央的都城，并使宋国与鲁国被迫来朝见。及至吴夫差即位，向北攻打齐国，驻扎在汶上，大战于艾陵，大败齐人，使之退保泰山；向东攻打越国，渡过三江五湖，迫使越人退保会稽，东方各个小部落没有谁敢不归附。战罢班师回朝之后，不能抚恤阵亡将士的遗族，也不施舍民众，自恃自己的武力，夸大自己的功业，吹嘘自己的才智，怠于教练士卒，于是建筑姑苏台，历时七年，尚未造成，至此吴人都有离异疲惫之心。越王勾践看到吴国上下不相融洽，就收集他的士卒用以复仇，从吴都北郭攻入，迁走吴王的大船，围困王宫，而吴国因这灭亡。从前晋国有六位将军，而其中以智伯为最强大。他估量自己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想要跟诸侯抗衡，以为用攻战的方式取得英名最快，所以指使他手下的谋臣战将，排列好兵船战车士卒，以之攻打中行氏，并占据其地。他认为自己的谋略已经高超到极点，又去进攻范氏，并大败之，合并三家作为一家却还不肯罢手，又在晋阳围攻赵襄子。到此地步，韩、魏二家也互相商议道：“古时有话说：'唇亡则齿寒。’赵氏若在早晨灭亡，我们晚上将随之；赵氏若在晚上灭亡，我们早晨将随之。古诗说：'鱼在水中不快跑，一旦到了陆地，怎么还来得及呢？’”因此韩、魏、赵三家之主，同心戮力，开门清道，令士卒们穿上铠甲出发，韩、魏两家军队从外面，赵氏军队从城内，合击智伯。智伯大败。
　　所以墨子说道：“古时有话说：'君子不在水中照镜子，而是以人作镜子。在水中照镜，只能看出面容；用人作镜，则可以知吉凶。’现在若有人以为攻战有利，那么何不以智伯失败的事作借鉴呢？这种事的不吉而凶，已经可以知道了。”

十九　　非攻下

【原文】：

二十　　节用上

 【原文】：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2），其兴利多矣！
　　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yu寒，夏以圉yu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凊者，芊芊（3）；不加者，去之。其为宫室何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芊■；不加者，去之。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芊■；不加者，去之。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芊■；不加者，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圣王既没，于民次也（4），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5），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而字（6），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为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且不然已！
　　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 橐（7），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此不令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数术而起与？圣人为政特无此。不圣人为政（8），其所以众人之道，亦数术而起与？
　　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注释］
　　（1）节用是墨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墨子认为，古代圣人治政，宫室、衣服、饮食、舟车只要适用就够了。而当时的统治者却在这些方面穷奢极欲，大量耗费百姓的民力财力，使人民生活陷于困境。甚至让很多男子过着独身生活。因此，他主张凡不利于实用，不能给百姓带来利益的，应一概取消。本篇原有三篇。（2）“德”通“得”。（3）“芋■”疑为“芊诸”之误。下同。（4）“次”通“恣”。（5）“践”当为“翦”，减的意思。（6）字：生子。（7）“侵就 橐”应作“侵掠俘虏。”（8）“不”为“夫”字之误。
　　

［白话］
　　圣人在一国施政，一国的财利可以加倍增长。大到施政于天下，天下的财利可以加倍增长。这种财利的加倍，并不是向外掠夺土地；而是根据国家情况而省去无用之费，因而足以加倍。圣王施政，他发布命令、举办事业、使用民力和财物，没有不是有益于实用才去做的。所以使用财物不浪费，民众能不劳苦，他兴起的利益就多了。
　　他们制造衣裘是为了什么呢？冬天用以御寒，夏天用以防暑。凡是缝制衣服的原则，冬天能增加温暖、夏天能增加凉爽，就增益它；（反之，）不能增加的，就去掉。他们建造房子是为了什么呢？冬天用以抵御风寒，夏天用以防御炎热和下雨。有盗贼（侵入）能够增加防守之坚固的，就增益它；
　　（反之，）不能增加的，就去掉。他们制造铠甲、盾牌和戈矛等五种兵器是为了什么呢？用以抵御外寇和盗贼。如果有外寇盗贼，拥有铠甲、盾牌和五兵的就胜利，没有的就失败。所以圣人制造铠甲、盾牌和五兵。凡是制造铠甲、盾牌和五兵，能增加轻便锋利、坚而难折的，就增益它；不能增加的，就去掉。他们制造车、船是为了什么呢？车用来行陆地，船用来行水道，以此沟通四方的利益。凡是制造车、船的原则，能增加轻快便利的，就增益它；不能增加的，就去掉。凡是他们制造这些东西，无一不是有益于实用才去做的。所以用财物不浪费，民众不劳乏，他们兴起的利益就多了。又去掉王公大人所爱好搜集的珠玉、鸟兽、狗马，用来增加衣服、房屋、兵器、车船的数量，使之增加一倍，这也是不难的。什么是难以倍增的呢？只有人是难以倍增的。然而人也有可以倍增的办法。古代圣王制订法则，说道：“男子年到二十，不许不成家，女子年到十五，不许不嫁人。”这是圣王的法规。圣王既已去世，听任百姓放纵自己，那些想早点成家的，有时二十岁就成家，那些想迟点成家的，有时四十岁才成家。拿早的与晚的相减，与圣王的法则差了十年。如果婚后都三年生一个孩子，就可多生两、三个孩子了。这不是使百姓早成家可使人口倍增吗？然而（现在执政的人）不这样做罢了。
　　现在执政的人，他们使人口减少的缘故很多。他们使百姓劳乏，他们收重的税收。百姓因财用不足而冻饿死的，不可胜数。而且大人们兴师动众去攻打邻国，时间久的要一年，快的要数月，男女夫妇很久不相见，这就是减少人口的根源。再加上居住不安定，饮食不按时，生病而死的，以及被掳掠俘虏。攻城野战而死的，也不可胜数。这是不善于治政的人使人口减少的缘故，（即他们自己）采取多种手段而造成的吧！圣人施政绝对没有这种情况，圣人施政，他使人口众多的方法，也是多种手段造成的。
　　所以墨子说：“除去无用的费用，是圣王之道，天下的大利呀。”

二十一　　节用中

 【原文】：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1），殁世而不卷（2）。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3），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逮至其厚爱，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土塯，啜于土形（4），斗以酌，俯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
　　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 之衣，轻且暖；夏服 绤之衣，轻且凊，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日带剑，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甲为衣，则轻且利，动则兵且从（5），此甲之利也。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利为舟楫，足以将之，则止。虽上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饰，此舟之利也。
　　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
　　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圣王虑之，以为堀穴，曰：冬可以避风寒，逮夏，下润湿上熏烝，恐伤民之气，于是作为宫室而利。然则为宫室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6），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
　　

［注释］
　　（1）“餍”通“厌”。（2）“卷”为“倦”。（3）“鞼”为“■”之假借字。“匏”为“鲍”之假借字。（4）“土形”即“土铏”。（5）“兵”为“弁”字之误，为“便”字之音借。（6）“蠲”通“涓”。
　　

［白话］
　　墨子说道：“古代的明王圣人所以能统一天下、长于诸侯的原因，是他们爱护百姓确实尽心，利于百姓确实丰厚，忠信结合，又把利益指示给百姓。所以（他们）终身对此都不满足，临死前还不厌倦。古代的明王圣人所以能统一天下、长于诸侯的原因，即在于此。”
　　所以古代圣王定下节用的法则是：“凡是天下百工，如造轮车的、制皮革的、烧陶器的、铸金属的、当木匠的，使各人都从事自己所擅长的技艺，只要足以供给民用就行。”而那种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有利于民用的，圣王都不做。
　　古代圣王制定饮食的法则是：“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手脚，耳聪目明就行了。不穷极五味的调和与气味芳香，不招致远国珍贵奇怪的食物。”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古时尧帝治理天下，南面安抚到交阯，北面降服到幽都，东面直到太阳出入的地方，没有谁敢不归服的。及至他最喜爱的（食物），
　　饭食没有两种，肉食不会重复，用土镏吃饭，用土铏喝汤，用木勺饮酒，对俯仰周旋等礼仪，圣王不去做。
　　古代圣王制定做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的天青色的衣服，轻便而又暖和；夏天穿细葛或粗葛布的衣服，轻便而又凉爽，这就可以了。其他种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加利于民用的，圣王不去做。
　　古代圣王因为看到凶禽狡兽残害人民，于是教导百姓带着兵器走路。每日带着剑，用剑刺则能刺入，用剑砍则能砍断，剑被别的器械击了也不会折断，这就是剑的好处。铠甲穿在身上，轻巧便利，行动时方便又顺意，这是甲衣的好处。用车子载得重行得远，乘坐它很安全，拉动它也便利，安稳而不会伤人，便利而能迅速到达，这是车子的好处。古代圣王因为大河宽谷不能渡过，于是制造船桨，足以行驶，就可以了。即使上面的三公、诸侯到了，船桨也不加更换，掌渡人也不加装饰。这是船的好处。
　　古代圣王制定节葬的法则是：“衣三件，足够使死者骸骨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厚，足够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掘墓穴，深到不及泉水，又不至使腐气散发于上，就行了。”死者既已埋葬，生者就不要长久服丧哀悼。
　　古代人类产生之初，还没有宫室的时候，依着山丘挖洞穴而居住。圣人对此忧虑，认为挖的洞穴虽然冬天可以避风寒，但一到夏天，下面潮湿，上面热气蒸发，恐怕伤害百姓的气血，于是建造房屋来便利（他们）。既然如此，那么建造宫室的法则应该怎样呢？墨子说道：“房屋四边可以抵御风寒，屋顶可以防御雪霜雨露，屋里清洁，可供祭祀，壁墙足以使男女分别生活，就可以了。其他各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加有利于民用的，圣王不去做。”

二十二　　节用下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2）。”今孝子之为亲度也，将奈何哉？曰：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也，亦有力不足，财不赡，智不智（3），然后已矣。无敢舍馀力，隐谋遗利，而不为亲为之者矣。若三务者，孝子之为亲度也，既若此矣。虽仁者之为天下度，亦犹此也。曰：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亦有力不足，财不赡，智不智，然后已矣。无敢舍馀力，隐谋遗利，而不为天下为之者矣。若三务者，此仁者之为天下度也，既若此矣。
　　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则姑尝传而为政乎国家万民而观之（4）。计厚葬久丧，奚当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此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仁者将兴之天下，谁贾而使民誉之，终勿废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理乱乎！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将求除之天下，相废而使人非之，终身勿为。且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国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
　　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将犹多皆疑惑厚葬久丧之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则姑尝稽之，今虽毋法执厚葬久丧者言，以为事乎国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5）、鼎鼓、几梴（6）、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7）。若送从（8），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曰：哭泣不秩（9），声翁，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10），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　。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11）；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
　　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众人民，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饥约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12），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众，譬犹使人负
　　剑而求其寿也。众之说无可得焉。
　　是故求以众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法若言，行若道：使为上者行此，则不能听治；使为下者行此，则不能从事。上不听治，刑政必乱；下不从事，衣食之财必不足。若苟不足，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13）；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则无衣也，入则无食也，内续奚吾（14），并为淫暴，而不可胜禁也。是故盗贼众而治者寡。夫众盗贼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犹使人三睘而毋负已也（15）。治之说无可得焉。
　　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是故昔者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是故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积委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无积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调和，是故大国耆攻之。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无以为积委也；若苛寡，是城郭、沟渠者寡也；若苟乱，是出战不克，入守不固。
　　此求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粢盛酒醴不净洁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乱，是祭祀不时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从上抚之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无择也。”则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厉之祸罚而弃之，则岂不亦乃其所哉！
　　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16），则止矣。”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
　　今执厚葬久丧者之言曰：“厚葬久丧，虽使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然此圣王之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衣衾三领，穀木之棺，葛以缄之，既■而后哭（17），满坎无封。已葬，而牛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穀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坎，土地之深（18），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馀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岂忧财用之不足哉！以为如此葬埋之法。”
　　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则异于此。必大棺、中棺，革阓三操（19），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20）、舆马、女乐皆具，曰：必捶■差通，垄虽凡山陵（21）。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其为毋用若此矣。
　　是故子墨子曰：“乡者（22），吾本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计厚葬久丧，请可以富贫、众寡（23）、定危、治乱乎？则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若人厚葬久丧，实不
　　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则非仁也，非义也，非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国家，甚得贫焉；欲以众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乱焉；求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祸焉。上稽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而政逆之（24）；下稽之桀、纣、幽、厉之事，犹合节也。若以此观，则厚葬久丧，其非圣王之道也。”
　　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子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哉（25）？”子墨子曰：“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26）。”昔者越之东，有輆沭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国者（27），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国者观之，则亦犹薄矣；若以中国之君子观之，则亦犹厚矣。如彼则大厚，如此则大薄，然则埋葬之有节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于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28），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29），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30）。”
　　

［注释］
　　（1）节葬是墨子针对当时统治者耗费大量钱财来铺张丧葬而提出的节约主张。墨子认为，厚葬久丧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而且还使人们无法从事生产劳动，并且影响了人口的增长。这不仅对社会有害，而且也不符合死者的利益和古代圣王的传统，因而必须加以废止。本篇原有三篇，现存一篇。（2）“辟”通“譬”。（3）第二个“智”通“知”。下同。（4）“传”为“傅”字之误，铺展。（5）“屋”通“幄”。（6）“梴”同“筵”。（7）“满意”与“懑抑”同音义通。（8）“送”为“殉”字之误。（9）“秩”为“迭”之假借字。（10）“陬”即“皱”。（11）“扶”为“覆”之假借字。（12）“仞”为“忍”字之假借字。下同。（13）第一个“弟”通“悌”。（14）“内续奚吾”为“内积謑诟”之误。（15）“睘”同“还”。（16）“参”同“叁”。（17）“■”为“窆”的借音字。（18）“土”为“掘”字之误。（19）“阓”为“鞼”之假借字。“操”为“累”之误。（20）“大鞅万领”疑为“衣衾万领”之误。（21）“虽”为“雄”字之误。“凡”为“兄”字之误，即“况”。（22）“乡”通“向”。（23）“请”通“诚”。（24）“政”通“正”。（25）“择”为“释”字之误。（26）“义”为“宜”。（27）“炎”为“啖”字之误。（28）“菹”通“沮”。（29）“反”通“返”。（30）“此者”应为“者此”。
　　

［白话］
　　墨子说道：“仁者为天下谋划，就象孝子给双亲谋划一样没有分别。”现在的孝子为双亲谋划，将怎么样呢？即是：双亲贫穷，就设法使他们富裕；人数少了，就设法使其增加；人多混乱，就设法治理。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有力量不足、财用不够、智谋不足知，然后才罢了的。但没有人敢于舍弃余力，隐藏智谋、遗留财利，而不为双亲办事的。

      象上面这三件事，孝子为双亲打算，已经如此了。即使仁者为天下谋划，也像这样。即是：天下贫穷，就设法使之富足；人民稀少，就设法使之增多；人多混乱，就设法治理。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有力量不足、财用不够、智力不足知，然后才罢了的。但没有人敢舍弃余力、隐藏智谋、遗留财利，而不为天下办事的。象上面这三件事，仁者为天下谋划，已经如此了。
　　到了往古三代圣王已死的今天，天下丧失了义。后世的君子，有的以厚葬久丧为仁、义，是孝子（应该做）的事；有的以厚葬久丧为不仁、不义，不是孝子（应该做）的事。这两种人，言论相攻，行为相反，都说：“我是上法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大道。”但是（他们）言论相攻，行为相反，于是乎后世的君子都对二者的说法感到疑惑。如果一旦对二人的说法感到疑惑，那么姑且试着把他们的主张广泛地实施于治理国家和人民，从而加以考察，衡量厚葬久丧在哪一方面能符合（“富、众、治”）三种利益。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计谋，若厚葬久丧确实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可以使危者安、乱者治，这就是仁的、义的，是孝子应做的事，替人谋划者不能不勉励（他）去做。仁者将谋求在天下兴办它，设法宣扬而使百姓赞誉它，永不废弃。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计谋，若厚葬久丧确实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不可以使危者安、乱者治，这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替人谋划者不能不阻止他去做。仁者将谋求在天下除掉它，相互废弃它，并使人们非难它，终身不去做。所以说兴起天下的大利，除去天下的公害，而使国家百姓不能得到治理的，从古至今还不曾有过。
　　从何知道是这样呢？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对于厚葬久丧的是非利害，大多疑惑不定。所以墨子说道：“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姑且来考察一下现在效法执行厚葬久丧之人的言论，用以治理国家。”这种情况存在于王公大人有丧事者的家中，则说棺木必须多层，葬埋必须深厚，死者衣服必须多件，随葬的文绣必须繁富，坟墓必须高大。（这种情况）存在于匹夫贱民的家中，（则他们）也必竭尽家产。诸侯死了，使府库贮藏之财为之一空，然后将金玉珠宝装饰在死者身上，用丝絮组带束住，并把车马埋藏在圹穴中，又必定要多多制造帷幕帐幔、钟鼎、鼓、几筵、酒壶、镜子、戈、剑、羽旄、象牙、皮革，置于死者寝宫而埋掉，然后才满意。至于殉葬，天子、诸侯死后所杀的殉葬者，多的数百，少的数十；将军、大夫死后所杀的殉葬者，多的数十，少的数人。
　　居丧的方法，又将怎么样呢？即是：哭泣无时，不相更代，披缞系绖，垂下眼泪，住在（守丧期所住的）倚庐中，睡在草垫上，枕着土块。又竞相强忍着不吃而任自己饥饿，衣服穿得单薄而任自己寒冷。使自己面目干瘦，颜色黝黑，耳朵不聪敏，眼睛不明亮，手足不强劲，（因之）不能做事情。又说：上层士人守丧，必须搀扶才能起来，拄着拐杖才能行走。按此方式生活三年。假若效法这种言论，实行这种主张，使王公大人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上早朝；（使士大夫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治理五官六府、开辟草木荒地和使仓库粮食充实；使农夫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早出晚归，耕作种植；使工匠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修造船、车，制作器皿；使妇女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早起晚睡，去纺纱绩麻织布。仔细计算厚葬之事，实在是大量埋掉钱财；计算长久服丧之事，实在是长久禁止人们去做事。财产已形成了的，掩在棺材里埋掉了；丧后应当生产的，又被长时间禁止。用这种
　　做法去追求财富，就好象禁止耕田而想求收获一样。
　　所以，（用厚葬久丧）要使国富家足，既已不可能了。而要以此使人民数量增加，或许可以吧？（然而）这种说法又是不行的。现在以厚葬久丧的原则去治理国家，国君死了，服丧三年；父母死了，服丧三年，妻与嫡长子死了，又都服丧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自己的众庶子死了服丧一年；近支亲属死了服丧五个月；姑父母、姐姐、外甥、舅父母死了，服丧都有一定月数，那么，丧期中的哀毁瘦损必定有制度规定了。使（自己）面目干瘦，颜色黝黑，耳朵不聪敏，眼睛不明亮，手足不强健，因之不能做事情。又说：上层士人守丧，必须搀扶才能站起，拄着拐杖才能行走。按此方式生活三年。假如效法这种言论，实行这种主张，则他们饥饿缩食，又象这样了。因此百姓冬天忍不住寒冷，夏天忍不住酷暑，生病而死的，不可胜数。这样就会大量地损害男女之间的交媾。以这种做法追求增加人口，就好像使人伏身剑刃而寻求长寿。人口增多的说法已不可实现了。
　　所以追求使人口增多，既已不可能了。而想以此治理刑事政务，也许可以吧？这种说法又是不行的。现在以厚葬久丧的原则治理政事，国家必定会贫穷，人民必定会减少，刑政必定会混乱。假如效法这种言论，实行这种主张，使居上位的人依此而行，就不可能听政治国；使在下位的人依此而行，就不可能从事生产。居上位的不能听政治国，刑事政务就必定混乱；在下位的不能从事生产，衣食之资就必定不足。假若不足，做弟弟的向兄长求索而没有所得，不恭顺的弟弟就必定要怨恨他的兄长；做儿子的求索父母而没有所得，不孝的儿子就必定要怨恨他的父母；做臣子的求索君主而没有所得，不忠的臣子就必定要叛乱他的君上。所以品行淫邪的百姓，出门就没有衣穿，回家就没有饭吃，内心积有耻辱之感，一起去做邪恶暴虐之事，多得无法禁止。因此盗贼众多而治安好的情况减少。倘使盗贼增多而治安不善，用这种做法寻求治理。就好象把人多次遣送回去而要他不背叛自己。（厚葬久丧）而使国家治理的说法已是不可实现了。
　　所以追求使刑政得治，既已不可能了。而想以此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许还可以吧？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从前的圣王已离开人世，天下丧失了正义，诸侯用武力征伐。南边有楚、越二国之王，北边有齐、晋二国之君，这些君主都训练他们的士卒，用以在天下攻伐兼并、发令施政。大凡大国不攻打小国的缘故，是因为小国积贮多，城郭修固，上下和协，所以大国不喜欢攻打它们。如果小国没有积贮，城郭不修固，上下不和协，所以大国就喜欢攻打它们。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会贫穷，人民必定会减少，刑事政务必定会混乱。如果国家贫穷，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积贮；如果人口减少，这样修城郭、沟渠的人就少了；如果刑政混乱，这样出战就不能胜利，入守就不能牢固。
　　用厚葬久丧寻求禁止大国攻打小国，既已不可能了。而想用它求得上帝、鬼神赐福，也许可以吧？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贫穷，人民必定减少，刑法政治必定混乱。如果国家贫穷，那么祭祀的粢盛酒醴就不能洁净；如果人民减少，那么敬拜上帝、鬼神的人就少了；如果刑政混乱，那么祭祀就不能准时了。现在又禁止敬事上帝鬼神。象这样去施政，上帝、鬼神便开始从天上发问说：“我有这些人和没有这些人，哪样更好呢？”然后说：“我有这些人与没有这些人，没有区别。”那么，即使上帝、鬼神给他们降下罪疠祸罚而抛弃他们，难道不也是应得的吗？
　　所以古代圣王制定埋葬的原则，即是：棺木三寸厚，足以让尸体在里面腐烂就行；衣衾三件，足以掩盖可怕的尸形就行。及至下葬，下面不掘到泉水深处，上面不使腐臭散发，坟地宽广三尺，就够了。死者既已埋葬，生人不当久哭，而应赶快就业，人人各尽所能，用以交相得利。这就是圣王的法则。
　　现在坚持厚葬久丧主张的人说道：“厚葬久丧即使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然而这是圣王之道。”墨子说：“不然。从前尧去北方教化八狄，在半路上死了，葬在蛩山的北侧。用衣衾三件，用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棺材已入土后才哭丧，圹穴填平而不起坟。葬毕，可以在上面放牧牛马。舜到西方教化七戎，在半路上死了，葬在南己的市场旁，衣衾三件，以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葬毕，市人可以照常往来于上。大禹去东方教化九夷，在半路死了，葬在会稽山上，衣衾三件，用桐木做三寸之棺，用葛藤束住，虽然封了口但并不密合。凿了墓道，但并不深，掘地的深度下不及泉，上不透臭气。葬毕，将剩余的泥土堆在上面，坟地宽广大约三尺，就行了。如果照这三位圣王来看，则厚葬久丧果真不是圣王之道。这三王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难道还怕财用不够吗？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葬埋的法则。”
　　现在王公大人们葬埋，则与此不同了。（他们）必定要用外棺和内棺，并以饰有文彩的皮带再三捆扎，宝璧宝玉既已具备，戈、剑、鼎、鼓、壶、镜、纹绣、白练、衣衾万件、车马、女乐都具备了。还必须把墓道捶实、涂饰好，坟墓雄伟可比山陵。这样荒废人民的事务，耗费人民的资财，多得不可胜数。这厚葬久丧竟如此毫无用处。
　　所以墨子说：“过去，我本来说过：假使效法这种言论，采用这种谋议，计算厚葬久丧，若确实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那就是仁的、义的、孝子应做的事。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勉励他这样做。假使效法这种言论，采用这种谋议，若人们厚葬久丧，确实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那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阻止他这样做。所以，寻求以这种说法使国家富足而只能得到更加贫困，想以它增加人民而只能得到更加减少，想用它使刑政治理而只能得到更加混乱，想用它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已经办不到，想用它求取上帝鬼神的赐福反而又只能得祸。我们就上从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来考察它，正好与之相反；就下从桀、纣、周幽王、周厉王之事来考察它，倒是符节相合。照这看来，则厚葬久丧当不是圣王之道。”
　　现在坚持厚葬久丧的人说道：“厚葬久丧若果真不是圣王之道，那怎么解释中原的君子（对它）行之不已、持而不释呢？”墨子说道：“这就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从前，越国的东面有个輆沭国，人的头一个孩子出生后就肢解吃掉，称这种做法为“宜弟”。人的祖父死后，背着祖母扔掉，说：“鬼妻不可与住在一起。”这种做法上面持以施政，下面习以为俗，行而不止，持而不释。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楚国的南面有个啖人国，此国人的双亲死后，先把肉刳下来扔掉，然后再埋葬骨头，才能成为孝子。秦国的西面有个仪渠国，此国人的双亲死后，聚积柴薪把他烧掉。把烟气上升说成是死者“登仙”，然后才能成为孝子。上面以这种做法作为国政，下面以之作为风俗，行之不已，持而不释，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如果从
　　这三国的情况来看，那么人们对葬丧也还是很微薄的，而从中原君子的情况来看，则又还是很厚重的。象这样太厚，象那样又太薄，既然如此，那么葬埋就应当有节制。所以，衣食是人活着时利益之所在，然而犹且崇尚节制；葬埋是人死后的利益之所在，为何独不对此加以节制呢？（于是）墨子制定葬埋的法则说：“棺材厚三寸，衣衾三件，足以使死者的骨肉在里面朽烂。掘地的深浅，以下面没有湿漏、尸体气味不要泄出地面上为度。坟堆足以让人认识就行了。哭着送去，哭着回来。回来以后就从事于谋求衣食之财，以助给祭祀之用，向双亲尽孝道。”所以说，墨子的法则，不损害生和死两方面的利益，即此之故。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内心确实想行仁义，追求做上士，上想要符合圣王之道，下想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所以就应当对以节葬来行政的道理，不可不加以考察。”就是这个道理。